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状态下的良知泯灭（三）
陈行之
6.良知：何人看守？何人泯灭？
现实很让人沮丧，犹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言，“现在已经不讲究什么良知了”。这不是臆想，也不是没来由的错误判断——既然我说到了文学，说到了中国当代作家，那么，我就把这个领域也作为一个观察孔，进一步论证究竟是何种力量在纵容和蔓延着对良知的泯灭。
我是一个作家，一个写小说的人，本来，文学话题应当成为我的主要话题，但是最近两年我却很少谈到它，主要是厌恶。我说“智力与精神不断被《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之类无聊庸俗的所谓中国大片的侮辱和蹂躏”，指的是最应当承担起护卫良知和责任的这个行当出现了大规模谄媚、庸俗与堕落，某些电影（以《英雄》为代表）甚至公然喧嚷与历史流向和公众渴望背道而驰的有害价值观，某些电影（以《夜宴》、《十面埋伏》、《无极》为代表）则用宏大场面展示杯水风波，把一些不值得赞赏和尊重、甚至令人极为厌恶的精神垃圾拿来，试图让观众去赞赏和尊重。我们当然可以认为中国影视作品不乏优秀之作，譬如《活着》、《秋菊打官司》、《看车人的七月》、《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但是中国影视的主流，仍旧缠绕在意识形态喧嚷（譬如花费纳税人大量资财拍摄的所谓 “主旋律影片”，既有战争题材，亦有以所谓的“英雄模范”先进事迹为题材的影片）和畸形的审美境况（除了展示色情、低俗和堕落之外别无所有的影片）之中，严重脱离生活，胡编乱造，塑造出来的人物就像用驴皮雕琢出来的皮影道具一样轻飘，没有血肉，不具备任何精神价值。
社会是一个系统，社会文化作为子系统的状态直接渊源于整个社会系统的状态。当《英雄》公然颠覆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民对于反抗暴政的理想主义幻象（因为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说出所谓为了“天下”而“不杀”暴君之时，已经不是张艺谋作为导演的个性化艺术选择，它反映的是一种社会价值系统对一个才华横溢的伟大导演的强制性胁迫。这就是说，不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们创造了不尽人意的艺术品，而是一个制造精良、运转良好的社会系统鼓励和赞扬了有害的、畸形的、虚无主义的价值观，所以才结出了这样“有害的、畸形的、虚无主义的”艺术之果。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吗？
我认为很严重，因为这个问题远不在问题本身，它还蔓延成为了很多其他的问题，譬如：在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里，会出现一种被我称之为“社会黑洞”的社会天文现象：一切都围绕权力黑洞运转，没有任何物质（即使是光线）能够从它的巨大吸力中逃逸；在这个可怕的被吸纳的过程中，道德将发生畸变，良知将被泯灭，人性将出现扭曲，一切都处在脱离常规的变形状态之中——在这种状态之中，除非那些信守“不自由，毋宁死”的家伙们，任何在正常意义上讨生活的人，哪怕再伟大的艺术家也不能不妥协，不能不被弯曲。
好，我们同情他们的妥协，我们也不责备他们被弯曲，那么，我们随后会发现什么呢？我们随后就会发现，在我们的世界里（无论艺术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斯雷德，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看不到他的容颜，相反，我们在强烈的意识形态灌输下不断看到被艺术歪曲了的现实，不断看到苍白轻飘如皮影戏道具一样的失血人物在屏幕上晃来晃去，不断看到良知像不具备任何反抗能力的人那样被冷落，被推搡，被蹂躏，被泯灭，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看到许许多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灾难被权力和资本遮掩，终于看到被称之为“无冕之王”的记者被收买，直到看到在21世纪的中国竟然长时期存在着一种奴隶制的用工方式（山西黑砖窑事件），终于看到马伊毅然站立在舞台中央，向小学生们断喝“学生坐下！让领导先走！”终于看到数百条天真烂漫、尚未真正开始人生的生命扑倒在社会机器造就的价值通道上！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大多数坏事都是那些自认为正确的正常人做出来的，因为他们的良心受到了他所从属的那个群体的意识形态的鼓励和支撑——伟大的德意志民族不就是这样变得疯狂起来，投入世界大战的么？“在这样的时刻，个人对他自己的力量已感到一种深深的不信任。自由不是人的自然遗产，为了获得自由，我们必须为之去奋斗。如果人只是简单地顺从自然本能，那么，他将不会为自由而斗争，他将宁可选择依从，因为依要比自己去思想、判断和选择容易得多。这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不管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里，自由都经常被看作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光荣的特权；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人们会试图抛弃掉这种负担，这时候，极权主义的国家力量和政治神话就会乘虚而入，有意识地肢解自由，并进一步解除人们身上神圣的个人责任。”（［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
可见，良知被泯灭不是什么轻飘好玩儿的事情，它所造成的恶果像油污一样蔓延在大地上，到处都是粘稠和腥臭，你身在其中，不能不受浸染。我不说什么国家力量，也不说什么政治神话，仍旧只说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过的日常生活：任何社会苦难和幸福都与所有人息息相关，所以，当我们看到马伊的卑微灵魂在寻求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一步步泯灭良知，将数百条生命送给死神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这里面含蕴着的社会学机理，它是浅显的，然而又是深刻的。任何一个读者，假如你是一个有心人，一定能够从你的日常生活中，从你的生存处境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例证，这些例证会让你确信：陈行之说的还真有一点儿道理。
这么说，我们是面临一场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了？
是的，是这样的。
“在伦理学意义上，如果一个人的动机依赖于他自己的判断和他自己对什么是道德责任的确信，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自由的主体——按照康德的说法，自由等于自律。”（［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问题是我们失却了这个“依赖于自己的判断和自己对什么是道德责任的确信”的条件，我们不得不放弃作为人的最高特权的诚实和正直，我们不再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主体，我们过的是一种并非我们选择的生活，表演着被规定的仪式，用相同的方式感觉、思维和说话，我们把“ 我”遗失在了荒原之中，我们就像提线木偶，虽然在动，但是支配我们的并非我们自身的心智和灵魂，而是另外一种力量。我们遭遇了从未有过的精神危机。
这种危机不但在东方，即使在西方也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没有没有危机的社会，也没有没有危机的群体，古往今来，人类就是在危机中完善社会从而完善自己的。胡塞尔认为西方社会的科学和哲学危机，甚至于一切当代社会危机都渊源于“欧洲人性的危机”（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我认为这个观点很好。胡塞尔认为西方之所以会形成危机，是因为欧洲失落了希腊的特别是雅典的伟大传统，结果造成他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却离这个世界作为总体的意义越来越疏离、越来越陌生。基督教神学家一般不把良知视为人的自然本性，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本性通常被理解为人的肉体欲望，所以它不是良知，而是恶的驱动力。那么作为人的良知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在传统的基督教神学中大致有两种解释模式：一种是奥古斯丁派，另一种是托马斯派。前者主张良知来自于圣灵和启示，良知是人的神性的中心，是上帝与人进行爱的交谈的地方，是“灵魂的火花”，是上帝的声音；后者则主张良知是人的理性中的那种分辨是非的能力，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了人理性的能力，用《圣经》上的话说，人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良知是人之作为“上帝的肖像”的体现，人保留了良知，就是保留了上帝的肖像……说得很玄乎，让人不得要领。但是，如果我们简化一些，把这里的所谓“上帝”换成“社会”，一切就都简洁通晓了：良知是人的灵魂的中心，是社会与人的灵魂对话的地方，灵魂不可能永远抗拒社会的劝导，犹如基督徒不可能永远拒绝上帝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社会按照它自己的运行规律和状况创造出来的一种复合形象，良知只有作为“社会的肖像”的反映才能够被认识和理解。
我们就是这样理解斯雷德的，我们就是这样理解马伊的。
“各家有各家的难处”，我们何尝不是如此？西方难，东方也难；社会难，我们更难——当我们的社会在权力的深刻作用下距离人类普世价值越来越遥远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保存多少人性、保存多少所谓“非由外铄”的良知呢？面对着一座座无法逾越的权力结构的高山，我们不禁像李白唏嘘蜀道之难那样慨叹：“噫吁戏，危乎高哉！”觉得无法攀爬，其实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情。这是我们，王阳明先生又如何？假若先生活到现在，也面对着这座高山，气喘吁吁的他还有能力坚持他的观点吗？他还能够对这座山视而不见，清谈什么良知之“非由外铄”吗？假如我们再不客气一些，跟老人家引用海德格尔之说:“把良知引向到知、情、意这些灵魂能力之一，或把它解释为这些能力的混合产物，面对良知这类现象，套以分门别类的灵魂能力和个人行为上面的游移无据的框框，在存在论人类学上何其简陋不足，可谓有目共睹。”(《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25页)老人家将用什么样的语言辩驳海德格尔的主张呢？这时候如果他想到在此之前自己亲口说过人人有良知，良知“不假外求”，是“尔自家的准则”， “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他是不是得羞愧得嚎啕大哭？
该结束本文了。
我们还是回到开头，回到电影。
电影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是从属于某种社会文化的，它的价值观念更是直接渊源于社会文化价值观，在崇尚民主、自由，把个人尊严和价值看的重于一切的美国，出现一部《闻香识女人》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而这部电影与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严谨表述是官方倡导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核心是集体（国家、政党、团体乃至于“单位”）尊严和价值永远大于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任何个体都必须让步于权力，譬如那个叫查理的孩子，必须为了伯德学校和校监的尊严放弃自己的尊严，出卖他的同伴，出卖友谊，出卖良知……可见，《闻香识女人》是一部与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影片，宣传文化管理部门的官员不用多么高的智慧，仅仅凭着本能就可以做出反应：绝对不能让斯雷德的声音回旋在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上空，绝对不能，否则，党不答应，国家不答应，“单位”也不会答应。宣传文化管理部门的官员坚守了应当坚守的东西，他们把这部电影阻挡在国人视野之外是对的，他们既没有渎职也没有失职，他们十分优秀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
我已经说过，在我们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个体的人的东西都必须服从于这个目标，包括道德，包括良知，甚至包括人性，这不是我的个人判断，这是历史一再证明的规律或者说原则：在革命历史尤其是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在意识形态鼓动下，曾经出现大量发生在情人、父子、同事、朋友、夫妻间的出卖和背叛，作为意识形态反映的小说、戏剧、电影等文艺作品，更是对而这种令人心痛的出卖和背叛进行不懈的赞扬和鼓吹……所有这些如果仅仅意味着 “过去”，我们或许还可以不那么在意，革命年代自然有革命年代的价值观，疯狂年代也自然会有与之配套的精神疯狂。但是，假如你注意到我们活着的当下，在本应当获得极大解放的人的精神之上居然仍旧横亘着一种超越于人的存在的目标——波普尔谓之为“历史主义目标”——并且深刻地作用着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就不能不酌量酌量了。
酌量什么呢？酌量良知是否能够抗衡意识形态蛊惑。假如不能，良知若何？意识形态又若何？在我看来，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你是一个看重人生意义的人，就不能不想方设法为它们寻找答案。
假设你也和伯德学校的学生们坐在一起，看到那个叫斯雷德的美国退伍中校对泯灭良知的力量表现出震怒，听到他关于“你们这些自以为培养未来的领袖的人，看一看你们在培养什么样的领袖”的质问，你将做何感想？会不会想到现实生活中人们在权力高压下发生的种种道德畸变乃至于良知泯灭？会不会想到你在“单位”因为正直而得罪了领导、被身边所有人遗忘和蔑视的恶劣处境？会不会想到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牺牲者遭受的冷漠、折磨乃至于肉体被灭失？会不会想到当社会和人需要一种力量与权力抗衡，或者说渴望被护卫的时候，人的良知却像老鼠一样瑟缩到角落时的种种丑恶行径？会不会想到在一个需要有人呼喊正义的社会事件中，懦弱的人们（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大学教授、新闻工作者等等本应当负有承担社会责任的人）可耻地选择沉默，在客观上纵容不正义横行的懦夫行为？会不会想到权力能够让一个柔弱的人举目四顾而无助，只能铤而走险拿起武器杀人的情形？
你会想到的，因为，归根结底，不是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宣传使你成之为人，而是社会、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使你成之为人，你必将能够超越羁绊，把思想的触角伸向意识形态无法禁锢的地方，看到人所看到的一切。
这时候，美国那个色情的、堕落的、疯狂的退伍中校斯雷德就会显现出崇高的道德意义——他在社会权力重压下仍旧像人那样站立，认为查理“没有为了自己的前途出卖任何人”，是显示出 “正直和勇气”；他宣称正直和勇气“才是一个未来领袖应当具有的品质”；他鼓动着一种你平时想都不敢想的观念：所谓“权力者”并不天然代表正义，相反，在他们的本性中往往带有野蛮残忍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使它们与良知水火不容，良知拘束他们的作为，限制它们扩张，他们必将排斥良知、泯灭良知。这同样不是他们的自主选择，而是一种本性使然，即使他们厌恶了这一切，权力者的身份也必将使他们在这条既定的轨道上狂奔，即使想停也停不下来。他们不得不两线作战：一方面对自我，想方设法不让自己被良知禁锢，以便由着性子做一个很幸福的坏人；另一方面对他人，千方百计不让良知阻碍权力对社会进行疯狂攫取……这是不可调和的斗争，永无止息。斯雷德对良知的信诺，如果说还有什么更为直接意义的话，那就是使他们的这种斗争更加艰难而不是更加容易，他在客观上延宕了他们的艰难……良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呵护，生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更美好，社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更健全，世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让善良而柔弱的人感觉更值得留恋。
（2008-10-26）
陈行之注：本文是系列文章“极权主义微观生活谈片”第二篇，第一篇为《权力状态下的道德畸变》，第三篇为《权力状态下的人性扭曲》，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