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知青：往事不堪回首
——— 知识青年下乡40年个人的纪念
今年是上个世纪六十年末代兴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回首这一在当时波及全国，祸及每个城市家庭的运动，于我个人而言，除了苦涩、不堪、痛心，实在是乏善可陈。
相对于“老三届”从1968年开始的下乡，到了我下乡的1975年，下乡运动已呈强弩之末，但我依然切身体会了下乡带给我个人的苦难和伤痛。同时，还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以及街坊邻居也曾经在这一运动中的颠簸，使得我对知识青年下乡运动有更多的个人认知。
1975年，正是文革结束的前夜，但在百姓日常生活中一点都看不到灾难即将结束的迹象。一切社会生活依然在文革的惯性推力下有条不紊的运作。这一年我高中毕业了，除了下乡，没有任何道路可以选择。由于当时的一些特殊政策，本来我可以躲过这一劫，但最后我还是来到了农村，且一呆就是整整五年，大好青春年华全部付诸东流。如果不是同样得益于一个特殊政策（子女顶替退休父亲工作），我还将会被命运继续捉弄。
1968年，我住在重庆市中区下半城一条破旧小巷子里，从得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一刻起，街坊邻居传达给我的信息就是对此不自觉的抵制。曾经有隔壁邻居家的大哥哥为了响应号召，毅然决然与父母闹翻，放弃当时中专生可以不下乡，可以谋得一份工作的权力，背起铺盖卷离家下乡。他的行为没有得到大家的赞誉，反而是痛惜。记忆中，更多的街坊邻居符合下乡的大哥哥姐姐都采取消极躲避的态度，实在躲不掉，就尽量减少下乡带来的痛苦。当时重庆下乡地多是在原四川下辖的川东偏远地区，即黔江地区的武隆、彭水、秀山、酉阳等地。隔壁邻居为了逃避下到偏远地区，曾经打算私自联系，下到离重庆很近的江北县（现在的渝北区）我亲戚家所在的农村，后来因为不便操作才被迫放弃。
庆幸的是当时我们那条小巷子的城市贫民以及更多的人群都没有被当局动听的言辞打动，没有被蛊惑，从家长到知识青年本人，都没有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万丈豪情，有的只是清醒明白的逃避乃至消极抵制和反抗。印象较深的是为数不少的知识青年不相信伟人所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鬼话，他们嘴里不说什么，用脚投票，赖在家里就是不响应号召到农村去。因此出现了低年级同学三天两头去应届毕业生家中做动员工作，用各种不厌其烦的手段骚扰、胁迫、诱惑、威逼。一些人经不住车轮战似的动员工作，无奈的含泪离别亲人和家庭。有的人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采取非常极端手段故意将自己身体某个部位致残，以身体有疾为借口，名正言顺的逃避下乡。
记忆中，关于低年级同学去应届毕业生家中做动员工作最为深刻的是，哥哥曾经是低年级中一员，由于缺乏辨别能力轻易的被人利用，居然也经常乐此不疲的去应届毕业生家中做动员工作。成天不好好在课堂学习，却忙于去做他人的动员工作。每每放学很晚回到家中，看到家中老是吃按定量赔给的红薯玉米大为不满，似乎他在做一项神圣的工作。然而，等到哥哥初中毕业，轮到别人给他做工作，动员他上山下乡了，他一下子才慌了神，似乎猛然明白，原来革命也会革到自己头上啊。（所谓群氓，如何被人利用，到头来，同样被腰斩，我是痛切的有了体会）轮到哥哥毕业那年是1971年，可供选择的要么依然是黔江地区；要么去云南西双版纳支边。两条路，对哥哥以及他的同学来说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正好，那年父亲从西藏建字部队整体内转到四川峨眉地区。面对哥哥的不情愿下乡支边，面对我们一家四口在城市里没有就业岗位，没有经济来源，父亲果断的做出决定：离开大城市，去峨眉！峨眉不就是小地方吗？那里应该不会有上山下乡的政策吧？天真的老爸和我们一家就此做出决定，只要能够躲避上山下乡，舍弃大城市也在所不惜。（这里需要交待的是姐姐因为小学毕业，已经超过上中学的年龄，但仅仅小学学历，显然没有什么知识青年的资格。于是，重庆当年有了一项针对姐姐这样的群体的特殊政策，谓之“超龄生”，因此可以免除下乡，可以直接分配工作。遗憾的是一连两次招工，都没有姐姐的份，因为贫寒的家庭里，母亲没有能力去贿赂看上去官位不大权力不小的居委会主任。）想想看，姐姐哥哥都到了就业的年龄，却一个无所事事呆在家里傻等，一个即将面临被无情往农村驱赶。除了离开大城市到小地方去碰碰运气，还能有什么其他妙计？因此，父亲没有更多的和我们商量，很快就去派出所把我们的户口迁移手续办妥。这中间，哥哥无疑最为拥护，姐姐无奈，而我还轮不上发言。就这样，我们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重庆老家，远走他乡，去寻找梦中的理想王国。
但是我们的梦最终还是惨淡的破灭了。中国再大，政策只有一个。峨眉虽是小地方，知识青年下乡去，依然是铁板钉钉，没有丝毫松动。在稀里糊涂做了一年的临时工后，哥哥仍然被告知：必需下乡去！好在那年征兵工作开始，哥哥应征入伍，总算侥幸的躲避掉了下乡的命运。而姐姐，在重庆大城市尚且被政策许可不下乡，何以到了峨眉却还要被继续往农村驱赶？姐姐和我们都想不通，于是与单位对峙，僵持。到了1975年，我高中毕业，下乡仍然没有丝毫商量余地。不过那时倒有了一个特殊的政策：多子女中老幺可以不下乡，因为家里总得有人照顾双亲。但是姐姐没有下乡，我排行老幺也得不到该政策的惠顾。你家里无论如何总得有一个下乡，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单位里的公差流露出不屑的眼神。那时，我没有犹豫，没有彷徨。就算那农村是地狱，我也不妨去走一回。尽管当时对今后有可能一去不复返，永远陷入二元社会中的二等公民位置有过思想准备，但还是难免惴惴不安。就这样，1975年9月，我成了知识青年下乡接近尾声中的一份子。
按照领袖的说法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们那时其实心里明白着，这些不过都是骗人的鬼话。领袖当时不是还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吗？那时我们不清楚此举既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无能昏聩，不能解决国民的就业基本生存问题，同时还是领袖过河拆桥，将当年盲目愚忠的红卫兵小将流放到偏僻的农村，免去生事之虞。可以想象，以当年的农村实际情况看，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农民作为社会的二等公民，温饱问题尚且困扰着他们，又何来教育知识青年的资本与精力？以个人下乡实际情况看，就是与当地村民争地争公分争口粮。彼时的我，壮劳力说不上，基本上与妇女社员一道出工，做些稍微轻松的农活。一个人（不是集体户）下到一个生产队，既得出工务农，还得一人做饭。既是一个不称职的农村劳动力，又荒废大好青春学习时光。就连基本生存都非常困难，下乡一年的劳动所得除去分得一份口粮外，竟然只有几毛钱的报酬。当然，邻村知青还有倒贴钱才能将口粮买回的。如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究竟有何社会意义？
有人说起当年知识青年下乡，颇有点壮士扼腕的豪情和英雄情结，说什么“青春无悔”。对此我倒是难以苟同。分明是被暴政集权耽误、愚弄、剥夺，怎么还会“无悔”？难道整整一代人的热血青春被强制性的剥夺，基本生存权、学习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反倒是我们津津乐道的事情？反倒是我们念念不忘的事情？反倒是我们乐于接受并钟爱有加的事情？不然怎么会“无悔”？
知识青年下乡运动过去整整40年了，它所给予那一代人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即使在那一群人中出现了不少社会精英，也绝不是这个运动所赐予的，而是个人以及运动后的种种机遇造就，如果把这个群体中部分人的成功归于这个运动本身，无论从事实本身和逻辑上都是难以成立的。不仅如此，知识青年下乡运动最后逐步显现的负面作用直到几今天都还在咬噬着一个个普通的个人和家庭。仅以当年的所谓“大集体”集体所有制招工而言，我的不少孩童同伴就因为急于摆脱当时下乡在农村的困境，饥不择食的跨进“大集体”职工行列，至今都不能享有全民所有制职工的诸多福利待遇，成为城镇职工中内部的二等公民。
40年前，因为伟大领袖巨手一挥，千千万万个稚嫩的小青年象被发配边关的苦役犯一样，被无情的赶往深山农村，偏远边疆，离开熟悉的城市和双亲家人，被迫中断学业，被迫去充当一个不合格的苦力。当时就被知识青年无可奈何的自嘲为“修地球”，因此在各地都产生了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知青歌曲，曲折伤感的表达知识青年的不满和忧伤以及无奈。而在那时，传唱传抄知青歌曲都被视为封资修的反动靡靡之音而加以禁止和打击，人们大都只能暗暗吟唱，暗暗落泪。彼时的知识青年，尽管从数量上看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但在当时高度集权绝对服从的社会体制下，却如同任人宰割的羔羊般，没有丝毫反抗之力，除了逆来顺受，没有任何别的选择。
40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犹如一场噩梦，不但打乱了知识青年个人和家庭的正常生活学习秩序，而且也使整个社会的发展陷入空前的大倒退。怎么批评否定这一荒唐的运动或许都不为过，如果还有人为此感恩戴德，高喊什么“青春无悔”，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不论以当年的眼光还是以现在的标准看，将全国范围的城镇青年如同流放般大规模的赶往农村边疆去，都是没有必要的，都是一场荒唐的、随心所欲的、别有用心的、不尊重人权的灾难性举动！所谓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有作为纯粹都是痴人说梦！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没有能力庇护自己的国民，没有足够的能力让自己的国民充分就业也就罢了，但却还要将无尽的灾难降落到他们头上，这样的国家和政权是不人道的、可耻的、可恨的。应该说，现在类似40年前如此荒唐举动已经没有市场，但是，类似这样的思维今天还会延续吗？但愿不会。这，或许就是我们纪念知识青年运动40年的要旨吧。
作者：独钓寒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