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西藏现况
   ——著名作家唯色女士访谈录
   安乐业
   
   唯色，全名茨仁唯色，西藏著名作家和 “ 西藏文革 ” 研究者。出生于 “ 文革 ” 中的拉萨，原籍为藏东康区德格。曾在今四川康区及中国生活、学习二十年。 1988 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 1990 年春天回到拉萨。曾长期供职于《西藏文学》编辑部。迄今已经出版的中文著作有：诗集《西藏在上》，散文集《西藏笔记》、《绛红色的地图》、《名为西藏的诗》，透视 “ 西藏文革 ” 的第一本图文书《杀劫》（由其父摄影），关于 “ 西藏文革 ” 的口述历史《西藏记忆》等。译为英文的著作有：《 Unlocking Tibet 》（与中国作家王力雄合著）。也有专著译为藏文即将出版。 2003 年 9 月，由于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被认为有 “ 政治错误 ” 而遭查禁，并被解除公职。现暂居中国首都北京。
感谢唯色啦接受我的采访 !
   时间：2006年5月30—6月2日 地点：达兰萨拉——北京
   （以下安乐业简称安 , 唯色简称唯。）
   安：首先，我向您祝福和感谢近期您出版了三本著作 ! 西藏境内终于出了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作家。从历史的角度看，当然是西藏上万年出了一个作家，但是，现实中的艰辛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付出大于收益，危险超过安全。所以，在我们没有进入正题之前，我很想知道您的今况如何？这也是关心您的国际友人想知道的重要信息之一。
   唯：感谢您这么隆重的评价，我视之为莫大的荣誉。多年前，我在一篇散文中写过： “ 我终于明确了今后写作的方向，那就是做一个见证人，看见，发现，揭示，并且传播那秘密， —— 那惊人的、感人的却非个人的秘密。 ” 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您所说的 “ 说真话 ” ，这应该是对一个作家最起码的要求，但在我身处的环境里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比如我在 2003 年出版散文集《西藏笔记》之后，遭遇到来自当权者的种种惩处，直接关乎到个人的生存权利，使我不得不离开拉萨，成为一个体制外的独立写作者。这一方面令我感到某种有限的自由，而不必仰人鼻息，听命于长官意志；另一方面，因为远离拉萨，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流亡者，又令我感到难过。
   安：我所说的正题而言，您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您的近作能否发表于官方性的刊物上？如果说不能发表，那么，他（她）们是如何拒绝的？
   唯：我是一个用中文写作的藏人作家，就发表作品的空间而言，在中国内地相比藏地要宽敞许多，比如西藏自治区内的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只有区区数家，并受到意识形态部门相当严格的看管，而中国内地在出版和发表方面的审查制度虽然也很严厉，但如此庞大的地域以及不计其数的出版物总是会给真实的发声以一定的空间。另外，西藏乃至西藏文化如今在中国大陆越来越热，渴望了解西藏的人文地理以及西藏人的精神世界的中国人亦越来越多，因此也就给类似我这样的以西藏为主题的写作者提供了出版空间。虽然对这方面的审查更为严厉，据说涉藏题材的书稿甚至需要上报中央统战部审查，偶尔也会有疏而不紧的时候，所以 2004 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图文游记《绛红色的地图》，可是由于来自西藏宣传部门的压力，随之又遭到查禁。我的另一部书稿也长期辗转于几个出版社，最近收到编辑的回信，无奈告知： “ 你的选题上报怕凶多吉少。比如涉及民族问题的，涉及文革的。 ” 总之出书还是很困难的， 这实在令人不快也无可奈何。但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等还是可以的。
   需要说明的是，中文空间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如果大陆不能出书，还有海外中文世界，所以今年初在台湾出版了我的三本书，其中两本即是关于西藏文革。当然我还是希望能够在中国大陆出书，毕竟在这里拥有广大的中文读者群，有助于更多的中文读者因为我的写作对西藏有所了解。
安：西藏的上网者拿 “ 身份证 ” 登记，然后按着上网卡上网是否会影响自由表达？
   唯：半年前我回到拉萨住了几个月，基本上是在家里上网，但也在附近网吧上过网，没有遇到拿身份证登记上网的问题。至于其他网吧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在西藏上网，不管是网吧还是单位还是私人家里，无形当中会有很多压力。许多人都不敢上比较敏感的网站，更不敢在 BBS 上畅所欲言，总是觉得会被查出，会被监控，因此且不说会影响自由表达，根本就不可能自由表达。其实不仅上网如此，西藏人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如履薄冰，生怕出言不慎招来横祸。这是因为多年的恐惧已经化作空气，深入骨髓，人人过着双重的或者说分裂的生活。
   安：有人认为北京对西藏文化界持双重标准，即藏文界紧，中文界松；无名者紧，出名者松？您是否品尝到了那种感觉？
   唯：我于 1990 年调往西藏自治区文联，在西藏作家协会和《西藏文学》编辑部工作多年，至 2004 年彻底离开，可以说对西藏文化界或者说西藏文学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您所言的那种双重标准，应该说确实如此。在西藏，官方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说法：藏文程度越高，宗教意识越浓厚，思想越反动。这一方面造成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轻视藏语文的学习和普及，导致藏人中汉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使得藏人知识分子惟有被动地接受现状方能自保，倘若敢于发声要求当局重视藏文、尊重藏文化，轻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重者则是民族分裂主义者。因此很明显，在西藏用汉语写作的文化人相比用藏语写作的文化人，所感受到的压力相对较小。至于有名者与无名者的处境，与其说松紧不一，不如说是体制内外的区别。只要在体制内，所受到的控制与约束是一样的，甚至因为出名而获得官方的厚待，诸多名利的诱惑更大，也更难放弃，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是一种无形的 “ 紧 ” 。而在体制外，确实有名者的生存空间相对无名者的生存空间较大，就我而言，我在离开体制后的写作，如果换作民间知识分子中的比如寺院僧尼，很难想象会有怎样的下场。
   安：我在您的作品中读到过这样几句话， “ 写作时，却看到自己的分裂，看到自己深深眷恋的民族的分裂，看到许许多多西藏人的分裂 ……” 我很想知道为何如此分裂的宿命会落到藏人头上？这当中的现实因素和自身不争气的比重多少？
   唯：是的，这的确是我所描绘的我个人、无数藏人乃至这个民族的现实处境 , 但不仅仅只在写作时才看到如此景象，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时刻无不看到如此景象。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分裂，就是我们的表象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写照。当然我相信从佛教智慧中获益的诸多高僧大德拥有如尊者达赖喇嘛一样的 “ 流亡中的自在 ” ，但流亡的状态本身就是与故土不得不离别的一种地理性质的分裂。
   最近我在新书的写作中，再次体会到类似于宿命的苦楚。其中写到拉萨，所有藏人心目中的圣地，因其神圣，古往今来有许多赞美拉萨的歌谣。光听那些歌谣，拉萨完全担得起 “ 圣地 ” 这个美誉。而且在那些歌谣所展示的 “ 圣地 ” 景象中，唱者也罢，听者也罢，似乎人人可以实现片刻的失忆。然而意为 “ 圣地 ” 的拉萨真的是圣地吗？难道真的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吗？当古老的丰厚的独特的文化，在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地被否定、被毁掉、被侵蚀之后；当不计其数的家庭，在半个世纪以来都有亲人失散过、逃亡过、被捕过、关押过、枪杀过之后，而且还在日复一日地历经各种各样的训斥和禁令之后，这么多有形的不自由，这么多无形的不自由，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的藏人，其精神，其面貌，还会是轻松舒展的吗？还会是无拘无束的吗？还会是自在自如的吗？事实上曾经有过的骄傲早已不复存在了。即使有骄傲，也是蒙羞的骄傲。
   尊严被辱甚至没有尊严的生活自然会导致种种分裂，但可怕的不是分裂，而是像牲畜一样驯服地接受分裂才可怕。在今天的西藏，有的是充当 “ 花瓶 ” 、随机应变的旧日贵族，有的是厚颜无耻、助纣为虐的政治新贵，最近在拉萨召开的文革式的 “ 揭批达赖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罪行大会 ” 上，那些在台上发言表示要 “ 深入揭批 ” 的藏人官员，正是一具具丧失灵魂的行尸走肉，连六道轮回中的地狱众生也比他（她）们更有可能得到救赎！
   安：您去过西藏的哪些地方？能否简要地介绍一下那些地方的基本情况？
   唯：按照西藏传统的地理观念，整个藏地由高至低被划分为上、中、下三大区域，有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的说法。阿里三围即今西藏的阿里地区。卫藏四如即今西藏的广大地区。而多康六岗 , “ 多 ” 为安多，即今青海、甘肃、四川等省份的许多藏地； “ 康 ” 为康，包括今青海、云南、四川等省份的许多藏地及西藏的昌都地区等。其他还有嘉戎藏地即今四川省的部分藏地。
   这些年，这些藏地我都去过。既是游历，也是朝圣，因为在我心中，我把辽阔的雪域大地视为一座天然的、巨大的寺院！当然这是最初游历时的动机。当我在雪域大地上走得越远、停留越久，那种文学情怀便逐渐被历史感和使命感所替代。也即是说，从来只是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家乡的我，逐渐地开始以历史和现实的眼光来看待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
   说到藏地的基本情况，泛泛而谈，从自然景观来说，整个雪域大地之美是众所周知的，但自然生态的现状也是令人忧虑的，许多地方草场退化、沙地蔓延、树木砍伐、河流枯竭 …… 事实上青藏高原的生态原本就脆弱，严酷的自然条件使得能够生存的物种相对较少而且艰难，传统的西藏文化饱含对自然的谦卑和对众生的慈悲之精神，因而保护着生态平衡，留下了惊人之美。然而随着传统文化被破坏，加之商业化造成的逐利风气，自然生态也因此遭殃。
   从人文景观来说，比如从 1980 年代起，在整个藏地蔓延起穿动物皮毛的恶俗风尚，由当局主办的这个 “ 大庆 ” 那个 “ 文化节 ” 上，其中一个重头戏就是藏族服饰表演，在藏装上镶饰虎、豹、獭等珍稀动物毛皮并佩戴昂贵首饰者被认为是富裕生活的标志，受到表彰以及媒体追捧，既背离传统服饰观念和佛教珍爱生命的精神，也背离当今国际社会环境保护的共识，同时又导致攀比成风、盲目消费的压力。又比如遍布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各种援藏工程，从拉萨到各地区到处都是以内地省市的名字来命名的广场、街道和大厦，毫无西藏本身的内涵和特色，反而布满殖民主义的痕迹，最近甚至将中国最大的毛泽东石膏像也作为援藏工程的项目运往西藏。
另外还有一个很容易发现的现象，就是语言的汉化，这往往在各藏地的城镇最突出，划在四川省境内的藏人说的是四川口音的汉话，划在云南省境内的藏人说的是云南口音的汉话，划在青海省和甘肃省境内的藏人说的是青海口音或甘肃口音的汉话，而西藏尤其是拉萨等城市的藏人说的是汉语普通话。这些汉话的口音之不同，只要跨过一个省的地界就会发生变化。据悉最近在成都很隆重地召开了一个关于藏语标准话的研讨会，与会者都是五省区的许多藏族学者，可是在会上除了个别学者用藏语发言，其他学者都是用汉语发言，以至于被讥嘲为是一个 “ 用汉语创造藏语标准话 ” 的会议。
   安 : 在国外，中国人移居西藏是个主要的争论焦点，而且，很多人认为中国移民篡改户口，开始享受起所谓 “ 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 ” 。您作为常年出入西藏的人，对此有何看法？移民中包括哪些 ?
   唯：就这个问题，我在此提供两年前我与拉萨的一位处级干部的对话：
   我问，公安部正在全国试行户籍改革，西藏也在试行吗？
   他回答，已经开始了。鼓励内地人在咱们西藏落户。你没见现在有很多包工队（拉萨人对内地民工的称呼）都成了咱们拉萨人吗？都一串串的。四川人，河南人，陕西人，甘肃人。多得很。拉萨附近的农民都没地了，全被他们包去种菜了。还有开餐馆的。修车的。盖房子的。什么都有。他们来的时候就提着一个编织袋，背着一个铺盖卷，没多久他们的这个亲戚那个老乡也来了，跟那个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 “ 玉包子 ” 你也去吃过吧？那老板就是一个四川女人，一个人来的，从一间小饭馆开始，现在连几个地区都有她的连锁店了。
   我说，那也不会是移民吧？只不过是流动人口嘛。自治区的向巴平措主席前几天不就是这么跟外国记者说的嘛。
   哈哈。他笑着说，不这么说能行吗？除非他不想在这个位置上呆了。什么流动人口？那些包工队都扎根落户了。我家附近有一所学校，全是包工队的小孩。他们干脆自己办起学校来了。有些人说，我们不是需要发展吗？所以要引进人才啊。是啊，没错，我们是需要发展，需要引进人才，可这些来的都是什么人才？人家美国也有不少华人，可那些很多都是华人中的精英，那才叫做人才输出。而我们西藏来的尽是包工队，是来淘金的，捞世界的，素质很差。
   还有妓女。我提了一句。
   是啊。那么多的妓女，这就别提了。从地区到每个县，连乡里都有了。而且根本不管。全中国除了西藏和海南几个地方，都要管制，管理。就西藏和海南这几个地方不管。
   为什么？我问。
   繁荣娼盛，不娼盛怎么繁荣？所以阿里的小姐也越来越多。在阿里，偷盗抢劫都要管，但嫖娼就不管，警察一听是嫖娼的马上就放人。因为阿里需要繁荣啊。
   那光是在拉萨的小姐有多少？上千吗？
   上千？都快上万了，什么这个性病那个性病全带来了。另外，现在移民还有别的方式，比如高考时有 “ 高考移民 ” ，许多在西藏工作的汉人临考试前把在内地读书的儿女迁到西藏，办一个西藏的户口，然后参加高考，利用国家给西藏考生的优惠政策占据西藏考生的名额，这么做的结果当然是藏族考生吃亏最大。分配大学生时又有移民，如今内地那么多的大学都不包分配了，很多大学生很难找得到工作的，所以就用什么支援西部之类的名目来吸引那些大学生，很多人都会愿意的，尤其是来自于那些人口多又贫穷的省份的大学生，没有不愿意的。今年咱们西藏就来了不少。
   这么做，不是会影响本地人就业吗？我说。
   是啊，这明摆着的。可是又什么办法呢？像今年给西藏派了几百名导游，就挤掉了西藏自己导游的饭碗。而且有意思的是，对这些导游还有特殊政策，比如像阿里那些艰苦的地方不能去，还有，即使是在淡季的时候也得给每人保证三千元的薪水，那些旅行社头都大了，但又怎么办呢？还不是得接受。
   那这么下去的话，西藏的汉人不是会越来越多吗？
   那当然。现在就是要把西藏变成内蒙和新疆。至少以后在拉萨，藏人说不定就成了少数民族，那么你如果再想提一句 “ 藏族 ” ，马上叫你闭嘴。林芝不是有个 “ 八一 ” 吗？什么是 “ 八一 ” ？当地的老百姓说了，这是八个汉族一个藏族的意思。咱们的老百姓并不糊涂。可是，人家外国记者问咱们的热地书记，为什么拉萨的汉人那么多？热地书记的解释是，那些人不是汉人，现在的藏族人都喜欢穿汉装，所以看起来像汉人。哈哈，咱们的政府官员都很会解释的。
   汉人越多，藏人的就业机会就越少。我说。
   是啊，汉人啥都干，只要能挣钱没有他们不想干的。所以拉萨不是有个笑话吗？有个汉人听说天葬师这个行当挣的钱多，就找到民宗委说，希望批准他去当天葬师，说他要解剖尸体的话比那些天葬师还擅长。拉萨还有一句话，除了 “ 多丹 ” （天葬师）和 “ 古修 ” （僧人），没有汉人不干的活。
   鉴于此，我曾经这样写过： “ 如今的西藏，正变得越来越不像西藏，以致让远道来的游客大失所望，甚至有这样的说法： ‘ 拉萨，成都的克隆 ’ 。有一次我数了一下，从布达拉宫背面的雪新村我家走到街口，百米多的距离，见到 37 个汉人，只有 5 个藏人。西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移民显然是重要的原因。藏人能够阻挡如此汹猛的移民潮吗？答案无疑令人悲哀。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 我还要补充一句，无论自治区还是自治州、自治县，现如今所谓的自治名不副实；若要西藏不致于变得面目全非，空留西藏这个虚名，惟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度自治。
   安：您对西藏的年轻一代（包括未来一代）怎么看待，他（她）们继承西藏文化的延续持何种态度？ ”
   唯：西藏的传统文化是西藏的灵魂，西藏的存在靠的正是一代代西藏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我在去年 3 月 10 日写的纪念文章中呼吁：让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不是去接受极权制度下各种专制的高压，而不是去追随现代世界中物质主义的潮流。因为这二者的结合，杀伤力之强，将直捣西藏民族的灵魂。让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不是愚昧，也不是保守，而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尤其是藏人的精英，所有的知识分子、专业人才和僧侣，应该担当起表率的职责，并且告诉我们的百姓，不是听从强权的安排就是好事，不是跟着物质主义奔跑就会幸福，而是要走自己的路。让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包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说来有意思，自从我成为一个自由写作者以来，自从我的文章比较多地见诸于网络之后，这几年我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多卫康的年轻藏人，这是我过去很少接触的一个群体，与他（她）的沟通和交流使我从未有过的充满信心，不再感觉孤单。如今，四十岁以下乃至更为年轻的藏人，在这个多元化的充满变数的时代正在发挥作用，其理性的、敏锐的、清醒的程度令人欣慰，其民族意识并没有因为中共的洗脑教育减弱反而更为强烈，同时又掌握了用汉语、英语等表述民族意识的能力。有一位年轻藏人写信告诉我： “ 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发出内部的声音，目的是一致的。 ” 近来，在藏人的知识分子和年轻学子当中流传着达赖喇嘛的教导： “ 坚持佛教慈悲与智慧以及真诚和善意的信仰，坚持以宽容和耐心让敌人成为亲人，坚持以沟通和平等换取信任和理解 ” 。达赖喇嘛的这句话是谆谆期望，更是中间道路，而我们要走的正应该是这样的道路。在年轻的藏人中间还流传一幅令人心酸的漫画：达赖喇嘛艰难地拉着一辆在泥泞中缓慢前行的车，坐在车上的藏人冲着他的背影双手合十，口诵祈祷。年已七旬的达赖喇嘛是西藏人的精神之父，作为他的孩子，我们理应尽自己的本份为我们的父亲分担，让他不要太辛苦，衰老得慢一点！我们更应该以各自的方式去努力，让我们有早日团聚的一天！
   安：目前，您是西藏唯一的 “ 西藏文革 ” 权威专家， “ 西藏文革 ” 和 “ 中国大陆文革 ” 是否相同？为何如此？
   唯：发生在西藏的文革绝不是孤立的事件，每一步都与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我访问过的当年的一位藏人红卫兵告诉我： “ 在文革期间，北京怎么说，西藏就怎么说；北京怎么做，西藏就怎么做。 ” 然而 “ 西藏文革 ” 也有其特殊性，所遭到的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可以说超过了中国内地的文革。
   鉴于当时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各种类似事件，如汉传佛教的寺院、道教的道观、儒家祖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都被视作 “ 四旧 ” 而遭捣毁，其他少数民族的宗教场所也属于革命的专政对象，如蒙古族的寺庙，回族、维吾尔族的清真寺等，应该说，文革中的 “ 破四旧 ” 是一场把所有非共产主义的文化都当作 “ 旧文化 ” 而加以清除的运动，西藏传统文化更是被视为旧得不能再旧的 “ 腐朽文化 ” ，自然难逃此劫。但是，不同于许多民族的是，在藏传佛教的传统中，那种对于宗教圣物、法器、供具的重视不仅仅出于满足普通信众的 “ 偶像崇拜 ” ，更是提升修行者在具体实践中不可缺少的辅助物，为此在藏地，往往是寺院里积累了千百年来不断增加的财富，这些财富都体现为那些不计其数的圣物、法器和供具，凝聚了一代代藏人虔心向佛的精神。虽然藏地人口并不多，但一九五 0 年前，藏地全境的六千余座寺院以及寺院中不计其数的宝藏却相当可观，但是文革中，仅仅西藏自治区境内原有的 2713 座寺院只剩下 8 座，全藏地最神圣的大昭寺不但被砸得只剩一尊佛像，而且还成了共军的猪圈和招待所，甚至连布达拉宫都遭到了破坏。可以说，从 “ 物质 ” 方面的损失来看，可能没有哪一个民族会比西藏民族因为革命而遭到的摧毁更大。
   必须强调的是，整个文革期间， “ 破四旧 ” 的风潮从未停止，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和牧区，历史悠久的寺院古迹化为废墟，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道德观念遭致诋毁，发生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果然成了对整个西藏文化的大革命。一位伴随着发生在西藏的所有革命度过了大半生的藏人知识分子说： “ 一九五九年以后的 ‘ 民主改革 ’ 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一九六六年的文革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两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了样。 ”
   另外还有一些特例，比如在武斗中出现了非常惨烈的民族反抗， 1969 年发生在西藏一些乡间纯属普通民众的抗暴事件，在当时被认为是 “ 叛乱 “ 而导致中共军队非常残酷的镇压。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反抗者都是所谓的 “ 翻身农奴 ” ，那么为什么，西藏在被 “ 解放 ” 多年之后，还会有像那么多 “ 翻身农奴 ” 竟能做到义无返顾地去杀共军呢？是不是很不符合党所塑造的感恩戴德的 “ 翻身农奴 ” 的形象呢？如果连最底层的西藏人都愤然而起，中共所精心营造的 “ 新西藏 ” 便丧失了最起码的基础。
安：文革结束后，西藏方面对文革有过清理和反思吗？
   唯：文革结束后，迄今为止，在西藏并未像中国的其他地区对在文革中起家的官员进行过清理，这从长期以来西藏掌权者的简历即可看出，如热地（那曲地区 “ 大联指 ” 负责人， 1975 － 2003 年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等职，现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巴桑（山南红卫兵头头，山南 “ 大联指 ” 负责人， 1971 － 2003 年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等职，现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列确（日喀则地区 “ 大联指 ” 负责人，现为自治区人大主任）、洛桑顿珠（西藏民族学院 “ 农奴戟 ” 司令员，现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拉巴平措（ “ 大联指 ” 《风雷激战报》藏文主编，现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后来的平步青云者，如向巴平措（昌都 “ 农奴戟 ” 司令员，现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江措（扎木机械厂 “ 大联指 ” 的头头，现为自治区副主席）、德吉措姆（西藏民族学院 “ 农奴戟 ” 负责人，现为自治区党委常委）、布穷（山南地区琼结县 “ 大联指 ” 头头、县革委会主任，现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纪委书记），巴桑顿珠（现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在他的简历上，至今写着 “1969 年 11 月－ 1970 年 12 月，随共军四 0 九部队参加平暴，任翻译 ” ），益希单增（从 “ 造总 ” 倒戈为 “ 大联指 ” ，现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等。
   何以不进行清理呢？其中包藏着北京方面怎样的心机呢？而这样一批捞到了太大好处的当地藏人，如今正是 “ 西藏问题 ” 难以解决的症结之一，甚至是解决 “ 西藏问题 ” 的绊脚石。作为并未在文革之后被清算的这批藏人造反派，多少年来其政绩表现只在政治，其执政方针只求稳定，这一方面与毛时代所培育的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观念有关；一方面与其作为领导人的素质有关：既无经济才能，也无文化水平，惟一擅长的就是夸大 “ 敌情 ” ，没有 “ 敌情 ” 也要不断的制造 “ 敌情 ” ，并且实行各种高压手段和 “ 土政策 ” ，这也是从中共委派的 “ 钦差大臣 ” 至西藏最高官员保住其乌纱帽的手段，纯粹出于个人的私欲。也因此，至今仍然在西藏开展的 “ 深入揭批达赖 ” 的运动，其真实用意也在于此，甚至有故意激起民族情绪的倾向。如此形成的怪圈是：一旦中央有与达赖喇嘛沟通的意图，西藏这方的政府就要制造事端刺激中央，如此不断的刺激，造成中央一方面对西藏问题的无措，一方面对达赖喇嘛的拒绝，一方面对西藏政策的偏离（如拿钱来堵嘴的办法），一方面对西藏这批官员的信赖和依赖。其结果是： 1 、中共在国际上的被动； 2 、在中国强令各省市援藏； 3 、西藏成为中国唯一一块 “ 净土 ”—— 高层官员中没有一个腐败分子，但事实上却全然相反，胡耀邦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 把中央给的钱丢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 ” ，实际上都是丢到这些官员的肚子里去了，然而中央政府却听之任之，以致无论中央给了西藏多大的 “ 发展 ” ，西藏人却是人心背反。
   可以说，在利益与私欲面前，这批从文革起家的西藏掌权者如今越来越是一个对内对外口径一致的 “ 独立王国 ” 。 因此，中共若不从内部做起，不将这批掌权者所构成的这块绊脚石搬掉， “ 西藏问题 ” 的解决恐怕永无指望。因为在制造 “ 西藏问题 ” 的多重因素中，最不愿意 “ 西藏问题 ” 得到解决的不是达赖喇嘛，也不是被这批人牵着鼻子走的中共政府，而恰恰是这批人所代表的西藏 “ 地方政府 ” 。
   安 : 您讲的有道理。达赖喇嘛特使团第三次访问西藏后，时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列确对记者说： “ 我见了几个回国探亲的国外藏胞，他们给我没有说他们是达赖的特使，我也没有问及他们是否达赖的特使？ ” 从策略或计谋的角度看，显然随机应变性极强，更深层的意义在于维护利益集团的愿望非常强烈。当然他（她）们不是决策者，而是执行任务者。主子为了让他（她）们继续执行任务，有意识地没有清理或追究他（她）们以往的那段历史。因为，在专制社会里， 决策者需要唯命是从的一群执行者，保证继续唯命是从的前提在于决策者手里掌握着执行者随时可以被搬掉的把柄。所以 , 我们在执行者那里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行为 : 1 、感激涕零，变本加厉，为的是继续保住乌纱帽。（夸大 “ 敌情 ” 和制造 “ 敌情 ” 也是属于主子能够欣赏的策略。）； 2 、通过乌纱帽可以保护利益集团的利益； 3 、趁机壮大自己的财力和保障后代的出路。您觉得呢？
   唯：是的。长期以来的官员生涯，让这一批批执行者比谁都明白惟有 “ 宁左勿右 ” 才能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而这种人也正是强权者最需要的工具，只有给予好处越多才越有可能用得顺手，而不至于难以驯服，其实双方都是相互依赖、相互寄生、相互获益。你用你的金钱收买人心，我凭我的官位中饱私囊。所以在稳定西藏局势的名义下，西藏自治区竟然是中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当中惟一没有 “ 贪官 ” 的所谓 “ 净土 ” ，一个个藏族贪官、汉族贪官尽管层出不穷，却从未被揭露，以至于在中国国内的网站上有人质问： “ 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没有听闻过西藏高层有哪位官员被 “ 双规 ” 或涉嫌腐败被拿下。为什么同样在共和国的蓝天下、在共和国一样的政治体制下，西藏官员能够避免腐败的污染、独善其身？ ” 其实答案非常明显，不是西藏没有贪官，而是西藏的广大贪官受惠于境外的 “ 达赖分裂集团 ” ，反而安然无恙，因此最不愿意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的正是这些腐败官吏。
   安：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多项国际法案，同时，《宪法》明文规定，人权以及允许提建议，发表批评等内容。从您所经过的实践去看，西藏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去理解和应用天赋的权利？
   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实白纸黑字规定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然而个人若要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信念，众所周知，却是不被允许甚至会遭到惩治的。这恰恰是专制社会的特点，却不幸成为我们所属的这个国家的特点。
   惩治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对什么角色的人采取什么样的惩治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由于西藏的知识分子除了民间意义上的僧侣之外，基本上都被囊括在体制之内，而且西藏的文化空间几乎全被体制掌控，西藏自身的文化市场非常狭小，因此对于纳入体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其生存的情形不但是依赖体制，而且是依附体制。可想而知，西藏知识分子的言论表达是相当有限的，若想发出自己的声音，乃是大大犯禁的事，若胆敢越雷池一步，强权者的大棒就会落到那个冒犯者的头上，而这也是一种警告，提醒其他人，只能随声附和，倘若更进一步，为强权者摇旗呐喊、歌功颂德，那当然是会令强权者圣心大悦的，并且赏赐多多的。
   面临这样一种不自由的环境，人人心怀恐惧实乃十分普遍。然而，因为恐惧我们就不作为吗？因为恐惧我们就只有沉默吗？其实勇气是需要自我提升的，而天赋人权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如果个人因为恐惧而放弃自己的权利，尤其是作为诉说真理、捍卫良知的知识分子因为恐惧而放弃自己的权利，那只能会使强权者的压制越发升级。
   为了获得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可否做到不受到来自体制的钳制呢？在西藏知识分子的结构中，藏语知识分子的空间由于只能局限于缺乏文化市场的藏区，离开体制会生存艰难，但对于汉语知识分子而言，鉴于中国内地已经形成广大的文化市场，可以做到利用汉语空间来解决生存，从而也就可以得到摆脱体制的钳制，获得表达异议的一定自由。而这也正是我今天的方式，虽然不如在体制中依赖每个月旱涝保收的薪水过得好，但精神是自由的，这比什么都重要。
   安 : 最近，北京向尼泊尔政府对尼境内的五千多名藏人将要移居美国而施加了压力 , 他们为何要施加压力？ 藏人移居其它国家对北京有何损害？
   安： 我是您的一名忠实的读者。我在拜读《名为西藏的诗》时，读到这些语句，比如： “ 西藏啊，从地理学上来说，是回忆的地理学，远古传说中的地理学，宗教意味的地理学，如今它又增添上一笔温暖的色调，让我一说出西藏这个名字，就充满温柔而伤感的情怀，因为是它把生命中的爱人带到了充满变量的生活当中！ ” 还有， “ 一个审美主义者同时义不容辞地承载着见证和记录的使命！ ” 那么，您能否告诉我，您的理念与现实生活是否存在矛盾？您是怎样协调或平衡理念与现实生活的？这当中的奥妙又是什么？
   唯：作为一个个体审美者，作为一个佛教徒，我承认与现实之间存有紧张。所谓紧张不是说我要找现实的麻烦，而是现实常常要干扰我的内心。我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 “…… 可是我身为藏人中的一分子，西藏庞大而苦难的身影像一块石头压迫着我的脊梁， ‘ 光荣 ’ 和 ‘ 无为 ’ ，我只能选择一样，非此即彼！ ” 而我所说的 “ 光荣 ” 仅仅只是一个写作者的 “ 光荣 ” ，这样一种 “ 光荣 ” 是最起码的 “ 光荣 ” ，实在微不足道，等同于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的职业道德。
   在广阔的藏地游历的经验改变了我。逐渐地，我希望我的写作不但是对信仰的表达，更是对养育自己的这块土地的报答。而这样的报答不是用我的文字去虚构、去装饰、去美化，甚至去编造各种动听的谎言，而是如实地记录。米兰 · 昆德拉说： “ 一个民族毁灭于当他们的记忆最初丧失时。他们的书籍、学问和历史被毁掉。接着有人另外写出不同的书，给出不同式样的学问和杜撰一种不同的历史。 ” 而这种状况，身为藏人的我们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作为一个写作者，用写作的方式留住记忆，也就是留住历史，也就是留住我们这个民族，这正是像我们这样的写作者一生的方向，除此又能做什么呢？我只是一个写作的人 —— 为记忆而写作，为良心而写作，为我们可以祈祷而写作，仅此而已。
   安：最后，我将会采访稿译成英语，那样我的读者范围比较广泛。因此，通过我的采访您是否有向国际社会想表达的请求或说明的问题？比如，争取国内外出入自由等问题。
   唯：就我个人来说，在因为言论表达而遭到当局的种种惩罚中，除了失去公职、住房和各种保险之外，不批准我办理出国护照已经长达三年。这期间我一直在申请办理出国护照，但从来不予批准，总是以各种借口拒绝或者拖延，至今没有希望。
其实不止是我一个人面临这样的阻碍。虽然如今在中国大陆，公民办理护照越来越方便，但在西藏依然是困难重重。西藏的普通藏人要办理护照，须得各种手续层层审批，耗费相当长的时间，甚至花费不少钱财，即便如此仍有可能办不了。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理应是人人享有的正当权利，却被当局者粗暴对待，这是非常不公正的。在强权者的控制下，西藏的社会环境绝非宽容而温和，西藏民众的权利在许多方面被剥夺，为此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呼吁。
   安：感谢著名作 家唯色女士接受我的采访。祝福您的一切平安！扎西德勒！
   唯：感谢你！也祝福你，扎西德勒！
   安：发稿之前，获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亲自关怀，唯色的两个博客（藏人文化博客的 " 绛红色的地图 " 、大旗网的 " 唯色的博客 " ）均于 2006 年 7 月 28 日 先后被强行勒令关闭。唯色说：“关得了我的博客，关不了我的声音！世界很大，我会继续发出我决不妥协的声音！”
   （藏人文化博客的 " 绛红色的地图 " 2005 年2月-2006年7月28日，点击 率突破三十万， 位居藏人文化博客之首。 大旗网的 " 唯色的博客 " 2006年5月-2006年7月28日，点击率也很高。中共中央统战部勒令甘肃省网络管理局，责成藏人文化网关闭" 绛红色的地图 "。 ）
   
   安：再次感谢您唯色女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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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刊载于《自由圣火》（时政与评论/半月刊/第二十四期）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西藏著名作家唯色女士访谈录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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