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平利县八仙镇山地苦寒，民众致富求生的道路只有挖矿。数千青年男子浩荡朝北，越过秦岭入晋掏煤，而等待他们的多是淘金梦碎——或残，或伤，或死。有人说：“死一个美国士兵，就会死7个中国矿工”。
陕西平利县南部。巴山北麓，汉水上游；险路阻隔，山地苦寒。境内30个行政村，承载人口不足四万。过去二十年间，八仙镇两代人纷纷入晋掏煤，还乡的却往往是残躯或尸首。中国矿工死亡人数并无确切统计，据工人日报报道，大概3000人/年，即使不计尘肺死亡6000人/年，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也是美国的100倍。
1993年，邹树礼在一次放哑炮中被炸翻，飞溅的煤尘潜入他的脸部，致使他双目失明，最终获得的赔偿仅2万。镶入肉中的煤灰永远无法再洗掉。
邹树礼花了数年时间重建了自己坍塌的世界，重新学会在永寂无边的黯黑中做饭、洗衣、种地。完全自如，并养成了一个跟村民截然不同的生活作息时间：夏季每天凌晨3点起床下地干活，十点收工回家休息。
他种植的4亩地中有四季豆、青菜，这些菜蔬自己吃不完，便供应给在镇上中学开食堂的儿子。种菜有诀窍，拔草也有诀窍，通常他用手围绕菜苗轻轻一扫，就知道哪个是菜苗，哪个是杂草。
自从矿石坍塌砸下来压坏了腰，自生桥的王多权已在床上躺了17年。窗外的阳光变幻，四季往复，只像是永无止尽的轮回。未婚妻嫁给了弟弟，又不堪忍受家境贫寒，离婚而去。为了不拖累家里，王多权在床上学习绣花、拉鞋垫，近年开始十字绣。
王多权的下半身已萎缩。现在由弟弟王多勇和母亲照顾他，但对于将来，王多权也不敢多想。他说自己曾经想死，要安眠药。但父亲去世后，他想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必须活下去。
他现在一天要绣10个小时。一双鞋垫要花上10天才能完成，而刺绣耗费的时间则更长。2008年汶川地震，王多权捐出了十双鞋垫。青海玉树地震，王多权给平利县委写信，要求组织义卖，但未获回复。他希望有人买他的鞋垫。
王多权说，自己在床上躺了17年，很多器官都开始退化，他吃得很少，每天只吃两顿。
刘云付，矿工。生于1958年。他的三个儿子，一个死于矿难、一个死于尘肺，一个死于车祸，妻子右手肢残。他说自己属狗，一辈子都是狗命。
2004年3月17日，在一次冒顶事故中，刘光友失去了双腿，随后在医院医治了6个月。最初买过轮椅，回到村庄后却发现山路完全无法使用。最后他本土创新，用轮胎包裹下半身，做好两个木把手，撑着前行。
竹园沟距镇上大约是2公里，刘光友一般一个月下镇上一次，理发，取政府给发的低保款，单程要走3个半小时。刘光友获得12万元的赔偿，现在还剩下几万元。他的主要开销是，一年要买60斤肉，买米500元。自己家地送给了邻居种，对方会送来土豆作为田租，钱主要花在买煤，一年要花2000多。他抽烟是抽当地最便宜的两块钱的烟。他剩下的钱已不多了，需要精打细算地活着。
蔡家丰在90年代中期也因煤矿坍塌导致下半身瘫痪，独身的他因和刘光友有亲戚关系，就搬入这间屋和刘光友同住。在2007年，蔡家丰终于不堪忍受折磨，服农药自杀。刘光友似乎已经坦然地接受命运，并且找到了自我救赎的方式。村里有人家的猪要下仔，他会彻夜帮人守着，看得不亦乐乎。
伍海16岁外出，从煤矿工人做起，包矿四年，最后死于矿难。伍海的矿在山西汾西县佃坪乡，高峰时，矿上有60多名工人，均是从本地带出。2007年他出事前，有村民死在他矿上，伍海对他高额赔偿，雇车全尸运回村庄厚葬。他自己的死亡则无从找人赔付。如今，剩下伍海的父亲伍玉林、母亲陈强银带着他的一对双胞胎儿女一起生活。
谈及伍海往事，母亲陈强银伤心落泪，三个儿子，大儿子患病过世，最能干的二儿子伍海在壮年遇矿难死去。
伍海的父亲伍玉林上山祭奠儿子。矿工的墓地分散在山间地头，有些就放在萝卜地。没有墓碑，若不仔细看，都无法辨别。
5岁的双胞胎思雨、思锐站在父亲墓地前，低声重复“爸爸是伍海爸爸是伍海”，父亲死时他们尚在襁褓中，母亲则远赴昆山打工。思雨刚上幼儿园大班，初识些字，她用指尖划过父亲伍海的碑刻。阳光斑驳。
邓文凯在2004年一场煤矿事故中左脚受伤，瘸了。回家后查出患有尘肺，无法索赔，药费自理。他每天都要输液，都是靠在旬阳铁路建设中失去左臂的哥哥邓文伯。
邓文凯血压低，单臂操作的邓文伯扎了三次也没见回血，最后换到左臂。邓文伯原来是个兽医，村民患病多找他打针输液。
身份证是矿工张成友遗留下的最后影像。张成友的妻子后来改嫁给了一同遇难的冉袖付的弟弟。
刘后碧，丈夫邹尚树在2006年山西太原煤矿出事，她目前一个人在家，服侍83岁的婆婆。
周清元，退伍军人，1951年生。11月2日在内蒙多伦县铁矿开车拉矿遇难。因路途遥远。妻子钱恒芝没去内蒙，只在家把棺材油漆好，等着丈夫的遗体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