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东日本大地震，日本人面对巨大灾难时所表现出的沉着冷静，令全世界惊叹不已，特别是西方媒体，看到日本人即使遭遇史上最大震灾，依旧规规矩矩排队购买生活用品，所表现出来的井然有序，十分令西方媒体震惊，并为此赞不绝口。
可
是，在日朝鲜人、东京经济大学现代法学部徐京植不久前却在韩文媒体上，撰文对日本人的“规矩与冷静”进行了十分锋利的批判。这位徐教授认为：日本人的这种
所谓“沉着冷静”，恰恰正好彻底暴露了日本人最致命的短处：“因为日本人都是‘公司人类’，比起震灾等等之类正在不断扩展的严峻事态来说，他们对与断绝与
公司的关系更为不安。”
徐教授为此分析说：即时在生命攸关的时刻，是不是要避难，日本人是不会个体单独地做出决定的，而是
等待公司或者上司的判断。这样的行动方式，在遭遇3.11这样的巨大震灾，需要迅速紧急避难时，就成了一种巨大障碍。徐教授因此认为：备受西方媒体称赞的
日本人的沉着冷静，并不具备所谓的“道德性”，而只不过是无法做出决断的一种姿态而已。徐京植教授将日本人的这一姿态，称为“同调主义”，即：凡事不是按
个人的自我判断，而是根据周围的人、职场的上司等大家的脸色，来调整自我的迎合态度。徐教授强调说：日本人的这种“同调主义”，是日本政治思想史上的权威
文物丸山真男所一直主张的典型日本人类型。并还以当年的战争为例：当年日军的一些高层指挥官，明明知道完全没有战胜美国和英国的可能性，但因为日本人典型
的“同调主义”思维方式，明知会输也咬牙将战争继续下去，一直到广岛长崎被扔下两颗原子弹，才终于举起了白旗。
并不赞成徐
京植教授对日本人“道德性”的否认，因为我认为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克制与冷静，其中是包含有日本式道德的。但对于特别在意周围人的看法，将“阅读空气”当
成宗教一般信仰并执行的日本人，徐京植教授所言的日本人的“同调主义”，十分有道理。还不说过去的军国主义时期，看看下面发生在去年的3.11大震灾中的
一个事例，就可以窥见日本人“同调主义”的身影，至今从未改变。
在3.11大地震中，重灾区之一的宫城县南三陆町防灾对策
厅舍，有41名职员因为海啸而不幸遇难。前不久，这41名遇难者的家属，向警察署提交了诉状，以“业务过失至死嫌疑”状告南三陆町的町长，诉状理由是：因
为町长没有下达往高台逃跑的避难命令，导致了41名职员不幸遇难---从这个遇难家属提交的诉状理由中，可以十分透彻地看清楚日本人“同调主义”的身影：
因为没有得到町长的避难命令，即时面对十多米高的巨大海啸，生死存亡之际，职员们也不会擅自离开岗位。而日本的福岛50勇士，无疑也同样很好地诠释了日本
的“同调主义”：因为这是公司的命令，所以，明知命将不保，勇士们的家属依旧含泪为他们送行，并为此深感骄傲。
不由想起多年前，我的同乡老友、挪威籍小提琴制作家丹尼尔•陈写过的一篇关于中日国民性对比的文章，叫“日本鸭性与中国鸡性”。这篇文章在谈到日本的“同调主义”服从性时，举了个这样的例子：
“那
时我家附近是一个农货收购站，一到夏天，每天下课都要看见农民赶着大群的鸭子走向那个农货收购站。那些鸭子都会乖乖的跟着前面的鸭子走，决不会独自跑散。
偶尔，头鸭会突然逃命，那便是天大的灾难。鸭子们会有个别的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串，但大多数的会在原地呱呱乱叫，任凭农民用竹竿催赶，它们就是一动不
动。在这种情况下，赶鸭子的农民往往会丢开鸭群，直追那只脖子上系了红带子的头鸭。只要制服了头鸭，让它回到路上，其他鸭子便自然会赶紧跟上。”
日本人的“同调主义”居然与“鸭性”如此高度一致。两者整合为一，可称为日本人的“鸭性同调主义”。
另外：这儿顺便再引用一段丹尼尔•陈的原文，来看看什么是中国人的“鸡性生存法则”：
“而
运鸡的光景就不然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农民赶着成群的鸡在路上走。记得我也问过他们为什么不用赶鸭的方法赶鸡？农民说“鸡不能成群地赶着走，因为它们没
有谁能为头，所以一放出来就会四处乱串，到处惹麻烦。”因此，运送鸡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大量的鸡塞进狭小的笼子里，再把笼子一层层叠起来放在板车
（用人力拉的两轮车）上。在那些太阳可以烤熟鸡蛋的夏天，在笼子里又拥挤又不透风的热闹，就可想而知。那些鸡中的一些为了“出‘鸡’头地”求生存，就不得
不大鸡踩小鸡，小鸡踩鸡蛋。等来到收购站，被踩在底下的鸡，应该有如今从微波炉里拿出来的温度。那些鸡的残骸很快会变成一张五毛钱的钞票，成为在收购站门
口急切等待的人们上好的营养。那便是我童年时而吃鸡却很少吃鸭的原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