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2009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网上暂时没得全本下，管斑也可窥豹！

慧心：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失败者和他们的时代

１９４９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要被大笔书写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军事革命的胜利，政权更迭，以及在全国随著军事进展而迅速进行的整肃和改造，将胜利者和失败者一时间划得泾渭分明。几百万政府工作人员，几百万军人，几千万和政府有著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员，在惴惴不安中或者仓皇辞庙，或者惶恐地等待接收，清算和改造。当胜利者锣鼓喧天，有谁去听失败的哀歌。在六十一甲子的２００９年，重视历史的中国人有摆出隆重庆典的；也有象龙应台这样的知识分子，将悲悯目光投注在那些失败者身上，要将他们深藏的思绪和心灵声音展写在历史书卷上。

这就是这部２００９年震撼人心的大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如大江大海般风卷浪涌的１９４９，和那些泥沙般随之沉浮的战争狂潮中的人群，是龙应台笔下的时代和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

感谢龙应台，记下他们中的幸运者，那一小部分幸运地留下声音和生命的逃亡者。让我们庆幸，失败者也有历史。

（一）

失败者的历史是１９４９年被藏著的秘密。或是我们想像力过于贫乏，或是历史书的描述过于抽象和不够生动，这简单的秘密长久被我们忽视。龙应台为我们拨开战争的硝烟，让我们停止为欢庆胜利而激动，随她去看战火后满地的尸体和将军巡视战场的眼泪；龙应台从胜利者的长春围城兵不血刃的战史中，让我们知道兵不血刃是几十万饥饿平民生命的代价。她写“脱下了军装，是一个良善国民”的军人，写他们在抗日各大战役浴血为国，写他们在印缅边境的丛林中与日本劲旅的作战以及返国后，转身就在内战的绞肉机中覆没的故事。她写北平“解放”“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的大学生们，也写人群中怒骂学生的国军军人；还有沈阳街头以自杀醒国人的国军下级军官。她写那些以“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之名带到战场的人，写他们“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壑”。战争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在她的笔下，被她痛心为“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

（二）

龙应台还写了一个不为我们熟悉的人群，那就是内战中流亡的学生。她写这些小小少年如何别了父母，流亡异乡。当内战烽火一起，先是陷入双方拉锯战战场中的东北学生往平津跑，然后是战火中的中原，苏北的学生往南走，以至南方大城市流亡学生随处可见。陷入战争泥潭中的政府只好援引抗战时期做法，将被战火追得四散的学生们成立联中安置于几个战火还没烧到的南方小城。可惜，大部分学校刚刚响起朗朗书声，中央政府却是大厦将倾。这些学校被下令解散。可怜那些少年们，离开家乡，本想逃过战火，逃过战后清算，为家族作香火的传递，却遭此被抛弃的命运。他们中的大部分，或原地解散，各谋生路，辗转回乡；有不甘心被解押回去的，只好自己另辟蹊径。谁稍稍有能力带他们跑他们就跟谁跑。他们中竟然有山东联中的五六千人，豫衡联中的３００多人，成功越过海峡到达台湾。

这是一张奇异的流亡图。豫衡联中的学子从河南流亡千里，辗转到达湖南时尚有上万人，但在随后的军事逆转中，在随军队不断的战败逃亡中，他们中仅有３００人从广西苗瑶地区经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斗后奔逃入越南境内。但他们成功保持的学校建制，在海外仍然使中华文化之弦歌不辍。这是中华教育史上之奇迹，求生存的同时还在存留文化，存留今后生活的希望。山东联中的学生们更是苦中作乐，将千里奔徙，船舰险沉海底的经历喻为“孔子带领学生周游列国，并受三月无粮之苦”　的历练。龙应台笔下还生动而细致地描写了少年们生离死别的抉择。战争的不定，胜负的难测，硝烟的惨烈迫使他们在每一个歧路作出影响他们今后人生的选择，那就是学校里兄弟姊妹们为保留家庭命脉自己决定：如果你上船，我就留下；如果你往北，我就往南；你去越南，我留中国。这样的生离死别，“很多的少年少女，就在那荒凉的车站里，蹲下来痛哭失声”。

让我们记住他们，为他们艰辛而顽强求生存的毅力：河南豫衡联中的学子们。他们从河南南阳流亡到湖南零陵；再流亡到广西，随败兵流落到越南三四年，终于被辗转接到台湾。在途中，他们失散掉，埋葬掉多少兄弟姊妹。但他们在宝岛真的衍生出希望来，以他们的知识成为社会的栋梁和中华传统文化继续传承的星星之火。我们还要记住山东联合中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师长们。他们的师长为了几千学生的受教权在１９４９年的台湾外岛澎湖，和要强行收编他们的部队抗争，以７位师长生命作了代价，让青年学生受教权利的呼声和维护战争中极其脆弱极易被践踏的人性尊严的呼声，传过汹涌海峡，去呼救去呼求！

（三）

这是龙应台书中一部分失败者的流亡史。龙应台记下的还有中国这段内战的历史。从大历史的角度，从普通百姓的角度，从将军的角度，从政治家的角度，记叙一段你没听说过的历史：战争的暴力、战场的血腥和流亡者的艰辛。

她的笔墨不仅仅落在失败者身上，她还写到胜利者：１９３７年的胜利者，１９４５年的胜利者，还有１９４９年的胜利者。可是她笔下胜利者个个不缺骄狂的神态。１９３７年胜利者的屠杀和虏俘；１９４５年的胜利者高调接收，造成民怨沸腾；１９４９年的胜利者不容异己，以整肃来威震天下，造成冤魂无数。龙应台因此誓言颠覆胜利和失败的价值观，不以“成者王，败者寇”论兴亡。她呼吁爱与宽容，慈悲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让中国人重拾从秦汉以降，消失殆尽的“中庸”“仁政”“废苛政”“君轻民重”的价值观，去融入现代的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让对人的尊严和对生命的尊重，关怀，高于以理想为名，以国家为名的贱踏，以此来体现对民生真正的关切！

让龙应台庆幸的是，正是从那些失败者的人群中，从他们经历的暴力，血腥，失败中，我们民族中的一支渐渐发展出来“温柔的人文价值，以个人幸福为核心的文明价值”，来相对过去我们熟悉的“国家至上”的价值观。

龙应台认为这些失败者能在台湾创造这样崭新的历史是因为他们没有胜利者的骄气。在抛妻别子，家破人亡的痛苦中；在东突西撞，被追杀的逃亡中；在绝望中奋起一搏，再杀身成仁的悲壮中，他们作为弱者的伤痛更能让其反思中国几千年来不断陷入的暴力革命循环套，去接受一套温和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要求那些自以为是的胜利者，在你自认为“真理”在手、“正义”在握之时，你是否也要有谦卑，你也要有悲悯，你也要有对弱者和对手的同情与包容。

这就是龙应台这本书的价值，这就是那些失败者生命与磨难的价值，他们的期待！

[ 本帖最后由 qdpan 于 2009-9-24 16:03 编辑 ]

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国军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国军会搭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刻。

疲累不堪而且被台湾亚热带的湿热烘得汗流浃背的七十军，晕头转向地走下了小鲍布的坦克登陆舰，投降的日军代表也被安排在码头上向胜利者的军队敬礼。胜利者却气急败坏、自顾不暇。在货物和辎重的磕磕绊绊、挤来撞去下，一团混乱上了火车，驶往台北。

台北比基隆还热，街头人山人海，人体的汗气和体温交揉，人堆挤成背贴着背的肉墙，在肉墙中，人们仍旧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张望；父母们让孩童跨腿骑在自己肩上，热切而紧张。

作家吴浊流的小说让台湾少女“玉兰”的眼睛，就这样第一眼看见了“祖国”:

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长官公署前面马路两边，日人中学生、女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们长长地排在那边肃静地站着。玉兰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以前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讥笑着“支那兵，支那兵”神气活现的这些人，现在竟变成这个样子。

祖国的军队终于来了。队伍连续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伞，玉兰有点儿觉得诧异，但马上抹去了这种感觉，她认为这是没有看惯的缘故。有的挑着铁锅、食器或铺盖等。玉兰在幼年时看见过台湾戏班换场所时的行列，刚好有那样的感觉。她内心非常难受······(吴浊流《波茨坦科长》)

大概在同样一个时候，二十二岁的彭明敏也正从日本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驶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鲍布那艘登陆舰。

战前彭明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政治学，不愿意被日军征召上战场，所以离开东京想到长崎去投靠兄长，却在半途遭遇美军轰炸，一颗炸弹在身边炸开，他从此失去了一条手臂。日后成为台湾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触祖国，觉得不可思议：

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伕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如果彭明敏看见的七十军可厌可恶，那么杨逸舟眼中的七十军，就是可笑可鄙的了：

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都叫他们为“棉被军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杨逸舟著，张良泽译《二二八民变》）

从宁波来到基隆的七十军，就以这样一个几近卡通化、脸谱化的“经典”定型图像，堂堂走进了台湾的当代史。六十多年之后，台湾一所私立高中的历史考卷出现这样一个考题：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海星中学考卷）

正确答案，当然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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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葬

1945年10月17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它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

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么？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国军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16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国军。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维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刘玉章〈东北戡乱战争亲历记〉《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至第34卷第5期）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并发原有的疾病，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

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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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107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沉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得死去活来，满脸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页9）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华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整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龙应台专访，2009年6月26日。台北师大路林精武家。）

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么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

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么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

林精武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脚就皮破血流，脚趾头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锥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么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力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1946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梵竹〈一张高尔夫球场会员证的故事－－访何既明先生〉，引自蓝博洲《共产青年李登辉－－二进二出共产党第一手证言》）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怀的丘壑，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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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香

1945年9月12日，国军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开往越南海防港；和五十二军一样，国军的六十二军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 847登陆舰在11月19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55位军官和499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11月25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而“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国军，倒是10月10日国庆日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华民国万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吴新荣《吴新荣日记全集》卷七）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1945年10月，在举国欢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国军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国军延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11月25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所有高雄、台南的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的军队了：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他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

彭清靠回家后对家人，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

彭明敏其实洞穿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国军，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么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么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彭清靠“不对”的第一感觉，其实就是两个文化的对撞。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仿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1947年2月28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绅代表一踏进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一夜苦刑之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1949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1949，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1947。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总共十二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国军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被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强推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垂眉跪了下来。（萧万长，龙应台专访，2009年4月30日）

（摘自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杂志出版社出版。）

调景岭外头，香港的街上，每年涌进来二十万人。难民潮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多年以后，像古时候的词，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诗，在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人们问她，你的古典诗的基础在哪里形成？她不直接答复你，只是淡淡地说，她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会了她背诵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六十年以后，她还可以用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文静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书院。原本沉浸在中国古典戏曲及文学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触英文世界，也开启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离。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首都的上层生活，看过上海的繁华与崩溃，如今看见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家里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亲戚和从前的部属。大楼外面骑楼里、走廊下，全睡着个人，街上也是到处是难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湾，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

同一个时间里，半岁的林百里被带到香港。他在共军攻进上海前一个月出生，营养极度不良，扶着墙都不会走。被母亲抱在怀里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将军府”宅院里头的佣人间，后面的弟弟妹妹陆续出生在这狭窄的石头房里。石头房太热了，父亲就在屋角里种爬藤，藤的青叶盖满了屋顶。

“将军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松沪血战中发出第一枪的国军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翁将军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难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父亲和一百万其他难民一样，艰难地为生，在中环的香港俱乐部做会计。俱乐部大厅挂着水晶吊灯、铺着华丽的地毡，白人绅士淑女从大门潇洒地进出用餐，华人用旁边的小门。父亲告诫他，“你不可以到前厅去，那个门，是白人走的。”

父亲就在侧门后面那个只能放下三张小桌的房间里工作。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让长子百里跟在身边。白天，百里去上学－－搭天星小轮过海到尖沙嘴，然后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学。大半的时候，为了节省那两角钱的巴士车资，十三岁的林百里宁可走路四十分钟到学校。

晚上，父亲看着百里做功课；夜静了，就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两张折叠行军床，在三张写字桌之间勉强撑开，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繁华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细细的线。

这个一九四九年战火中出生、流离中长大的孩子，六十年后，他的笔记电脑制造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

我问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不准进入前厅，一出门又总看见中环光艳夺目的精品橱窗，你有‘难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吗？”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所以我的民族情怀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丽的橱窗，我没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说，“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买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话。”

******

秦厚修是从澳门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晃，等小船过来接驳；从大船踏上摇晃得更厉害的小船时，踩空了，差点摔进海里。秦厚修带着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踏上澳门，马上转香港。丈夫马鹤凌在码头上焦急等候。

在孩子出生之前，秦厚修得找工作。她和亲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顶下了一爿洗衣店。然后又在一九四九年新开张的大型游乐园－－荔园，找到一份工作：收门票。

荔园开张，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币五角，可以入场，摩天轮、碰碰车、哈哈镜、遥遥船、过山车，还有一个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场。

“可是，应台你要知道，那时没有票的，你丢钱进去，有一个闸门，我就坐在闸门旁边用脚踩一个控制，一踩，缴了钱的人就可以进来，每天就做这个。一个月薪水三百块钱，要养好多人。”秦厚修说。

荔园月薪三百块？我想到，同一个时间点，钱穆创了新亚书院，自己的月薪是两百块－－现在我知道那是多么微薄了。

“蛮辛苦的，”我说，“马妈妈，可是那时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你出来工作，谁管那吃奶的婴儿呢？那时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问。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帮忙，还有姑爹，而且，逃出来的亲戚那么多，每天都有人来借钱，他们也帮忙。”

厚修的孩子在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的。

“我也记得，”秦厚修说，“有一天马爸爸说要去调景岭，听说救灾总会的人到那里发救济物资，结果回来了，也不过发了几块肥皂吧？那时候，也有‘第三势力’来找他，但是他没去。”

“第三势力”这个词这么顺溜地从马妈妈嘴里冒出来，让我吃了一惊。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了，向来对政治没兴趣的她竟然记得。

一九四九年落脚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不欣赏蒋介石的领导，这时美国已经开始在亚洲做大规模的反共布局，提供资源，于是一个名为“自由中国运动”的“第三势力”，就开始酝酿了。中情局结合流亡人士，有计划地训练独立于台湾之外的反共游击队。

调景岭有很多年轻的国军官兵，也有很多失学失业的青年，不管是为了生活的基本维持，还是因为胸中怀抱着经国济世的热情，当他们听说有个学校招生培训，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中国”，很多人去了。

学校设在塞班岛；“塞班”，是残酷血战的代名词，在关岛附近，面积比香港岛略小，战前是日本领土。一九四四年美军强攻塞班，日军战死三万多人，守将南云忠一自杀。三万居民中，两万多人死于战火，另外四千多个老弱妇孺调悬崖自杀。

受训的年轻人学习爆破桥梁、抢滩登陆、打阵地战等，还有跳伞。在塞班干校训练一年零两个月以后，学员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后的主要任务是：空投大陆。四人一个空投小组，选择的空投点通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乡；山东流亡出来的，空投山东；湖南出来的，空投湖南，因为你必须对那个点的周遭环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厅里与蒋震闲聊一九四九－－对于像他或蒙民伟这样从一九四九年的艰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里，我随意说，“我发现关于香港的‘第三势力’的资料特别少，问了很多香港人，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好像谁都不知道似的。”然后我给自己加点咖啡。

蒋震接过去说，“是啊，自由中国运动。”

我吓了一跳，咖啡壶在我手上悬在半空－－会把“自由中国运动”这几个字这么不经思索说出来的，历史学者除外，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蒋先生知道内情？

他看着我吃惊的神情，笑了，说，“我就去了塞班岛！”

蒋震是香港极受尊敬的实业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东河南交界的荷泽，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和千万个与他同时代的爱国青年一样，他也当了兵，从山东一路打到广州，部队溃散，他就随难民潮来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在码头上扛重物、在纱厂里打杂，在矿场里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岁的蒋震拿出仅有的两百港币，和朋友创设机器厂，发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丝直射注塑机，奠定了他的实业王国。为了回馈乡土，他又成立基金会，专门扶植中国大陆的工业人才培训。

蒋震说，要从调景岭说起，因为他也进了调景岭难民营。

“啊……”我看着他，“没想到。那－－您原来属什么部队？打过什么战役？”

“整编十一师。打过很多仗，譬如南麻战役。”

我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霭霭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我一时无法把“香港实业家蒋震”与胡琏将军的彪悍十一师和可怕的南麻血战做连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编十一师在山东南麻就地防守，广设防御工事，周围建筑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纵横交错。共军的名将陈毅和粟裕以五倍于国军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织七天七夜，战役结束之后，共军损失惨重，自称一万四千人阵亡，国军方面则宣称“歼灭”两万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牺牲了九千人。这是粟裕少有的挫败，从此役开始，共军严肃地检讨应付国军子母地堡的作战策略。

南麻七天战役结束，荒野中留下了三万个青年人的尸体。

实业家蒋震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塞班岛的结业学员在空投任务前，每人发配的装备是：手枪、冲锋枪、弹药、发报电台、足够一月吃的干粮、人民币，然后就被飞机秘密地送到某一个省的山区，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伞没打开，当场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当地的居民给绑起来，送去枪毙。

我看看蒋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东，怎会今天坐在我面前，后面是一片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景？

蒋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里有一百个疑问。

“我一直以为‘自由中国运动’是个爱国的运动，也不知道中情局在后面，”他笑着说，“轮到我要被空投的时候，韩战打完了，这个空投计划，也叫停了。我差一点点就上了飞机。”

啊……原来韩战还决定了蒋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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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埗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骑楼下、楼阶上，全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拼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也拼命写稿，“龚定庵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的，不多，但是，慢点，父亲好像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完整的回顾和记录。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震动；父亲过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明白，所谓“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有心疼的意思。

在香港，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也在“保险公司上班”。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豫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奉化很有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再怎么穷，水和沙是上帝送的。这个“士多”小阁楼上长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香港大学校长。

二○○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上；每次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摘自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车站、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从1949年开始，带着不同伤痛的一群人，在这个小岛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
六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停下脚步，问问对方，你痛在什么地方？
是时候了，在历史的这一页即将永远地翻过之前，我们还来得及为他们做些什么？

******

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像那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计程车，不妨看一下司机的名字。我每次看，每次都有发现。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

嘿，“港生”啊，你怎么会在台湾开计程车？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啪”一下，打开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辗转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一两万难民在荒山上那A字形盖着油布的木棚里战避风雨。你知道，难民营里也是有爱有情有欲的；港生，就出生在调景岭那遮雨棚下。两年以后得到入境许可，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台生”反而在香港做生意。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随着战争局势的漂洗，最后到了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与成龙这一边，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原”。

“问中原”？

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权力道统。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像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一代“台儿”，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座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中国的东北，右下，是中国的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角去吧。找“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四平街”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再笨也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找。“甘州街”、“凉州路”、“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哈，猜猜看他们在哪个方向？

我们很多人对国民党的过去的统治历史是有反感的，我们都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虚幻想像，充分殖民主义的嘴脸，可悲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每天在这地图上东南西北走来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可以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唉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学者还会告诉你，其实用“改名”来称，是错的，因为日本人的都市规划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后，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命名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授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郑定邦又是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来命名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借合并成公共租借，各区的街道都得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坚持保留自己原来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

让我意外的是，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企图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

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一切竟然是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以完完整整的“河山图”大大地张开，接受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国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正式迁台在台北办公以后，就更详细地把大陆的地名慢慢填了进来。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已经搭好的历史架构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

我是台湾人

台湾总督府的统计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为止，台湾因为美军轰炸而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受轻重伤的有八千七百多人。

战争期间，当作军伕、军属以及“志愿兵”被送到中国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战场的，有二十万人。

运到日本高座海军航空兵工场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个台湾孩子。战争结束时，三万三百零四个台湾青年为日本牺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当天皇紧绷而微微颤抖的“玉音”从广播里放送出来的那一刻，台湾人，究竟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呢？

八月中，刚好是中元普渡。台北万华龙山寺庙埕里人山人海，香火缭绕，庙埕外小吃摊熙熙攘攘整条街。舞狮的动作特别活泼卖力，人们的笑声特别轻松放肆，孩子们嬉闹着向狮子丢鞭炮。卖中秋月饼的商店，已经把文旦和月饼礼盒堆到马路上来了。

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十岁的宜兰孩子黄春明，睁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刚好生在什么年份，那个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认同？

台南医师吴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征召到南洋。五十九个医师、三个药剂师、八十个医务助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开往南洋前线。太平洋海面已经被美国的空军控制，神靖丸以“之”字形曲折行驶，躲避轰炸。几乎可以预料的，这是一艘地狱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贡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十二名乘客死了两百四十七个。

活下来的吴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贡，照顾日本伤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贡军医院里和其他三百个医院的员工肃立在中庭，低头聆听天皇的宣布。身为台湾人，吴平城心中只有欢喜，心里头最克制不住的冲动，是马上回到亲爱的家人身边了。军医长对吴平城－－现在他还叫“山田”，说，“山田，从此你是中国人了，我们是日本人，以后有机会中国和日本合起来打美国吧！”

吴平城还没答话，同是军医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经发难，板着脸冲着军医长说，“军医长，您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说出这种话来。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您一样，想统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统统讲日语、穿和服，才会到今日凄惨的地步呀！”

西贡军医院里只有两个台湾医师。山本军医长询问两人愿意与日军部队同进退，还是选择脱离，两个台湾人选择离去。第二天，两位台湾医师领了薪水，坐三轮车离开，发现医院院长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在医院大门口，对两名台湾同仁脱帽敬礼。极尽隆重的送别。

“这是日本海军惜别时的大礼，”吴平城心中深深感慨，“从此大家变成陌路的异国人了，他们还是尽到最后的礼节。”

翁通逢是嘉义人，东京东洋医学院毕业。吴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时候，东京已经被美军炸得尸横遍野，满目疮痍，翁通逢决定赶快离开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满洲国去。

他没有听见十五日天皇的广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里，新京的空袭警报突然尖声响起，惊醒了本来就忐忑不安的市民。新京，就是长春。炮火和坦克车很快就进了城，苏联的红军打进来了。很多台湾人这才赫然发现，讯息灵通的日本人，早已疏散到城外，讲日本话、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湾人，没人通知，后知后觉地还留在城里头。害怕红军的暴行，也恐惧满洲人的复仇，台湾人聚集起来自力救济，存粮、雇车、找路，开始个别逃难。

翁通逢一群人带着两袋米、一包豆子、一袋盐，就上路了。长春市东区伊通河畔有桥，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经之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满洲人，这时守在二道河的桥栏上，专门“堵”日本人，见到就杀，“以致于溪水一两日都是红色的。”

日军在战时鼓励大约数十万的日本平民来满洲“开拓”，大多数是本来就贫苦的农民。八月十五日以后，这些人突然成为没有人管的难民。翁通逢认识一些开拓民，听说有些人流离到了长春，他赶到长春的“日人在满救济协会”去看望，却发现，一起从北满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间八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睡了将近十个人，其中好几个已经是尸体，躺在活人中间；活人没有力气站起来，把身边朋友和亲人的尸体抬走。

台湾人在东北小心地活着；苏联兵四处强暴妇女，穿着军服当街行抢。苏联兵走了，八路军来了；八路军走了，国军来了，国军走了，共产党又来了。满洲人称日本人为日本鬼，称台湾人为第二日本鬼。在每一个关卡，台湾人都要努力证明自己不是日本人，会说一点蹩脚国语的，就大胆地说自己是“上海人”。会说客家话的人，这时发现，用客家话大声喊，“我是台湾人”，成了保命的语言。

翁通逢医师决定离开东北逃回台湾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冬天，那是一个冰冷的劫后余生的冬天：

“那时是十一月，看到一群从北满疏开（疏散）来的年轻人，大约有一百人左右，都是二十来岁。本来年轻人应该很勇、有气魄，可是他们的衣服竟被扒光，身上只用稻草当衣服遮着，在零下二十度里，走路垂头丧气。

我看他们走路不大稳，心想这群人大概活不了多久了。我尾随在后，想看看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住进一个日本人的小学校，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光是冷就冷得厉害了。经过三个星期我再去看，学校运动场像个坟墓。

我想到了夏天那个死人坑会流出死人水，流行病可能就发生，看来不离开东北不行了。”

摘自《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我在夜车里，从广州东站驶往衡阳站。晚上十一点发车，清晨五点钟可到。总路程五百二十一公里。这个里程数，我开过。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开车去的，从法兰克福开到仍在围墙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进入东德区所谓公路其实就是一条被铁丝网、探照灯和监视塔所围起来的一条出不去的隧道。接近关卡检查哨时，看到穿着制服的边境守卫，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都是回乡的人吧？广州东站的候车室里，起码有上千的人，聚在一个大堂里，听见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话。很多民工，带着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种红蓝白三色条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挂。出来打工的人，这很可能是两三年才一次的回乡。家里的孩子，可能都认不得自己了。

人们安静地上车，一入厢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铺位，就把灯灭了。灯灭掉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就没入铁轮轰轰隆隆的节奏里。行驶中的夜行火车永远是浪漫的，车厢像个秘密的、无人打扰的摇篮，晃着你的身体；韵律匀匀的机械声，像一顶蚊帐，把你密密实实地罩在摇篮里。

美君从广州站上车，回到衡山，想把孩子带出来的时候，她的孩子也不认得她了。

我在二○○九年走的这五百二十一公里铁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过的路。李佛生，那两位淳安一同出来的庄稼少年之一，陪着她走。在广州半年，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离散；她决心回到衡山，把孩子带出来，带在身边。

火车到了衡阳，不走了。到衡山的铁轨断了。火车里的人，又面临抉择：是坐在车里等，还是下车走路？这个时代，是个不寻常的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

清晨五点，我跨出衡阳火车站，冰凉的空气袭来，像猛烈的薄荷，大雾锁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犹沉，站前广场上已经站了很多人，这时纷纷凑上前来，口里低低呼着地名：

攸县！攸县！
祁阳！祁阳！
长宁！长宁！
永州！永州！

“永州？”我看了看那个呼“永州”的人，是个有点年纪的老头。跟着他走，我就会被送到永州，就是零陵，在那里，痖弦的命运转了个大弯。为了痖弦，我特别走到那个写着“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应扬来接我。车子驶出了有路灯的衡阳市区，进入乡间公路，车灯照出去，像在云里游泳一样，上下前后远近，只有茫茫雾气，路都看不见。如果突然有个大坑，车子会开进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决断：下车走路。

她带着佛生，下了火车，开始沿着铁轨往北走。从衡阳到衡山，沿着铁轨走，大约是四十公里。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见，铁轨整个被翻了过来。美君走得脚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来，让她扶着走。走到第二天，远远看见了衡山车站，她心里一松懈，腿就软了下来，摔在铁轨上。

我没想到，二○○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几乎一样。木头窗子一隔一隔的，玻璃上一层很旧的灰，从外面望进去，朦胧朦胧的，有一个老人拿着扫把畚斗在专心地扫地。冬日淡淡的阳光，从窗格子里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长，一直长到检票口。检票口，也就是两条木头扶手。这时南下北上都没车。候车室里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墙上一个大壁钟，我想，我几乎可以听见那分针绕圈游走的声音，也看得见那阳光在地面上移动的速度。

我穿过空空的检票口，像旅客一样，走到月台上，这是南下广州的月台，立在铁轨边，看那铁轨往前伸展，伸展到转弯的地方。我有一种冲动，我想下月台，站到那铁轨上，趴下来，耳朵贴着铁轨，听六十年前那列火车从时光隧道里渐渐行驶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

美君离开了铁轨，走泥土小路到了山凹里的龙家院。那儿满山遍野是油桐树，开满了花苞，还没有绽放。水田现在已干，稻子半高，但是荒芜的不少。走在田埂上，迎面而来几个乡亲，美君不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这是槐生的杭州媳妇，咧开嘴来笑着和她打招呼。一个肩上扁担扛着两只水桶的族兄，还把水桶搁下来，问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问她战争打到了哪里。

我站在龙家院的田埂上，应扬跟挑水过来的大婶介绍，“这是我妹妹。”他说“妹妹”的时候，第二个“妹”字也用四声，说的很重，听起来就是“妹魅”。不一会儿，就围了一圈龙家院的族人，都姓龙。应扬一个一个介绍给我：

这一位，是你的哥哥…
这一位，你应该叫表姊…
这一位，是你的叔叔…

围了一圈人，各种亲属的称谓，全用上了。

“我记得你妈妈，杭州小姐，烫了头发的，”一个大婶说。

“对，我也记得，她还从城里带了一个收音机来，”一个叔叔说。

“她很好，穿旗袍，来这里住破房子，一点也不嫌。”

我站在那栋门窗都空了的红砖房子前面，看了很久，已经没有人住，野草长在屋顶上，也长在屋前和屋后的野地里。就是这一栋颓败的红砖房，美君来接她的孩子。

可是孩子躲在奶奶的后面，死命抓住奶奶的手，满面惊恐地瞪着眼前这个要带他走的女人。他又哭又闹，又踢又打，怎么也不肯接近她。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车站。南下的月台上，火车已经进站了，又是人山人海，原弧形的车顶皮上，爬满了人。有人用一只手紧紧抓着门上的铁杆，身体吊在车外；车窗被人体堵塞。

美君一伸手要接过孩子，孩子就像触电一样大哭。奶奶本来就舍不得，眼看着火车要开了，她趁机说，“那……那孩子还是留下来吧？”

向来果敢的美君，看着孩子哭得发涨的红脸，火车里大难临头的拥挤，这时犹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缩了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火车要动了，千钧之重，都在一瞬间。美君做了一个决定。她转身对佛生说，“那，我们上车吧。”

然后对奶奶说，“妈，我们－－很快就回来。”

我问应扬，“后来，你对妈妈有任何记忆吗？”

他眼眶一下就红了，六十岁的人了，一说到衡山火车站，还要哽咽。

“只有一个印象留下来，就是－－妈妈在火车里，头发卷卷的。后来，长大一点，看到别人都有妈妈，只有我没有，很难过。开始的时候，奶奶还骗我说，我就是你的妈妈，后来当然骗不住了。”

应扬的眼睛深凹，特别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时候，我从美国特地飞到广州去“认”这个失落的哥哥，在满满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是他，这就是他。”应扬皮肤黝黑，穿着农民的粗布，带着底层人民的谦抑神情，过了一辈子挑扁担、耕土地的生活，但是他脸上有美君的一双深凹、明亮的眼睛，在大水般涌动的人潮中，我一眼就看见他。

应扬抑制着情绪，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小时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老师跟同学指着你的鼻子说，你爸是国民党，像拿刀砍你一样，我总是想，如果妈妈在，多好，随时可以回家对妈妈痛哭一场，可是一想到这里，就更难过。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经过龙家院都速度还很慢，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拼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妈妈……我看到任何一个短头发烫得卷卷的女人，都以为那是我妈－－我妈永远在一辆开动的火车里，我永远追不上……”

□　摘自《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跟朋友的约会，我常约在亚都饭店一楼的巴赛丽厅。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远离热闹的靠窗那个高脚凳。透过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车灯由远而近，雨丝在光圈里晶莹滚动像动画；车慢慢停下来，在吉林路的路口等红绿灯。走路的人进入饭店的骑楼，暂时收起手里的伞，放慢了脚步，经过窗边不经意地和你视线相接，又淡淡地走过。

他若是一路沿着吉林路走，我知道他已经走过了德惠街，如果继续往南，那么他接下来会碰到的几条横街将是锦州街、长春路、四平街；和他的吉林路平行但稍微偏东的，是松江路和龙江路，旁边还藏着小小一条辽宁街。

我们曾经玩过“大富翁”的游戏，记得吧？在一张图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有得有失、有赢有输。这个城市里的人，每天都走在一张历史兵图上。

德惠街？德惠，在长春以北不到一百公里之处，是哈尔滨、长春、吉林之间的重要铁路城市。一九四七年二月－－你看，对日战争才结束一年半，国共内战已经烽火连天。国军新一军五十师的两个团守德惠城，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用四个师围攻。两军只相隔一条马路，炮火交织，激烈战斗了一个礼拜，共军退败而走。

满面烟尘的国军士兵从地堡中钻出来，冰冻的荒原上还冒着一缕一缕的黑烟。抬走自己弟兄的尸体之后，算算敌人的尸体有几百具。新一军的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巡视战地，看着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眼泪。英勇退敌的五十师师长潘裕昆走在尸阵里，默默不作声，只沙哑地说了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眼睛就红了。

德惠一战，是国共内战的第一次严重交火。死在德惠战场的士兵，破碎焦烂、面目全非的程度，看来令活着的士兵也不忍卒睹。后来在台湾任联合报采访主任的于衡，记得当天气温是零下十七度，东北的大草原上无边无际地一片荒凉。德惠城里，房屋被炸成黑色的废墟，浓烟滚滚，电线凌乱横倒在街心，到处是玻璃碎片。

城外野地里，堆积起来的共军尸体像座小山，细看一下，一具一具硬得像冰冻的死鱼一样。因为是冰冻的僵尸，所以看上去没有血迹。

男尸和女尸横的竖的胡乱丢在一起；于衡特别注意到尸堆里有十五六岁的女兵，头发上还扎着俏皮的红绳子。

沿着吉林路，过了德惠街再往南走，会碰到交叉的锦州街。

听过锦州吗？它在辽宁省，沈阳和山海关之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国共在锦州外围激战。范汉杰所统帅的国军调动了十一个师，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五个纵队，相互厮杀割喉。飞机轰炸，重炮射击，阵地一片火海，尸横遍野。然后突然下雪了，美国的记者拍到国共两边的士兵在雪埋的战壕里蹲着，冻得嘴唇发紫、脸色发青，但眼睛里全是疯狂的红血丝。

十月十五日，共军“全歼”国军十万人，进入锦州。

同时，你要想像，战场上一片冒烟的焦土，战火还没烧到的地方，人们在挨饿。美联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发的新闻，列表告诉你，一百元法币－－别以为这是法国钱，当时的币值就叫“法币”，法定钱币！一百法币，可以买到什么？

一九四零 一头猪
一九四三 一只鸡
一九四五 一个蛋
一九四七 三分之一盒火柴

锦州在打仗的时候，上海的生活指数，五个月内跳到八十八倍，再下一个月跳到六百四十三倍。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已经增加到三十七万倍。大学教授的薪水，已经买不起米；马路上，学生游行抗议的狂潮，瘫痪了整个城市。

再往南，我们先跳过霓虹灯闪烁的长春路，到一条小街。

它叫四平街，在松江路和伊通街之间，短短几百公尺，有一小段，满是女人的服饰和珠宝店，周边大楼里上班的年轻女郎喜欢来这里逛街。你大概不知道“四平街”这个中国城市在哪里。我们把台北街道图放到旁边，来看看这张东北地图。

四平街虽然叫街，其实却是个城市的名字。城，在沈阳和长春的中间，一九四九年之前是辽北省的省会，三条铁路的交叉点，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工业和军事重镇。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万共军对国军二十八万人，足足打了一个月，共军溃败逃往北边的松花江。

国军的资料说，美式的强大炮火加上空军的地毯式轰炸，估计有四万共军被杀。国军空军低空丢掷一种杀伤力特别大的“面包篮”，一次轰炸就造成共军两千人的伤亡。

什么叫“面包篮”？它是一种子母弹形式的燃烧弹，二战中苏联侵略芬兰时，就用燃烧弹轰炸芬兰的城市中心，造成大量市民的死亡。国际指责的时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轻佻地说，我们没丢炸弹啊，我们丢的是“装满面包的篮子”。火力强大可以化城市为焦土的燃烧弹因此被称为“面包篮”，是个恐怖的黑色幽默。

三月，东北白雪皑皑。炮火暂歇时，东北农民探出头来看见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炮火烧过、炸过的地方，是一块一块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留下的是一滩一滩的腥红。

焦黑和腥红大面积点缀着无边无际的纯洁的白雪。太阳出来时，红和黑就无比强烈地映在刺眼的雪白上。

一年以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像拔河一样，共军重整又了打回来，现在换成国军要做“保卫战”。再一次的血流成河。新闻记者们被邀请去看国军胜利的“成果”，目睹的和德惠一样，断垣残壁中黑烟缕缕，因为不是冬天，尸体的臭味弥漫所有的大街小巷。

回到台北吧。四平街若是走到东边尽头，你会碰到辽宁街。辽宁啊？台湾的孩子摇摇头，不知道辽宁在哪里。中国大陆的小学生却能朗朗上口，说，“辽沈战役是国共内战中三大会战之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五十二天。五十二天中，共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大获全胜，以伤亡6.9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四十七万余人。”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前夕，从九月到十一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共两边合起来有几十万的士兵死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景观，飞力普？你说你联想到二次大战时德军在苏联的战场，我想大概很像，但是我却没来由地想到一件很小、很小、不十分相干的事：

东北还是满州国时，很多台湾人到那里去工作。有一个台北人，叫洪在明，一九三五年就到了长春。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满洲国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当时大概有五千多个台湾人在满洲国工作，很多是医生和工程师。

日本战败之后，洪在明仍在长春，长春的冬天，零下二十度。有一天早上他出门时，看见一个乞丐弯腰在垃圾桶旁，大概在找东西吃。下午，经过同一个地点，他又看见那个乞丐，在同一个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点愉快的笑容。洪在明觉得奇怪，怎么这人一整天了还在挖那个垃圾桶；他走近一看，那原来是个冻死的人，就站在那里，凝固在垃圾桶旁，脸上还有一丝的微笑。

路上的行人来来去去，从这微笑的乞丐身边经过。

□ 摘自《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龙应台在写这本书的一年中，感觉有几千万亡魂跟她在一起，她希望两岸领导人能够对在国共内战中的亡魂举行一个追悼、说对不起的仪式。她希望打开黑盒子，真实了解那个时代。

第一时间看完书稿后，台湾舞蹈艺术家林怀民发了个短信给龙应台，只有一句话：「我要说的是：所有的亡魂都会站起来保佑你。」龙应台捧着短信，欣慰地说，自己的心情，朋友都懂了。

对作者来说，以零碎的个体命运串联起庞大的历史变局，并不是容易的事。在历史谜局，那是「一个小孩子进入大森林，森林里几千几百条路，每一条都有无数岔口，每一个岔口你都要做决定，往哪个方向走」；而对很多受访者个人来说，那是深藏心底、一辈子从未打开的黑盒子。

龙应台说，六十年来，对那黑盒深处的数千万亡魂，两岸的领导人都欠着一句「对不起」。一本书能做的有多少？她低声重复那句话：「希望能让他们，在诗的意义上，入土为安。」以下是龙应台接受亚洲周刊专访的内容：

你希望这本书的读者是谁？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比如一个战役的名称，你到底要称它为「淮海战役」还是「徐蚌会战」？你到底是要称它为「共军」还是「共军」？这本书到最后，我决定统一称为「共军」，可每次校对，我的朋友们都会问，不是「共军」吗，你为什么称它为「共军」？所以一个用词就已经牵扯到你的位置在哪里的问题。如果说这本书同时给华文世界的读者来看是不可能的，我的第一读者是以台湾读者，或者香港读者以及海外的读者作为对象；第二读者是中国大陆。我希望这本书能进中国大陆，即使稍有更动。另外，我写这个书一个很核心的目的是，透过书写和研究，让我自己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我父母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希望这本书，对于现在二十岁这一代的人，他们对于历史既不知道也没兴趣，我希望我能够写到打动他，以至于他会买这本书去送给他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他的祖父祖母，而同时，他竟然会愿意，在他的祖父祖母在跟他说起过去的时候，他会坐下来听一次。

你提到，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该怎么理解「失败者」的意义和价值？

这本书恰巧在十月一日前出来，当大陆庆祝胜利，庆祝建国六十年的时候，对内战是否可有更深刻的反省？我真的觉得，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台湾的领导人，在六十周年的时候，可以对所有国共内战中的亡魂有一个仪式，不是一个胜利的仪式，是一个追悼的仪式，是一个说一声对不起的仪式。另外一个层面，台湾人的「失败者」情结很深，我也想小声地提醒，如果你只有「失败者」的认知，那表示，第一，我们的长辈当年来到台湾，白手起家，过去这六十年建立起的现代台湾，你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的成就，所以你还带着那个战败心理；第二，也是想提醒我们自己，这种失败以及失败后他们所创造出的新价值，是一个值得致敬的价值。它离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胜利主义越来越远，离追求个人幸福的价值越来越近，正是因为失败，你才得到这个文明的、柔软的价值。

一九四九是个庞大的题目，处理那么庞大的历史数据和细节，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有一个最重要的感受就是，过去一年来跟几千万的亡魂在一起生活，几千万，几千万的亡魂，那感觉特别奇怪。说来奇怪，你感觉他们都在。那么多的亡魂是，比如说，你在种田的时候，一队兵来了就把你抓走了，连跟父母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你才十七岁，然后从此以后你被送到集中营，你碰破了皮，没有药，五天之内，一定死；又或者你就被日军拖到坑里活埋了；或是像林精武的回忆，他的战友就死在身边，当时大部分人去从军的时候，都会换名字，所以他说，战友死在你�獗叩氖焙颍�你只能抱着他痛哭，你连通知他家人的机会都没有，因为连他的名字都是假的……几千万，几千万的人就死不瞑目了。在我整个写作的过程里头，一年的时间，发生了太多太多次，我要找一些几乎不可能找到的东西，它就突然在某个时间出现了，就感觉特别奇怪。我从来不信教，从没烧过香，也没有任何灵异经验，但在整个过程里头，就好像他们所有人都在那儿，那感觉特别强烈。

这是无数漫长的痛苦的故事，你要怎样去处理这里面的理智与情感、事实跟判断？

我很记得波伏娃和萨特，这一对情人大概在四十年代在伦敦的桥上的一次争执，在那个城市看到无限美景、繁华、夕阳西下，波伏娃在自传里写道就说，马上感动得不得了。然后她就觉得，为什么萨特冷冷地站在那里。两人争执，萨特就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创作者，当你还沉醉在感动中，你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昆德拉在解释kitsch的时候也说：第一滴眼泪是感动，第二滴就是kitsch（媚俗）。这本书里涉及的亡魂，三千万都不止。但是我如果停留在那个自己在感伤、悲伤的情绪里头，我出来的文字会很差，会感动不了人。我必须超越过那个层次，才能真正把那个力量传达出来。所以我写这本书是没有眼泪的。

另外，书里多次提到，这是一个做母亲的人对孩子的讲述，所以我从头到尾说，这不是一个客观的、全貌的现实。如果你要以那个要求来对我说的话，我会说对不起，本来就不是。但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写批注，去查数据，因为我不希望它又是一个漂浮的、印象式的东西，它不是。我很严格要求自己，譬如我在网站上面找到的材料， 我虽然相信它是真的，但我都会请我的助理到图书馆找那个实体的东西，或是到网上去买那个书，都有实体的东西在，我才安心。我很希望很多历史学者，把我当历史的小学生来看，提出我有错的地方。我开启这个探索，就是想要真实地知道那个时代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如果你不去下工夫，就没有一个黑盒子会打开。

书里你侧重写台湾，你怎么看一九四九年，对面留下来的那批人？

这是这本书没办法处理的。一九四九年，可能有三四百万人到了海外，加上他们的亲属，一个人大概要有十个亲属被连累的，四百万人对应四千万人。后来在大陆的肃清、镇反，后来所有的运动和打击，那四千万人的命运、遭遇其实也没有人好好写过。那也是一个更大的黑盒子。我甚至觉得，大陆人比台湾人还更该看这本书，如果你从历史里不得到任何一点清醒的教训的话，你是注定会去重复那些事情的。如果六十年后的十月一日，你还只有大肆去庆祝这一个角度的话，你势必会去重复你的过去。

若这本书能在大陆出版，你最希望读者是哪些人？

所有人，而且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我觉得这本书对大陆读者的意义可能还超过台湾读者，原来不太关心国家未来的年轻人也应该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天会轮到你。

书里有很多跟着时代浮沉，或者被时代湮没的普通人的命运。身为个人，遇到这样的大时代，他们可以做什么？

你看到这些故事里头，十三、四岁的人，都碰到了生命攸关、一辈子的决定：你到了一个火车站，南下还是北上，一辈子；到了码头，你上不上船，一辈子；你孩子带不带得走，一辈子；火车突然停的时候，你下不下车，又一辈子。乱世的时候，一个决定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当不当兵，逃不逃兵……所以到最后的结论——我访问的这些人，他们切身经验得到的结论，我自己学习得到的结论——作为一个人，你从小就要知道自己不能做一个盲目的跟随者，你要清醒地知道要思考、要追问，要了解自己在那样一个大的结构里头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任何一个以集体为主的社会，集体的意义就在于避免你自己做一些个人的决定。所以这本书试图表达的一个理念，就是你一定要思考个人跟集体的关系，是对抗或合作都是需要细细思索的。这本书试图呈现，你做不思考的螺丝钉的后果会是什么，日本人难道愿意让自己国家走上那个地步吗？德国人难道愿意吗？没有人愿意的。但如果大家都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的螺丝钉的话，那部机器就往那个方向走。

在你个人的创作历程里，你怎么看待这本书的意义？

其实创作经历里，有两条线是并行的。写《野火集》的时候我也写《孩子你慢慢来》。有个说法是，从《孩子你慢慢来》到《安德烈》、到《目送》，然后从《野火集》，一直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这两条线一直并行，最后汇集到这本书。并不是说先是《野火集》那种激烈、尖锐的批判，后来才变成柔情派。对我来讲，情感跟理智一开始就是同时存在，到这本书，两条河流进入大海。

作者：一笑呜呼

二律背反是康德的哲學概念。意指對同一個對象或問題所形成的兩種理論或學說雖然各自成立但卻相互矛盾的現象，……。



純粹理性的 二律背反的發現在康德哲學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它使康德深入到了對理性的批判，不僅發現了以往形而上學陷入困境的根源，而且找到了解決問題的途徑。

--录自維基百科



当你有幸阅读此文时，没必要对文中的简繁体的混用表示过多的关注和异议。我从来是崇尚现实，故你看懂了我的文字就是我的目的地实现。我又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拿来主义的信徒。在做文章时，我是，过去叫“裱糊匠”，即一把剪刀和一瓶浆糊就可成就一篇不错的文章。现在就更简单了，在网络里，用键盘打出关键字，古狗一下，找出需要的段落，用鼠标器一划，接着在自己的文件中一磕，这段就是我的啦。将才，匠才，和浆裁，此时，浆没有了，剩下的是总“裁”了。或在花布，或在白布，下剪子，成就了简繁体的混用文章。



特在此注--有用的废话。

（以下为正文）



接了朋友的伊妹儿，带我进入YouTube，看了一家电视台对龙女士的采访。龙女士的开场就是谈49年国民党的溃败于台湾，叫他们“失败者”。龙是那些失败者的后裔。她书中写的是小人物失败者。



龙女士侃侃而谈，多次言到这三个字，失败者，以及此者的落魄，失魂，窘迫和悲惨。她的言词和语态不知为什么让我想到了胜利者，共产党。接着是康德的二律背反。



我没有看到龙的全书，只是看了一些节选。均是她前辈的事儿，即在台湾发生的事儿。为失败者，为小人物，为弱者著书是填补了49年台湾这一边的历史，或说是填补了正史的空隙。但龙女士不认为她的书是历史书，而是文学作品。我很认同她的自我定位。



历史是冰冷无感情的文字，是简单无情调的数字，同时也是为留给后代去考证新的发掘（觉），说明那时的今天与以前的那时有着如此的“同”或“不同”。对于具体到历史中的人，尤其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我对大人物只视为有肉而无血无灵魂的）你从历史中是看不到的。这就像一条鲜鱼，它的全身被鳞所覆盖，摸起来滑溜溜，凉飕飕。当你掀开鳞，看到的才是它的真正价值所在。龙应台的书也就在此。她的矫情和煽情的功力和驾驭文字的底气用在这里，真是如鱼得水，纵横捭阖，相得益彰。有时候我看她的书虽然总防着被她“矫”进去，后又“煽”起来。但是，我的马奇诺防线每每被她绕过，在背后一击而溃不成军。



那么对于那些六十年前的“胜利者”，是否是有一种胜者王侯，败为寇的不言而尽在此中的骄傲感，还是大张旗鼓，锣鼓喧天好好炫示一下王侯的凯旋。大陆看样子是二者兼之。执政者有如此作为是不足为奇的，但我就是不很明白一些经历了大陆那六十年或六十年中大部分的人，也油然唱和，倍感自豪那中国大陆的六十年。



以前就不说了，题目太大。中国自1911，民国成立，中国人（包括台湾人）就是一直处于战争，灾荒，饥饿和贫穷之中。看看这个民国在大陆时期的战争历史年表：



1911：黃花崗起義、四川成都發生保路運動、辛亥革命

1912：中華民國成立（民國元年），袁世凱於北京就任第二屆臨時大總統

1913：宋教仁被殺，南方省分發動二次革命失敗

1915：袁世凱稱帝，改國號為中華帝國，蔡鍔等發動護國戰爭

1917：府院之爭，張勛擁溥儀復辟失敗，孫中山廣州建大元帥府護法

1919：五四運動，上海發起中國首次大規模罷工，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1920：爆發京國之爭，

1921：孫中山到廣州重建軍政府，稱「非常大總統」、中國共產黨成立

1926：國民政府北伐開始

1927：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寧漢分裂、中共發動南昌暴動

1928：東北易幟，北伐完成，全國統一

1930：中原大戰起

1931：九一八事件，東北三省被佔領

1932：一二八事變日本攻佔上海

1936：西安事變，張學良自此遭軟禁

1937：中國抗日戰爭（1937-1945）開始，淞滬會戰，南京大屠殺

1938：中國軍隊在台兒庄殲滅日軍一萬餘人，武漢會戰，國民政府遷都重慶

1942：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起，投入兵力總計40萬人，傷亡接近20萬人。

1944：豫湘桂會戰。

1945：抗日戰爭結束、國共和談後簽訂雙十協定。

1946：國共內戰起。

1947：台灣二二八事件。

1949：蔣介石辭總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與共產黨和談，和談破裂。蔣介石撤往台灣。



灾荒在其间也是数不胜数。蒋介石在大陆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的。当时的局势蒋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套句并改写一部大陆电影的台词：不是共产党太可爱，是国民党太可恨。这才导致国民党的失败。



49年是个里程碑，国共双方在大规模的互相屠杀中，决出了胜负。此胜负仅仅是两党的概念。在两党所辖的政府之下统管的百姓们是如何认识和感受这一胜负，龙应台写出了台湾的一面。大陆这一面如何去写是一个需认真考虑的问题。



时值49年后的六十年“新中国”大庆，其新闻联播中说：祖国母 亲的生日要到了，我们要为她献厚礼。这不是常识错误吗？可惜的是多少年了就一直将共和国与祖国等同，到十月一日，报上发表的是祖国生日好，有一支歌还在高 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如何竟将她的生日变成六十年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了呢？竟一错再错，错 了多少年，这是一个常识啊。如此，是否是说，共产党是大陆百姓的再造爹娘？！



他又说：1953年党 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当时提出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笔者自注），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农业，对手工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中国走向了社会主义。这实在让人吃 惊。那背离社会发展规律的，将中国引入贫困的所谓总路线，是否值得歌功颂德 。他们在向我们开玩笑。如果当时用行政命令将民营资本硬收为国家财产，为何现在要发展民营资本企业？把农民的土地用官方命令方式，搞的所谓社会主义人民公社，严重破坏生产力，才有了三千七百 万百姓死于非命的悲剧。而这场有“人相食”的惨剧，被谎称为“自然灾害”，其实，那三年可以说是风调雨顺。而后，才有了分田到户的反复。



大陆人民49年后，经历了无数“革命”运动，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风集团，反右，四清和文化革命。历尽了无尽的饥饿和恐怖。这些事实在国内外都有文章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1.表达自由；2.信仰自由；3.免于匮乏的自由；和4.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些胜利者子民在49年后得到的仅是胜利者这一光亮的牌子。自由不属于这些子民们。可以告诉龙应台女士：叫我们胜利者太沉重。



谈访中龙女士引用了唐代曹松《己亥岁》中诗句的最后一句。全诗如下：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 一将功成万骨枯。在我所经历的历史中，“一将功成”多不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是人民的利益所求，而是草菅人命，玩忽职守，为一己之利而一意孤行所为。这万骨是在“哭”，哭那苛政的不仁不义，暴虐欺诈。当我们面对历史，直视历史，揭示历史时，想想历史中的那些枯干成堆的尸骨，他们非命前是和我们一样，有妻夫有父母有子女，有爱有乐，且渴望生命的活生生的人。当你把你自己带入他们中的一个时，用心去想你在其中的感受。此时，你还会为那胜利者的光环而陶醉吗。



死者已矣，生者何堪。

哪里能下载到该书的PDF版（全文）？

这帖子的题目说得相当清楚——网上暂时没得全本下
当然，如果你能找到，分享到基地来，那最好不过呀

小弟不才 恰有全本(pdf)獻上
各位大佬請查收

ed2k://|file|%E5%A4%A7%E6%B1%9F%E5%A4%A7%E6%B5%B7%E4%B8%80%E4%B9%9D%E5%9B%9B%E4%B9%9D-[%E9%BE%99%E5%BA%94%E5%8F%B0].pdf|317853|F759438BCF43A0555D7B300B90971B06|h=FR6GDI6G3OOP2ASANLUFZ4FN2FXUKTQ2|/

兄弟还真的够不才的，那个PDF你到底下载看过没有？20页的节选而已

咱们基地前几天刚发过

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
地址 https://cmule.info/viewthread.php?tid=241971

我用了2天时间才下好，不是全本就早说嘛

之所以发这个帖子 龙应台2009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网上暂时没得全本下，管斑也可窥豹！

就是被你那个PDF给气的，干脆把网上能找到的节选都贴出来，省得大家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