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记茶行
关键词：东南亚华人遭受迫害缘由，盗匪旅游胜地实质，二十世纪小资中产阶层历程
东南亚华人在上世纪后五十年中遭受让人心酸的迫害，华人和国际社会对此都有无数的评论，普遍认为是由于华人在东南亚社会中取得卓越的经济地位，导致土著的嫉妒，因而屡屡遭受迫害。书籍《亚洲教父》给了我们一个并不算新颖的思路，因为它讲述的内容—华人社会的灰色法则，大陆、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社会中的多数人都很熟悉，只是没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叙述，华人生活在这个环境中，自然不会对此大惊小怪，因而不自觉的忽视这个环境的与众不同。
华人被认为不遵守公开社会里明文规定的法则，违反社会良性运转所必须的约束。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帮会、毒品和色情等各种有组织犯罪是经常存在的，有华人就几乎有行贿受贿，即使在法制严密的开明社会里，其主流社会能够很好的遵守法律和规则，华人也似乎无视这些规则，华人善于欺诈，尤其喜欢对自己的同胞下手，出国被华人同胞欺诈是很平常的事情。即使号称“守法、清廉”典范的新加坡，在其光鲜的外表下，新加坡社会中存在着令人惊叹的阴暗面，只不过国际社会被其外表所迷惑，不能深入其社会细节中了解。可以这样说，东南亚地区包括海盗行为在内的有组织犯罪行为，其幕后主谋或主导因素通常以华人背景为多，而新加坡自然是最大的的得益者和销金窟。
如《亚洲教父》所描述，东南亚那些华人成功者肆无忌惮的违反法律，勾结当地上层，充当其利益代理人，利用潜规则获取利益，破坏当地社会的公平和良性发展的可能，这些能不引起当地中下层土著的愤怒吗？华人社会特别喜欢用“本事”一词来反驳这种以及一切类似的质问，华人世界的大小精英讥笑别人无能，所以才会指责这种本事，然而当自己被迫害时，他们就不讲本事了，他们又特别喜欢讲正义，讲人类共同遵守的良性规则，呼天喊地的叙述自己的苦难，他们不会反思：假如自己是当地土著，面对华人与当地上层勾结，华人利用自己的本事劫掠当地社会资源时，自己难道不愤怒吗？
华人得意于少数华人的经济成就，这种成就犹如今朝的成就，今朝除了言论尺度，其它方面与宋朝差不多，今朝的大牛皮需要大金国来捅破，其实菲律宾这个级别就可能捅破了，今朝特别担心屁大的小国来捅破自己的牛皮，但是外界很难理解这种特有的牛皮，所以还没人真捅，不过周边国家也看出点名堂了，不时地尝试着捅一捅，今朝在内部牛皮冲天，这时也只敢浪叫几声，华人的心态和今朝一样。华人似乎天生不具备反思和忏悔功能，不论是大陆人，还是港澳台以及其它地区的华人，华人炫耀于自己的本事，哭天喊地于自己的悲苦，嘲笑别人的无能。这三个特征可以很好的诠释中国人两千年的杀和被杀史。
当年本已大名鼎鼎的湖南凤凰因为窦娥女被凌辱跳楼而轰动一时，随后披露的有关凤凰官匪鱼水情的少许新闻更是让世界为之惊骇，这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圣地”，然而凤凰之黑幕深不可测，此事只是冰山一角。和凤凰同样是小精英所谓精神圣地的丽江等地，都有着圈内人皆知却又被刻意隐瞒，或者说是被主流大小精英群体习惯性忽视的重重黑幕，这一切并没有损害这些圣地在大小精英心中的地位。
凤凰所代表的圣地黑幕，不论其性质是私家还是公家，实质基本上是大小精英掌控的体制职能犯罪，绝对监控下的社会根本就不存在不投靠体制的稍有规模的私家犯罪组织。圣地里不论是警察还是旅游公司，以至于车匪路霸的敲诈勒索，这一切所产生的利益，其中大部分终究要直接或间接流到完全被体制包养的大小精英的手中。一贯不识数的统计部门统计，2011年城镇人均收入23979元，农村人均收入6977元，城镇人口近7亿，农村人口近6.5亿，那么国民总收入应该为21万3千亿元，而国民生产总值为47万亿元，2011年我国税收收入9万五千亿亿元，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这真是一组妙不可言的神奇数据，而大小盗匪精英每年敲诈勒索吃喝玩乐的灰色收益不会低于税收收入。本质上说，几乎一切黑幕归根结底都是为大小盗匪精英服务的，他们怎么可能反对或厌恶自己干的事情呢？
圣地犹如贵重商品，茅台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多少钱一瓶，在于有钱没权也买不到，茅台是体现精英阶层特权的一种载体，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消费茅台。圣地当然比不上茅台，但是圣地也是小精英们体现其阶级身份的标志之一，他们可以经常去旅游，更关键的是经常以各种名义免于花费自己的钱财去旅游，以展现其能力和品位，底层平民也可以在其一生中去上一两次，但是屁民终究体现不出小精英们的品味和能耐，没有公款没有群体，徒遭耻笑，犹如《多收了三五斗》里那一声“嗤”，丢出一句“乡下曲辫子”。
大小盗匪精英并不能完全不受盗匪社会的损害，肯定有很多小精英郁闷于人生旅途中的不快，程维高这样的诸侯临死前也大声喊冤，也有市厅级精英上网喊冤，小精英赵丽华的老公是个中下级精英，赵丽华也有喊冤的时候。现今中国自杀率出奇的高，贫民因为生存的绝望而自杀，而大小精英群体除了被自杀，也确实有很多人是自杀，他们无法承受他们的圈子所带来的压力。现实中不少人在圈子里混的不差，却因为内心深处的良心底线无法承受环境的巨大压力而备受折磨，相信各个大小精英群体也有不少良心未泯的人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当他们的底线与现实环境完绝对无法调和时，自杀与被自杀的悲剧极有可能发生。
然而以风险和收益比率计算，很显然，大小盗匪精英群体绝对是赚大发了，他们非常乐于维持这种盗匪社会的存在，更乐于维持这个盗匪社会里盗匪精英的盗匪精神圣地的现状，他们怎么能舍得放弃盗匪社会和盗匪精英的身份？盗匪圣地虽然实质上很不堪，可那终究是自己获取利益和维护身份的一种方式。他们搞敲诈什么时候斯文了？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完全不如广为人知的河南骗子有品位，人家的诈骗可是花样百出，讲的就是技术含量。
有一个问题一直让人困惑，二十世纪上半叶，无数家境良好的青年放弃相对优越的生活，投入到民族救亡运动中，最终结果是酿成一出大悲剧和讽刺剧，他们的后代成为今天的盗匪精英。善意的说，也许他们当年是有理想的青年，只是播下的是良种，收获的是可以救人却更能杀人的罂粟。
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的回忆录，开篇讲述二十世纪初西方人在华的优越生活，包括那些在西方可能一文不名的美国大兵，华洋女友、女佣、黄包车夫和高尔夫球场等等，他们因为中日战争而离开中国时无不留恋，其中极少数如李洁明的大哥因为对中国过于理想主义，在精神和现实无法融合的巨大矛盾中，最终自杀身亡。从李洁明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推出一个疑问：那个时代的在华西方人会对哪些中国人产生强烈刺激？上层完全拥有政治和经济权益，固然其中一些人会愤恨西方人的霸道，但是总体上不至于激进；赤贫阶层更不会，穷人反而是稳定的社会阶层，穷人因为生存条件的脆弱，对社会和环境的变化有着天然的敬畏和恐惧，安于现状和微小的得益，既没有能力更没有精力去激进，只要不把他们逼入死路，其他阶层更不要挑拨穷人；最容易受到刺激的便是小资中产阶层。
李洁明的叙述，以及我们曾经的历史灌输教育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信息：上世纪初那些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小资中产阶级，他们既有相对于赤贫阶层的优越感，更有相对于上层社会的愤恨感，面对在华西方人和上层社会的奢华和特权，他们义愤填膺，只是他们心中那一瞬间的良性愤怒并不是促进他们去追求一个公正而和平的社会，而是引诱他们要把这种特权加到自己头上，在当时动荡而激进的世界大环境下，小资中产阶层的青年抱着各种不能明示于人的目的投身到所谓民族救亡中去，终于建成一个最坏的盗匪体制，除了他们中的极少数人在晚年隐晦的反省，这些人从来不肯坦白他们的内心世界。
从八十年代的官倒到九十年代的腐化再到今天全民性全方位腐化，我们细微观察，可以发现小资中产阶层在这个下作时代中的主要作用。起初社会相对而言局部的腐化，因为权力的颟顸不作为甚至是故意为之，以便酱化不安分的知识群体，无可避免的在体制中产生更优越的利益群体，如当年的工商和银行部门，到后来的税务部门，进而逐步演化到各个政府部门，再到事业单位如医院和学校等等，最终到今天腐化到社会每一个细胞。体制上层本身就拥有巨大的权利，平民除了抱怨几声，只能将精力奔波于糊口，因此在这二十年巨变中，体制中的工蚁和爬虫阶层-----小资中产阶层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的源泉便是愤恨心态，和二十世纪初那些青年的心态一样，他们的良性理想仅仅是学生时代的短暂瞬间，很快就便变成嗜血的群体，快速吸干社会资源和最后的维持可能性。
索马里海盗名扬世界，其实以中国人的规则，索马里海盗只不过是在海上设立了一个收费站，这种收费站在中国体制的每一个部门，中国社会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存在着，索马里海盗的行为似乎比我们文明得多，至少人家基本上是只打劫不杀戮。今朝体制无止境的贪婪和勒索，无限制的推高社会运行的成本，导致民众生存成本的无限提高；而体制为了维持社会运转的效率和竞争性，又必须也只能无限降低民众的收入和福利，以及社会运行质量。这两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运行逐渐走向瘫痪，民众逐渐无法忍受生存的重担。
小资中产阶层天然地认为自己接纳了西方的思想，并能够实施变革，因为无知屁民的阻碍才让变革不能实现，并且让小资中产的利益受损，小资中产阶层始终不明白：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改变生活方式就不可能有民主。而从资讯描述来看，那些公知名人的生活方式比起普通国人来甚至更加党化或者说中国化，拥有改变资源的大小精英群体其实根本不愿意改变，因为体制的存在可以让他们获取更多不当利益。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民族化，比如“水浒化”，《水浒传》生动的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两面性，表面上高悬为民举义大旗，实际上在用民众的尸骨为自己的目标铺路；表面上大讲兄弟感情和义气，实际上为了个人私利，设置圈套把兄弟一个个害得家破人亡逼上梁山；小资中产阶层的代表人物吴用自觉才高八斗，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大智慧，吴用的才华展现几乎都是整人害兄弟的事情，手段之阴损毒辣让人发指。
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个国家的历史从来没有出轨过，理想者瞬间变成了反动派，小资中产阶层在这百余年的动荡中，选择的是盗匪道路，所谓“中产阶层促进社会进步”的理论，有时更像是一条看似洁白的月经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