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wsj.hk/a/zuixinshishi/2011/0718/206.html
（一）前言
从今年6月近来，中国大陆的社会骚乱事件快速增加，对于社会稳定带来相当严重的影响。这包括广东省潮州市古巷镇于4日爆发的万名民工暴动事件，当地一名陶瓷厂四川籍民工向老板讨薪，竟被挑断手脚筋，终身残废，引爆其它四川民工不满，于是聚集在政府大楼前示威，烧毁30多辆车泄愤，甚至攻击加油站与店铺。而湖北省利川市也于6日爆发大规模民众骚乱事件，因该市反贪局前局长冉建新被市纪委“双规”（即在规定时间、地点交代问题）期间猝死，家人质疑他遭暴力虐待致死，引发1500名民众到市府请愿，并包围、攻击市府、砸毁政府设施，最后与警方爆发冲突。而广州市郊的增城市也于10日连续两天爆发严重警民冲突，一名四川籍孕妇和丈夫在摆摊时，遭村治保会工作人员驱赶围殴受伤，因谣传胎死腹中而激起民工怒火，逾千人追打治保人员与纵火打砸，而警车与政府部门也遭焚烧，当地政府只能从广州调动2000名警力支持，并出动装甲车、发射催泪弹来驱散人群。此外，2010年6月26日在广东韶关的港资旭日玩具厂，由于汉族与维族员工发生群殴事件，导致2名维族人死亡，以及逾百人受伤，后来引发7月5日震惊中外的乌鲁木齐动乱。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社会骚乱事件与群体性事件仍有所不同，后者多指的是农民、工人与市民的维权运动，以及社会纠纷等，至于所谓的社会骚乱事件其发展特性如下：
社会骚乱事件与一般维权事件不同的是，并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而是寻常的冲突事件，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所引起。例如2004年10月所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就仅是重庆市万州区的一名搬运工，因肩上扁担撞倒在身后的曾姓妇女，两人发生争执与互殴，后来曾女的丈夫也上前殴打，并自称是公务员，声称出了事可花钱摆平，因而引起群众公愤，造成数百名群众围观。接着发生5辆警车及消防车遭砸烧，近万民众向区政府大楼集结，要求政府出面公平处理民工被打事件，结果区政府玻璃大门被群众打碎，甚至抢走计算机与损毁财物。由此可见，许多社会骚乱事件的发生，都是一些社会上发生的小事，此正符合了所谓“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的说法。
（二）参与者与引发事件者无直接利益关系
许多骚乱事件的参与者，并非事件的当事者，也与该事件缺乏直接关联，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以表达对于社会不公的不满，甚至只是单纯的情绪发泄。例如2005年6月在安徽池州城区，一名商人驾车将行人刘某撞倒，双方发生争执而驾驶将刘某殴打致伤，引起市民不满并向警方报案。当警方达到现场后，围观群众认为警方袒护肇事者，要求警察把人交出。之后围观群众近万人，有人开始砸毁与焚烧肇事车辆，甚至焚毁派出所之警车与攻击现场武警。事后经调查，此起事件的参与者，与交通肇事双方均无直接关系。
（三）手机简讯与网络发挥传播效果
在这些社会骚乱事件中，手机简讯与因特网发挥了联系与宣传的功能，特别适当前大陆的手机密度居于全球首位，在人手一机的情况下，手机简讯的传递既便宜又快速成为农民工的最爱。而因特网方面，近年来微博网广受大陆年轻人欢迎，成为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例如2006年8月在浙江里安市发生29岁女教师戴某坠楼身亡事件，其夫以自杀为由报案，经警方调查调查并无异议，戴女任教的学校师生却不认同此一结论。由于网络上流传戴女是被拥有亿万家产的夫家所害，并透过贿赂警方后才得以脱身，因此有数百名学生透过网络与手机简讯发动游行，呼吁调查真相，结果引发群众响应而走上街头，包括塘下镇政府和塘下派出所均遭包围。
（四）缺乏明确活动组织者
这些社会骚乱事件通常缺乏明确的活动组织者，也缺乏谈判的实际内容，而且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然而在维权事件中，虽然也没有明确的组织，但都有一些发挥领导作用的带头者，而且维权活动一般都较为克制。此外，由于社会骚乱事件的突发性强，参加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联，大多是临时起意参与，因此当事件发生时，缺乏磋商谈判的实际事物与对象，造成警方难以控制局面。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社会骚乱事件是由维权事件引发而来的，例如2007年所发生的四川大竹事件就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6年12月 ，该县莱仕德酒店一名女员工因不明原因死亡，死者家属与酒店发生激烈争执。之后，家属与数百名群众到酒店门口聚集，要求尽快查明死因，这个阶段基本上属于维权活动。可是到了2007年1月，近万名围观者冲入酒店进行打砸烧，于是就形成了社会骚乱事件。
（五）大陆民众不满情绪升高
基本上，维权事件代表的是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而社会骚乱事件则代表大陆在治理上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指大陆在管理社会秩序上的有效性出现问题。一般来说，治理危机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一是治理能力的低下。
（１）大陆不满群体的广泛存在
当前大陆的社会不满群体，多属于社会底层群体，他们主要是下岗失业的工人、失地的农民、农民工、退伍复员军人、底层知识分子、拆迁居民、离退干部，大陆媒体一般都将这些人称为“弱势群体”。这些群体对于社会的不满主要是因为官员贪腐、贫富不均、司法不公、治安恶化、信仰不自由、政府和官员缺乏诚信等方面，其中特别以司法腐败与司法不公最让民众不满，而各地上访人数不断增加也显示其中的严重性。另一方面，这种不满还透过民间歌谣、顺口溜、政治笑话、小道消息等向外传播，加上随着手机简讯与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使得相关传播更为容易，影响范围也更大。
（２）人民对政府的不满产生质量互变之状态
当人民对于社会的不满长期无法获得平复后，就会直接冲击国家合法性。当前大陆民众对于国家政权的信任危机正快速增加，并且由于量变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质变。
首先，是从对个别公务人员的不满，发展到对整个机关与政府的不满，甚至是对中共政权的全面性不满。过去民众的不满对象是基层的党政人员，包括城管人员、警察与公务员的贪污收贿与腐败无能，这大多是个人性或个案性的。但是随着数量的增加，集体性贪腐问题日益严重，相互包庇与官官相护成为常态，造成民众的不满提高至对于整个机关，例如对于公安局、城管部门、县市政府的愤怒。因此每当发生社会冲突事件时，若没有警察或政府介入，此一事件可能风波不大，但当有警察或政府介入后，反而激发民众不满的情绪，甚至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这显示大陆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负面印象相当严重，更充满着矛盾，因为政府与警方的出动，原本是要解决与降低冲突的，结果反而造成冲突的升高，将原本单纯的社会冲突事件，引发成复杂的社会骚乱事件。
多数民众对司法的公正性失望，认为法律只是保护坏人的工具，甚至有些民众以“官黑一伙、警匪一家””来表达对法律制度的绝望。这造成大陆成为一个缺乏正义与公理社会。有能力与关系的人，可以透过私人管道维护自身权益，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则是被压迫与被剥削者，因此每当发生社会冲突事件时，民众就趁机发泄长期累积的不满。
（六）结语
虽然当前大陆有关社会骚乱危机处理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显示此一议题已经成为大陆政府最重视的议题。但是诚如前述，由于社会骚乱事件难以事前预警及发展不易掌控，加上缺乏谈判对象与协调机制，以及警民关系紧张与警方缺乏处理经验，都使得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2010中国危机管理年度报告”显示，大陆平均每5天发生一起影响较大的社会骚乱事件，事发地点遍及29个省和直辖市，其中河南、北京、湖北、广东与一些中小城市，均属于危机较高的地区。因此，如何提升社会骚乱的因应能力，是否完成“反骚乱法”的立法，都成为大陆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