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状态下的良知泯灭（二）
陈行之
3.克拉玛依，我的克拉玛依！
1994年12月8日晚，克拉玛依市最好的剧院“友谊馆”座无虚席，聚集了来自本市7所中学8所小学15个规范班（先进班）的少年儿童。他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呢？原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教委的领导同志到克拉玛依市验收“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和“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来了——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上级领导来了，下级权力岂敢怠慢？克拉玛依市教委对上级领导的殷勤招待自不待说，送钱送物也未可知。为了使领导同志更加喜悦，克拉玛依市教委还精心组织了一场专门为自治区教委领导同志的汇报演出。
所谓“汇报演出”，不但需要演员，更需要观众作为烘托，一如我们经常为了缺少听众的报告会（譬如“英模报告会”）、缺少观众的专题演出（譬如仅仅具有宣传功能的专场演出）、缺少欣赏者的体育竞赛（譬如前不久召开的“残奥会”的很多比赛场次）充当观众去剧场或体育场“填空”。在此种情况下，所谓“观众”尽管是由一个个有生命、有灵魂的个体组成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再是人，仅仅是数字了，甚至还可以说，这些人仅仅具有改变视觉效果的道具意义：你像颜料一样涂改了观众区的颜色，使之变得好看了，这就是你来到这里的全部功能。
“克拉玛依市7所中学8 所小学15个规范班（先进班）的少年儿童”目前显现的就是这样的功能，所以剧场“座无虚席”，热闹而拥挤，到处都是被抽象成为数字的学生的喧哗，到处都是 “数字”们的欢声笑语。克拉玛依市教委的领导同志很满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的领导同志也很满意，演出就在这种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开始了。这时候，“友谊馆”里共有学生、教师、工作人员、验收团成员及当地领导796人。
我不知道演出内容，但是根据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却可以想象天真的孩子们做了哪些表演。比如，2005年4月30日下午，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他就读过的西安后宰门小学，就有小学生表演舞蹈、《三字经》朗诵、腰鼓、百人团体操等丰富的文娱节目。我印象最深的是可爱的孩子们在大人教唆下带着动作深情地朗诵道：“……两岸的小朋友手拉手儿把歌唱，爷爷啊，您回来啦！您终于回来啦！您的母校热情欢迎您！爷爷啊，祝您健康、幸福、快乐！”所以我想克拉玛依市“ 友谊馆”的那场演出说不定也有这样的诗朗诵：“克拉玛依市的小朋友手拉手儿把歌唱，自治区教委领导啊，您们来啦！您们终于来啦！克拉玛依市的少年儿童热情欢迎您！爷爷们啊，祝您健康、幸福、快乐！”假如我再借用当时对于连战访问后宰门小学的媒体描述，那么，我可以给读者勾勒这样一幅感人场景：“很多人都被充满激情的表演所感动，流下了热泪……”
但是发生了意外：6时 20分左右，舞台第7号光柱灯烤燃了幕布，燃烧极为迅速，火焰从舞台向剧场顶部蔓延，在一片惊呼声中，本能驱使学生们向剧院出口涌去。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历史记住的事情：主持演出的克拉玛依市教委的一位官员站到台前大喝一声：“学生坐着别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出现了短暂的犹豫。孩子们并不知道，在如此危急的时刻，“短暂的犹豫”意味生死两界！孩子们不知道的事情，大人是知道的，教委的领导同志更知道—— 就在孩子们“短暂犹豫”的时候，坐在最前面、离火源最近的官员们就像兔子一样从座位上跳起来，往剧场出口窜了过去。大火顷刻间把剧场整个吞噬了，从烈焰中蒸腾的毒气把学生和老师成片熏到在剧场里。
本次火灾共造成326人死亡，大部分是8岁至15岁的学生。
当地政府以及更高级的政府，就像任何灾难发生以后所做的本能反应那样，首先向外界严密封锁了消息，我上面的引述不是来自媒体的即时报道，而是来自灾难发生几年以后甚至是十几年以后亲历者的描述，正是这些描述，基本上还原了被官方遮掩的事件真相，使我们看到了很多官方不希望人们看到的细节。
我举例其中一个细节。
大火燃烧起来以后，一位女官员姿态优雅地窜进了女厕所，马上把门反锁住了。这位女官员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把有毒烟雾阻挡在门外，以免灼伤其柔嫩的呼吸道乃至于威胁到生命安全；二是阻止逃生的学生拥挤进来，挤占已经为她所有的生命空间。如果我们权衡这两个目的的重要性，那么，第二个显然重要于第一个：假如有学生进来，哪怕是一个，都会导致有毒烟雾侵入，那就意味着女官员有生命之虞。学生成为了比毒雾更加可怕的死亡威胁，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无数学生拍打厕所央求女官员开门，女官员仍旧以一个共产党员特有的坚定沉着姿态应对，就像“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那样冷酷无情地不为学生们的哭喊哀求所动，死死按住门闩，进行着惊天地、泣鬼神的生死保卫战。共产党员是任何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人，那道生死之门最终还是没有打开，女官员保住了性命，代价是：厕所外面堆了一百多具孩子的尸体。
据说灾难发生以后，伤亡者亲属由于对克拉玛依市政府对善后处理工作不满与政府发生了冲突，把遇难孩子的照片和生平简介摆放或悬挂在克拉玛依市主要街道友谊路两边的树林里，连续几十天举行静坐示威。他们的行为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和理解，很多市民前往观看助阵而且给静坐的人们送去食物……但是关于这场灾难、关于这场灾难之后遇难者家属的诉求，除了克拉玛依市部分民众之外，外界没有人知道，人们从报纸、广播和电视画面杀个看到的全部是领导者的关心体贴，是遇难者家属对党和国家感激不尽，虽然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记者在火灾发生之后不久到克拉玛依采访，满含义愤地制作了电视片，但是这部电视片没有通过政治审查，也就没有播出…… 偶尔有一些探讨灾难发生原因的文章，也充满了对“不可抗力”的描述——所谓“不可抗力”就是人力无法阻止，无需什么人来承担责任，“怨的话你怨老天爷去 ”。
事情毕竟太大，而且即使是傻子也能够从这件惨绝人寰的灾难中看到权力的责任乃至于权力的罪责，真相仍旧不为官方所控制，像火灾“毒雾”一样在大地上蔓延，这件惨绝人寰的悲剧才有了这样一个结尾：“14位官员因为渎职罪受到法律制裁”。什么“制裁”呢？有期徒刑，刑期最长为7年（上面提到的那位躲进厕所的女官员被判刑4年）。我不是法律专家，没有资格对刑期说长道短，但是，我又伤心地从《星期天泰晤士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所有被判刑的14人都在服刑2到 3年以后获释。”
我最初的反应是惊愕，怀疑是反动的西方资产阶级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恶意诽谤，但这确实是真的：“所有被判刑的14人”的确“都在服刑2到3年后获释了” ——这几乎等于是在确证说克拉玛依大火的确是“不可抗力”造成的“自然灾害”， 没办法的事情，无需什么人承担责任。
我坚决不能认同这种说法,即使有人认为陈行之脑子进水了，肿胀得水桶那么大，我也不能认同这种说法，这是因为，在我对这件事的考察中所关注的自始至终不是什么如何认定事件的性质，因为事件的性质已经由事件自身认定了，无需多谈；我关注的甚至也不是对权力罪恶做怎样的鉴别和审判——在326条陨落的生命面前，即使枪毙100个丧尽天良的权力者，又有什么意义？
我关心的是：在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发生和发生以后，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我们极为珍重、指望它支撑这个晦暗世界的伟大良知到底在哪里？！它遭遇了什么事情？！
4.克拉玛依官员怎么就成了克拉玛依官员？
社会与人一样，分别具有不同的伦理特征，犹如我在《个体人格与政府人格》中论述的那样，政府作为人类组织的一种形式，和人一样具有不同的人格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决定了社会、政府不同的性质和形态，不同的运转方式。
就人类个体来说，涵盖在人格中的良知，意味着某人拥有通过其内心世界获得的价值观念，在这一点上，王阳明把良知概括为“非由外铄”的自然品质是有道理的。但是，人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复合的社会自我，没有纯粹的自然自我，“任何社会和群体都是众多个人的集体表现，任何个人都应当被视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他没有超然的个人的存在”，人的“道德生活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整体”，“个人和群体在道德思想方面的的联系与别的方面的联系是相同的，个人的良知和社会的良知不是彼此隔绝、互不交融的东西，相反，它们是同一事物（社会伦理）的两面。在人为隔离的情况下，譬如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某个特定人的身上，道德生活可能被认为是个人的；但是当我们注意到某些共同的侧面时，比如公众对于某个道德问题的见解，则会被认为是普遍的。”这就是说，任何人的自我都存在于一个巨大的社会共同体中，它不仅不是“非由外铄”，相反，它“必由外铄”——所有社会性因素都将作用于那个被称之为“自我”的东西，人类“个体良知的每一个判断都是社会性的，是社会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良知又是无数个体良知的集合体。”（［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成为这个样子而没有成为那个样子，必定分别经历过极为复杂类似于物理或化学反应的过程，不管过程多么复杂，有一点可以肯定，社会永远是把自然人变成社会人的重要因子，即使是一个坏人也是如此——霍顿把我们认为是“坏人”的人称之为“退化者”：“退化者和我们一样是社会中的人，他在退化的群体中一定会受到那个群体的影响，是那个群体培养了他的良知（的状态和质地），群体信奉的原则必定是他所信奉的，他不会顾及别人怎样评价这些原则。如果某所大学有酗酒、赌博、考试作弊等坏习惯，那么，新入校的大学生也一定会成为酗酒、赌博和考试作弊的人。”（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克拉玛依官员成为了克拉玛依官员。
为了叙述方便，我必须给那位断喝“学生坐着别动，让领导先走”的官员取一个名字，我们就将他称作马伊。
马伊三十多岁，皮肤白皙，性格绵软，柔弱如女性，在家里是一个知疼知热的好丈夫，尽职尽责的好父亲。他大学毕业以后在克拉玛依市教育局谋了个差事，工作勤奋努力，还入了党，“大家都说好”，然而也就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值得向各奔东西的同学们夸耀的东西。
后来，一位退休了的教育局副局长嘱咐说：“小马啊，你很年轻，得有远大理想和抱负呀！”
马伊不解其意，问，前教育局副局长笑而不答，良久，才俯下身子对马伊说：
“你要想方设法当官哩！”前教育局副局长掰着手指列举了一千三百八十六条当官的好处。
马伊茅塞顿开：“老局长，你说的对着哩！我何尝不想当官？可是咋样才能当上官呢？”
前教育局副局长凝神看着额头上满是汗渍的马伊，仿佛在思考要不要把天机泄露给这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
马伊的眼神中充满了焦虑和渴望。
“你记住，”老局长伸出一根手指，“只一条：永远不要得罪你的上级，你要想办法让领导满意、舒心。就是这。”
“就是这？”
“就是这。”
马伊很聪明，很快弄清了其中三昧，从来不得罪上级，总是想办法让领导满意和舒心：逢年过节总是忘不了去看望领导；领导的孙子过生日，送上一个红包；跟领导外出视察，跑前跑后，打理得细致周到，还有本事神不知鬼不觉地安排领导到不便说出的场所“放松放松”……老局长的话迅速应验了：马伊得了一个小官位。
得了官位的马伊早已经不是“大家都说好”的马伊，他就像熟谙自家屋子里的摆设一样熟谙了官场规则，这意味着这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还将进一步上升，于是，聪明人就像赌徒一样把宝押在他的身上，提前进行感情投资，现在，马伊身边也有了绝对不得罪他、想方设法让他感到满意、舒心的人，逢年过节也有人来看他了，儿子考上高中，竟然有很多人送来了数目不菲的礼金。
“多亏了你的教导呀！”老局长弥留之际，马伊跪在老人家床前泪流满面，“多亏了你老人家的教导呀！”
老局长看了看成为教育局副局长的马伊，就像看到陌生人那样愣怔，然后，侧过脸去，把眼睛闭上了。马伊下令厚葬了老人。这件事成为马伊的美谈，甚至出现在地区报纸上，意思是马伊副局长道德高尚，极为敬重曾经培养过他的上级领导。
这件事感动了克拉玛依市教委的一位姓魏的副主任，就把马伊调到了自己身边，马伊继续做老局长教导他做的事，魏副主任也感觉很满意，很舒心。
未已，魏副主任调自治区教委当副主任，临走之前亲手把权力交到马伊手里，马伊感激涕零，道：“魏老，从今儿开始，你就把我当作你的儿子，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哪怕去杀人放火。”
魏副主任像父亲那样笑了起来，拍着马伊的手，说：“说的什么话？杀人干啥？放火干啥？你对我的最好报答是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我脸上也有光彩不是？”
“是是是。”
“你好好干，”离开克拉玛依那天，魏副主任对来为他送行的马伊说。“这世事么，归根结底还得你们年轻人来干……”
“我不年轻了。”
“你多大？”
“四十七了。”
“真的么？四十七了？”
“四十七了。”
“不要紧，小马，不要紧，你好好干，等我干不动了，我等你接我的班……”
马伊什么都没说，但脸上的所有器官都生动地显示出忠诚和感激。
克拉玛依市教委副主任马伊没有食言，的确干得不错，他主抓的“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教育”和“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进行的有声有色，他打电话亲自邀请老领导魏副主任前来检查验收。再有七个月魏副主任就要退休，也就是说，关于马伊的职位安排问题，他一定有了很具体的想法，马伊很想打探一下老领导的心思。
马伊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会议接待工作很周到，再加之事关重大，他特意建议为自治区教委的领导同志在“友谊馆”安排一场演出，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少年儿童为领导同志献花的情节。
演出开始以后，主持会议的马伊害怕有什么事情需要他指点，没有到台下去和领导同志坐在一起，而是坐在舞台右侧一张长条桌后面观看演出。当少年儿童朗诵“克拉玛依市的小朋友手拉手儿把歌唱，自治区教委领导啊，您们来啦！您们终于来啦！克拉玛依市的少年儿童热情欢迎您！爷爷们啊，祝您健康、幸福、快乐！”的时候，他从帷幕边缘看过去，看到坐在前排位置的魏副主任笑容可掬，心里也甜滋滋的，琢磨着魏副主任也许明天就会跟他谈安排问题，心里十分爽快。
没想到这时候出了事。
大火刚烧起来，马伊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忙让人灭火，火扑打不灭，并且迅速蔓延，剧场里一下子乱了。马伊看到魏副主任也站起来打算往外跑，很多学生拥挤在他身边，于是他站到台前，指着魏副主任身边的学生严厉叫道：“学生坐着别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出现了短暂的犹豫，趁这功夫，魏副主任窜出去了，马伊尾随而去。他感觉到脚底下有很多学生的躯体，但是，一种接近魏副主任，也就是接近权力的来源的欲望，驱使他奋勇向前，没有停下脚步……我们的想象到此为止。
我们当然应当谴责马伊为了追逐官位在危急时刻良知泯灭，才发出那一声断喝，但是假若我们把他放到我所描述过的社会背景中，你不觉得还有一种东西应当为此承担比马伊更大的责任吗？
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或者换一句话说，是权力至上、“利出一孔”的社会文化结构，决定了几乎所有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而没有那样发生。卢梭说得更加直率：“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把他们造成那个样子。”（卢梭：《忏悔录》，第九章）
为了更充分说明这一点，我们的话题恐怕就要扩展一下，说一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事情，而且要说得远一些。
5.先祖的遗训
春秋战国的政治改革家管仲因为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儿被称之为“春秋第一相”，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第一可敬可爱的好总理。这位总理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以至于得到了这样高的评价？
管仲说：“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引文出自《管子》）意思是，国家要有统一的至高无上的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人民任何谋求精神价值和物质利益的渠道，你这个国家将天下无敌；倘若有了两个渠道，你的国家权威就会减半，战斗力大打折扣，这时候你就必须小心了；倘若很不幸地有了三条渠道，那么，你就无论如何不能兴兵打仗了，没有人会为你卖命，你肯定会输掉战争；倘若更不幸有了第四条渠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管仲同志直言：你死定了。
如此可怕的结果又隐藏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之中的呢？管仲进一步解释说：“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图，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引文同上）意思是，这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要是一个有很高政治智慧的君主，就要严格控制或堵塞人民获利的渠道，形成给与不给、贫困与富足都取决于君主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矣形成，民众自然会拥戴你为日月，亲近你如父母。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记取了先祖的嘱托，把所谓的“利出一孔”奉为维持统治的金科玉律，管仲的思想绵延两千多年而不失其价值，直至今天（请读者注意这四个字），一个人的最高存在价值只能体现为国家力量（在我们这篇文章的语境中，就是马伊上面的权力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和克拉玛依市教委负责人）的认可和褒奖，其他没有任何实现个人价值的通道。
鲁迅先生是一个洞悉中国社会奥秘的人，他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塑造的“狂人”对他所生活着的世界充满了戒备，有一种深刻的直觉：“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的许多论文和杂感都充满了对权势者摧残弱小生灵的愤慨和反抗，五四精神在鲁迅那里才真正被赋予了一种令人振聋发聩的质感。在传统文化重压下，人实际上从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人”遗失在了苍茫浩渺的历史长河里，尴尬地处在两种处境之中：一种是“做奴隶而不得”；一种是“坐稳了奴隶”。
无独有偶，李大钊在分析中国的社会情状时也指出，“观以伦理，东方亲子间关系切，西方亲子间关系疏。东方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西人以满足自己为人之本务。固东方之道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更观以政治，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思，遏止众人之欲望，使之顺从。”（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刘再复先生在分析五四运动精神成果时指出，中国社会“种种的‘吃人’显示了国民身上根深蒂固的弱点：主性与奴性，姑且称为主奴根性。所谓主性，是指那些无视基本人权，横行无忌，虐杀无辜的劣根性；所谓奴性，是指那些自甘为奴隶、泯灭自我和良知，甘心情愿处于非人的地位或处境的劣根性。无论为主或为奴，它们都典型地体现了对‘人’ 的扑杀、压缩、抑制。在由主子与奴隶组成的世界，不允许真正的‘人’的存在；在弥漫着主奴根性的文化氛围里，不允许个性精神存在。这个世界只认识两类怪物：一类主子，一类奴隶，而不认识真正意义上的人。”（刘再复 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第108页）
纵观历史，横看现实，我们都会发现，我们很顺利地进入到了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归纳出来的“历史主义”的通道：一切个人和社会的行为都服从和服务于某种历史（权力者的意志）目标，所有的起点都服务于这个终点。波普尔首先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发现了历史主义的脉流，经过一番梳理，这股脉流竟然延续到了现代社会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波普尔令人信服地证明，人类文明中的某种毒素始终没有从社会肌体中消失，它们流淌在人类生活的血液之中，引起时断时续的高烧或者低烧，在某些部位造成溃疡甚至瘫痪。
刘再复先生提出了“权力伦理化”的概念，能够很好地佐证和延展波普尔的观点：维持宗法统治，“需要一套完整的有益于宗法制度的伦理体系去灌注个体的灵魂，让众生通过道德自觉主动认同现存秩序，是赤裸裸的权力关系转化成为文质彬彬的伦理顺从。”（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第126页）这种顺从正是造成社会肌体产生溃疡和瘫痪的条件。
今天，任何在体制内生存的人都知道，在“利出一孔”的权力状态下，人际关系往往是扭曲的，因为所有人都必须无条件面对最终的裁判者——权力，所有人为了利益最大化都得使出浑身解数阿谀权力，为了占据一个好位置，即使是道德高尚的人也会把自己变成小人，不择手段地把同类踩到脚底下去，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无法判断浸润着你的友谊究竟是毒药还是珍馐？向权力者出卖朋友成为晋身的家常便饭。所谓“祸从口出”并不是说你说一句话就死了，而是因为有人把你的话告密给了权力者，权力者对你施以了合法伤害权，“公事公办”地把你给办了，所以，我们总是不断看到有人或者十分清醒或者稀里糊涂地遭遇不测。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要求小小的马伊保持道德的高洁？你又如何要求这个想过好日子的人恪守良知，不去当主子而是去当奴隶？！
在“利出一孔”的社会结构中，人只能被社会强力所弯曲，证实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只能消失在动物性的利己主义选择之中。在这种文化浸润下，小小的马伊又有多少选择空间呢？几乎没有。如果他想像模像样活着，甚至还想出人头地，那么他必将选择卑鄙，在危急时刻必将泯灭良知。我们甚至可以说，选择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自主的含义了，它变成了一种强制，一种规定……这就是制度的力量，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这时候再来想一想那个在伯德学校大放厥词的美国退伍中校斯雷德，就会觉得那个家伙绝对是一个异类，一个让我们无法理解的人——不是无法理解他的信念、他的勇气、他的不同凡俗，而是无法理解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容身于被我们深深恐惧着的社会？
我们还可以发出这样的诘问：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能造就斯雷德这样的人，却成批成批地生产着马伊？在一个据说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民族群体中，良知为什么反倒逐步丧失了栖身之所？如果说造成这一切均源于被鲁迅鞭挞过的所谓传统历史文化，你有什么理由只让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同志、管仲同志，甚至于“赵太爷”者流来对目前这种令人精神窒息的社会状况负责呢？你能闭住眼睛不看现实吗？
我们继续考察。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