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理论和逻辑是说服不了混乱的脑袋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打算理性思考
驯兽师用各种信号指示动物作出相应动作，比如，只有打铃了，才给猴子吃东西。久之，可怜的猴子即便饥肠辘辘，也要等到铃响，才想起要吃东西。我们现在就像一群猴子，等待CPI高涨，来告诉我们通货膨胀已经发生。
市场经济以个人的独立和责任为前提，提供了清晰的道德准则，但是他并不保证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
企业家都失手了，政府官员却不失手？不懂经济学的黄健翔都知道，这不可能。一场足球赛踢的不好看，裁判赤膊上阵，自己也上去踢两脚，只会令场面更难看。
上帝造人，就给人沉重的个人责任背负着；正是力图摆脱这种个人责任的思想倾向，导致了一系列混乱的社会理论
我要为我的选择担负责任与后果，这个就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这个过程里当然有失败者，他们的名字会被遗忘。可是别忘了，他们可不是蒙着眼睛进场的，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与后果。成功或者失败，我们的社会会在他们的选择中受益！举个赌博的例子，大家一晚上赌完，有人大赢，有人大输！在公平的名义下，应该在赌完之后再把财富匀匀吗？把赢的钱从新分配给输钱的？那下次还有人参加这样的赌局吗！
滥发货币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滥发货币就是通货膨胀
“如果人类的本性是如此的邪恶、乃至于必须禁止人们的自由，那么禁止人们自由的这些组织的本性难道就会是善良的吗？难道立法议员和他们所指派的官吏都不属于人类吗？或者他们相信他们正处于比其他人类更纯洁的土地之上？”——巴斯夏
自由主义者认为，外部环境不自由，的确会损害自由体的利益，但是，自由主义者从不会说，由于外部环境不好，导致自由体内的自由政策也失效了。外部环境不好，只是限制了自由政策发挥作用的范围而已。全世界都搞贸易保护，香港搞自由贸易，香港不会失败而会成功。倒是某些理论，常常把其失败归结为外部环境不配套。某些人理论实验的失败，反倒成了他们把自己的理论推向全世界的理由！
数代人用痛苦经历的昂贵代价换取的政治智慧经常由于表达其信条的词语的意义的逐渐改变而丧失。尽管词句还继续被人挂在嘴边，但是它们慢慢地丧失了原本的含义，直至被人们当作空话和陈词滥调。最后，人们过去为之热切战斗的理想由于没有为人普遍理解的名称而被人遗忘。
自由派赞同个人选择，但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保守主义者限制个人选择，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独裁者既反对个人选择，也要政府大力干预经济；古典自由主义者既赞同个人选择，也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作为一种手段，民主既不好，也不坏，它是中性的。针对民主的议论只能是评论其作为手段的功效。熊彼特和罗斯巴德认为，民主制是不能很好代表真实民意的。说白了，就是因为，政治的选举是不需要投票人完全自负成本的，因此不可能代表其真实的意愿。假如我作为一个穷人，我当然希望给福利政策投一票，反正给我补贴的钱不是全部来自我的口袋。
我还看到金融学专家尹中立同志提出什么“资产负债表型衰退”，当时就觉得头皮发麻：难道这世上还有什么衰退是不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的？难道只有某一类衰退才会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以致要把它单列成“资产负债表型衰退”么？有一种衰退它好独特，它让企业的损益表陷入困境！他们为什么喜欢用这些词？我的猜测是，这些词听起来专业、高深、复杂、创新，一般人听了以后，根本无法质疑，只能认可他们的权威性。
经济学上，“外部性”是一个玄妙的概念，经常成为主张政府纠正“市场无效率”的借口。这个概念最扯淡的地方在于，它假定，有一个社会最适的状态，可以通过计算社会成本、社会价值等来确定如何干预以及干预的程度。
良好秩序是人们行为的结果，不是专家们计划出来的，更不是政府下达命令的结果。正如亚当•弗格森所言，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变革没有一个来自政府的计划，而政府官员从来就不知道，他们推行的计划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要我选出在米塞斯《人的行为》里我最喜欢的话，那就是下面这一句： “我的同事和我一样要一双鞋子，会使我更容易而不是更难得到一双鞋子。”
中国古代的评书里，山贼劫道前都会念几句话：“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明明是抢劫，偏偏要为自己找一个产权理由，虽然虚伪，但也算有点产权意识的残留。今天的文明人抢劫，就不再念那么简单的口诀了，而是会找出一堆合乎道德、合乎“法律”的理由。诸如：不要带血的GDP、资源属于国家、应该允许政府改正错误……很多很多，不可穷尽。
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组织生产的方式都是低效的，所有低效的组织形式中，市场是最好的一个。（陈斌）
左派要做人们的妈妈，设法为人们找吃找穿。右派则要做人们的爸爸，要指导人们怎样生活。那么，有没有哪一种派别把人视为独立、自尊的成年人呢？有的，那就是古典自由主义。
波兰尼指出，除了很短的时间以外，中央计划经济根本就没有存在过。那种经济制度超出了人管理事务的极限。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管理事务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以计划的方式直接管理如一个国家那么大的组织。
幸福是极为主观的价值判断词汇，如果一定要进行大小比较，我们只能回到经济学的效用角度。要注意的是，效用是序数概念而非基数概念。也就是说，只能排列顺序而不能进行加总比较。而顺序是通过选择来表现的。一个人选择了A而放弃了B，表明A对他的效用更大。但如果是两个人的不同选择，其效用我们是不能进行比较的。
人类行为学不使用“理性的”一词。它研究的是有目的的行为，也就是人的行动。行动的相反一极不是非理性行为，而是身体器官对于刺激的被动反应和本能的被动反应，它们不由意志所控制。如果我们一定要给理性找到明确的含义，那么只能是：人决心取得某种结果的态度。-----米塞斯
“计划经济”“计划生育”中的“计划”，其实是糊涂观念和掩饰真实状态的用词。这里的关键并不是“计划”，而是“强制”。“计划经济”“计划生育”中的“计划”，如果完整真实描述的话，应该是“强行计划他人的事务，并且计划者不承担成本”。——李子阳
“全球化”以及跨国企业。这都是西方左派最热衷的话题，以此显示自己有良心，处处在为弱势者伸张正义。但左派往往就是这样，为弱势者说话，却在为强权者办事。这是有悠久传统的，像萨特之流，当年“对抗”美帝主义的同时，就站在了苏联的一边，为其罪恶粉饰，煽动学生上街，散布谎言蒙骗大众。——叶子风
为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信条没少人相信了？太简单了，不是因为人们信心不足，而是因为这句话太荒谬。首先，如何定义“无产者”，而且要适用于全世界？这本身就不可能。美国的无产者可能开着二手车四海为家，北欧的无产者享受着国家的高福利，北朝鲜连领袖金正日都是无产者，香港的无产者有可能在大陆包了二奶。这些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人，怎么联合得起来，靠什么联合？美国和以色列的无产者斗争的目标和对象，竟然会和伊朗和巴勒斯坦的无产者一样？他们可以联合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
“就像其他类型的集体主义一样，种族主义是一种不劳而获，是一种不动脑子的认识，企图绕过对人进行理性和道德判断的责任，不经思考就对人的品格进行评价，总之，这是一种未经思考的感觉良好（或者说是假感觉良好）。”——安*兰德
一些人认为“人没有散布有害言论的自由”，比如人没有在拥挤的电影院喊“着火了!”的自由。这是对言论自由的误解。因为在言论产生之前，谁也没有能力去判断它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所以必须让所有言论产生。在言论产生以后，人都会自己判断它的对错。所以说在拥挤的电影院喊“着火了!”会导致人们争相逃命而引起踩踏事故，正是言论不自由的结果。如果言论充分自由，每个人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就不会惊慌失措，而是看一看，闻一闻到底有没有着火。
另一个极端是认为每个人都要尊重他人的任何言论。这是对言论自由原则不正确的理解。言论自由这四个字是一个简写，其全称在大多数官方文件中都被表述为：政府不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个定义意味着：言论自由，是用来限制公权力的，并不适用于私有产权的场合。比如你不可以在别人的网站上乱写，也不可以在别人家的墙上乱涂。——布尔费墨
瘸腿的竞争被瘸腿的法律所保护，但毕竟也给除了官僚阶层外有头脑有创新意识者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因此，必然会有一部分人经济上先富起来。这个制度下舆论是专制的，信息沟通不畅，媒体可看作是在阶级（层）间和稀泥的工具，其作用在于，使得先富起来者犬儒，使底层挣扎者迷信强权。“宣传是官僚制度最恶劣的罪孽之一，宣传永远是对谎言、幻想和迷信的宣传。——米塞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