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 江迅
【戴晴小档案】 1941年8月生于重庆，其父傅大庆1945年遭日本宪兵队秘密杀害。小学中学时代由叶剑英收养。1960年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1966年至82年，在国防及公安研究、派遣机关任职。1979年开始写作，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2年至89年任《光明日报》记者。1989年起公开对三峡工程提出异议。「六四」后，于7月14日遭当局逮捕，关押秦城监狱，次年5月14日获释。作品有《王实味与百合花》、《梁漱溟与毛泽东》、《长江长江》等。
自由撰稿人戴晴七十岁生日之际，朋友们暗中策划祝寿茶会，在朋友资助下，《戴晴文选》已经印行出版。
其实戴晴从来不过生日，用她的话说，「过生日这事，当小孩时曾经盼过。从小寄养在别人家里，盼了，无份，就断了这个念想。此后，我对过生日从来不曾有过兴趣」。一九八三年，她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去澳洲访问，一天晚餐，她走进餐厅，整个餐厅的布置是浓浓的生日气氛，她好奇问，是谁生日。众人哄堂大笑：戴晴，你自己生日都不知道么？
二零一一年十月九日，戴晴在北京寓所接受亚洲周刊访问，详尽讲述这次七十岁生日会内情。
八月十日，北京东方太阳城。顺义区刘姓警官，将戴晴从正在练习合唱的会所教室叫了出来。戴晴是零七年从市里海淀区移居顺义区太阳城的。住海淀区时，警方对她居所监控相当严格，零六年之后随母亲搬到东方太阳城，似乎已不属监控对象，直到二零一一年「茉莉花革命」影响中国，虽然她深知并公开宣称中国社会变革绝非非洲那样简明直截，她本人的努力也绝对不在街头，无奈警官找她问话，已是家常便饭。
刘姓警官问她：「有人要给你开生日会啦。是传知行。」这是一个创立于二零零七年三月的非政府社会经济研究所，致力于调查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戴晴先是觉得传知行的朋友真是没事找事，多少该做的事还没功夫呢，办什么生日会。二十多年第一回与警方共鸣。
在戴晴心目中，传知行这批年轻人特别棒，他们大多是农村孩子，考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本科后读完硕士，按理说，再读博士完全没问题，但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最重要的转型期，有人在书斋，也要有人走上公民运动的第一线。这些年，戴晴与传知行成员一起展开社会活动。戴晴说，她和传知行所做的事，就是要告诉中国每个人：你是公民，你是有权利的，你享有言论自由，目的仅此而已。前年，她正式宣布退休了，她曾经出面组织主导的工作，三峡、北京的水调查、环境英语培训等等，全交到年轻人手上。
戴晴说：「我宣布退休，大家都笑了。我说，眼下本人当然尚未头童齿豁，我坚持退休，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还戳在那儿，他们会问，戴老师，接下去我们该怎么做。但我清楚，他们的眼界、他们的效率、他们的专业训练、他们的社会联络、组织能力都远远超过我。因此，我必须从『领头的』位子上离开，让局面变成我问：小伙子们，接下去咱们干什么。当时他们说了句令我很舒心的话：戴老师，这些事都交给我们，你就专心写作。你曾经做的那些组织工作，我们可以接着干；唯独你的写作，是没有谁能替代的。」
今年，戴晴七十岁。他们背着她，从二月就开始筹备这个好玩的生日茶会。他们只与她女儿王小嘉联系，打听戴晴的好朋友有哪些，以便邀请。最后他们决定谁都不请，就他们几个承办的年轻人「杀」到戴晴家里，玩闹一番。不料顺义警官说「不行」，建议由他们来给她办。
戴晴试着问能由她请人么：「昌平的周舵？」警官说不行。戴晴想了想说：「只能顺义的吧，那就崔卫平？」警官说：「她也不行！」周舵，著名学者、「六四事件」的「四君子」之一；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社会批评家。戴晴说，看来就只能请太阳城每天一起唱歌、打球的邻居了。生日一天天近了，到了生日前一天，戴晴想想，只有逃遁之一途了，于是跑到和朋友一起承包的山上去「躲寿」了。
生日会没开成，传知行为她准备的礼物却留下了：新赶印的《戴晴选集》。传知行原本替她印四卷本的《戴晴文集》——「六四事件」至今，二十二年过去，一个以写作为终身职志的人，一直不能在大陆正规出版作品。印行文集，戴晴觉得一生可告一段落，接下来就在大山里养鸡、栽树啦。
前一阵，传知行的朋友们曾替戴晴印过她写张东荪的新作《在如来佛掌中》，和这回一样，没有书号，「委托印刷，文责自负」，不能公开发行销售，只是朋友间赠送，或仅收取工本费。他们还是挤出了三千元人民币（约四百六十九美元）打入戴晴账户。戴晴乐了：「太好了，终于可以给我们老王买个大点的电视机了。」「老王」，戴晴丈夫，王德嘉。这次，由于戴晴自己要对作品作增补，《文集》计划搁置。为赶生日，先出版《戴晴选集》。传知行找了三个朋友慷慨解囊资助，连茶会约四万元人民币。生日会取缔，《选集》放行。警察有自己的准则：「你的禁书令？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所长郭玉闪为《戴晴选集》作序。一张精美的「贺戴晴先生七秩寿辰」邀请卡，内印郭玉闪创作的「藏头格」七言诗：贺戴师七十生日：共工一力倾东海，祝献千杯福寿齐。戴笠乘车贤集矣，师遵投辖客酣兮。七弦急抚挥流水，十里相迎泛剡溪。生既逢时歌且舞，日斜犹挂月轮西。
戴晴在《选集》里，有一篇《我的四个父亲》，讲述了她公爹王磊的故事，王磊临终前对她说：「咱们……顶得住。」郭玉闪在序言中写道：「正是这种『顶得住』的豪气，让戴晴的人生与同辈人划开了界限，如此不平凡。」传知行把「咱们顶得住」刻成印章。此书还附有一张小小的藏书票，上印戴晴和那具造型与邓小平酷肖的汉代说书佣——手执一枚闪亮奖章，镌有「平息暴乱纪念1989•6」。
如今戴晴已是七十岁的人了。三十岁，从洲际导弹陀螺实验室，她「而立」到军队农垦场；四十岁开始「不惑」写作；五十岁出秦城「知天命」；到了新世纪，对自己在社会上的角色越发明晰。没成想到了二零一一年，一个好友相聚的生日茶会如此起伏跌宕。从来不作诗、不写对联的戴晴，这回「一生气」，据夫子所曰「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来了一幅：「尚有顽心时时所，无处不矩日日逾——七十难过」。难过归难过。对传知行的朋友，戴晴写道：「呵呵，大家不丧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