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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立场与态度(作者:王容芬 )

莫言的立场与态度(作者:王容芬 )

我和莫言有两面之交,不是交情,只是两个彼此都在的场合。他可能早忘了,我也是现在才想起来。

第一次是1989年5月16日,在天安门广场。头天傍晚,《读书》杂志的王焱上门通知我,学生在广场绝食了,我们要成立一个首都知识界支援学生绝食团,就是说陪着学生绝食。那些日子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首都知识界发公开信、组织游行声援学生反腐败要改革的行动。我跟着签过名、游过行,因为认同这场运动反腐败促改革的主流思想。那天早上9点,我如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绝食的组织者李陀和王焱以及李陀夫人张暖忻已经先到了。陆陆续续由来了不少人,现在记得起来的只剩张郎郎和莫言了,前者带来一幅横标,到底是中央美院的,连本次绝食都做成了艺术品。至于后者,则是听张暖沂说,莫言是总政的。好嘛,现役军人也入伙了,不过没穿军装,也没戴帽子,留个背头,前面头发脱了不少,透着精明。民主讨论,多数人不看好绝食这招,最后一致决定务实,凑钱买尿桶,送到纪念碑前,解决燃煤之急。

第二次见到莫言在2009年9月法兰克福书展热身会上,他是贵宾,我是听众。之前媒体报道,著名作家莫言称,如果法兰克福书展邀请戴晴和贝岭,他将不参加。热身会在塞万提斯会馆,中国代表团坐在左边,戴晴他们坐在右边。轮到戴晴发言,左边的中国人呼啦拉起立,全走了;过了大约一刻钟,又都回来了。带队的梅兆荣说:“我们抗议你们邀请不受中国政府欢迎的人,所以退出会场;但我们又回来了,继续参加讨论。”轮到莫言上台演讲,我才知道他来了。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他那怪异的发型,可能是为了护秃,头发从耳朵上面分缝儿,极不合理地向左一边倒,要多别扭有多别扭。莫言发言得体,不像前面队友那样急赤白脸,也没被台下嘘。他说,因为生病,本来没打算来,可是夫人有指示,要他买一口德国出的高压锅,只好来了。总算完成了使命,他会带回德国的优质高压锅,可是另一口德国媒体让他背的黑锅,他要留给德国。最后他又讲了中国人编的那个贝多芬和歌德的故事:两个人一块散步,过来皇家车队,歌德站在路边脱帽鞠躬,贝多芬则傲视权贵。他认为,作贝多芬容易,作歌德难。我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他买的那口高压锅是否是真是德国制造,别是Made in China,回家交不了差。莫言先生笑着说回答:“确实是德国制造。”对第二个问题,那口黑锅是否是Made in China,莫言先生没回答,脸色很难看。其实是他让德国媒体背了黑锅,媒体的消息确实来自中国。有人问他为什么退场,答曰:“去厕所了。”时事沧桑,20年把一个热血青年磨成了左右逢源的老滑头。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网上到处是他的照片,那个一边倒的大左头又回到了八九年的背头,虽然秃,可是顺眼多了。如今莫言有钱有名之外,更重要的是有了中国人没有的话语权,我真心希望广场上的莫言回来。他可以作贝多芬了,那一刻起,他说的应该都是他想的。他说不后悔抄了毛讲话:“因为我认为这个《讲话》还有它合理的成分。比如他讲普及跟提高的关系,他说你不能老唱《小放牛》,你还有《阳春白雪》是吧,讲这个民间艺术跟外来艺术的关系,讲生活跟艺术的关系,他讲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他讲作家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还是认可的。因此我抄了这个《讲话》。”他忘了,他抄的并不是这一段,而是关于党员作家的立场和态度的两段:“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重要。”

莫言就是莫言,既不是贝多芬也不是歌德,明明错了,还要偷换概念为自己开脱,把退场说成去厕所;把与异议人士不共戴天说成生病不想来,甚至栽赃德国媒体;把白纸黑字抄的共产党员的立场和态度说成生活与艺术。那么,去重庆挺薄、写打油诗歌颂唱红打黑,“举国翘首望重庆”,又做何解呢?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October 13, 2012
关键词: 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

魔由心生,一念成魔,夢魘裡的心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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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中国,其实是需要大智慧的。
其书看过一些,其人不甚了解。
自己的生活里,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而换位思考下,若是我到了莫言这个地位
或者说是面对了这样的问题
我该如何抉择,答案很迷茫
谁都知道国人都小家庭情节
这点不如外国人那么洒脱
地位变了,环境也变了,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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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看了一下,如果在战争年代,莫言大概是为了理想而献身的炮灰,如果没有在战争年代成为炮灰,那么很有可能在文革里变质或者消失。
但是不管怎么样,有理想总比没有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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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莫言:现在我想,毛主席逝世与我大有关系。不但与我有关系,甚至与我家的牛有关系。毛主席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为纲就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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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二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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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是什么?就是替政党粉饰太平,篡改历史,包括他们自己的历史。

看看前上海作协主席峻青如何篡改自己的历史
  峻青,原名孙俊卿。著名小说家、散文家、画家。1923年生于山东海阳县郭城乡西楼子村。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胶东《大众报》记者,新华社前线分社随军记者,昌潍地区武工队小队长,《中原日报》编辑组长,中南人民广播电台编委兼宣传科长等。1952年调入上海。曾任作协上海分会代理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四届理事。1981年发起创办并主编《文学报》,上海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书画院院长。出版《峻青文集》六卷本,计400万字。《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党员登记表》《秋色赋》《雄关赋》《海滨仲夏夜》等小说、散文曾多次入选大、中学语文课本。《黎明的河边》《民兵的儿子》《党员登记表》《海啸》等被拍成电影。上世纪50年代,作品被译为英、法、俄、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海内外出版。
    峻青的夫人于康,1926年出生于海阳县郭城乡河南村,1945年胶东军区后勤部卫校毕业后到胶东军区育儿所工作。
    作家峻青与夫人于康在战争年代的爱情故事鲜为人知。今年夏天,冯德英文学馆派员赴上海采访于康,了解当年胶东育儿所的有关情况,于康因身体原因不能接受采访,峻青代受采访,首次披露了他和于康战争年代的爱情故事。《今日海阳》予以编发,以飨读者。
2012年7月11日,上海徐汇区天钥桥路段,树上蝉声嘹亮,街道车水马龙,到处人声鼎沸。几经辗转,我们在闹市区寻到峻青先生的家。90岁高龄的峻青先生看到家乡人,笑得很开心,一边连声说“好啊好啊,家乡来人了。”一边急忙走来与我们握手。峻青先生满头华发,一副墨镜架在额前,一件宽大的黑色夹克穿在身上,随意而不失稳重。
    峻青先生不抽烟,不喝酒,更不会玩扑克麻将,他的兴趣除了写文就是读书作画,还喜欢听音乐,尤其喜欢听古琴、古筝、洞箫、二胡等民间乐器奏的乐曲,并喜欢武术、养花、摄影、烧菜。  
先生的心脏病时常发作,并因中风留下后遗症,手抖得厉害。因健康原因,多年来很少参加社会活动。2005年他与夫人于康大姐参加潍坊名人纪念馆开馆仪式,心脏病复发后安了起搏器,从此谢绝采访。此次,我们一行是为了搜集战时胶东育儿所的有关情况,想采访峻青夫人于康,因健康原因,于康不能接受采访。为了代替夫人于康回答关于胶东育儿所的有关情况,峻青在采访前服用了硝酸甘油。
    提起夫人于康,峻青淡淡一笑说:“其实,我和于康从小青梅竹马,这一点我从没跟其他人讲,今天跟你俩讲这个也算是独家报道了。”
欲结亲吃闭门羹
    1923年,峻青出生在海阳县郭城乡西楼子村一个书香之家,祖父孙竹坡是享誉乡里的画家,父亲孙桐庭既是书画家,又是教书先生。到解放前,峻青的的家境逐渐破落,只剩下十几亩山耩薄地。峻青从小上私塾,五六岁攻读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与西楼子村相隔7里的海阳县郭城乡河南村,是于康出生的地方。于康出生在1926年,家里有二十几亩地,属上中农成份,家境比峻青家过得殷实些。峻青家里很穷,他15岁不得不去当童工挣钱补贴家用。到了谈婚论嫁年龄,因家贫,其婚事就成为一件难事。峻青的姑家表妹于康从小就住姥娘家,她与峻青经常一起玩耍,俩人的关系很亲密,脾性也很合得来。看到于康出落得亭亭玉立,峻青的父亲满心喜欢这孩子,他很想给峻青结下这门亲上加亲的婚事,就托媒人到于康家里提亲,结果姑姑因峻青家里太贫,怕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吃苦,就婉言拒绝了。
    青年节情定终生
    千里姻缘一线牵。1946年5月4日青年节,许世友等胶东军区首长和胶东公署领导,在莱阳城举办青年节庆祝大会。于康因工作十分出色,代表胶东育儿所的青年参加了庆祝大会。峻青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与会采访。
    莱阳城广场(当时叫胶东行署广场)能容纳2万多人。青年节这天,胶东行署不仅要举办庆祝大会,同时还要当众公审枪毙烟台日伪维持会会长邹某和莱阳城日伪保安团团长王保林,因此会场上的人特别多。
峻青因是记者,他可以根据采访的需要到处走动。当他走到广场的一角时,突然人丛中传来一位女子的喊声:“哎,那不是大哥吗?”峻青一愣,在这种场合,怎么会有人认识自己?
    他一扭头,看了那女子一眼。她急切地说:“我是河南村的呀!”
    “哎呀,你是莲芳(于康的乳名)啊!”峻青认出,这正是自己心仪已久的人,又问:“你在哪里呀?”
    “我在托儿所(即胶东育儿所,当时人们习惯叫托儿所)。”于康回答。
    当晚,这一对从小青梅竹马的恋人就约会了,爱之舟从此启航,不弃不离,忠贞不渝。
三八节喜结伉俪
    峻青和于康不顾家人的反对,相恋了3年。1948年3月7日,峻青接到命令:和第一批南下干部一起,随军南下。那时,潍坊、青岛、济南等城市尚未解放,南下途中,充满艰险。因此,一般情况下,女同志是不许随军的。这样,就使得一些恋人不得不面临天各一方、长期分离的处境。为此,峻青特地到胶东育儿所去找到于康,问怎么办?俩人此时还没结婚,如果分开,战场上是死是活都是未知数。于康看到峻青的急切和无奈,思考了一会儿,一言不发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她回到峻青身边,坚定地说:“咱们一起南下。我是医务人员,组织上同意我随部队南下。”峻青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既激动又感激,感激于康对自己的一往情深,激动于康面对严酷的战争,能够毫不犹豫地主动请缨和自己并肩战斗。
    3月8日,是于康与峻青南下的第一天,也是二人结婚的日子。在行军途中,在一个名叫坛山村的山村农舍里,二人举行了婚礼。婚礼很简朴,无酒无肉,无隆重仪式,但在俩人心中,却有花有月,有无限恩爱。
    野狼群中救于康
    大军南下来到太行山区,这里是野狼成群的地方,一到夜晚,黑漆漆的夜幕下,到处闪烁着野狼幽蓝的眼睛。为了防备狼的伤害,当地村民在走路时,常携着一根木棍,以防不测。狼是很狡猾的动物,它喜欢在人的背后下手袭击,如果人在前面走,感觉背后像有人拍你脊梁的时候,千万别回头,一回头就遭了,狼会一口朝人的脖子咬去。应该怎么办呢,当狼的前蹄搭在人背后,人不要回头,直接用手里的大棍朝后使劲一砸,多半会把狼砸跑。
于康作为医务人员,每次都背着背包挎着药箱走在部队的最后面。峻青十分担心于康的生命安全。有一天,已经半夜了,峻青到卫生所看于康有没有回来。在卫生所里,他听说事务长因行军太累,睡在老乡的打麦场上,结果叫一只狼把腿肚子咬去了。峻青听说这件事后,担心于康的安全,赶紧找了一匹军马,去寻找于康。
    黑灯瞎火的,峻青骑在马上朝四下观望,只见远远近近的狼眼像一盏盏小灯笼似的闪烁,峻青顾不得害怕了,他扯着嗓子大声喊:“于康,你在哪里?于康——于康——”山野里一片寂静,听不到一点回音。峻青快马加鞭,边赶路边吆喝于康的名字。终于,传来于康的声音:“峻青——我在这里——”听到于康的回应,峻青高兴地打马跑去,只见于康肩背药箱,后背上还背着背包,这几十斤重的行军家当,于康从从南下开始就没撂过。峻青把于康扶上马,二人赶紧向卫生所奔去。在他们身后,是数不清的恶狼冒着蓝光的眼睛。
    秉笔赋诗寄深情
    1948年冬在河南禹县军训,于康要赴淮海前线时,峻青恋恋不舍,当即吟诗一首——《送于康赴淮海前线》,赠与妻子:
    “中原十月露为霜,征人一夜尽换装。潍海鼙鼓擂声急,禹州羽檄飞驰忙。新婚那堪伤离别,战地犹待救死伤。四野荒鸡啼晓月,长亭折柳欲断肠。”
    淮海战役中,于康荣立二等功。战役结束后,于康去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医学院深造。此时峻青则转战中原,屡渡河洛,并于1949年5月进入武汉。6月,峻青站在武昌黄鹤楼上思念远在开封的妻子时,又赋诗一首——《风雨盼归人》:
    “热风挟雨晚来急,黄鹤楼头苦相思。北望中原离巢燕,汴京何日是归期。”
    1987年三八节,峻青在上海家中再一次回想当年与于康在行军途中新婚时的情节,他又为于康赋诗一首——《三八节忆旧》:
    “三十九载溯逝川,金戈直指大江边。最忆坛山明月夜,茅舍春深不知寒。”




这是山东的一份报纸发表的关于峻青的爱情故事。


实际上,峻青本人在参加工作前在家里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儿一女,成名后他回家探亲,看好了他妻子的表姊妹,便和结发妻子离婚,把结发妻子的表姊妹带到了上海结婚。看看现在他把自己的婚姻粉饰的多么浪漫和革命。真是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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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他的位置上也未必比他做得更好,理解万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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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现在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非常大了,希望他推动中国的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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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哲保身,国事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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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我无论如何对这个文字平庸的老滑头喜欢不起来
而且这厮脸皮还特厚,恬不知耻地为自己以往的所做所为找借口,丝毫没有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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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制内的,不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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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学者崔卫平都不会忘记三年前的那件小事:当一位非暴力抗议者刘晓波因组织签署“零八宪章”获刑十一年后,崔卫平征求文化知识界意见,莫言的回答是:“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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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说“这是一个自由表达的时代”的原文

 


“我觉得不管在网上挺我的,还是在批评我的,都有他们的道理,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表达对一个作家作品的看法,所以挺也好,批评也好,我都非常的感谢他们...”

就因为这一段话里面的这一句,在中文网络上莫言几乎成了民主派的公敌,可是几乎没有人想到去看看采访原文。


 


引用:


以自由为名对莫言的道德攻击是可笑的悖论


作者:沙一鸥


中国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争议一片,批评者最起劲的理所当然是那些自由主义者。莫言的自由立场、自由意识、自由写作、“自由发言”等等自然成为攻击的靶子,当然还有其独立的作家身份,但是独立只是自由的结果,批评者当然是直指其内心的自由精神。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中,诛心是一种模式,是另类的“中国模式”。

首先,我承认相当多的自由主义者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持批评态度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来自于两个方面:1,莫言本身的文学成就是否值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个学术问题,这样的批评相信对文学本身是有益的;2,公众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所应有的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的期待与他们眼中的莫言所体现的差距,这是个价值问题,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由主义者当然有自己的立场。

这两个合理性成立的前提是有足够的事实和依据,这个事实指的是莫言的文学作品和相关言行,依据指的是相关的文学理论及思想观点。如果没有足够的事实和依据,那么批评者关于第1点的批评是能力问题,关于第2点的批评是逻辑问题。

我认为,关于以上两点的批评与争议都是正常的,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有多元观点的讨论空间。

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却在质疑莫言的道德问题,宣称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的黑暗时刻”,是对“诺贝尔奖和文学的侮辱”,甚至认为莫言是个品德低下的体制恶人。要知道,对于一个个人来说,尤其是对一个内心世界丰富,讲究精神灵性的作家来说,这种道德指责,是对其个人人格的侮辱,是恶毒和残忍的。尤其是这种指责只凭着似是而非的借口。

要判断莫言是否有道德问题,攻击者必须要提供两个必不可少的依据:1,莫言在作家与官员之间的身份转换是否有违背人类良知的言行和行动;2,且这种言行与行动是以博取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实际上,这两个依据与莫言是否获得诺贝尔奖,甚至是否是个作家已经毫无关系。

迄今为止,攻击者只为我们提供了同样的一个借口,即莫言的体制内身份和某些为官方立场的“抬轿”行为。

莫言的体制内身份和某些为官方立场的“抬轿”行为并不见得就是违背人类良知的,这一方面取决于其本人是否主动向体制献媚,另一方面取决于其内心是否真正认同这种状态。在凤凰网的曾经的访谈中,莫言对中国作家的生存现实表示过无奈,并表示对“莫主席”头衔的不适应。更重要的是,至今为止,攻击者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莫言的这种言行与行动是以博取个人利益为目的的。


莫言并不是这个体制的构建者,也没有公开成为体制的鼓吹者,也许他是个体制的顺从者,他也承认“懦弱”。莫言因为这原因引起争议,反映的恰恰是其本身也受累于这个体制,否则,莫言也不会在获奖前就深陷各种是非漩涡了,作为一个深具“人文关怀”的自由主义者,怎么不对此表示同情,反而去攻击作为体制“受害者”的莫言呢?自由主义最大的价值恰恰是其本身所蕴含的对人类个体的深切关注和同情精神,即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人文关怀”。此时的“人文关怀”在哪里?这是需要那些把自由作为道德大棒挥来挥去的自由主义者要解答的第1个悖论。

那些攻击者还有一个怒发冲冠的理由,象莫言这样的中国体制内作家居然也能获得诺贝尔奖,而且还是这个首重人文精神的文学奖,岂非说明了世界主流文明对中国目前体制的认可?

诺贝尔评委会确实承认了目前体制下中国有着莫言这样诺贝尔奖级别的作家,但是反过来理解,即使在这个被视为扼杀作家创作精神的体制下,莫言居然也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成就,岂非更加说明象莫言这样的中国作家的艰辛和不易?这个悖论的解答,自由主义者还得好好做一下功课。当然,这不是他们的自由命题,而是逻辑命题,是政治命题,我不愿把它解读为是他们的道德命题。

退一步说,即使莫言自觉成为这体制的一分子,这也仅仅是其对自身社会身份的定位,你可以说他作为作家的社会价值缺失,缺乏勇气,但并不能证明其个人品德有问题。对一个文学成就非凡的作家来说,面对僵硬的体制,横眉怒目固然值得欣赏,顺其自然的未必就不值得诺贝尔奖的赞誉。

价值和道德是两个不同层面、社会内涵不同的概念。简单言之,价值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而道德是判断善恶的标准,这两者有交叉,但是有很大不同,反映在现实社会中,价值是对事的判断,道德则是对人的判断。莫言也许处事不当,但是怎么就成了“黑暗体制”下的品德低下、助纣为虐的恶人?

莫言确实不是个大张旗鼓的反体制者,但这并不影响多数评论者对其作品“批判现实主义”的定位,在攻击者狭隘的眼界和极端思维中,批判体制就是反对体制,他们所理解的“批判精神”相当于“造反精神”。同时,莫言作为一个作家,其批判精神的表达方式必然是隐晦和间接的,它隐藏在各种各样的文学表达方式和一个个的故事叙述中,这当然没有政论文章来得那样直接和雄辩,那些 以自由主义标签为荣的“政治”作家以己度人,不知所云。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对诺贝尔奖有一个关键误读是把诺贝尔文学奖“理想主义”宗旨简单的理解成了“自由主义”,从而树立了一个非此即错的标签,使诺贝尔奖评委会躺着中枪。理想主义泛指对美好事物想象和坚持的理念,但是这种理念并不等同于自由主义立场,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不乏与自由主义相去甚远的获奖作家。

自由也许是确实是美好事物的基础之一,但是自由主义却不一定是,这一点,有文化学者曾经有一个精辟的反问“自由何须主义”? 或者说,真正出自个体内心的自由有主义吗?自由这个精神层面上的个人理念,一旦成为“主义”这个思想层面上的泛指概念,尤其当自由主义成为某种强制性的思想大棒时,那么还能成就个体意义上的自由吗?

自由主义者以自由的名义为另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声疾呼时,人们大声为之叫好,因为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体制外的,其逻辑相当顺当;但是当另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体制内时,自由却被当成如此凶狠的砍杀异己的工具,人们可能会倒抽一口凉气,这还是自由吗?




[ 本帖最后由 qdpan 于 2012-10-16 20:22 编辑 ]
☆ 不要去盼什么英明之主,而要去争一个可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
  不要跪什么青天官员,而要去争一个可监督问责官员的制度
  不要歌颂什么伟大领袖,而要去争一个可选举弹劾权者的制度
  不要说什么拥护感谢,而要去争一个可言论迁徙自由的制度
  不要等什么英雄勇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推墙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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