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走“非西方”民主化道路并获得成功的执政党。该党独特的组织结构及组织制度是其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党员的层次性与中央的权威性以及与此相应的人才制度与集权制度中，而且这种独特性完全符合新加坡的现实需要。
新加坡是一个采用西方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等政治体制的国家。从1959年至今，李光耀创建并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每一次的大选中都保持了不败记录，稳稳当当地执政了四十多年。他是怎样做到的？除了廉洁自律、保持经济增长、切实解决民生问题等原因之外，如下两点是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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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充分利用执政资源优势，满足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要求。例如，新加坡职工总会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多年来，李光耀坚持把大量的人民行动党议员、政府部长选派到职工总会工作，协助工会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代表工人参加由劳、资、政三方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就每年的加薪及其他利益进行谈判协商。基本原则是加薪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力的增长率。第二件事是创办一些经济实体，让工人享受福利。比如，平价合作社是工会创办的销售日常生活用品的全国连锁店，工会会员交纳20元的股金都可参加。政府将其定为非赢利性机构，不予征税，但要求其拿出利润的20%作为工人的福利基金。这样，合作社就可以直接买进大批商品，不经中间盘剥，低价卖给工人。工人凭合作社的社员证来买东西，电脑都有记录，年底算总账，退还8%至10%的钱款，等于买12个月的东西，有一个月没有花钱。第三件事是大搞文化娱乐活动。工会开办度假村和乡村俱乐部，工人凭工会会员证才能在这里打高尔夫球、打网球等休闲娱乐，过去只有富豪们才能享受到的东西，如今工人在工会这里也能享受到了。加入工会，工资有保障，能买便宜东西，又能享受高档的休闲娱乐文化生活，因此工会会员人数就不会减少，同时也能感受到政府是十分关心工人的。
人民行动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基层组织建设。1960年政府依据有关法律成立了全国性的领导基层组织建设的人民协会，主席由政府总理兼任。人民协会在社区设立了100多个民众联络所，这些联络所开办中英文识字班、缝纫班、烹饪班、汽车和家电修理班，为社区居民服务。1965年政府还在各个选区成立了市民评议委员会，它直接隶属于总理府。市民评议会多半是由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商人和商店老板等组成。其任务主要是把居民的要求和意见反映给政府，然后把政府对于这些问题的政策和活动告诉居民。人民行动党为了使市民评议会能够弥补党的活动不足，原则上希望委员们都不是党员。随着新加坡连片组屋居住结构的出现，政府又成立了与之相应的居民委员会，每个委员会为6到10座组屋服务。这样，新加坡的每个社区都有一个网络，把居委会、民众联络所、市民评议会联系起来，并直通网络的神经中枢——新加坡总理办公室，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就有了畅通渠道。
二是充分利用执政优势，挤压反对党影响选民的舞台，尽力切断反对党与选民的广泛联系。除了难为反对党办媒体之外，人民行动党通过对选举程序规则的设计，使其长期保持选票多数的优势地位。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选区的划分，如果某一选区的反对党势力较大，选举委员会就会“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这个选区分割为几个选区，或把其中一部分与其他选区合并，通过调整选区划分的办法分散反对党的票源。人民行动党通过立法程序做出规定：各党用于选战的经费来源必须登记注册，禁止接受外国资金援助，防止外国势力插手新加坡内部事务。
人民行动党通过对城市建设与生活保障基金的控制权来争取选票。执政党通过政府在历次选举中多次表示，如果反对党在该区选举中获胜，政府便很难为该区拨款修建公共设施。执政党的候选人，只要能够在选区内的任何投票区赢得半数以上的支持票，政府将在这些区里实施组屋翻新计划。
针对选民虽不希望行动党失去执政地位，但又希望有几个反对党议员以制约执政党的心理，行动党1990年通过议会修改宪法，让一小批非行动党党员和非民选议员进入国会，以反映独立或超党派的观点。1984年大选之后，行动党成立了民意处理组，开设公众论坛和举行一系列会议，让选民对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民主之根是“民”，包括民生、民权和民心。任何政党要想长期执政就必须做到民有所求，我有所应。正如李光耀所说的那样：“行动党能否继续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党将来会形成多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行动党领袖今后如何对文化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断改变的需求和意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生的决策过程中满足他们享有更大参与权的欲望。”把民主之根留住，才能把执政宝座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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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以法治国,以理教人。他多次强调:“当一个公务员,就必须有奉献精神,谁败坏我们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要惩罚,否则党就要毁掉。”[9]“新加坡要生存,首先要有素质卓越的领导,头脑精明,有献身精神,有决断力,能干而诚实。”[10]新加坡缺天然资源,人是唯一资源,官员操守应格外洁净。原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郑远新,见利忘义,贪污50万新元,经查实事情暴露。郑因与李光耀早年在一起为争取国家独立,创建共和有政绩,与李有交情,因而曾向李求情。李光耀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徇私情,依法办理。郑畏罪自杀。这件事引起震动,并达到以亻敬效尤的效果。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俭以养廉。中国杂志《中华英才》总编辑去新加坡专访李光耀资政。采访报道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我们来到了李光耀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的图片我们在很多媒介上都已经见过。一张书桌,一套会议桌,一套会客沙发,陈设十分平常,‘富丽堂皇,至尊至贵’之类形容词,显然在此毫无用处。”[11]领导人的清廉风范,可见一斑。
1995年,75岁的李资政,动了两次手术后,康复期间依然在家办公。其时,他买了新加坡共管式公寓,曾收到“对方主动给予”的折扣,受到媒体的质疑。经查清真相,其折扣与新加坡政府所规定的给予普通人的优惠同等标准。1996年4月5日,李公开声明将“对方主动给予”的“礼物”交给政府。马尼拉《今日报》评论说:“很少有权势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在他们的交易中会这么有透明度。……这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是诚实的,诚实是他们藉以维系的价值观。”[
新加坡提倡推行整体主义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同时,个人存在与发展受到国家、社会的尊重,个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障。政府奉行实践主义,对公务员的生活必需,主要实行以俸养廉制度,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个人努力,使一般家庭走由温饱乃至小康,进而宽裕的必由之路;可是不准任何人走歪门邪道而损公肥私。
新加坡确定工资标准,是按照学历长短、学位高低为底薪,并参照年资、职务、职称,再加津贴的办法。国家经济上升,年终少则发第13个月工资花红。工作有业绩、有贡献,实行奖励、晋级,按劳付酬,论功行赏,打破平均主义。对消极怠工、玩世不恭的人,打破铁饭碗。国家经济增长率若明显下降,如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宣布1999年实行全面减薪,降低成本,以加强国际竞争力,避免经济衰退;号召全国上下,精诚团结,艰苦奋斗,迎接挑战。
以俸养廉还体现在实行公积金制度。[16]实行中央公积金制度,实施的范围包括国家公务员,企业聘工等在职人员。1968年试行,随着经济好转,公积金缴费率逐有调整。以1992年为例,调为在职人员工资40%的标准。其中由单位缴18%,个人缴22%,存入各个人名下。其使用范围分为:普通户头30%,特别户头40%,医疗保险户头6%三种。普通户头可用于购买“组屋”、教育资金及分担家长公积金。特别户头为养老储蓄,退休后按月支取。医药保险户头用于支付住院医疗费用。公积金由国家统一管理,长期储蓄,专项使用。在职人员一旦贪污违法,所存款项一笔勾销。
新加坡推行“居者有其屋”安居工程。建国初,仅全部人口9%的人有简陋住房,建国后,国家颁布《建屋与发展法令》、《土地征用办法》,成立建屋发展局,建设新镇与建屋相结合,全国统一规划建筑质量符合标准的“组屋”,住宅区水、电、煤气、道路等基础设施一次完成,政府提供低息贷款,一种用于建房。一种提供购买“组屋”者贷款,列入中央公积金,使大部分购买者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房价,付款可至25年,一般只需用其工资收入的五分之一部分可如期还清贷款。从1960年到1991年,建屋局共售出539602套组屋和5258套中等入息公寓,供87%新加坡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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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实行10年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由国家拨款,政府和社会从多方面筹集经费为学生设立奖学金和助学金,为低收入家庭分担子女教育费用。尤其是从1993年起,政府连续5年,每年从国家预算金额中,拨10亿新元,共50亿,设教育储蓄基金,更富有建设性。该项基金统一管理运作的赢利,为所有6—16岁学龄儿童和少年分别开教育户头。每年拨给各户头一定金额,随盈利增长,逐年略有提高,让学生支付必需的教育活动费用,以确保受教育者机会平等。谁的户头支用后尚存余额,可在入工院、大学后继续使用,或在成年后转拨入他的中央公积金项下使用。除此之外品学优异学生可获奖学金,低收入家庭学生可享受助学金。
新加坡国家机构中设反贪污调查局。该局局长由总统任命,直属总理办公室,对总理负责。反贪局的地位、职能、权力有相应的提高,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构。
反贪局积极宣传群众、教育群众认真学法,自觉守法,树立守法为荣、违法可耻、徇私枉法可恶的公德标准,敢于跟贪污腐败行为作斗争,揭发举报一切贪污行径。
反贪局加强专职监督工作,接受群众举报、投诉,接受各单位常务秘书所上报的贪污行贿案件,不论从何种渠道反映来的问题,不论作弊的背景如何、情节如何,一律调查核实。一经查证确凿,即送法院依法审理,秉公执法。曾任商业局局长的格林奈,在职期间,亲自处理新加坡七大商业案,当时追回国家流失的资财1·5亿新元,被誉为“杰出公务员”。但是,他在1991年谎报以还一辆旧汽车的帐款为名,行套贷款移花接木购新汽车之实,触犯《反贪污法》,虽然如期还了贷款,却不能以“身”代罪,仍被判刑。另一名商业顾问,替一家发展商处理买地交易时,利用不实的授权书,有意误导发展商,触犯《反贪污法》,依法制刑。
各部门、各单位设常任秘书,加强对公务员有无贪污违法行为的监督检查,定期批阅他们的工作日记,如发现问题,向反贪局报告。在已暴露有贪污迹象的部门、单位,其常任秘书更应当提出防止贪污的合理而有效的办法。加强管理,强化监察,或向上级报告建议有关人员轮换等,尽量避免产生不良效果。
新加坡政府对各阶层、各种行业、各类公共行为均有规章制度;对财政、金融、物资、营销、市场、建筑等经济领域及其各自管理环节加强科学化、现代化管理,形成对贪污腐败行为有所制约和防范。对一切贪污分子严惩不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