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辞世之后，舆论当然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中国以后还出不出得了大师，似乎季先生就是硕果仅存的最后巨人，学界将来再无本事酝酿出另一位众人仰望的泰山北斗了。这个疑问的前提是大家都已肯定了季先生的地位，仿佛人人都很清楚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然而，我们真的都能看懂季先生早期在佛典语言研究上的创见吗？我们都能欣赏他在翻译《弥勒会见记剧本》上头下的功夫吗？就算是他晚年以大量中文素材写成的《糖史》，又有多少人通读过一遍呢？
不妨老实承认，虽然人人都称季羡林先生是大师，但我们绝大部分人根本就连下这个判断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坊间才会以讹传讹，张冠李戴地把精研东方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季先生尊奉为“国学大师”（除非我们所说的“国学”是季先生提倡的“大国学”，把中西文化交流的面向也纳入传统国学的范畴）。所以媒体才会大肆渲染季先生懂得多少种古僻语言，因为这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成就，将学术看作武艺奇巧，花样会得越多越好。
既然我们无能判断季先生的大师地位，可见这个尊称就不是我们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说季先生是大师，不是因为我们懂得季先生的工作，而是因为我们相信 内行人的判断。虽然那些内行人其实只是人数很少的一个小圈子，全世界也可能找不出一千人。那么，我们又凭什么相信这个小圈子会肯定季先生的成就呢？我们甚至从未接触过那个圈子，也从没读过他们的专业学报。也许，大家只是信赖整个学术界的共识，当今学术界都不否认季先生是大师，我们也就只好跟着信了。尽管季先生那圈子的人在全球学术群体里只是凤毛麟角，其他专学的学者隔行如隔山，根本摸不透他们干了什么。
我不是在针对季先生，更不敢质疑他在学术史上的位置。恰恰相反，我只不过想指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现象，那就是外行人对专业学者的判断往往要靠一套第二 手甚至第三手的信任关系组成的链条。这个现象不仅限于人文学科，自然科学更加如此。例如杨振宁、李政道和斯蒂芬·霍金，我们一般人都不太清楚他们的创见创在何处，大家只能人云亦云，毫不怀疑地接受学界的看法。
掌握不到足够的讯息而妄断是危险的，不经自己的思考而盲从他人的意见是愚蠢的，可是社会的运转与生活的恒常，有时却不得不依靠这种盲从和妄断。举个 最简单的例子，你要是生病去看大夫，找一个别人介绍的“外科圣手”，你怎能知道他就是外科中的圣手呢？你有机会先去检验一下他的本事吗？你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评价他过往的表现吗？
世界如此复杂，每个部件彼此依赖，我们所有人都不能不依靠别人的专业意见。这种信赖固然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它更是对一套系统的信任。
我们都说季羡林是大师，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传媒。传媒都把季先生尊为大师，因为那是学界的共识。学界之所以有这种共识，是因为专研东方学的那个小圈子都很佩服季先生立下的榜样与他留下来的学术遗产。并不是东方学圈子里的人都很高尚诚实，而是整个学术界自有一套规则体制，自有一套评价彼此成就的原则。大家信的不是个人，是这一套系统。我们相信一个人取得博士学位，就证明了他有独立研究的能力；做了教授，就有指导学生的资格；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就表示他的水平达到最高标准。如果他的论著广受引述，行内人不能不读不能不重视，那一定是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于是一般人都会觉得一个哈佛回来的博士就算不是太厉害，也不可能太差；一位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就算不是名家，也不至于太过滥竽充数；一本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著不一定是佳著，但也绝不会是左抄右抄的三流杂烩。
然而，我们今天有谁能够保证一个中国重点大学博士的资格，一部大学出版社出品的水准呢？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成员可以涉嫌抄袭，重点大学的教授可以错把英文里的“蒋介石”译作“常凯申”，一级学刊可以收款刊登投稿论文；博士生更可以从不上课，连论文都由他人代笔。当这一切都可以发生，中国学术领域的信任链条也就完了。前一阵子，学术打假专家方舟子先生揭发全国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在清华上学时有抄袭论文之嫌，周先生对此仍无回应，却有网友先替他着急了，叫大家“ 想想清华的学生压力有多重？不抄袭根本就应付不过来。何必拿这点事小题大做！”我不敢相信抄袭是清华学生的普遍行为，但这位网友的意见却让人忧虑；假如每个人都像他这么想，那么清华的招牌还有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季羡林先生被称作“最后的大师”？因为他是上个时代的产物，一个学界仍有信誉可言的时代；因为他的成就被国际学界承认，而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混 沌晦暗的江湖自娱自乐的结果。所以，我担心的问题还不是中国出不出得了大师；而是就算真有，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存在。说一个人是大师，谁说了算呢？我们谁都信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