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是由笑蜀编著的，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内容是摘录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在四十年代创办的两大报刊《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社论，以及中共领导人在当时一些场合的讲话、言论。那时中共是在野党，主张民主攻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该书出版不久就被中共查禁了。
既然是公开发表过的言论，为什么要对民众隐瞒，有人出书还要遭查禁呢？看了书中披露的内容就知道了：
“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中国共产党所以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他说得很对。”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1940年。）
“纪念‘九一’记者节，全国记者们和同胞们，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制政策。”──《解放日报》社论，1943廿
“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的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所以，新闻界同人，随时随地都在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新华日报》1944年9月1日社论
“希特勒说：‘利用报纸，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希魔这种愚民的办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统制政策的蓝本。和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完全相反的，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抗日根据地的正确新闻政策。在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抗日根据地，各界人民都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而汉奸和法西斯第五纵队则不但没有发言权，而且遭受严厉的镇压。
各种报章杂志及其它宣传品，只登载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民主、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消息言论，而破坏抗战、破坏民主、拥护法西斯的文字则绝对不准发表。”
《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9月1日
“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周恩来。)
“在暴君的眼里，奴隶们不过是‘能够说话的工具’。然而，说话毕竟是危险的事情，凭着说话，奴隶们不仅会倾诉出对暴君的愤恨，而且会使同命运的奴隶们由散沙变成凝聚的力量。于是，依赖着皮鞭和枪刺，暴君更使奴隶们变成了无声的羊群。”──《新华日报》1944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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