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时成为一个“政治民族”

甘阳  



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已为举世所瞩目，但中国在进入下一世纪时必将面临的关键考验或在于，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否成熟为韦伯（Max Weber）所谓的现代“政治民族”。本文将首先简略讨论“政治民族”的概念，以便指出，对中国政治改革方向和方案的讨论有必要从“政治民族”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加以考虑。
　　
　　１、何为政治民族
　　一个世纪前，韦伯对其自己的祖国德国从一个长期积弱的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欧洲经济大国曾深感忧虑，因为他认为，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political immatuarity），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韦伯终其一生惶惶不安的就是德意志民族无法走向“政治成熟”（Weber，Political Writings，１９９４）。韦伯的这一担忧事实上为德国日后的发展所证实：韦伯死后的德国“魏玛共和”今日几乎成为“政治不成熟”的同义词，其结果就是希特勒的上台以致战败后两德分裂，分别依附于美、苏。只是在冷战结束后，德意志民族才重获走向统一政治民族的机会，亦即从韦伯时代算起耽误了将近一百年。
　　韦伯的基本看法是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必然促成社会的高度分殊化（societal differentiation）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力倾向，因此现代政治的基本任务即在于如何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不然的话整个民族将出现只有社会离心力而无政治向心力、只有地方和集团利益而无民族利益的危险局面，其结果将是整个民族呈现分崩离析的状况。由此，落后民族经济崛起的背后所隐含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该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由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要把社会的所有人口都纳入一个统一的交换经济过程之中，韦伯认为能够适应这种“大众经济”过程的唯一政治机制只能是“大众民主”（mass democracy），亦即被纳入一个统一经济过程中的社会大众必须同时能参与到一个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这种以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来凝聚民族政治认同的民族就是现代“政治民族”。
　　
　　２、政治民族与大众民主
　　但在韦伯看来，落后民族与发达民族相比的最大差异之一恰恰就在于，落后民族从根本上是一个“非政治的民族”（unpolitical nation），亦即由于缺乏一套能够使全体国民都参与其中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大多数国民并不生活在本国政治之中，而是生活在本国政治之外。
　　
这样一种将大多数国民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机制，在韦伯看来只有在经济发展相当缓慢，社会尚未分殊化的状况下才有可能运作，因为在这种相对静止的社会状况下，社会整合主要依赖传统宗教和道德，政治则只是少数精英之间的权力平衡问题。但是一当现代经济加速发展，社会高度分殊化，这样一种将大多数国民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机制必将日益捉襟见肘。因为它事实上将无法解决如何将高度多元分化的社会利益纳入一个政治过程的问题。
　　韦伯由此认为不但德国容克式封建贵族政治注定要没落，而且老式的欧洲自由主义政治即英国式贵族自由政治同样注定没落，因为它们都把政治过程局限在一个特定社会集团之内，从而无法将已经进入历史舞台的“社会大众”整合到政治过程之中（英国本身从自由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始于１８６７年改革法案）。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韦伯强调经济发达民族必然是一个“政治民族”，亦即它必然也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国政治之中。这种适应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政治机制就是以“大众政党”（mass party）和全民普选为基本机制的“大众民主”。大众政党的特点即在于它的政治活动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集团之内，而是致力于沟通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不同地区的局部利益，从而凝聚对民族整体利益的社会共识，而定期性的全国大选机制则为利益千差万别以致彼此冲突的社会各阶层提供相互了解、谋求妥协的机会，从而有利于社会达成“随时调整的共识”（contingent consensus）。韦伯特别强调，选举政治发达的最深刻政治意义实际在于它使发达民族的国内政治过程具有一种全民政治教育的渗透力，亦即它使各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阶层、集团和地区同时具有对“全国性政治”（national politics）的基本意识，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全民政治教育机制，经济发达民族尽管社会利益高度分化，但国民们却具有“责任共担的习惯”（the habit of sharing responsibility）。从而使发达民族在本国内部具有落后民族望尘莫及的高度政治凝聚力。这就是“政治民族”与“非政治民族”的最根本差别。韦伯断言，现代民族的真正强盛必以“大众民主”为政治基础。
　　
　　３、政治市侩主义与政治不成熟
　　韦伯由此强调，发达民族与落后民族的根本差异并不仅仅在于“外在强盛”即经济、军事的发达，而且更在于“内在强盛”即国民通过政治参与而对本民族整体长期利益具有高度的政治认同感所形成的政治向心力。韦伯对德国的忧虑就在于，他认为德国尽管能在较短时间内经济崛起甚至给人以“外在强盛”的表象，但与此同时却是“一个全然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a nation entirely lacking in any kind of political education）。尤其是，一个落后民族走向“外在强盛”即经济崛起的过程，在韦伯看来决不意味着这个民族必然就在走向“内在强盛”，因为一国“内在强盛”的不发达并不是经济不发达的结果，而是政治不发达的结果；同理，一国内在强盛发达也并非经济发达就能自然形成，而是国民们只有在充分的政治参与中不断经受政治教育才能培养出来的一种基本政治素质。但落后民族的“政治不成熟”恰恰就在于它往往为追求“外在强盛”而压抑民族“内在强盛”的生长，亦即在经济崛起时社会的主导政治力量和新兴经济阶级往往都抱定韦伯所谓“鼠目寸光的法律与秩序市侩主义”（short-sighted law and order philistinism），即片面强调秩序和稳定而一再延误政治改革的时机。
　　韦伯认为这种“政治市侩主义”乃是“政治不成熟”的典型表现，他尤其强烈抨击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力图排斥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进入政治舞台是十足的“民主恐惧症”，认为这种“民主恐惧症”恰恰表明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不成熟”从而无法成为德国的“政治领导阶级”（事实上德国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排斥成为日后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原因）。这种“政治市侩主义”在韦伯看来是纯粹自欺欺人的慢性政治自杀主义，因为它导致的实际结果只能是，旧的政治机制每天都在加速衰败和死亡，新的政治机制却无从生长。长此以往，只能造成整个民族的政治机制日益萎缩，到最后恰恰只能导致法律与秩序的崩溃。
　　
　　４、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
　　中国在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后，社会分殊化的程度已相当之高而使中国在社会层面已具有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目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致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之间的利益都已有极大的差异、矛盾和冲突。所有这些不断增生中的新的社会差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事实上都突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高度分殊化发展后，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政治机制和政治过程来达成社会整合？
　　从本文的角度看，中国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已经历史性地提出了中国如何走向“政治民族”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中国必将呈现只有日益多分散的社会离心力，却无法通过一种制度化的全国性政治过程来整合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的状况。目前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十分盛行的各种“政治市侩主义 ”（political philistinism），适足延误中国走向政治成熟，从而已成为中华民族崛起为一个伟大政治民族的致命障碍。事实上，由于政治改革的一再延误，中国今日社会整合的机制和能力已相当脆弱，其集中表现就是日益突出的所谓“中央与地方”这一基本张力。这一张力的实质无非是，由于中国社会分殊化的高度发展，已使“中央”日感缺乏足够的权力基础来整合不同社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但是，从更深一层的角度看，中央权力基础不足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中国目前仍是一个“非政治民族”，亦即由于缺乏一套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其中的全国性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中国的中央政治权力事实上并无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亦即它无法象发达经济民族的中央权力那样可以诉诸全国性大选来直接取得社会大众的民意支持，从而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自身权力不容挑战的正当性基础（legitimacy）。
　　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在我看来由此也就是：如何使中国从目前的“非政治民族”状态走向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事实上是要解决重新奠定中央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问题，亦即使之能直接立足于以全国性大选为杠杆的大众民主基础之上。诚如韦伯早就深刻见出，社会经济发展越是多元分殊，中央权力就越有必要立足于全民直选，否则必处处受制于各种地方或集团利益。从这种意义上讲，在社会高度分殊化条件下，加强中央权力的最有效手段恰恰就是扩大大众民主。不妨说，无名无姓的社会大众乃是现代政治体制的“天子”，而扩大大众民主实无异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现代式！
　　事实上，发达经济民族加强中央权力的最主要制度化安排就是尽可能减少间接选举的层次而扩大直接选举，以确保最上层的中央权力具有比任何地方或集团势力更大的社会民众基础。例如美国宪法规定，联邦众议员不得由各州议会间接选举产生，而必须由各州人民直接选出；第十七条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规定，联邦参议员同样必须由各州人民直选产生，不能由各州议会间接选出；更重要的是，联邦党人在费城制宪会议经过长期讨论，最后决定美国总统不由众议院间接选出，而由全美人民另派代表直接选举产生，其中心考虑就是要使美国总统的权力基础直接来源于美国人民，并向全体美国人民直接负责。所有这些宪政安排都旨在使美国的联邦政府能将其权力正当性直接立足于最广大的民众基础之上，以确保联邦政府的权力基础绝对不受各州政治权力的挑战，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美国从一个松散的各州邦联最终成熟为一个统一的“政治民族”。
　　顺便应当指出，议会制与总统制尽管不同，但在诉诸全民直选以奠定中央权力正当性基础上则并无二致，事实上议会制国家在中央权力不足时最常采用的做法就是提前举行全国大选，以从社会大众的直接支持中获取新的权力正当性基础。
　　
　　５、现代政治社会的基础问题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本文的基本论点是认为，中国能否成熟为一个政治民族将主要取决于两个制度性的保障，即大众民主及以大众民主为正当性基础的中央权力之落实。这一论述方向与今日大多数人强烈主张“地方权力”的倾向多少有些背道而驰。但我以为，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今天讨论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展时，不能完全仅从目前的权益之计出发，而必须同时有基本政治理念的视野。与本文有关的一个基本政治哲学问题实际是：现代政治社会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重温美国建国时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争论是不无启发的。
　　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当时的全部论战实质上可归结为一点：反联邦党人主张政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地区共同体而非每一个人，因此主权在地区共同体。这一政治原则直接体现为１７８１年“邦联条款”的前言，即美国是由各州为单位所构成的“洲际联盟”（Uninion between the States）。相反，联邦党人的基本政治主张则是：现代“国家”的主权必须直接受自于作为个人的每一公民个体，而非来自于任何其他地方共同体，不管是省、市、乡、村。这一政治原则集中体现为美国联邦宪法的著名首句：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其根本重要性即在于，美国联邦作为一国政治社会，不再是由各地方共同体权威当局所组成，而是直接由作为个人的每一公民个体所组成。也因此，联邦中央政府乃是每一公民个人的直接代表，而非地方共同体当局们的仆人。
总之，以公民个体为政治社会之本，以统一宪法为民族国家之纲，就是联邦党人为美国民主筑下的基石。我以为这同样应成为今后中国民主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的组建原则从来是在中央集权制与区域寡头制之间来回摆动，从未以个人本位原则建立。如果说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曾以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这种大群体来取代个人独立与个人自由，那么近年来似乎不无另一种危险，即以“地方”这种次大群体再度障蔽了个体。似乎个体在一个较小群体中就必然比在一个较大群体中有更多的自由。这其实正是反联邦党人当年的最根本论证，即所谓“共同体越小，民主越易”。但联邦党人对现代民主的最大贡献恰恰就在于，他们彻底打破了民主只有在小国才有保障的西方传统论点，明确奠定了一条决然相反的民主原则：“社会越大，越能妥当自治”（the larger the society，the more duly capable it will be of self-government）。联邦党人的这一理念及美国民主的历史经验，或许可以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民族国家传统并不必然构成中国走向民主的障碍，相反，在充分发展大众民主的基础上，中国的大一统传统或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成熟为一个伟大的现代政治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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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规则的意义根深蒂固的认为仅仅是弱肉强食的生存本能，并且在这种本能的驱使下习惯于对强权的屈服和依附，缺乏对社会规则最起码的尊重和契约意识，缺乏对社会活动和群体利益最起码的责任意识，缺乏对人际关系最起码的平等意识，------->（此二者相辅相成，缺少一个必然导致缺少另一个，有了一个才有可能有另一个。）

这种完全是群居哺乳动物水平的群体意识，恐怕很难算的上“對政治的理解程度過深”，或者什么“政治覺悟超強”。

对于文明就是政治史这种说法实在可以算是对中华文明的亵渎，因为华夏族建立的文明在很多方面都精微奥妙，登峰造极。唯独在社会规则和社会结构----也就是所谓“政治”这方面----却是一个无比简陋和空洞的粪坑。每一代人都在心安理得的重复着已经重复了几千年的愚昧简陋原始的“政治”。

“政治”是整个中华文明体系当中最没有得到发育的一条阑尾。

所以，实在不建议用这条恶心的早该切掉的阑尾来亵渎本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取得的所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