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论”的历史与现实因素分析
2012-03-14 犀利公
不少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绝不论”仅仅是情绪化的个人观点，属孤立性思想。这值得商榷。
1、是情绪化的观点吗？
不管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在进入中枢担任长达8年的副总理时期（1995-2003），吴都坚定地站在改革派的阵营，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在江提出具有有
限突破性意义的“三个代表”思想的过程中，吴也是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在委员长的第一个任期内（2003-2008），吴在法律扩容与改进方面，也建树颇
多。如制定《物权法》，修订《选举法》，废除收容遣送条规等。不少新法的制定和旧法的修改，都具有进步意义。然而，进入第二个任期之后，吴的转变与执拗，
通过他那一向直白的话语，硬生生地展现在国人面前。
2008年3月19日，在11届人大第一次常委会会议上，吴第一次提出“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2009年3
月9日，在11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吴再次重申了两个“绝不”。2011年3月10日，在11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吴提出“五个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
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2012年3月9日，在11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吴提出要“确保党的主张成为国
家意志”，要“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特色”。
简略回顾2008-2012这四年来，“绝不论”由提出到强化，由泛泛到充实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提出者的思想是连贯的，是深思熟虑的，绝非情绪化表
述。同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绝不论”是功利化主张，是对既得利益的粗暴捍卫。这样说，是基于两点判断。其一，吴缺乏进一步的功利诉求。作为江-胡两届
班子中的常委，吴的任期已经足够长，不会借“绝不论”来寻求某种政治资源，以便于攫取更高的权位。这一点，与“唱红打黑”者相比，完全不同。其二，吴不是
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犯不上为更多更大的利益家族站岗。坚持“绝不”观点，有吴的“对党真诚”的成分。
2、是孤立性的思想吗？
我们可以从“绝不论”的理论目的及其产生背景来分析。如果目的是为一人之利，如果背景仅是能够产生个体思维的小环境，你可以认为，“绝不论”仅是吴一个人的观点。否则，它就不是孤立性的思想。
“绝不论”的理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绝对维护一党执政，坚决喝止他人的“非分之想”。这当然不是一个人的诉求，而是千百个利益家族的共同追求。“绝不
论”产生的背景，是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引发国内对官家巧取、权贵豪夺、贫富分化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全民性热议。在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瞪大眼睛、张大嘴巴的
民意风潮中，希望铁腕维稳、支持“绝不”的高居庙堂者，自然不只委员长一人。那些佯装改革的隐藏着的“绝不派”，数量庞大，颇能惑众。
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几乎是朝野的共识。但谁是既得利益集团，论者纷纭，说法各异。其实，完全可以将其简化为官家集团。官，就是当今中国最大
的既得利益者。以2978名本届人大代表为例，党政官员占比近84%，共2491人。另据统计，其中最富有的70名代表，共拥有财富898亿美元
（5658亿人民币，《2011年胡润百富榜》），超过美国全部535名议员、总统和内阁部长以及9名大法官财富的总和。考察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屡次政权更
迭与社会动荡，除去少数几次外族入侵，几乎全部是由官家集团自身问题诱发的。量的失控，与质的腐化，令官家集团迅即成为全民的公敌。社会道德溃败，阶层流
动板结，贫富分化严重，生产力创新失去动力。全民趋之若鹜，争相进入官家集团，哪怕是其外围组织。社会被扭曲成哑铃型，一头是庞大的食肉阶层（官家集
团），另一头是更加庞大的“食腐”阶层（民工、低保人群、失业大学生、拾荒者、乞讨者）。
“绝不论”不是孤立的，其支持者，涵盖整个官僚阶层，特别是控制了国企的几十个红色家族。一般民众，包括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执政集团内的不少人是反对“绝
不论”的，是支持民主宪政的。这说明，他们对“绝不论”土壤的广度、深度和温度，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绝不论”的产生，有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因素，包
括：说谎成性的政治空言、沉疴难起的历史包袱、挥之不去的苏东惊梦、割舍不掉的既得利益、难以平复的社会思潮。可以说，在“绝不论”的背后，执政集团五味
杂陈。
3、无奈：说谎成性的政治空言
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改造，是加入并诠释了暴力的合理性。而脱胎于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则又进一步加入了美丽的谎言，诸如民主、自由、共富
等。中共初创时期的中国，三民主义已成气候，为了与国民党争夺话语权和信众，中共不得不为之。因为民权、民生、民主等，是孙文学说的既有之义。在
1921-1949这漫长的革命周期中，中共最成功的一项策略，就是始终没有在理论上和口头上抛弃民主、共富这些抓取人心的主张，尽管在实践中偶有遗弃，
但都能够及时捡起，不仅捕获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也深受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拥戴。客观地说，民主、共富，这些美丽的愿景，并非一开始就是革命者放出的空
言，甚至可以说的确是他们最初的真诚追求。之所以最终成为空言，根源在于苏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属性使然。实现并维持毛氏社会主义（典型的苏俄社会主义）
所需要的工具，就是专政与特权，民主、共富，恰恰是其敌人。即便进化到邓氏社会主义阶段，集中（弱极权）而不是民主，仍然是政权赖以生存的工具。经过近百
年的发展，全球社会主义分化出几十个品种。不管是斯大林的暴力社会主义、毛泽东的专制社会主义、朝鲜的家族社会主义，还是邓小平的特色社会主义，一个共同
的特征，就是“控制社会的主义”。如果说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支柱，那么，保持这根支柱不倒的唯一途径，就是永远让他们处于无产状态。共富，恰恰是在毁灭
这根支柱。
为了理顺社会主义反民主、反共富的本质，与民众求民主、盼共富之间的逻辑矛盾，谎言便成为唯一的黏合剂。从前苏联、东欧，到现中国、朝鲜，社会主义政权成长的每一步脚印，都撒满了民主、共富等美丽的谎言。
听了一辈子政治童话的谢韬先生，在晚年回忆道：“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在呼唤民主自由，而且声称，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不要建立共产
党的一党专政；只要国事包揽于一党之手，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我们每次看到这些言论都为之兴奋不已。……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过了三年，就风云突变。人民民主专政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常常一个人说了算。（李）慎之和我都十分不
解。”（《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因为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反对一党专政”等主张，1948年7月，21岁的林牧，与同学一起投奔到延安。经历了九死一生，晚年
他终于明白，他所面对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极端性、严密性、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专制主义制度”。（《烛烬梦犹虚》）
谢、林二人还是众多受骗者中的幸运儿，更多的人，死无葬身之地，特别是1949年勇敢地选择留下来的党外人士，如储安平、李广田等。今天，透过申纪兰式的
假民主议政机制，透过学雷锋式的“先造假后造神”的伪道德宣教模式，可以看出，谎言，仍旧是维系政治空言的不二法宝。对谎言最大的奖励莫过于成功。以往的
成功，仍然会鼓励执政集团在谎言世界里继续“发展、创新”。面对体制与谎言的共生共灭关系，即便是执政集团中的开明派，也无可奈何，唯有坚持“绝不”，才
能避免遮羞布被扯下。
4、担忧：沉疴难起的历史包袱
有人建议中共学习越共，这有难度，因为越共没有那么多的历史包袱。有人建议学国民党，这也不易，因为两蒋在台湾并没有多少恶行。即便是象“2.28事件”
这样严重伤害岛民感情的暴行，历史资料也揭示，蒋不是主谋。在1986年开放党禁报禁之前，蒋氏父子在台湾搞的是开明专制，并未乱杀异己。这一点，连吴淑
珍都承认。
张鸣先生说，“更大的变革阻力，恐怕跟历史有关。毕竟中共的历史包袱太重，一旦开放报禁，他们会担心舆论的开放，最终会揪历史旧账，而彻底瓦解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造成现在统治集团的崩解。”（《中国向何处去？》）
以1949年为界，往前数，有长春围城、延安整风、反AB团等；往后数，有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四清、文革等。据统计，不含文
革这项大运动中所包含的31项子运动，在毛独裁的27年间（1949-1976），共开展各种运动30多次，死人5000万以上。
往前数的那些旧账，施虐者和受虐者，均存者无多，可能可以“忘记”。但往后数的那些，想敷衍过去，殊实不易。即便是面对1957年反右那笔债，今天也不能
说彻底化解；而要解决大饥荒、文革这两场死人千万以上的巨债，时机更是不成熟，更不用提1989年发生的那“最后一笔债”了，距今只有22年。按照避活人
讳的传统准则，还需要相当长的时光来“消解”。拿文革来说，最近20多年来，执政集团动用国家的力量，企图制造全国性遗忘。但民间反思一刻也未停止，纷纷
借助网络、海外出版等途径，主动去舔舐那难以忘却的伤口。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邓氏改革重新凝聚起朝野“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良好氛围中，原本有希望通过和解与妥协，来消解1976年以前的存量包袱，但不幸的是，1989年又撕扯出一道新的极深的伤口。今后会否杜绝新的“增量”，犀利公持谨慎乐观态度，因为机器的兽性尚未改变。
面对持续增加、沉疴难起的历史包袱，阙光联先生说出了执政集团内心的担忧，“今天党国统治集团身上的罪孽是人所共知的，他们之所以坚持专制不动摇，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为了避免遭遇审判和清算。”（《“立宪党国制”是否可能》）
5、不甘：挥之不去的苏东噩梦
评析苏东剧变，善良的人们，总是以谏言的形式，规劝执政党不要学齐奥塞斯库式的独裁，不要陷入苏共中央那样的特权泥潭，应当主动求变、恪守清廉。而实际
上，执政集团真正吸取的“经验教训”却是，扼杀一切类似于戈尔巴乔夫式的“新思维”，扩大利益同盟，巩固执政基础，重新加强以党代政，在省市县全面推行书
记兼人大主任的模式。2008年，吴在开始委员长的第二个任期时，一改往日改革派的作风，突然提出“绝不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阙光联先生说，“党内
专制派比开明派要清醒的多，他们几乎出于本能似的感觉到，民主的口子一旦打开，将一发不可收拾，一党垄断权力的局面迟早将面临灭顶之灾，所以在民主的问题
上绝对不可以有丝毫松动，务必严防死守，谨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立宪党国制”是否可能》）
21年前，面对苏东剧变的紧迫形势，邓小平不甘，不惜用坦克来扭转方向，成功了。21年后的今天，面对苏东剧变的教训，执政集团仍然是不甘的。
6、彷徨：割舍不掉的既得利益
旁证既得利益难舍的一个鲜明事例是，曾主持过共和国审计工作的李金华先生，多次建言政府部门省一省，“一年几千个亿”，即可解决全民医保问题。但应者寥寥。
旁证既得利益难舍的第二个事例是，官员财产公开议案，七次提出，七次被否。据说，这个由韩德云律师提出来的议案，今年被99.99%的代表否决，可谓众官一心。（石城吴《两会上看不见的“绝不”——官员们的“核心利益”不容置喙》）
有人寄希望于高层来撬动既得利益格局，这是对整个集团维系机制的误解。王霄先生说，“中央的最高官僚阶层，要依靠全体官僚阶级中的各个集团来维持统治，他
们既要与基层的官僚集团形成分赃的默契与潜规则，又要保护自己和中央官僚集团的利益。”（《简述中国权力经济》）
有人寄希望于官二代、官三代，这是对红色教义的特殊性缺乏了解。“三代出贵族”的托尔斯泰定律，在他们身上是失效的。只要权力到手、利益加身，他们立即就
会加入“绝不”合唱团。专制在他们父辈的身上所施加的伤害，可以如“难言之隐，一洗了之”。权力和利益就是最好的清洗剂。他们所发明的一套新理论，甚至可
以成为毛氏专制迫害他们父辈的最合理解释。刘源、薄熙来、贺捷生等，都有这样的理论“创新”。至于三代，在毛新宇、朱和平等人的身上，民众似乎看到了更革
命的一面，而不是期待中的一面。
“绝不论”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固化这个社会，固化这个结构，定型这个制度。”（秦晖语）
7、恐惧：难以平复的社会思潮
恐惧，是执政集团不敢往民主大道跨越一步的根本原因，哪怕是一小步。恐惧来自于极左和极右两种社会思潮。极左派摩拳擦掌急于清算，极右派急吼吼一步到位，反倒是温和民主派拥有一颗“大赦”之心，但极左和极右仍然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
当今中国的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是，官民严重对立，完全往相反的方向互动。执政集团越是拖延政改，越是将民众排斥在共享圈子之外，清算的呼声就越高涨。追究
原罪的呼声越高，执政集团就越恐惧，越不敢开启民主之门，相反地，却加大维稳投入、扩编维稳队伍，邀买并纵容“统一战线”（既得利益集团），进一步打压民
意、挤占民生。政权有逐步走向无赖化、痞子化、破罐子破摔的倾向。
在官民对立无解的窘况下，“绝不论”便成了无解之解。
8、未来之路
无奈、担忧、不甘、彷徨、恐惧，五种情感，只要一日无解，则“绝不论”就一日会根植于执政集团的内心，而政改之门一日就不得开启。
乐观者认为，中国的专制，始于嬴政，终于润之。笔者以为，结论尚早。因为，只要怀抱现体制不放，那就必须坚守专制的大门。没有专制，执政集团可能一天都呆不下去。当“无专制则无政权，行专制还能多活几年”成为共识时，请回某个“现世毛”，可能性是存在的。
现实尽管有些悲观，但中国最终走上民主之路，却是乐观的。究竟是内因还是外因起决定作用，十年之内，当露端倪。就内因而言，究竟如阙光联先生所言，“根本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现统治集团的身上，而是寄希望于民间、体制外民主力量，寄希望于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壮大。”还是如熊飞骏先生所言，“体制内良心力量
虽然处于暂时的劣势，但不一定是永久的劣势，如果率先觉醒的民众通过理性手段一点一滴坚守抗争，良心政治家就能顺应形势有所作为。”（《中国民主改革的突
破口在哪里？ 》），只能让时间来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