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贴]
第二卷 英雄巨像千尊少 皇帝新衣半件多
「活讀書」與「死讀書」
——從趙紫陽與溫家寶讀書之差異說起
溫家寶經常在公開場合炫耀自己喜歡讀書。二零零三年，溫家寶接受《華盛頓郵報》總編輯唐尼專訪時說：「我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讀書伴隨我的整個生活。」他曾坦言每天至少抽一些時間讀書，他與網民交流時說，讀書決定一個人的修養和境界，關係一個民族的素質和力量，影響一個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一個不讀書的人，不讀書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然而，溫家寶不是不知道，在今天的中國，誰是讀書人的敵人呢？是萬惡的中宣部，他們的黑名單越來越長，既有不准公開出版著作和發表文章的作家和學者的名字，也有諸多不得觸及的「敏感」領域，諸如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文革」與「六四」等等。溫家寶也不是不知道，是誰將讀書人劉曉波關進了監獄，並剝奪了劉曉波在獄中讀書的權利。
「讀書人溫家寶」與「總理溫家寶」是不可割裂開來的。讀書當然會影響一個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但我們首先要看他讀的是哪些書，他從這些書中汲取的是哪些內容，以及這些書籍與他的文化和教育背景之間究竟是什麽樣的關係。
趙紫陽晚年讀什麽書？
喜歡讀書比不喜歡讀書好，但更爲重要的是讀的是什麽書。如果將趙紫陽與溫家寶讀的書和讀書的方法及目標作一個簡單的對比，便可以看出兩人精神境界與思想水平之天壤之別。一言以蔽之，趙紫陽是「活讀書」和「讀活書」，而溫家寶是「死讀書」和「讀死書」。
比溫家寶年長一代的趙紫陽，出生於一九一九年，很早便投身共産革命，青少年時代在抗戰的硝煙中度過，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是，趙紫陽一生都充滿求知和求真之心，無論是在八十年代領導經濟和政治改革的驚濤駭浪中，還是在晚年幽禁的歲月裏，他都手不釋卷，尤其喜歡像金聖歎那樣「雪天讀禁書」。趙紫陽沒有像溫家寶那樣接受過完整和系統的教育，這反倒讓他擁有了自由之思想、開闊之視野和靈活的意識形態立場。所以，比較趙紫陽與胡溫之差異，不能停留在簡單地以學歷論英雄的層面上。
從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歲月》和宗鳳鳴記敍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中可以看到，趙紫陽讀過的許多書，溫家寶從未讀過，或者即便讀過也不敢在公開場合表露和推薦。趙紫陽在精讀完《顧准文集》文集之後，大加讚賞說：「顧准是個大思想家，在當今理論界還沒有超過顧准的思想水平的。」他還稱讚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說：「這本書很值得一讀，它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變化的真實。」在讀了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之後，他評論說：「這個作者寫得比較成功，把周總理的內心動態、處世哲學寫出來了，是從儒家思想臣對君不能不忠來敍述的。當年毛主席對周總理是不信任的，但有離不開他，又反不了他，即所謂『反周必亂』。」趙紫陽還一直最終吳國光、楊小凱、王力雄、周其仁等學者的著作。另一方面，他對新左派和民族主義思潮持批評態度，對九十年代中期暢銷一時的《中國可以說不》非常不以爲然，他指出：「這完全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這些人不看看現在是什麽時代。」他也許沒有想到，在他去世之後只有幾年時間，「說不」類的書籍在胡溫的鼓勵和縱容之下再次大行其道。
趙紫陽還閱讀大量的雜誌和文獻，其中既有國內公開出版的比較有銳氣的刊物，也有港臺和海外的「反動刊物」。比如，趙紫陽注意到康曉光在《戰略與管理》（後來該雜誌被中宣部關閉）上發表的鼓吹新權威主義的文章，由此他引申開去說，自己並非新權威主義者，鄧小平才是新權威主義者。再比如，趙紫陽很欣賞李慎之的文章《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認爲這篇文章「指出了中國歷史文化的真諦，即中國的文化傳統乃是專制主義，而儒法互補又是專制主義的核心理論，就是所謂的道統」。他還注意到蔣彥永醫生爲六四正名的公開信、焦國標的文章《討伐中宣部》以及發表在香港《開放》等雜誌上的劉曉波和我的文章等等。由此可見，他讀書不是像溫家寶那樣是爲了賣弄和作秀，而是希望從中看到中國的真相，找到解決中國當下的危機、帶領中國融入世界民主大潮的方法。
溫家寶是爲作秀而讀書
與趙紫陽的「活讀書」和「讀活書」相比，溫家寶大部分時候都是在「死讀書」和「讀死書」。溫家寶最喜歡在講話中引經據典，香港中華書局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出版了《溫家寶總理經典引句解說》一書，收集溫家寶各種訪談、演講、會議中引用的詩文、名句一百二十條。有一名教授經過專門的研究發現，溫家寶引用的詩句百分之九十五教科書上沒有。中國有那麽多與國計民生有關的課題沒有人去研究，這個教授偏偏去研究溫家寶引用的詩句和典故的出處，這種「文心雕龍」式的學問，實在是「中國特色」。作爲納稅人，我們都不知道該教授通過這個課題，拿到了多少國家的科研經費。
溫家寶尤其喜歡在文化教育界的活動中展示其讀書之多，以激發他與文人們聲氣相通的情感。在二零零六年全國文聯的代表大會上，溫家寶引用《尚書》、《詩經》、《論語》、《孟子》、《史記》中的名句，以及屈原、蘇東坡、鄭板橋、林則徐、黃遵憲、艾青的詩句，還有左宗棠的對聯、張載的座右銘、趙丹的遺言、康得的墓誌銘和亞當·斯密的一段話。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無所不包。溫家寶深知台下的這批禦用文人有多「酸」，在他們面前賣弄一下學識，是贏得掌聲的最好方式。但是，文質彬彬有如何？學富五車又如何？作爲詩人的隋煬帝加速了帝國的滅亡，作爲劇作家的唐明皇觸發了安史之亂的發生。若不能「因真理得自由」，知識越多人越昏庸。
然而，我們稍稍梳理一下溫家寶閱讀的書籍，便可發現大都是中國古典的著作，與現實中國無甚關係。他似乎有意回避那些如同魯迅所說的「帶著血的蒸氣」的著作。哪些著作對溫家寶認識「活的中國」和「真的中國」有幫助呢？我可以推薦幾本。溫家寶曾經在甘肅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不妨讀一讀作家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和《定西孤兒院記事》這兩本著作，它們寫的是大饑荒時代發生在甘肅的慘絕人寰的群體性死亡事件，這兩本書能夠幫助其「溫故而知新」；溫家寶多次探視艾滋病人，顯示他對這一特殊人群的關愛，那麽不妨讀一讀閻連科的《丁莊夢》，溫家寶很喜歡展示「大國總理」的風度，但什麽是「大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他若有大國總理的胸襟，最應該讀的是劉曉波所著的《大國沈淪》，那裏面有他即便走遍中國的兩千多個縣也看不到的真相；溫家寶日前在天津考察時坦言宏觀調控面臨兩難的困境，此時此刻他最應該讀的是趙紫陽與朋友們經常討論的那本經濟學的經典名著--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讀這些書比讀那些溫家寶常常挂在嘴邊的詩詞歌賦強多了，在這些書中才蘊含著治國的智慧和贏得民心的秘訣。
溫家寶從書中找到了成爲偉大的政治家的秘訣嗎？
在溫家寶經常引用的西方書籍當中，頗有價值的有兩本，一本是古羅馬皇帝奧勒留所著之《沈思錄》，另一本是古典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所著之《道德情操論》。但是，溫家寶真的讀懂了這兩本書嗎？我看未必。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中旬，溫家寶在新加坡參加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峰會時曾說：「這本書（《沈思錄》）天天放在我的床頭，我可能讀了有一百遍，天天都在讀。」二零零八年九月，溫家寶出席聯合國會議，在回答關於中國政府如何應對三鹿問題奶粉的提問時，又引用《沈思錄》裏的一句話：「請看看那些所謂的偉大的人物，他們現在都到哪里去？都煙消雲散了。有的成爲故事，有的甚至連半個故事都算不上。」於是，《沈思錄》一下子冒出幾十個不同的版本來，以「總理的案頭書」而突然暢銷起來。
在《沈思錄》中，貴爲帝王的奧勒留再三告誡說，要善待那些冒犯了自己的人，因爲「每一靈魂都不願意自己被剝奪真理」。溫家寶接受了奧勒留的這一忠告嗎？如果按照奧勒留勸誡的那樣去做，你的政府爲什麽將說真話的獨立知識份子劉曉波判以重刑呢？更何況劉曉波的文章以及《零八憲章》，並非有意冒犯於你，而是深懷著對中國和平轉型爲一個民主憲政國家的期望，這一期望不正與你再三宣揚的「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的目標不謀而合嗎？
奧勒留固然打造了羅馬帝國黃金時代的尾聲，但終其一生，都在各個行省之間奔波，作爲帝國的救火隊長疲於奔命--和北部及東部的蠻族戰鬥以保護義大利，忙於解決國內的瘟疫、饑荒和叛亂。溫家寶的命運豈非與奧勒留一樣？水災、雪災、地震、旱災、經濟危機……他的所作所爲只是延緩中共的崩潰，而不能將中國帶向民主自由的未來。晚清重臣李鴻章晚年沈痛地承認：「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是淨室，雖明知爲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有何術能負其責？」溫家寶卻連「裱糊匠」都不如。
溫家寶重視的另一本書是《道德情操論》。在此書中，一向溫和的亞當·斯密忍不住痛斥那些「淩駕於法律之上的最高職位的候選人們」，這些人的權位是「通過欺詐和撒謊、通過拙劣卑鄙的陰謀和結黨營私的伎倆，通過窮兇極惡的罪行」而獲得的。溫家寶有沒有畢恭畢敬地將這幾句話作爲自己及其政治局同僚們的「資治通鑒」呢？二十一年之前，難道你沒有親眼目睹天安門廣場上的屠殺嗎？如果說那時你職位卑微，不足以反抗鄧小平等元老兇殘的殺戮之心，但在二十一年後的今天，你已身居黨內第二號人物，你已任滿一屆又一大半屆的總理任期，爲什麽不能回應蔣彥永醫生的呼籲，切實推動爲「六四」正名的工作呢？
要成爲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僅僅靠作秀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爲了改革「雖然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要像奧勒留所說的那樣「爲了真理和正義可以付出一切的代價」，要像亞當·斯密所說的那樣「用法律的力量去保護地位最低下的國民」。那麽，還有兩年結束其任期的溫家寶，究竟還在等待什麽呢？
孩子們眼中的溫爺爺有多麽偉光正
溫家寶出身教育世家，所以在歷屆總理當中，他最關心教育問題。雖然說關心總是比不關心好，但究竟如何去關心，在我看來更加重要。每年一到教師節，溫家寶的身影都會出現在上至北京大學、下至鄉村小學的課堂上。我對溫家寶與學生們一起上課並不感到驚訝，讓我詫異的是，溫家寶到北京市三十五中學聽課調研之後，新華社發表的一組學生作文。
從學生作文看奴性人格的形成
新華社特別爲這組作文加了編者按語：「這是一組來自三十五中初二·五班學生的作文，小作者們帶著驚喜和幸福心情，從不同側面講述了與溫爺爺在一起上課時感人的細節。」待我仔細閱讀這些文字，不禁瞠目結舌：這些年僅十四五歲的青少年，居然已經如此嫺熟地掌握了「黨八股」的寫法。他們如此寫作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奴隸人格已經形成了，而這種奴隸人格的形成，老師、家長和社會分別做出了怎樣的貢獻？
簡單摘錄一些精彩的段落：
--當廣播裏說親愛的溫總理要來時，我還半信半疑--以前常常在新聞聯播和網上看到溫總理親切的笑容，在學校真的可以看到嗎?究竟會是什麽樣呢?而當班主任說溫總理就坐在我的後面時，說實在的，我都被嚇傻了，能夠跟國家領導人一起上課呀!我的心裏是又緊張，又激動。
--我的內心卻激動不已，無法平靜。這節音樂課是新學期的起始課，老師先就此學期要學習的音樂課提出了幾個簡單的問題。要是擱在平時上課，我會大膽地舉起手來，但是，今天……不知怎麽了，手是怎麽也舉不起來，面對這樣的僵局，溫總理小聲對我說︰「你怎麽不舉手啊？」
--下課的時候溫爺爺和我們講了話，溫爺爺說：「看到你們，彷佛回到了我的童年。」溫爺爺說話語速很慢，但說的話很有道理，從溫爺爺的眼神裏看得出他很愛我們和老師。一位慈祥的老人，一位可愛的老人。最後溫爺爺還與我們合了影，所有的媒體都在那裏拿著專業相機卡卡地照，彷佛要把今天上午所有的美好都定格在那一刻。
--總理離我只有兩個座位的距離，因此我能清楚地看見他那慈祥的臉龐。我對自己的動作非常拘束，生怕自己在溫總理面前出錯，那不是給三十五中丟臉嗎？所以沒有把握的問題我不敢舉手發言，有時就連有把握的問題我也不敢舉手，況且在那些攝影師面前我就更不敢發言了。
--我大著膽子回頭看了一眼，震驚！就他一個人坐在最後一排，臉上挂著無比溫和的笑意，一件樸素的白襯衫，絲毫沒有架子。這就是讓我們敬仰的溫總理啊！緊張啊，從小到大，這陣勢還從沒見到過。
--前四節課我們和總理一起上課，一起聊天，猶如神仙一般，好似夢的感覺。
--第一節課是數學，老師站在講臺前，用激動的聲音介紹道，溫家寶爺爺來我們班聽課，教室裏頓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溫爺爺帶著慈祥和藹的微笑走進了教室，爲了不影響我們上課，溫爺爺坐在了我們教室的最後面一排。我興奮得難以形容，多麽幸運的事情，多麽不同尋常的經歷，我居然和總理溫爺爺坐在一個教室裏，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開始講課了，平時喜歡的數學課，好像今天不知道老師在講什麽。這怎麽行，我不停地在提醒自己，要好好地聽，認真地聽，萬一回答問題時出了錯，溫爺爺會怎麽看我。
--第五節音樂課後，溫總理語重心長地爲我們講了一段話。總理聲音輕柔、語速緩慢地講道：「在我小的時候，我爺爺創辦的學堂被戰火摧毀了，那時的我們是不幸的，而現在的你們是多麽的幸福。前些年我到甘肅靖遠縣，一位雙目失明的母親拉著我的手哭個不停，我問她有什麽困難，她只說了一句話--讓我的孩子上學。孩子們，你們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希望你們能夠珍惜。我愛你們，也祝福你們！」溫總理深情的講述，感染了在場的每一個人，他的一字一句，如春風化雨，灑進了我們這些莘莘學子的心田。
美國的中學生是如何對待「大人物」的
我不想對這些學生作文一一作點評。我只想舉幾個例子來作簡單的對比。我去美國訪問時，曾經跟一個朋友的正在念初中的兒子聊天。這個少年談到不久前奧巴馬總統到學校訪問的經過，他說那天老師和同學仍然按部就班地上課，大家並沒有感到多麽興奮乃至幸福。後來，他們就此事寫了作文，一個女生說：「我想跟總統的女兒交朋友，我想知道她有沒有覺得數學課很難。」另一個同學寫道：「我發現，奧巴馬總統一點也沒有電視上的那麽帥。」還有一個同學直言不諱地說：「我爸爸說，我們反對總統的醫療改革計劃。我們全家都不喜歡他。」沒有一個學生在作文說，總統來學校的這天是他一生中最榮耀的時候，能夠見到總統一面就是三生有幸等等。我接著問他：「老師沒有教育你們要熱愛總統嗎？」他說：「爲什麽要熱愛總統呢？總統是大家選舉出來爲我們服務的人，他做了好事情，大家會讚揚他；他犯了錯誤，大家就批評他。總統沒有什麽了不起的啊。」
這就是普通的美國孩子對總統的看法，我們這裏還需要向成年人普及的「總統是靠不住的」的觀念，每一個美國孩子都不覺得深奧。我還想引述發生在加州惠尼中學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這些故事清楚地表明：美國的中學生是如何對待那些「大人物」的。惠尼中學是一所公認的「傑出學校」，世界各地的包括美國其他地方的家長們，千里迢迢搬到附近的學區，只是爲了讓自己的孩子能夠在這裏入學。惠尼中學最大的特點就是具有模範性和啓發性，並在加州學科表現指數上獨領風騷。
喬安妮老師教授公民高級選修課，這一堂課的主題是「政治權力」。她先讓孩子們將兜裏的美元掏出來，從美元上開國之父們的肖像講起。她問學生們說：「權力是什麽？」有學生回答說，權力是操縱信仰的能力；有學生回答說，權力就是金錢。老師接著問：「權力和權威有什麽區別，布希總統有其中一項，還是兩者皆有？」一個學生回答說：「布希總統有權力，沒有權威，因爲二零零零年的選舉他是偷來的。」一個更不喜歡布希的學生接著大聲說：「他不該有權威，也不該有權力！」而另外一個支援布希的學生說：「難道你寧可要戈爾當總統？」被反駁的學生則回答說：「不，我寧可要布拉德·皮特當總統。」喬安妮老師沒有制止這場越來越熱烈的討論，她更不會害怕「隔牆有耳」，甚至擔心班上有學生向校長告密，說她在課堂上散佈反對總統、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喬安妮老師給孩子們佈置的課後作業是，給當地議員的辦公室打電話，詢問選舉的經過並寫成一篇報告。
另一個故事與小布希的弟弟尼爾·布希有關。尼爾·布希是軟體公司的老闆，計劃向學校提供學習軟體，校長邀請他到學校訪問。按照惠尼中學的傳統，貴賓參觀校園的路線、介紹的導遊等，既不由來賓決定，也不由校長辦公室決定，而是由學生社團負責策劃。尼爾·布希參觀學校的一個專案，就是旁聽戴夫老師的歷史課。那天上課的學生準備了不尋常的歡迎方式。科莎和幾個同學事先調查了尼爾·布希的履歷，發現他所屬的銀都儲貸銀行管理混亂，導致納稅人損失十三億美金，尼爾·布希本人被罰款五萬美金並被終身禁止從事銀行業。這一堂課討論的主題是前幾個世紀的金融投機、銀行倒閉和經濟蕭條。學生們決定將尼爾·布希的案例也納入進來。結果，尼爾·布希飛快地逃離了教室，後來學生們說，他幾乎是跑著出去的。戴夫老師是個保守派，投票給共和黨，但他支援學生的做法。「那個主題和課堂討論相關，」他說。「如果你接不了招，」他又說，「就別進來。」我們能夠想象此種場景嗎--北京三十五中會有某個學生當面質疑溫家寶說：「你的家人是否在做大生意？」
一個喪失純真的童心的社會何其可悲
被別人當作爺爺來尊重，對老人來說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這種幸福最好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享受，而不該拿到公共領域中炫耀。作爲總理，出現在任何一個公共場合，包括中小學的課堂上的時候，都要認識到自己的身份不是孩子們的爺爺，而是爲公衆服務的「首席公務員」。可惜，溫家寶再次將中國公私不分的惡劣傳統發展到了極端狀態。他以爲，作爺爺狀便是對老師和學生們最大的關愛，他錯得實在太離譜了。
當溫家寶閱讀到這些孩子的作文的時候，他不會認爲這些文字充顯示了中國教育的失敗，或者換一個角度來說，顯示了黨化教育和奴化教育的成功。溫家寶應當到袁滕飛的課堂上去，應當到盧雪松的課堂上去，應當到蕭瀚的課堂上去，可惜，這些敢於說真話的老師都被「封咪」了。在今天的課堂上，老師一旦說真話，便如履薄冰，因爲一種鼓勵學生告密的文化正在蔓延和泛濫，這是一個沒有青少年的社會，當年學者孫隆基對臺灣社會的批評，用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恰如其分：「不少年輕人壓根兒連青少年純真的階段都沒有經過，就過渡到老年化的『老於世故』、『老謀深算』的那一套，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與社會大染缸混同，更有甚者甚至變成『老奸巨滑』，用傳統文化陰謀術的那一套去暗算別人。」那些在作文中肉麻地吹捧溫家寶的孩子，同時也很可能就是將老師的「反動」言論秘密彙報上去的孩子，他們知道這兩種做法都能給自己帶來相當的好處。
當我讀到這些學生作文的時候，對這些孩子童真的消逝倍感哀傷。這些孩子才那麽小，就已經堅信這樣一種原則：應該向權力低頭和獻媚，而不是向權力質疑和抗爭。這些孩子才那麽小，就已經學會了如何與「影帝」合作演戲，「影帝」扮演爺爺，大家扮演孫子或孫女，好一個其樂融融的大家庭啊！此時此刻，「爺爺」純真如兒童，孩子老練如成人，正如孫隆基分析的那樣：「一般說來，『兒童化』與『老年化』的雙管齊下，就是在一個人身上消滅了青春階段，換而言之，就是一方面長期地保持一個人『小輩』的形態，另一方面儘快地使他過渡到『長輩』的形態……這其實只是中國文化反對『個體』的整個罪行的一個環節。」這是一個人性扭曲和變態的社會，什麽樣的人才能遊戲其間、且遊刃有餘呢？那些與影帝一起演習的孩子，才以他們的「早熟」而贏得了來之不易的「生存權」。
我們需要的不是這樣的教育模式。靠那些根本不具備「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下一代，就能夠實現「中國之崛起」嗎？在每一個教師節，我們更需要思索教師的職責是什麽。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喬治·斯蒂格勒在《知識份子與市場》一書中指出：「好教師不是以他的知識面寬、講課條理清晰或者學生們的課堂反映好而著稱……他的任務是激發學生們對知識的真誠的好奇心，逐漸灌輸一個學生的良知--傳授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的大量冒險行爲和高尚品行。」中國有幾個這樣的老師呢？中國有誕生這樣的老師的教育體制和社會土壤嗎？這才是溫家寶應當深思的問題。
溫家寶恢復了爺爺的私立學校，卻恢復不了民國教育的自由精神
在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屆總理當中，溫家寶是唯一出身教育世家的一個。所以，他對教育有相當之關注，至少表面文章做得比其他總理好。比如，他常常去小學、中學和大學視察，與學生和老師交談，也常常就教育問題發表講話。但是，溫家寶的這點好心並不能拯救江河日下的教育狀況。在專制政治與商品經濟的壓力之下，中國教育的水平不斷下降，教育領域的腐敗亦觸目驚心。溫家寶雖然撤換了不得人心的教育部部長周濟，但是教育體制不變，換一個部長無濟於事。而教育制度的變化，又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換言之，遲遲不啓動政治體制改革，教育界的起死回生根本就是畫餅充饑。
「苦難的舊社會」有創辦私立學校的自由
中共顛覆中華民國政府建立新政權的時候，溫家寶只有七歲，但他卻在諸多場合表示，他對「苦難的舊社會」有著深切而沈痛的記憶。同時，他在暢談自己教育世家的出身的時候，卻又透露出另外的資訊來：在那個「苦難的舊社會」，有志於教育救國理想的公民，是有創辦私立學校的自由的，溫家寶的爺爺溫瀛士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溫瀛士被薦擔任天津民立第五小學校長。在辦學中，爲幫助更多的農家孩子特別是貧困女童就學，他努力減免學雜費，想方設法救助。一九二九年，他爲了讓學生受到良好教育，籌劃將村中娘娘廟改爲校舍，因遭反對憤而辭職。次年，溫瀛士成立溫氏私立普育女子小學。名字是其親自取的：「普」，即普適和普及；「育」，即教育和培育。一九三三年，溫氏私立普育女子小學改稱私立普育小學。溫瀛士親自題寫校訓「勤勞真實」，設計校旗、製作校徽、統一校服、教唱校歌。一九三六年，普育小學改名私立士范小學。士范學校，即培養才智之士的典範學校。當時，士范小學有超過百分之二十的學生爲免交學費的貧困家庭的孩子。
溫瀛士一生致力於教育事業，至今受到宜興埠父老鄉親的讚譽。鄉親們回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溫瀛士都是靠自己微薄的薪金供養全家，生活極爲儉樸。平時穿的是洗得發白的中式服裝，吃的多是餑餑鹹菜就白開水。他對學生要求相當嚴格，當時各個學校通用的及格線六十分，但普育的及格線卻定爲七十分，爲的是激勵教師和學生特別是女生，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學得比別人更多的知識。一九五五年，溫瀛士在自傳中寫道：「我對弟弟、子女的入學希望是爲了使他們進入教育工作，不求做官發財，因爲教育是救國的根本大計。以後他們開始服務，大多數都是教育工作，今天還是那樣。」
溫瀛士的事業爲什麽能夠獲得成功？既是因爲他個人堅忍不拔、嚴於律己的性格，更是因爲民國政府對社會的管制相對寬鬆，公民社會茁壯成長。以教育領域而言，這不是一個由政府全面壟斷的行業，而向各種社會資源開放。當時的政府用法律確保了這種開放性，一九二六年十月，國民政府公佈的「私立學校規程」中規定：「凡私人或私法團設立之學校，爲私立學校，外國人設立及教會設立之學校均屬之。」可以說，從幼稚園到小學、中學、大學以及各種職業培訓、成人教育，都有公立、私立和教會三大類別，它們互相競爭又互相補充。學生有選擇某一類教育機構的自由，以尋求最適合自己成才的環境。而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士，雖然大都像溫瀛士那樣在經濟上比較清貧，但在社會上受到普遍的尊重，即便是那些粗魯無文的軍閥，也都謹守儒家尊師重教的傳統。
當時，溫瀛士只是投身教育事業的一個普通知識份子，比他獲得更大成就的教育家還有很多，比如天津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的創辦者張伯苓。後來，溫家寶考入了南開中學，不過那個時候的南開已經被中共當局掌控，失去了它的傳統與精神。溫家寶青少年時代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黨化教育。
「幸福的新社會」卻將教師當作敵人
一九四九年之後，這個與世無爭的教育世家的處境發生丕變。迄今爲止，溫家寶對這段經歷均避而不提。在那些介紹溫瀛士生平的文章中，也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新中國成立後，溫瀛士將學校交給了人民政府，並入宜興埠第十八小學，改爲公辦。溫瀛士先後任教天津市私立建華和慈鐸中學，一九五二年八月後任教崇化中學，即今天津市第三十一中學，直至病逝。」
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在經濟領域強力推行「公私合營」，迅速將私人資本收歸國有；在教育領域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關閉和接管了原來的各級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前者是爲了掌握國家之經濟命脈，以實現其計劃經濟的經濟政策；後者則是將教育當作宣揚和灌輸黨的意識形態的工具，自然不允許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繼續存在。於是，溫氏家族創辦的私立學校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即便是教育界和文化界的權威人物都不得不接受「再教育」，而作爲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溫瀛士，面對新政權的巧取豪奪、壓制逼迫，除了屈從之外，還有什麽別的選擇呢？
貫穿整個五十年代的，是一次比一次程度激烈和規模宏大的政治運動，在文化教育界是思想改造運動、批判胡適運動、反胡風運動、反右運動等等。毛澤東一意推動這些反文化、反文明的政治運動，不僅摧毀了中國歷史傳統中對文化的尊重，也打斷了民國以來中國人追求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的現代化的進程，讓中國跌入了蒙昧、野蠻和殘忍的原始社會的深淵。經過歷次政治運動，教師群體一步步地淪爲備受歧視的「臭老九」和「牛鬼蛇神」。溫瀛士是一九六零年去世的，這十年間他的日子可能好過嗎？這個曾經在國民政府中擔任過基層教育官員的人，有可能置身於政治運動之外嗎？那麽，他有沒有留下記載其心態的文字呢？而我們更需要追問的是：溫家寶有沒有還原自己的爺爺一生起落的真相的勇氣呢？
溫家寶的父母都曾經在爺爺創辦的私立學校中任教，後來也不得不在公立學校中繼續其教師生涯。溫家寶的父親溫剛，四十年代初畢業于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先後在宜興埠公立第二小學、私立士范小學、市立二中、私立育青中學、私立普育女中、含光女中任教。一九五二年二月後在天津市女四中、三十二中、九十六中任教。溫家寶的母親楊秀安生，先後在宜興埠民立第五小學、私立普育女子小學、私立士范小學、天津市城廂區補習學校、廣播自學分校、南開區東門裏小學等處任教。按照溫家寶的說法，他們一家老小很長時間都只能「蝸居」，可見在中共的統治下，教育工作者不僅失去了自由辦學的條件，在經濟上更是雪上加霜、窘迫之極。而溫家寶「文革」期間在地質隊工作的時候，還一度被說成是家庭出身不好，在政治上受到冷落。由此可見，作爲教育世家的溫家命運的逆轉，亦是中共迫害教師、戕害教育、消滅公民社會的暴政的縮影。
與其恢復一所校舍，不如找回自由精神
無疑，溫士瀛是幸運的，他有溫家寶這樣一個終於「官拜丞相」的孫子。所以，溫士瀛創辦的私立學校在消失半個多世紀以後，終於在名義上獲得了恢復：媒體報道說，天津歷史名校--北辰區宜興埠鎮的普育學校恢復建成，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天津市政協主席邢元敏、該校創辦人溫瀛士的次子溫強（也就是溫家寶的叔叔）爲新校剪綵。而其他千千萬萬的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卻連這種名義上的恢復亦可望而不可及；那些湮沒在歷史深處的教育家們，去世後多年亦難有溫士瀛這樣的「出土」之日。
據報道，新普育學校重建於宜興埠第二小學原址，總建築面積三點九萬平方米，爲九年一貫制學校，規模爲六十個班，其中小學部三十六個班，初中部二十四個班，在校生人數可達兩萬八千二百人。從規模上看，這所新學校堪稱「巨無霸」，當年以一己之力和社會各界的支援艱難辦學的溫士瀛，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普育學校有朝一日居然得以擴展百倍。
然而，大則大亦，普育的精神和傳統依然無法恢復。當年，作爲一所不受任何黨派控制的私立學校，普育學校最大的特點就是自由。此種自由精神是在民國社會整體上寬鬆和多元的大環境下孕育生長出來的，正如研究民國教育的學者謝泳所指出的那樣：「從廢科舉到辛亥革命、經北洋到國民政府這一時期，有許多政治變革，但教育的基本格局是不變的。這一時期，處在教育核心地位的始終是那些具有廣泛社會聲望的人。對辦教育來說，關鍵要看處在核心地位的是什麽人。」從張伯苓、陶行知、葉聖陶到溫士瀛，他們的共同點就是有淵博的學識、有高遠的理想、有高尚的人格。放眼今天，教育界有沒有這樣的人呢？
即便有溫家寶以總理的權力恢復其校舍，卻也無法在一個專制社會的大背景下營造一個擁有自由精神的「教育飛地」。我相信，溫家寶對教育界的關心不是裝出來的，他的諸多講話確實也有出自肺腑之言，比如他強調說：「教育是一項神聖而光榮的事業。國運興衰系於教育，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人才，才能建設一流的國家。」但是，如果不打破黨化教育、官僚化教育的格局，不觸動教育領域這個計劃經濟最後的堡壘，溫家寶所說的這一切都是紙上談兵而已。
不久前，教育部宣佈，將派遣數千名中小學校長赴英美國家學習考察，以學習其先進的教育理念。在我看來，與其耗費鉅資遠赴重洋，不如返求諸己，找回民國教育的自由精神。學者薛林榮在《民國教育給我們的借鑒》一文中寫道：「當年的民國教育是一種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樸的民初之風和波瀾壯闊的『五四』之風，又有賴於一大批民國學人的風度、氣質、胸襟、學識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畢一日之力可以抵達，當代教育任重而道遠。」在此意義上，溫家寶完全可以從自己的爺爺的身上找到中國教育改革的出路。
溫家寶轉行當教師就能拯救中國教育的沈淪嗎？
溫家寶出身教育世家，對教育別有一番感情。跟李鵬、朱鎔基等前任總理相比，溫家寶經常出入于從小學到大學的校園和課堂，以此顯示對教育界無微不至的關心，也順便賣弄一下自己有當老師的天賦。確實，溫家寶本人的氣質像是一個歷經政治運動之後循規蹈矩、謹小慎微的中小學老師，而與「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總理相差甚遠。如果說溫家寶權力有限，對中國全局性的問題沒有決策權，但至少在教育領域做一些有限的改進和修補，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吧？但是，儘管溫家寶口口聲聲說要振興教育，在其任內，中國教育的狀況不僅沒有改善，反倒大幅倒退。這些年來，我們看到的是高等教育一瀉千里，基礎教育奄奄一息。告密風、剽竊風、奧數風、下跪風、假學歷風，不知道風從哪個方向吹。
溫家寶倒是時常出沒於大中小學的課堂和圖書館之中，與師生零距離親密接觸。但接觸之後，大中小學的問題依舊。總理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假大空。即便是溫家寶留下來，轉行當教士，就能拯救中國教育的沈淪嗎？「乾坤大戲場，請君更看戲中戲；俯仰皆身鑒，對影休推身外身」，一個大國總理，只知道像梅蘭芳那樣的舞臺上搔首弄姿，可謂不務正業；一個大國總理，在各種公開場合習慣性地、脫口而出地說謊話，可謂無恥之尤。愚弄成人倒罷了，愚弄孩子則讓人忍無可忍。
「從容淡靜」就可以讓中國教育「化險爲夷」嗎？
有一次，溫家寶在山東視察醫療衛生和教育部門的時候，來到費縣的一所中學，移步走進高二的一個班級的課堂，並受邀爲學生們講授《後漢書》之《張衡傳》。新華社如此記述溫家寶的課堂上越俎代庖的言行：溫家寶站起來，拿起課本給大家講道：「講一篇傳記文應該抓住幾個重點。一是張衡的貢獻。他發明了地動儀，早於歐洲一千七百多年。二是他的家世。張衡出身官宦之家，卻無驕奢淫逸的惡習，這十分難能可貴。三是他的學識。課文裏短短幾句話反映了他的好學不倦和學識廣博。四是他的爲人。『從容淡靜』，意味深長。五是他的處世。不好結交俗人，但又不自傲。總之，這篇文章很好，文字很美、很簡潔，給人以深刻啓迪。」
溫家寶顯然是有備而來，否則不會如此侃侃而談。看到他在課堂上的精彩表現，正在上課的語文老師恐怕也要自歎不如吧？我不禁想起了舊時戲臺上的一副對聯來：「你看這般人，以假作真，才上臺就變臉色；他因那件事，非名即利，未出腳煞費心機。」這兩句話足以概括溫家寶的政績。溫家寶多次到大中小學的課堂去旁聽，並親自爲學生講課，看來他真該轉行去當教師，華叔（司徒華）領導的香港教師協會，說不定會授予他一個名譽會員的稱號呢。
溫家寶的文化素養遠非李鵬之類的草包可比，但是一個適合當中小學老師的人佔據總理的高位，對國家而言，顯然是禍非福；正如曾蔭權以打工仔的心態當特首，對香港而言禍非福。溫家寶讚賞張衡「從容淡靜」的性格，這倒與他本人有些相似。然而，面對今日中國「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顧炎武）的現狀，需要的不是一個「從容淡靜」乃至如老僧入定般的守成型的總理，而是一個大刀闊斧地割除潰瘍、根治腐敗、推動政改、贏得新生的開拓型的總理。轉型時代的中國，總理應當要有大胸襟和大氣魄，順應歷史潮流，吸納主流民意，而不是像一個中學教師一樣照本宣科、謹小慎微。素餐屍位者本身就是犯罪，總理像教師本身就是悲劇。
溫家寶若對政治體制改革心有餘而力不足，爲什麽在本可有所作爲的教育領域，仍然坐視教育界的直線沈淪呢？他需要做的，不是裝模作樣地到小學課堂上去給孩子們講授語文課，而是直面如下這些事關中國未來的教育議題：義務教育形同虛設，鄉村基礎教育日漸凋敝，「留守兒童」問題越發嚴重，城市中小學教育「減負」變成「增負」，畸形的「奧數競賽」戕害青少年的心志，大學極度腐敗和缺乏學術自由……在他的任期內，他作出過哪些拯救中國教育的努力呢？
以大學而論，教育部宣稱，爲在未來十年之內打造出世界一流大學，推出百位校長赴歐美日等國培訓計劃，每期二十四天，培訓費、往返旅費和培訓期間的食宿交通等費用由國家專項經費全額支付。對於這個計劃，溫家寶不會又被蒙在鼓裏吧？有網民質疑說，在短短二十四天之內，這些校長出國培訓到底有何效果？該計劃與其說是出國培訓，還不如說是出國旅遊。香港《東方日報》也評論說：「世界一流大學不是靠吹出來的，更不是用錢堆出來的。與其花費鉅資讓校長出國瀟灑遊，還不如將這些資源撥給西部農村的學校，加固校舍，避免『豆腐渣工程』對下一代的殘害。」溫家寶有沒有聽到這些批評的聲音並接受善意的建議呢？
「從容淡靜」並不能讓中國教育「化險爲夷」。溫家寶不必轉行當教師，不必到大中小學的課堂和圖書館裏作秀，作爲總理，他應當做的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努力增加教育經費，提高教師待遇，遏制教育腐敗，保障學術自由。
北大淪爲亞洲二流，溫家寶該負何責？
二零一零年的兩會期間，溫家寶與來自科教文衛體各界的十位代表座談的時候，說了一番讓人們大跌眼鏡的話：「一所好的大學，在於有自己獨特的靈魂，這就是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學。大學必須有辦學自主權。」乍一看，我還以爲是從劉曉波的文章中摘錄出來的「反動語錄」呢。溫家寶真的是政治局中孤獨的異議者嗎？溫家寶難道要以推動大學的自主辦學和學術自由爲突破口，在其任期最後兩年開始政治體制改革的嘗試嗎？
如果溫家寶說的是實話，那麽，首先要做的便是撤銷所有大學中的黨組織，讓共產黨的歸共產黨，讓大學的歸大學。然而，溫家寶話音剛落，北大社會科學部便發出公告，撤銷北大財經新聞研究中心、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北大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和北大憲政研究中心。
此次被撤銷的四個中心當中，公法研究中心和憲政研究中心最先引起外界關注。這兩個中心的研究人員中，有沈巋、王錫鋅、陳端洪、姜明安四人參與了二零零九年的「北大五教授上書全國人大建言廢改《拆遷條例》」事件。此上書迫使國務院作出回應，有關官員邀請幾位教授座談，似乎頗有納諫的度量。然而，他們服務的研究中心隨即被關張，在網上一篇名爲《北大五教授上書全國人大建言的結局：他們的研究中心被北大撤銷》的帖子迅速流傳。
而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則是專門從事婦女法律援助及研究的公益性民間組織。十五年來，該中心被稱爲婦女維權的典範，媒體對此頗多筆墨。該中心曾被《財經》雜誌、《南風窗》雜誌等評爲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民間組織和公益組織之一，該中心的主任郭建梅亦曾獲得美國「二零零七全球女性領導者獎」、法國「二零零九年度波伏娃獎」等。郭建梅說，對於北大的決定，她感到「透心兒涼」，「別了，北大，但我們將繼續推動中國的公益法律事業。」
難道北大校方有膽量跟「人民的好總理」對著幹？或者說，北大根本就不受溫家寶政府的教育部的管轄？這一聲「蒼涼」的「別了，北大」，不是郭建梅的遺憾而是北大的遺憾。北大自蔡元培時代以來，便有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推動社會進步的傳統，比如開辦工人夜校、開展平民教育等等。北大也一直是社會政治的監督者和批判者，用蔡元培的話來說就是「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然而，此次北大悍然關閉四個NOG機構，顯示出北大校方獻媚權貴、不容異議的醜陋面孔。這一做法終究會在中國的教育史上留下一大敗筆。
如今，北大已經淪爲亞洲二流。根據英國高等教育調查公司QS公佈的二零一零年亞洲大學前兩百名最佳大學排行榜，香港大學排名第一，北大排在十名之外。北大的沈淪，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以及學校的日益行政化和官僚化。哈佛大學前校長博克說過：「當大學履行發展知識的義務時，學術自由是一種基本的價值前提，由於這種意識是大學的基本目標，因而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犧牲這種探究和表達的自由。」今天熱衷於向官員和富商賣文憑的北大，打壓在課堂上說真話的教師的北大，還有什麽顔面以中國的「最高學府」自居呢？
中國教育的沈淪，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向大學各個層面蔓延，教育的敗壞是政治的敗壞的首要犧牲品。而北大的敗壞則是整個教育敗壞的先鋒。溫家寶不會不知道北大的沈淪，他也像李敖造訪北大的時候那樣，對北大校領導說了幾句嘲諷的話。但是，他卻沒有制止北大校方關閉若干研究中心的惡劣決定。這就表明他對大學「獨立思考、自由表達」的承諾只是一紙空文。溫家寶的不作爲，是因爲他將自己的職位看得比中國的未來重要。
溫家寶「三顧」北大應當見什麽人？
每年的五四青年節，國家領導人北大去慰問形成了一個傳統。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每逢這天總是警察雲集，如果領導人到圖書館，則圖書館封閉；如果領導人到某教學樓，則此教學樓封閉。領導人的禮賢下士之舉，卻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學習造成了相當的干擾。當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淪爲領導人作秀的配角的時候，不知是北大的榮耀，還是北大的悲哀？
二零一零年的五四青年節，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再度蒞臨北大，先後視察學生義務工作的情況、到圖書館與學生互動對話，以及在食堂與學生共進午餐。溫家寶說，這是他總理任上第三次到北大視察。在新華社的報道中，溫家寶跟學生說的話，無非是「公平正義比陽光還要光輝」之類的老調重彈。殊不知，中共就是不公平、不正義的社會現狀的始作俑者。中國要實現比陽光還要光輝的公平正義，就非得去中共化不可。
然而，溫家寶的「三顧秀」，真還有不少捧臭腳者。比如，北大的毛派教授孔慶東便在其博客中寫道：「五月四日，溫家寶總理親臨北大，我的學生陳灝廬有幸跟溫總理握手並交談，隨後許多同學都搶著來握陳的手，沾點福氣……」關於奴才，沒有比這段文字更好的定義了。讀到這樣的垃圾文字，宛如身處文革時期個人崇拜的高潮，真不知今夕是何夕。
這次北大之行，還有一些不足爲外人道也的小插曲。有學生在網上發貼透露，溫家寶在一個半小時的對話會上突然說：「我這次來就交代過學校，不要刻意安排，我一來就把學生關在樓裏不讓出來。」他轉向正欲解釋的北大校長周其鳳說：「不是說你。」溫家寶繼續說：「以前我經常遇見這種情況，坐在我身邊的學生，我一問，不是學生會主席就是其他的學生領導。不用說，肯定是安排的。」這番話博得全場的笑聲和鼓掌，也贏得了互聯網輿論的關注和議論。有人甚至繼續將這個插曲解讀爲溫家寶公開表示自己是政治局中的孤獨俠，並挑戰政壇弄虛作假的潛規則，甚至將效法胡耀邦和趙紫陽推動民主改革……在我看來，這些望穿秋水的期盼，最終將又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溫家寶應當見「三博士」
溫家寶這次當面揭穿北大校方的「精心安排」，並非表明他要「腳踏實地」地走向民間，而只是演出一場「戲中戲」罷了。倘若溫家寶真有心打破層層的封鎖與僞飾，以他的地位和權力，他大可不必停留在一句空話上，完全可以身體力行，一擡腿就走進一間學生宿舍，聽一聽普通學生的心聲。他還可以讓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安排見一些值得見的人。比如，當年上書全國人大要求廢止收容遣送條例的「北大三博士」。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四日，滕彪、許志永、俞江三位北大法學博士，將一份合力寫成的名爲「關於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建議書」，傳真至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開啓了中國違憲審查第一案。當時，《法制日報》評論說：「三位博士的行動體現了難能可貴的公民憲法意識，表現了民衆要求法治的責任感，反映了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進程正在穩步推進，從中我們可以聽到我國民主法制前進的匆匆足音。」
三博士的上書引來了媒體的廣泛報道和民衆的高度關注。半個多月後的六月九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孫志剛被故意傷害致死案作出一審判決，相關責任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六月二十日，國務院以《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取代《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從「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救助的自願原則是此次變革的關鍵。
七年之後，在當年的「三博士」當中，滕彪和許志永仍然奮戰在維權活動第一線。在維權律師群體中，滕彪和許志永是溫和、理性而堅韌的佼佼者。滕彪挺身而出，爲盲人維權者陳光誠等人辯護，開罪了權勢階層，最終被吊銷律師執照、沒收護照，不僅受到任教的中國政法大學下令停課的壓力，而且常常遭到國保特務的監控甚至綁架、毆打。而許志永則參與成立了NGO組織「公盟」，幫助訪民等弱勢群體維權，後來也被當局取締和查抄，許志永本人被抓捕入獄數月，之後才被釋放。在北大「六四後一代」的畢業生中，滕彪和許志永堪稱少有的理想主義者，本來以北大博士的學歷，他們可以成爲富有的律師和教授階層，但他們選擇獻身民主自由事業，並付出了巨大代價。
所以，溫家寶倘若真對中國的公平正義挂心，真對北大「相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傳統懷有敬意，就應當在「五四」這個特殊的日子裏會見這「三博士」，鼓勵與支援他們的事業，並號召其他北大學生也投身推動中國走向法治社會的事業。同時，這也是向黨內外、向全國民衆傳遞的一個強有力的信號。然而，溫家寶並沒有這樣做，他既沒有這樣的氣魄與膽量，也沒有這樣的見識與胸襟。
温家宝应当见「五教授」
尽管北大这些年来在官与商的夹缝中苟延残喘，但并没有被一网打尽，民主自由的火种仍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北大既有三名好学生，还有五位好教授。这些年来，北大固然出了孔庆东、孙东东之流的学界败类，也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身居陋室，心怀天下」的「三博士」和「五教授」。温家宝造访北大，除了会见「三博士」之外，还可以会见「五教授」。
「五教授」为何许人也？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北大的沈岿、王锡梓、陈端洪、钱明星、姜明安等五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建议。近年来，血腥拆迁成为「中国发展模式」的代名词，从北京奥运会一直拆到上海世博会，偌大的中国，怎一个「拆」字了得！在西方，「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人住宅，在中国任何一个拆迁工作人员都可以闯入，甚至被推土机摧毁。从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中的坦克，到如今遍及全国的推土机，中共对民众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的漠视，一以继之。在此意义上，中共从一诞生起，从来就是一台开动之后停不下来的杀人机器。
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中有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条文，但各级政府从来都视若无物，即便民众愤而自焚，他们也不停止一刻。于是，这五位教授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违反《宪法》和有关法律的明文规定」入手，螳臂当车，力阻狂轮。他们建议从修改「拆迁条例」入手，将纠正违宪制度实际运作起来，他们在建议书中写道：「现行宪法已经实施二十七年，《立法法》已经实施九年，但我們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還從來未審查和撤銷過一個行政法規或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我們的《憲法》和《立法法》設計和確定的法規違憲、違法審查制度一直在『睡覺』，一直處於『休眠』狀態，這與我們要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的治國方略是違背的。因爲沒有違憲、違法審查，就沒有對政府權力和地方權力的制約，就沒有人權保障。」
他們的建議書發表之後，反響巨大。國務院法制辦和人大法工委先後邀請五位學者座談，確定將修改近年來屢遭詬病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然而，三個多月之後，北大卻宣佈關閉這幾位學者任職的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和憲政研究中心。雖然北大方面再三解釋，卻無法消除人們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聯想。那麽，溫家寶爲什麽不利用造訪北大的良機，會晤這五位「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北大教授呢？如此，即可表達對關心國事、爲民請命的知識份子的尊重與讚賞。溫家寶爲何不這樣做呢？
政府盜賊化，大學亦盜賊化
朱熹曾經說過：「今日上之人分明以盜賊遇士，士亦分明以盜賊自處。」中共是一個盜賊性格的統治集團，因此大學也被中共改造成一個奸盜社團。如今中國的大學，越來越像烏煙瘴氣的官場。那些拱衛在溫家寶四周的年輕學生，每個都是人格分裂、口蜜腹劍的學生官僚和中共未來的「接班人」。此次溫家寶的北大之行，與這些過於聰明的學生「假交流」，而不見「三博士」與「五教授」，只能說明他連李鴻章當年所說的「裱糊匠」都算不上。他除了說幾句漂亮話，除了像京劇演員那樣甩甩袖子，一點實際的努力都不曾做過。他用「腳踏實地」四個字來鼓勵北大學子，他自己何時「腳踏實地」過呢？
溫家寶當政以來，中國大學擴招的大躍進運動變本加厲，所留下的後遺症不知要花多少年才能痊愈。在五月初的一場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美國斯坦福大學校長約翰·漢尼斯指出，當前中國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主要斯在質量建設上。美國《彭博商業周刊》也指出，中國的教育系統無法爲學生在全球化的挑戰中打好根基。日前，北大前校長許智宏在一次論壇上說，中國沒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學」。他認爲，世界一流大學主要有三個標準：一是有從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國際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響人類文明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三是培養出一大批爲人類文明作出很大貢獻的優秀學生。這三個方面北大都沒有做到。可惜的是，許智宏在卸任之後才敢說幾句這樣的真話。而上海交通大學教育學者熊丙奇亦認爲，中國大學的當務之急並非從數位指標上向一流大學靠近，而應當將注意力放在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上，他認爲：「中國的確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甚至嚴格一點說，中國連真正意義上的大學都沒有。」
近年來，中國大學教育的水平以可怕的加速度淪落。大學之間的競爭不是學術水平和學術成果，而是教育經費和行政級別。在畸形的體制下，行政指揮學術，學術獻媚權力，大學走向官場，教授變成「叫獸」。對此負有直接責任的教育部長周濟，雖然灰溜溜地下臺了，卻又立即「梅開二度」，轉任中國工程院院長。而對此負有更大責任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卻毫無反省之心和亡羊補牢的行動。
假話說了一萬遍也不能變成真理。溫家寶的騙術已經黔驢技窮了。我在推特上看到，人們將一句意有所指的話送給總理大人：「溫家寶與北大學生共度『五四』，廣大學子紛紛表示，歡迎總理下個月再來!」
做官與做事——笑看溫家寶與浙江大學學生的對話
中國歷史上，從來就不缺少「混世」的官僚。對於此類官僚，臺灣作家柏楊在《白話資治通鑒》中有這樣一種定義--「巨混」。東晉時代的宰相王導便是一名「巨混」，柏楊評論說：「王導是歷史上最成功的官場巨混之一，在攫取自己利益的私欲中，堅持使用亡國的方式治國。他追求的只是表面上的安定，對內臟的潰爛，視若無睹，因爲他就是使內臟潰爛的主凶。他反對改革，並且用儒家恐懼改革的心理，對所有的事，都大和稀泥。」上行下效，長此以往，整個官僚體制和民間輿論也都對迫在眉睫的種種麻木不仁了，「當人們習慣於和稀泥的政治運轉方式時，就找不到國家衰弱的第一因，所以對王導一直保持敬意」。
面對今天中國的現實，如果將「王導」換成「溫家寶」，是何等貼切。儘管有那麽多「八寶飯」爲溫家寶鼓吹，但我一點都感覺不到溫家寶有哪些「可愛」之處。明明是一個「巨混」，卻成爲不少人寄予厚望的「好人」。中國的歷史，真是一部迴圈的歷史，正是「人情到底好排場，耀武揚威，任你放開眉眼做；世事原來多假局，裝模做樣，憑吾腳踏實地看」。真正從歷史中吸取教訓、「資治通鑒」的領導者，少之又少；而擁有一雙「火眼金睛」、看透官僚素餐屍位的本性的老百姓，亦同樣少之又少。
「要做事不要做官」可以翻譯成「做官就是不做事」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晚上八點，浙江大學的圖書館裏，同學們正在看書學習。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剛剛結束在杭州一天的視察走訪，從天而降，走進圖書館。新華社如此報道當時的場面--
溫家寶說：「我今天晚上是突然襲擊。」
一名學生說：「太突然了！」
溫家寶說：「我六點多才回來，書記省長問我有安排沒有？我說沒有。然後吃完晚飯我告訴他們，我說我要到浙大去！我主要是惦記你們，來看望你們。」
溫家寶說，浙江大學的老校訓是「務求實學，存是去非」，求實是基礎，這種校風一直延續到現在。同學們要有無窮的求知的欲望，要做踏實的功夫。不騖虛聲、不求虛名，惟以科學的態度做踏實的工作，這些都可以作爲理解你們校訓的格言，終生受益。
大三學生汪寅龍對溫家寶說，他想從政，想做像總理一樣爲老百姓服務的人，想請總理給他一些建議。
溫家寶說：要做事不要做官。
這段精彩的對話，讓我忍俊不禁。一個多月前，溫家寶在五四青年節的時候造訪北大，在北大圖書館中對學生們說，他知道到場的學生不是學生幹部就是學生黨員，是校方周密安排的結果；那麽，此時此刻，他在浙大見到的這些學生，也不例外--就在他去浙大的路上，上至書記省長，下至校長院長，就已經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精心安排好了一切。所以，溫家寶的「突然襲擊」，一點也不「突然」。
這名夢想從政而向溫家寶尋求建議的大三學生，倒是說出了心裏話。這年頭，當官是青年學子趨之若鶩的終南快捷方式，中央部委的一個公務員職位，居然出現千人報考的奇觀，真是鯉魚躍龍門。
而溫家寶的回答則一點也不夠坦誠。清末的「太平宰相」，也堪稱「巨混」之一的曹振鏞就比溫家寶真誠得多。清人朱克敬《瞑庵雜識》載，曹振鏞「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曾國藩也說過類似的話，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筆記》載，曾國藩每見到地方上來人到京，也總是教以「多叩頭，少說話」。
溫家寶從中辦主任爬到總理的位置，是中共歷屆中辦主任中少數「修成正果」者。宦海沈浮數十載，服侍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四屆總書記而「不倒」，溫家寶必有一套心得體會。但這套在王躍文的官場小說中看不到的權謀術，溫家寶沒有像曹振鏞和曾國藩那樣輕易示人。面對這名求知若渴的學生，溫家寶不說人話，專說官話和套話，以「要做事不要做官」七個字來搪塞之。
這七個字其實可以翻譯成「做官就是不做事」。文史掌故大家鄭逸梅在《藝林散葉》中記載了李鴻章談的一句話：「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這人連官都不會做，那就太不中用了。」作爲首席公務員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官的溫家寶，心裏也清楚地知道：包括自己在內的大小官員，大都是些不做事、白吃飯的「殘次品」而已。此時此刻，溫家寶勸大學生「要做事不要做官」，是不是讓大學生不要重蹈他的覆轍，其中也暗含了懺悔之意呢？
老百姓會記得溫家寶嗎？
剛說完這七字箴言，溫家寶立即又有一番闡釋。他最喜歡將「老百姓」挂在嘴邊，就好像殘害了數千萬人民的毛澤東偏偏要題寫「爲人民服務」這幾個大字一樣。溫家寶以苦口婆心狀對浙大的學生們說：「我們人生的目的就是要爲老百姓辦事，無論幹哪一行、從事什麽專業，都要用你所學的專長爲人民服務，你這樣做了，而且做了貢獻了，人民會記住你的；相反，如果你即使當了官，但是你不是爲人民服務，而是爲做官而做官、甚至背離老百姓的利益，那對人民是有害的。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這應該是我們的理想，我們也應該腳踏實地去實踐。如果是這樣的政治家、這樣的官，老百姓是歡迎的。」
從這段話裏可以看出，溫家寶的理想是當一名能夠「被老百姓記住」的良相，所以他隨時隨地都要表現得有「愛民如子」之心。溫家寶習慣于使用「老百姓」這個詞語，而很少用「公民」這個詞語，這背後是一套帝制時代的「君父」和「青天」的價值觀念。因爲「老百姓」是任由當權者擺佈的物件，而公民不僅有選舉執政者的權利，還有罷免執政者的權利。溫家寶當然願意中國人都是「老百姓」，而不是「公民」了。由此可見，溫家寶的價值觀念實在是遠離現代民主社會的政治文明。
溫家寶雖然是工科出身，但他苦讀了不少名人名言和詩詞集萃之類的書籍。每當舉辦大型記者會或深入民間視察的時候，也是其大肆曬書的時候。在二零一零年「兩會」閉幕的記者會上，他便以一種誠惶誠恐的口吻說：「我深深愛著我的國家，沒有一片土地讓我這樣深情和激動，沒有一條河流讓我這樣沈思和起伏。」然而，我要反駁他的是：是的，你們很愛這個國家，所以，沒有一片土地未曾遭到你們的污染，沒有一條河流未曾遭到你們的荼毒。更可怕的是，沒有一顆人心未曾遭到你們的戕害。這就是你們特有的對國家和人民示愛的方式嗎？你們就是這樣讓老百姓記住你們嗎？
溫家寶這位自稱信任人民同時也被人民信任的總理，唯有到西方國家訪問的時候，才可能遇到流亡在外的「人民」的抗議。有一次，溫家寶訪問英國，在出入中國駐倫敦的大使館的時候，他行走在上百名守護人員用黑傘組成的「儀仗隊」之中，那些在街道上抗議的「人民」，既然看不見，就當他們不存在吧。溫家寶看得見的人民，是那些國內的、對他感激涕零和三呼萬歲的人民。於是，他便想當然地認爲人民願意讓他維持權力。
溫家寶是人民選舉出來的嗎？
溫家寶在接受《金融時報》專訪的時候，曾經反駁過一些對於中國政治改革進度的質疑，他說：「許多西方人認爲中國害怕民主和選舉，但中國領導人都很明白『只有信任你的人民，人民才會願意讓你維持權力』的道理。」中共高官不談民主則已，一談民主必定一鳴驚人。胡錦濤在訪問日本的時候，回答一名日本小學生的疑問的時候也說過，是人民選他當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和溫家寶真是人民選舉出來的嗎？我也是「人民」之一員，怎麽從來沒有投過票呢？我總算明白了，中國不是一個冉雲飛所說的「比傻帝國」，而是一個比賽誰更無恥的國家。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說過，士之無恥，可謂國恥。那麽，總理的無恥，就更是國恥了。
有人說，我們不能對溫家寶「這一個人」作過高要求，所有的問題都應當歸咎於體制；但是，既然溫家寶自己搬出了張載的名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來自詡，我們當然也可以拿這個高標準來要求他。體制固然僵硬，但溫家寶連最低要求都沒有達到，比如盡可能地少說謊，比如盡可能少地用莫須有的罪名審判良心犯，比如向死於豆腐渣校舍、毒奶粉和毒疫苗的孩子的家長鞠躬道歉。溫家寶做過這些並不會立即危及到他的地位的事情嗎？迄今爲止，他一件都沒有做過。那麽，批評這個如此不盡責的總理，乃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所在。
又有人說，溫家寶是一個老好人，只是有心無力，大家不必太苛求他。這種貌似寬容的說法實際上是極其有害的：如果一個鄰家的老大爺缺乏基本的是非善惡觀，每天渾渾噩噩地過日子，是他的個人的選擇與權利，無須指責之；但是，作爲正在「出三峽」的驚濤駭浪中艱難轉型的大國的總理，如此庸碌而僞善，任意揮霍歷史留給中國的和平轉型的最後機遇，則必須接受民衆之質疑與批評。
「於己不欲，勿施於人」，溫家寶所做的，與他所說的截然相反；溫家寶期望年輕學生們去做的，也與他當下正在做的南轅北轍。胡溫當權以來，民衆的權益受到強權變本加厲的侵犯。當局鉗制輿論，縱容暴力拆遷，以鉅資維穩，均是反民主、反人民的表現。溫家寶是這個龐大的專制大機器中的一個大齒輪，他的「要做事不要做官」的七字箴言，讓我想起了舊時戲臺上的一副對聯：「你也擠，我也擠，此地幾何立腳地；好且看，歹且看，大家都有下臺時。」可惜，那個向溫家寶索取「當官錦囊」的、不諳人事的大三學子，無從領悟個中之深意。
僞善是溫家寶與季羨林最大的共通之處
中國的知識份子必須喪盡廉恥，自甘羞辱，才有可能蒙受當權派的青睞。……我們盼望中國人永遠不再這麽卑屈，永遠不再自甘於狗的身份。而永遠的挺直脊梁，站在那裏，侃侃而談。大聲警告頭目：「你如果坐船，可能淹死！」他如果不聽，就讓他淹死。假如這種舉動傷害到國家，而不接受警告，就在一場選舉中，把他逐下寶座。
柏楊《讀通鑒·論歷史》
溫家寶擔任國務院總理以來，七年間先後五次去醫院看望北大資深教授季羨林。季羨林晚年享有的如此尊榮，大概正是那些做夢也想當帝王師的文化人的最高理想吧。溫家寶固然要通過探望老知識份子的方式體現黨和政府對知識份子的關懷，但去探訪什麽人，卻經過精心的斟酌和挑選。他絕對不會去探訪蔣彥永、丁子霖、劉曉波和廖亦武等真正的知識份子。那麽，中共器重的是哪些人呢？首先，是在科技方面爲中共政權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人士，比如被譽爲「兩彈元勳」的錢學森；其次，是在文化上爲中共的統治塗脂抹粉的人士，季羨林的輩分最高、名氣最大、也最積極主動地與當局合作，於是就成爲官方「禮賢下士」的不二之選。冉雲飛在《季羨林爲什麽這樣紅》一文中如此分析說：「官方表面倡導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實專制獨裁才是他們的新國學造神運動的內核。而這樣的運動正需要季羨林這樣『愛國沒商量』的『國寶』作爲旗幟，起著他人不可替代的號召作用。看看最高當局所有人都送花圈的高規格，我們也就不難明白季先生在當今中國爲什麽這樣紅。」可謂一語中的。
溫家寶前後「五顧季廬」，除了完成其「職務性使命」之外，當然還有他本人對季羨林的「個人感情」。每次去探望季羨林，溫家寶都不是例行公事、敷衍了事，溫季之間談笑風生，十分投機，事先預留的時間都大大「超支」。季羨林去世之後，有記者整理出了一篇題爲《總理與一代大師：溫家寶與季羨林之間的情緣》的報道，詳細記載了溫季兩人的幾次談話。也正是在這些談話中，我發現溫季兩人確實是「氣味相投」，他們對許多話題都有共同的興趣和一致的看法。他們之間最大的共通之處就是「僞善」，所以他們會成爲一對惺惺相惜的「忘年交」。
溫季如何「惺惺相惜」
溫家寶第三次探望季羨林的時候，對他說：「您最大的特點就是一生筆耕不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寫的作品，如行雲流水，敍事真實，傳承精神，非常耐讀。我剛剛看過您寫的《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羨林論人生》，有幾篇文章我讀了幾遍。」文章的好壞，固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溫家寶喜歡季羨林的文字，亦無可厚非。但硬要說季羨林的文字「耐讀」，顯然是過譽了。季羨林的文字像一杯白開水、像小學生作文，可以說淺顯和樸素，但確實不耐讀，我約略掃一遍便讀不下去了，也真佩服總理閣下居然可以一連讀好幾遍，可謂耐心非凡也。
當季羨林撒嬌式地感歎「我這一生幾起幾落」的時候，溫家寶接著話題說：「您寫的幾本書，不僅是個人一生的寫照，也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歷程的反映。中國知識份子歷經滄桑、艱難困苦，但愛國家、愛人民始終不渝，他們不懈奮鬥，把自己的知識奉獻社會、服務人民。您在最困難的時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時候，也沒有丟掉自己的信仰。」溫家寶難道不知道：季羨林的「困難」究竟是誰造成的呢？是誰將季羨林投入「牛棚」的呢？還不是你們這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嗎？當人民和國家被党以武力綁架之後，知識份子只能乖乖地爲黨服務、甚至遭到黨的「誤解」也要甘之如飴。誰要是敢於發出「我愛黨，可是黨愛我嗎？」的追問，誰就必定受到殘酷的整肅。如果將溫家寶的這段話翻譯過來，其實就是說：知識份子是党的奴隸，即便党虐待你，你也要將黨當作愚忠一生的信仰。
在另一次會見中，季羨林與溫家寶探討了「和諧」的話題。季羨林說：「我們講和諧，不僅要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還要人內心和諧。」溫家寶說：「《管子兵法》上說：『和合故能諧』，就是說，有了和睦、團結，行動就能協調，進而就能達到步調一致。協調和一致都實現了，便無往而不勝。人內心和諧，就是主觀與客觀、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都要和諧。」季羨林說：「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很好，經濟發展，政通人和。要注意的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加強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提高人的素質。」這番對話，互相掉書袋，卻空洞無物，無視中國社會不和諧的現實，故作深沈地談「和諧」，酸腐之氣，撲面而來。
下一次見面時，溫家寶又給季羨林戴上一頂高帽子，他說：「我每次來都深得教益，去年咱們談的『和諧』，您提出人要自身和諧，我向中央作了反映，中央全會決定裏就吸收了您的意見。」季羨林的建議經過溫家寶的中轉，居然成了中央全會決議的一部分，作爲帝王師，這是何等的榮耀！然而，我卻質疑：中共連外部的社會的和諧都無法實現，哪有能力來管人自身的內在的和諧呢？中共自己才是這個社會的病根和最不和諧的因素，中國社會和諧的希望，就在於中共放棄一黨獨裁。溫家寶和季羨林幻想在專制制度下呼籲人的道德倫理的回歸，這不是當年蔣介石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的翻版嗎？
下面的這番對話更是互相吹捧--季羨林對溫家寶說：「現在國家領導人不好當。治亂世易，治平世難，治理我們這樣一個大國，更難。」溫家寶則深有感觸地說：「我常記著一句話，名爲治平無事，實有不測之憂。我們有許多值得憂慮的事，腦子一點不能放鬆。」常常作「先天下之憂而憂」狀的溫家寶，總算是找到了一個貼心人。但是，難道是國人強迫或選舉溫家寶們當國家領導人的嗎？用一句俗話說，你們是「占著茅坑不拉屎」。中國的領導人確實不好當，但爲什麽我們不能選擇更有能力的人來當呢？
國家主義的魔咒幾時可破？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破産之後，中共祭出愛國主義的翻天印。季羨林遂充當了一名愛國主義的典範。溫家寶對他說：「您的《留德十年》和《牛棚雜憶》我都學習過。去年我訪問德國時還專門引用您的一段話：我一生有兩個母親，一個是生我的那個母親，一個是我的祖國母親。」季羨林說：「兩者缺一不可。」溫家寶說：「我給華僑講時，很多人都熱淚盈眶。」季羨林趁機提出一個建議：「應該列入小學教科書。」溫家寶說：「好，我回去以後給教育部『反映反映』。」如此「毛遂自薦」，不惜直接要求當權者干涉小學教材的編輯工作，這也太不符合儒家「謙謙君子」的風範了。而溫家寶的「反映」當然是不會沒有效果的，果然，季羨林的一篇題爲《自己的花是讓別人看的》的文章被新增入小學語文教材。
人的母親只有一個，將國家和政府當作母親，是對自己的母親的羞辱。季羨林留學德國十年，難道沒有聽過德國文豪托馬斯·曼的名言嗎--「自由在哪里，祖國就在哪里；我走到哪里，就把德國文化帶到哪里。」當所謂的「祖國」羞辱和逼迫母親的時候，你站在哪邊呢？法國作家加繆便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在祖國與母親之間，我選擇母親。」而季羨林的選擇是相反的：他聲稱愛母親，其實他愛的是權力，他何曾愛和關切過天安門母親呢？殺死這些母親的孩子的，不正是共產黨政權嗎？季羨林也曾在八九民運中的一份知識份子的聲明上領銜簽名，那麽多被殺害的孩子，那麽多失去孩子的母親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抗爭，難道他全都忘記了嗎？
溫家寶還談到了季羨林送給他的一篇文章《泰山頌》。溫家寶說：「寫得很好。文章感人，而且有氣勢。您大概從小就對泰山很喜歡？」季羨林說：「我的家鄉在山東。泰山的精神實際上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溫家寶說：「對，這篇文章實際上就是民族頌。」季羨林說：「最後兩句話是--『國之魂魄，民之肝膽，屹立東方，億萬斯年。』人民的靈魂，百姓的脊梁，中華民族大有前途。」稍稍瞭解一點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泰山哪里是民族精神的象徵，泰山根本就是帝王精神的寄託。泰山自古就是帝王的禁臠，歷代帝王都喜歡通過泰山封禪的活動來鞏固皇權和增強「天子」的神秘感。所以，季羨林要麽是對中國的歷史常識極度無知，要麽就是故意以此來諂媚當權者，將當權者當作帝王頂禮膜拜，這種「士之無恥」比無知更可怕。
這一次探望正好是在四川地震之後不久。溫家寶對季羨林說：「我們的歷史總是和洪水、乾旱、地震等災難聯繫在一起，但我們這個民族從沒有潰散過，反而愈挫愈奮。」季羨林立即表示同意：「一個民族和一個人一樣，災難能鍛煉一個人的意志，也能鍛煉一個民族的意志。」這不是受虐狂嗎？既然季羨林認爲災難對自己是有益的，就應當感謝「文革」，感謝「牛棚」，大聲疾呼再來一次！又何必在《牛棚雜憶》中發出種種抱怨呢？既然溫家寶認爲災難可以讓我們這個民族「愈挫愈奮」，那麽視察災區的時候，又何必擠出幾滴眼淚來呢？你們在這裏輕鬆地談論災難的「正面效應」，我卻相信，那些在地震中死於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長們，絕對不會同意的這樣的觀點。多難從來不會興邦，但極權主義政權會利用各種災難來鞏固自身之統治，就如同史達林當年利用納粹的入侵，提升自己統治的合法性與獨裁的程度一樣。
溫季合作的愛國「二人轉」可休矣。季羨林在德國留學的時候，正值納粹興起、希特勒上臺，我懷疑他是不是中了法西斯的毒素。否則，他怎麽會在《憶往述懷》中說出這樣的話來：「對廣大的中國老、中、青知識份子來說，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話：愛國沒商量。我平生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人後。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這種愛國不正是納粹所鼓吹的那一套嗎？那麽多德國的年輕人，正是在這種愛國魔咒的驅使下，走向戰場，瘋狂殺戮，最後自己也成了炮灰。對此，冉雲飛尖銳地批評說：「『愛國沒商量』--這樣的『愛國論』與『偉光正』在無視邏輯、撒謊的知識譜系、群氓心理上形成了強大的同構。官方不樹立季先生爲『國寶』，他還樹立誰呢？」
季羨林算是老北大人了，當年他曾經與胡適共事，難道胡適的自由民主思想一點也沒有影響到他嗎？胡適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就說過：「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爲國家爭自由!爭自己的人格，便是爲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這句話與季羨林的「愛國沒商量」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在民國時代生活過的老輩學者中，季羨林本是平庸之輩，唯一的優勢就是活得比較久罷了。於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他以長壽的優勢終於等來了一頂辭也辭不掉的「國學大師」的帽子，簡稱爲「國師」。
人格分裂的僞君子
在一個道德淪喪的時代，官方最熱衷於打造道德完人。季羨林樂於被溫家寶當作聖人、樂於被共產黨塑造成聖人。溫家寶與季羨林的合作，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有一次，溫家寶特意帶了一件小禮物送給季羨林：那是一幅水晶玻璃畫，上面有鐳射「刻印」的溫家寶和季羨林在一起的畫像。這是一個自戀者向另一個自戀者的致敬方式。溫家寶說：「這上面還刻了一句您最喜歡的話：真情。您常講做人要真情、真實、真切。」季羨林說：「對，『三真』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則。」
可是，誠如聖經所說，這個世界上一個義人也沒有，遑論聖人了。季羨林剛剛去世，他的兒子季承便在《我的父親季羨林》一書中寫出了「一個人生失敗者的父親」以及「一個人生失敗者的丈夫」的真相。季羨林表明上很清高，其實「他好名，給他一百頂帽子他都戴上」。另一方面，季羨林對家人極端冷漠甚至冷酷，從未沒有愛過妻子，也沒有愛過兒子、女兒。他始終以自我爲中心，將自己當作「悲劇人物」，並且堅信「這都是別人造成的，只有他一個人爲家庭而犧牲，他的命運最悲慘，他的生活最值得同情」。季羨林喜歡養貓，似乎對貓頗有愛心，但他除了帶貓出去散步，給貓喂點牛肉、豬肝之外，根本不管其他。那時，他的母親和妻子年齡都很大了，還不得不在照料他之外，爲他照料那些貓，爲此累得筋疲力盡，甚至引發「家庭戰爭」。在這種畸形的愛的背後，是何等的自私和無情啊！
這位國學大師至死也沒有參透死亡，季羨林「希望活到『茶』壽，更希望永遠活下去」，然而大師的夫人卻早有「死了乾淨」的想法。所以，有人說，季羨林是「有國無家」，可是，沒有家，哪來的國？一個愛家的人，在公共領域中，不一定就是個好人，比如党衛軍頭子希姆萊就很顧家、很愛妻兒；但是，一個連家都不愛的人，他所聲稱的「愛國」根本就是肥皂泡一樣的謊言--連自己的家人都不愛，又如何愛那些組成國家的、跟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同胞呢？
儒家文化再加上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必然盛産人格分裂的僞君子。錢鍾書是如此，季羨林是如此，餘秋雨亦是如此。季羨林在私人生活中真面目，已經呈現出冰山之一角。而溫家寶在私人生活中呈現爲什麽形象，尋常人等雖然無法親眼目睹，但基本上可以想象出來。季承給家庭中的父親打六十分，我則給作爲公共知識份子的季羨林打三十分。溫家寶的得分大致也差不多吧。溫家寶對季羨林說：「真理和科學要求真實。您一生坎坷，敢說真話，直抒己見，這是值得人們學習的。……最近，我看您講良知、良能。我認爲，這是知和行的統一觀，也是人的品德和能力的統一，這個思想很深刻。」季羨林立即順著杆子往上爬：「要說真話，不講假話。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但說出來的話一定是真話。我快一百歲了，活這麽久值得。因爲儘管國家有這樣那樣不可避免的問題，但現在總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溫家寶立刻謙虛地說：「我們做的不夠，還要多努力，把工作做好。您也要把身體保重得更好，多看些年。」溫家寶將季羨林當作說真話的人，季羨林也真的認爲自己是說真話的人，這本身就是和諧中國最大的謊言。在今天的中國，說真話的知識份子，是劉曉波，是譚作人，是陳光誠，是師濤……可是，他們都在哪里呢？他們都在共產黨的監獄裏。可見，共產黨如此地仇恨和害怕真話，因爲共產黨的統治是靠謊言和暴力來維持的。
如此對話，真是將肉麻當有趣到了極點。而將其整理出來發表的記者，當然不會這樣認爲，也許還有許多讀者真得讀得津津有味，甚至「臨表涕零」。這才是中國社會最大的悲哀。這個柏楊所說的「大醬缸」，何時才能被打破呢？
宦官已絕，文妖不絕
所谓舆论，乃系对政治的批评，不是对政治的歌颂，此乃无间于古今中外之常理。假定一个时代到了由钉死自己的良心理性，进而想去钉死社会的良心理性的阿谀家们，起来取真正的时代论者而代之的时候，这正说明此一时代的终结。因此，我坚信希特勒之流必永远受到人类的唾骂，这是他得到的阿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自序》
東漢時的昏君漢靈帝準備興建規模宏大的禦花園，宰相楊賜上書勸阻。靈帝打算停工，詢問身邊的宮廷侍從任芝、樂松的意見，兩人回答說：「從前周文王的禦花園有一百華里，人們認爲太小；齊宣王的禦花園只有五華里，人們認爲太大。所以，禦花園實際的大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君王是不是英明神武。如果一個君王足夠英明神武，他的禦花園再大，老百姓也不覺得大；如果一個君王不夠英明神武，他的禦花園再小，老百姓也覺得大。今天，陛下是如此英明神武，修建禦花園只會得到老百姓的擁護和稱讚，當然那些別有用心的人除外。」靈帝聽了這樣的馬屁，龍心大悅，乃下令繼續動工。而阻止修建禦花園的楊賜的下場如何，可想而知。作家柏楊在評論這段歷史的時候感歎說：「任芝、樂松的言論，使我們再見文妖。截至二十世紀爲止，宦官已絕，而文妖不絕，倍增痛心。」我則跟著評論說，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還有更多的文妖和重用文妖的權貴呢。
那條送給溫家寶的圍巾
二零零九年一月十日，在江蘇考察的溫家寶，來到常州高等職業教育園區。在常州資訊職業技術學院的校園內，溫家寶面對幾千名學生發表演講。當時，氣溫已經接近零度。也許是天寒地凍的緣故，看到總理不遠萬里來「送溫暖」，一名同學上臺將一副長圍巾送給總理，說：「這是我送給您的圍巾，請您戴上，您一定要注意身體啊。」隨後，媒體大肆報道此感人一幕，以凸顯「人民的總理人民愛」。
新華社報道說，這名學生送給溫家寶的圍巾乃是其親手編織的。我總是懷疑這個細節。因爲如今的年輕人大都眼高手低，很少有人能夠掌握複雜的編織技術。也許，這家職業學校專門設置有編織方面的專業，這名學生正是編織專業的學生吧。還有自詡爲「八寶飯」的人在網上評論說，這是「一片真情，萬金難買」。記得少年時候，中小學語文課本中經常出現關於周總理的類似的故事，道具是襯衣、手套等等，或是總理送給百姓的，或是百姓送給總理的，以此凸顯總理愛民如子，百姓愛總理若父。如今，溫總理與百姓之間的親密關係，幾乎可以同周總理相媲美。美國總統布希被人砸了堅硬的皮鞋，我們的溫總理卻獲贈溫暖的圍巾，誰是好領導，誰得到人民的愛戴，不言而喻。民國總統，可要羡慕死中國總理了。
然而，這個感人的故事，讓我感到實在是太過離奇了。以溫家寶所享受的「一級保衛」，若非尋常人等，焉能擠到他的面前去送上圍巾？溫家寶的每一項視察計劃，都是中央和地方當局精心設計的，可以說絲絲入扣到了以每一秒計算。前來聆聽溫家寶教誨的數千名學生，無不經過挖祖墳式的履歷審查。這樣才能確保現場不會有人放肆地向總理大人扔鞋子，更不會有楊佳式的青年突然之間「脫穎而出」，而個個都是被總理的講話感動得熱淚盈眶的「好孩子」。
所以，送圍巾的這個細節，必然在事先的安排和設計之中。「溫辦」的主任，肯定是這個儀式的總導演，地方官員，學校校長，都是參與策劃者。這是一群無恥的「文妖」。誰去送，如何送，送的時候該說什麽話，早已排練過了不知多少次，爛熟於心了。記得我在北大念書的時候，美國總統克林頓到北大發表演講，那幾名提問的學生，事先都經過反反復覆的演練。演練的過程，居然還拍攝出來，還在校園電視臺播出。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人生如戲」和「戲如人生」。
這一次，最入戲的不是那個獻圍巾的學生，而是接受圍巾的溫家寶。那個學生只是客串的演員，而溫家寶卻是專業演員和終身演員。溫家寶真的需要圍巾嗎？儘管金融風暴已經波及到中國大陸，「人民的好總理」感受到了刺骨的涼意，但總理夫人壟斷珠寶行業，渾身珠光寶氣，總理大人自然不缺圍巾戴。那麽，總理爲什麽又不戴圍巾呢？他就是要踏破鞋、穿舊衣，以此顯示「艱苦樸素」的作風。當年，李鵬當總理時，經常裹著法國頂級品牌的時尚圍巾，以工資而論，他一年的工資也買不起一副這樣的圍巾。而李鵬的女兒、中國電力之「一姐」李小林，驕傲地對記者說，這是她送給老爸的禮物。結果越抹越黑，李鵬更受民衆之厭惡。想來，溫家寶吸取了李鵬的前車之鑒，即便再冷也不會如此「披挂上陣」。這樣，還可以給身邊的「文妖」們一個編排「送圍巾」的好戲的機會。一個重用一群「文妖」的領導人，能有幾分的真誠呢？
真正需要圍巾的不是溫家寶，而是劉曉波。因爲《零八憲章》而被捕入獄的中國獨立知識份子的領軍人物劉曉波，是爲所有的中國人坐牢。他失去自由，是爲中國人早日獲得自由。這位隻身挑戰中共專制制度的勇士，才配的上熱愛自由的同胞們用愛心編織的圍巾。然而，那些生活在「美麗新世界」中的莘莘學子們，既不知道什麽是《零八憲章》，也不知道誰是劉曉波。即便知道了，他們也不會將圍巾送給劉曉波。他們年紀雖小，心智卻早熟，他們知道將圍巾送給誰可以換來千百倍的好處。
溫家寶的打油詩是如何成爲大學校歌的？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中國各大媒體報道，北京航空航太大學新聞網登出消息：經學校黨委常委會研究決定，北航校歌正式確定爲《仰望星空》。校歌選擇溫家寶的詩歌《仰望星空》爲歌詞，邀請瀋陽音樂學院的藝術家進行音樂創作，「校歌的確定標誌著北航的精神文化體系進一步完善，逐步形成了以北航精神、辦學理念、校訓、校風、校歌等爲核心的文化傳統及創新特質」。
北航新聞中心主任蔡勁松表示，北航之前沒有校歌，學校在二零零六年就開始校歌徵求工作，但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作品。一年多前，有很多師生和校友提議將溫家寶總理二零零七年九月四日發表在《人民日報》的詩歌《仰望星空》作爲北航校歌的歌詞。雖然這首詩歌並不是爲北航所寫，但北航師生認爲這篇文學作品的意境和北航的精神和發展目標非常契合。
北航官方網站上稱，《仰望星空》這首詩，意境闊大而深邃，格調寧靜而致遠，讀起來令人動容、回味無窮，特別是對北航的建設和發展具有特殊而深刻的意義，將激勵北航人樹立崇高理想和遠大志向，激發北航人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的科學創新精神和人文情懷。四月二十六日，北航的書記和校長代表全校師生給溫總理寫信並附演唱光碟，讓總理閱知北航師生確立校歌的夙願。
看來，胡溫向來亦步亦趨，如同太平天國的洪秀全與楊秀清，一個是萬歲，一個是九千歲。胡錦濤在玉樹災區一所學校的黑板上題寫「校園，會有的；家園，會有的」等幾個字之後，這件「無價珍寶」立即被一群文妖「請」進甘肅省博物館，並投入鉅資研究如何將這兩行胡錦濤隨手用粉筆寫在黑板上的字永久保存下來。我想，他們既然認爲這塊小黑板已經跟盧浮宮中的《蒙娜莉薩》一樣偉大，不妨就仿效《蒙娜莉薩》的保護措施，在其外部安裝一套特製的防彈玻璃。溫家寶緊緊跟隨胡錦濤，當年四川地震的時候，他寫的「多難興邦」未能及時保存下來，那麽就只好在《仰望星空》上面下功夫。不僅要讓這首打油詩家喻戶曉，還要將其譜曲傳唱，甚至定爲大學校歌。
有人說，《仰望星空》成爲北航校歌，只是下面的馬屁精們單方面的作爲，並非溫家寶的本意。因爲溫家寶從來都謙虛謹慎、樸素真誠。但是，新聞報道顯示，溫家寶對自己的作品被定爲北航校歌不是一無所知，北航方面早已將此事呈送到總理府的案頭，溫家寶在百忙之中也一定「閱知」了。
媒體沒有報道溫家寶收到北航請示信件的具體反應，但半個多月之後，北航校方公佈了這一決定，就足以說明溫家寶即便不是「笑納」之，至少不是「反對」。否則，如果溫家寶奮起捍衛自己的知識産權，如果溫家寶對這種個人崇拜的歪風邪氣感到不滿，稍稍透露一丁點意見，下面的人哪里還敢繼續大張旗鼓地宣揚此事呢？他們只能偃旗息鼓、默不作聲。
所以，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是最簡單不過的道理。單單有下面的人喜歡拍馬屁，而沒有上面的人樂於接受馬屁，馬屁精必定不會滿坑滿谷；單單有一群文妖挖空心思媚上，而沒有好大喜功、躊躇滿志的當權者，文妖當然不會成爲這個時代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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