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有沒有資格談寬恕？

　　这项制度肇始于1911年。当时的白人统治者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律，将黑人赶出城市，圈定在贫瘠偏远的穷乡僻壤，从地域上将黑人和白人分开，将黑人与有色人种固定居住在受限制的“家园”里，美其名曰保护不同的种族与文化独立发展。1949年甚至立法禁止不同种族通婚。由于白人掌握国家政治经济权力，黑人与有色人种成为没有权益保障的廉价劳动力，工资只有白人的八分之一。不公平的制度引来民间社会持续的抗争，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制裁。
　　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对黑人施暴，黑人激进组织也针对白人制造了许多“以牙还牙”的抗暴事件。如发生在1983年的南非空军总部爆炸案，白人死伤者高达200多人。1993年开普敦圣詹姆斯教堂的大屠杀，11名白人教徒在黑人激进分子机关枪的扫射下魂归天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普通的父亲和孩子，有些甚至是同情南非黑人解放运动的白人。1997年2月3日午夜，南非永久宪法正式生效，这标志着在南非延续了300多年的种族隔离制度在法律上彻底终结。

　　解决历史问题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彻底遗忘。将过去一切曾经的不愉快、一切的伤害遗忘，在酩酊大醉后如同初生的婴儿，黑人和白人们和平共处建设自己的家园。但是，可能吗？死去的人那永远不老的容颜在相片中定型，微笑的样子如同远足尚未归来的亲人；许多人下落不明，亲人们连收尸的机会都没有，而凶手却悠然地在社区俱乐部中喝着下午茶。
　 　那么，审判呢？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为此类的审判开了一个先河。组建个特别法庭，任命一批特别检察官指挥侦查决定就行了。或者，干脆申请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一个特别法庭，进行审判。但现实是，审判将可能给已经不堪重负的司法系统再压上最后一根稻草。或许你可以用正义无价来作出选择，但在一个检察官和法官基本由白人组成的国家中，调查与审判的公正性原本就值得怀疑。在种族隔离时期，对于黑人的犯罪行为是一种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的行为，许多警察和安全人员将之视为效忠国家执行法律的职务行为的一部分。若将其全部归结为犯罪行为，犯罪人员必定以数十万计，这将使南非的司法系统立刻崩溃。若只惩办首恶，则有杀鸡给猴看选择性办案之嫌，有违法律的基本原则。

　　第三种道路被提了出来，那就是“真相与和解”：那些曾经作恶的人，向专门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出申请，讲述在那罪恶年代曾经发生的事，并申请赦免。司法部长签署了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法令，委员会由大主教图图担任主席，18名成员中有许多宗教界人士，10名黑人，8名白人，人员构成代表了政治、宗教、职业等社会各类层次。
　 　以坦白罪行换取赦免的设想得到了许多公众的支持，包括许多在种族隔离期间的受害者及其亲属。一幕幕令人感动的情景发生了。许多警察和安全人员出来讲述曾经发生的一切，包括拷打、监控、非法绑架和虐杀，讲述他们在从事这些行为时的心路历程，讲述他们从一个普通的父亲或孩子变成国家罪恶一部分时的内心挣扎，讲述他们黑夜从梦魇中惊醒面对家人困惑时的苦楚，讲述他们如何将权利争取者的尸体扔到河中喂鳄鱼。根据申请者的讲述，委员会找到了超过50名被秘密掩埋的尸体，并进行了安葬。

　　历经数年时间，真相委员会听取了2.1万名证人的陈述，既有受害者，又有加恶者。直到2003年3月，完成使命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其编写的厚厚7卷报告递交给南非总统姆贝基。大量的恶行没有用遗忘的方式去原谅，而是被揭发出来，但这不是末日审判，人们用宽恕来对待这罄竹难书的恶行，由此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项国家与公民心灵重构的政治工程、良心工程。人们普遍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改变了南非的历史，让南非人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委员会抚平了南非人心中的创伤或负罪感，通过和解获得和谐，通过宽恕获得了国家与民族的未来。[详细]

　复仇的渴望是和解路上的最大障碍

　——和平、真相、正义与宽容是和解的四大要件

　　如果“正义”满足于将施害者踩于脚下的快感，它就很可能落入施害者以前的套路，把“正义”变成了手中的工具，最后形成一种“暴力文化”，用图图大主教的话来说，就是当我们完全实现了处罚性的正义之后，南非将躺在一片废墟之中，而黑人所获得的也将是一场“皮洛斯胜利”(付出惨重牺牲后所取得的一场毫无价值的胜利)。[详细]

南非的民族和解奇迹能否重演？

——和解有时就像窗户纸，捅破才知道如此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