王军涛：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

就是这四种道路在「竞争」中国的前途。

当然还有一种「激进主义」的，恨不得就是把所有现在文明建设都砸烂丶销毁这麽一个报复性的心理。

但是决定中国「转型」是什麽呢？并不是像中国某些学者说的什麽经济呀丶社会呀丶文化条件，这些东西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已经全部否定掉的。这个东西或许对「转型」成功的概率有影响，但是不决定一个国家是不是「转型」，也不决定这个国家「转型」是不是成功，就像你谈「市场机制」需要什麽条件，你在「转型」发生之前不知道他是成功还是失败一样。那麽在这里面真正起作用就是政治「搏弈」，就是说参与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各种力量，他们想要什麽制度？他们之间是怎麽「交手」的？在这个「交手」过程中互相的战略、策略是什麽？怎麽去赢得大衆支援的？

我觉得按照第三波的民主化规律来看，一般的「转型」规则是这样，当一个「危权政体」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那麽这些问题会引起社会上的精英的焦虑不安和他强烈的反抗，在这种反抗中间，朝廷发生了分化，一部份温和派主张用改革开放的态度，而且温和的态度来对待不同的意见，还有一部份鹰派就主张采取镇压的方式。

另一方面在民间精英中的反对派，他也有两种路线，一种是采取激进的方式，彻底摧毁现有的权力结构，另一种主张去由回应这个权力结构中的要求改革愿望，这是比较主流性的一个看法，那麽在形成这种互动过程中，一个和平开放「转型」的过程，应该是在朝廷中的温和派和民间运动中的理性派进行良性互动，导致一个和平开放「转型」。

但是，这样一个「转型」没有在中国发生，因爲这种「转型」一般来讲，认爲有三个契机，第一个契机就是战败，就是你在军事上失败，比如说像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被打败，你战败了，你就改革了。还有一个就是经济上的失败和治理的失败，像第三世界国家很多起诉於「石油危机」之後，导致经过一串的连锁反应之後，导致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财政几乎的破産，这时候世行迫使他们经济改革之後，然後就发展成政治改革，再加上西方社会中影响。还有一种是继承危机，就是当这个最高权力出现继承之後，就要进行争夺权力。

在这个解释模型中，不假定你对民主有偏爱，不论是民间还是执政者，只假定你是理性的，想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就是你在历史上想变得更重要，这一点就可以导致他之间的互动作用，把这个社会的主流逼上一个民主化「转型」的道路上去，他有一套解释机制。

但这个事情没有在中国发生，一九九七年邓小平死的时候，中国的所有问题都非常严重，就是我们说的能够在别的国家导致「转型」的问题都很严重，但是中国没有发生「转型」。原因很简单，这还不是在华侨中，就是在中国大陆精英中，刚才王天成先生讲到的那种「保守政治心态」，你看在所有国家导致该「转型」的，存在这麽多问题的，跑到中国精英那去成爲不能「转型」的理由，担心一「转型」就崩溃了！你再看当苏东垮台的时候，别的国家知识界的和精英都觉得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精英却普遍得出结论，千万别「转型」，那个转型要一发生的话，真是灾难！这样一个保守心态就使得中国在二十世纪最後的时候，痛失和平「转型」的良机。

往下走，我觉得中国精英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保守心态，它中间有几个思路，昨天有个朋友讲到了，像萧功秦先生认爲，浪漫的理想主义导致了中国八十年代的精英主张「转型」者。昨天，我们也有朋友讲到，在八十年代，比如谈到像新闻界，也有一个浪漫的理性，其实我觉得那种理性是常识理性，谈不上浪漫主义。你真的看一看，你把美国的新闻记者丶美国的学者与中国的学者、中国的新闻记者比一下，人家在强调专业素质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放弃对美好社会的追求，而且人家在强调专业的时候，首先警惕的就是对政府的暴力，政府的滥用权力，其次才是民间的非理性。但是中国全反过来，全是在政府多荒唐、多霸道时，他不管。他天天在讲对民间的非理性和暴力倾向的这种忧郁和顾虑，以至於还杜造出一个「和平渐进」转型的「乌托邦」神话。这里最大的一点问题是什麽呢？就是对大规模政治风潮的那种反感，一种惧怕！

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转型」不伴随大规模的政治风潮！他们不说英国道路那些内战。我们就说那几次内战，第一个国王头是被砍了，而那个「光荣革命」是国王跑了，不跑可能照砍他的脑袋，因爲他是有通敌罪嫌疑啊，他要不跑呀，照砍他的脑袋。後来英国人在国内最讲道理的那个时候呢，他们在海外打遍了全世界，他讲道理的前提是，你讲理我讲理，你不讲理我马上就打，只要你回头来讲理我就再跟你讲理，你看「鸦片战争」就是这样，我先跟你讲理，你不讲理，我就打，打完之後你愿意讲理我就谈一会。当然那个时候中国还不会用这些讲理的机会，其实这个赔款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你是可以在英国起诉它这个政府的。我们後来在「八国联军」时，就是这麽正式起诉了美国了，然後吐出了一些钱，就搞「庚子赔款」。吐一笔钱，资助了我们去搞那个留学生计划，後来我们就在这计划中培养出了人才。据说，两弹一艇的人才都与这个计划有关。

我想讲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看，绝不是八十年代的知识份子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性，其实是现在的中国的精英，普遍的相信一种和平「转型」的「乌托邦」神话，没有一个国家「转型」是像他们这样想象的，像一个社会整齐的迈着步伐，通过精心设计的路，统治者有一个什麽善意，然後「转型」。不是的！所有的「转型」，你看研究「转型」的书，你看那些「转型」的故事，即使卡洛斯国王在西班牙发动的「转型」，国王发动的「转型」，它都是伴随着大规模政府风潮的。

这里面还有两个「盲点」，第一个「盲点」就是对於中囯共产党在一九八九年之後，重建了这一套全能主义的控制机制在中国现实中，估计不足。真的按政体划分的话，中国现在的控制机制绝不亚於希特勒时期，那就还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不都是共产党把经济都公有化了，最早的极权主义也是「私有制」，承认「私有制」的基础上，只是说不允许政治上挑战统治者。还有一个盲点就是好像中国有个「公民社会」，我讲「公民社会」在西方世界的基本概念是人民可以自由地结社，中国就没有什麽「结社权」，就不允许在共产党之外産生一个有组织的力量，怎麽可能有什麽「公民社会」呢？最早西方给公民社会概念作评论，就说东欧的知识份子拿它来说事，是来给自己做个逃避场所，一方面保持自己良心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没有能力去挑战那个极权的时候，给自己搞一个「藏身所」，良心上搞一个「藏身所」。还有盲点就是执政者的什麽理性，还有在绝对主义的共产党统治下讲宪政，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胡说八道，从原来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别的国家借的一些概念，然後就修理和压榨现实，找出一些现象，证明自己说的对，有的甚至到外国基金会拿一些钱，按照这种概念跟国外学者做一些合作，我们在国外做学问都是知道这些学者的，西方这些学者爲了发展自己的职业地位，非常的短视。

最後我想讲，如果中国真的想要走上一条正常的发展道路的话，必须要回归常识。这个还不是王天成先生所说的勇气，回归八十年代的勇气其实是回归常识，「英国革命」也罢丶「美国革命」也罢，都是在常识基础上展开的，那麽在这个常识的基础上呢，我们不能回避这个中国的改革。我自己认爲，中国改革比较好的路和改良的路就是，在一个公共事件出来之後，形成一种「公共危机」，人们认爲这种「公共危机」是因爲政府制度的问题，然後爆发大规模的政治风潮，在这个政治风潮撕裂了上层时，上层中开明的主张改革的，至少还有像赵紫阳那样不愿意用开枪方式把自己变成「千古罪人」，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能够站出来和民间力量结合，这样我们就能走向第三波民主化和平主义的改革道路，这叫和平开放「转型」，没有政治风潮就没有「转型」，别在那胡扯什麽跟统治者上个奏摺，在那儿秘密召见，就可以搞什麽改革。那种奏摺导致的改革，彼得大帝也罢丶什麽日本明治维新也罢丶德国也罢，都不是现实主义的思路，成功了也最後都是回归法西斯。

再一个就是，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如果中国的精英执意拒绝这条路的话，那就是革命和暴力。现在中国底层全社会暴力泛滥，其实我觉得，这正表明老百姓对维权哪、对渐进等等这些玩法已经不耐烦了，而现在这个框架也确实没办法消化中国存在的问题和解除他们的痛苦。

好了，我的时间到了，就到这儿。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简介】王军涛，北京人。17岁时，就因参加1976年的“四五运动”入狱。出狱後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原子核子物理专业。1979年主办《北京之春》杂志，担任副主编。1980年策划和推动首都高校学生竞选活动，并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获得北大选区第二名。八十年代中期参与创办民办独立思想智库-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1989年因召集各民间团体组成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而被通缉。1991年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3年。1994年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直接要求下，从关押地点直接送往美国。1997年获得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同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后获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宪政协进会理事长、中国司法观察顾问和“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联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