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古代的高卢人一样在《高卢战记》中，朱利叶斯·凯撒从地理上把高卢人分为三部分，即比尔及人、阿奎丹尼人和克勒特人。，现代的不宽容可以分为三种：懒惰的不宽容，无知的不宽容和自私的不宽容。
最普遍的也许是第一种，在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阶层都能够见到，尤其是在那些小村庄和古老的镇子最为常见，而且它并不局限于人类。
我家的老马督德在科里镇温暖的马棚里度过了二十五年平静的生活，无论如何也不愿到西港同样温暖的谷仓去，就是因为它一直住在科里镇，已经熟悉了那里的一草一木，知道在它每天散步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陌生的新玩意儿冒出来吓着它。
我们的科学家们迄今为止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早已死亡的玻利尼西亚群岛方言，而可怜的猫、狗、马、驴们的语言却被忽略了。
但是，假如我们能听懂督德对它过去的科里镇邻居说的话，就可以领教到马的不宽容了。因为督德已经上了岁数，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固定的“套路”。它的那套马的习惯是很多年前养成的，因此所有科里镇的风俗习惯在它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而西港的风俗习惯，到死它也不会接受。
正是这种不宽容，使得父母们对他们子女的“傻气”大摇其头，使得人们荒唐地相信“过去的好日子”的神话，使得文明人和野蛮人都穿着让人难受的衣服，使得世界充斥着大量的废话，而总是把那些有着新思想的人当成人类的敌人。
不过在其它方面，这种不宽容的危害还不算大。
我们迟早都要因为这种不宽容吃苦头。在过去的岁月中，它曾经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离开了家园；而今它又使得大片无人区成了永久居住地，否则这些地方现在还是一片荒野。
第二种就要严重得多。
无知的人仅仅由于自己的无知便可以成为非常危险的人。
但是如果他还要为自己的智力缺陷寻找借口，那就更加可怕。这时他会在自己的心中建立起一座唯我独尊的花岗岩堡垒，自己高踞于这堡垒之上，向他的敌人（也就是所有不肯接受他的偏见的人）挑衅，要所有的人说明为什么自己应该活着。
有这种苦恼的人，都是些即苛刻又卑鄙的人。因为他们总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很容易变得残忍暴戾，喜欢折磨那些他们憎恨的人。
就是在这群人中，最先产生了“上帝的选民”这个奇怪的念头。而且，被这种思想所迷惑的人，总喜欢想象自己和看不见的神灵存在某种联系，以此来为自己打气壮胆，也是为了给自己的专制增添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比如，这些人决不会说：“我们要绞死丹尼尔·笛福，因为我们觉得他对我们的快乐构成了威胁，因为我们恨死了他，就是要把他吊死！”不，不会的！他们聚在一起隆重地举行秘密会议，一连几小时、几天、几个星期地研究如何处置这个丹尼尔·笛福。在最后判决宣读之后，也许只是干了点小偷小摸的可怜的丹尼尔，就俨然成了最可怕的人物，竟胆敢违背上帝的意志（这些意志只传给了上帝的选民，也只有他们才能够理解），因此将对他行刑是一件神圣的职责。敢于给这种魔鬼的同伙定罪的法官们，则立下了巨大的功劳。
本性善良的人很容易被这种致命的幻觉所迷惑，变得像那些残暴野蛮、嗜血成性的人一样，这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上都已司空见惯。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那一群群围观殉难者惨状的人并不是罪犯，他们是些正派虔诚的百姓，而且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会讨得上帝的欢心与褒奖的事情。
倘若有人提起宽容，他们会觉得那等于承认道德上的弱点，因而会拒绝这种观念。也许他们不宽容，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反倒会理直气壮地以此为骄傲。你看，在清晨潮湿寒冷的空气中，丹尼尔·笛福穿着藏红花色的衬衫，一条饰满小魔鬼的灯笼裤，向前走着。他走得很慢，但是很坚定，一步一步地走向立在集市中的绞刑架。而那些围观的人一等这场面结束，便会回到自己舒适的家中，饱餐一顿豆子和熏肉。
这本身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所做所想都正确无误吗？
不然，他们为什么会是看客，而不是被人看着死去的受难者呢？
这种说法自然经不起推敲，但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观点。当人们都真心觉得自己的观点就是上帝的意志，无法理解自己会犯错误时，这的确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还有第三种，由自私引起的不宽容。它本质上是一种嫉妒，而且就像麻疹一样常见。
当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向人们说，要得到万能的上帝的垂青，靠宰杀牛羊是不行的。于是神庙中那些靠祭祀仪式为生的人就低毁他，把他描绘成一个危险的革命分子。耶稣就这样被处死了，再也不会对他们的收入来源造成什么危害。
几年之后，圣徒保罗来到以弗所。他所宣讲的新教义威胁到当地珠宝商人的生意，因为这些人靠贩卖当地女神戴安娜的小塑像发了大财，于是金匠行会差点把这个不速之客用私刑弄死。
有些人靠某种已有的宗教崇拜为生，而有些人的思想却能够把群众从这个神庙吸引到另一个神庙，自古以来这两种人之间就存在着公开的战争。
在讨论中世纪的专制时，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谈到那些宗教迫害案例时，很少只遇到一种形式的不宽容，常常会见到所有三种形式的不宽容。
一个组织掌握着巨大的财富，管理着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自然会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那些试图重建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国”的农民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扫除异端就成了一种经济上的需要，这属于第三种——出于自私的不宽容。
但是还有一群人也受到官方的大力压制，他们是些科学家，这个问题就不知要复杂多少倍了。
要理解教会当局对待试图揭示自然秘密的人所持的乖戾态度，我们还得倒退几个世纪，看一看公元6世纪以前的几百年中，欧洲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
野蛮人的入侵如洪水般无情地扫荡了欧洲大陆，污浊的洪流中只剩下零星几座罗马共和国的残垣断壁，原先这些城墙内的社会早已不复存在。他们的书籍都已被波涛卷走，他们的艺术被深深埋在新的无知的淤泥之下，他们的收藏品、博物馆和图书馆，他们慢慢积累起来的科学素材，都被那些来自亚洲腹地的粗俗的野蛮人投进了篝火。
我们现在还保存着10世纪的几个图书馆的目录。那时，西方（君士坦丁堡除外，那时它对于欧洲中部就像今天的墨尔本一样遥远）人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希腊书籍。这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它们已经彻底消失了。当时的学者如果想了解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的思想，只能去读他们著作中某些章节的译本（译得很差）；想学习他们的语言，也没有人能够教他们，除非能找到几个由于拜占庭神学之争到法国、意大利避祸的希腊僧侣。
拉丁书倒是不少，但大多是4至5世纪的。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手稿，经过反复的漫不经心的传抄，只有那些研究了一辈子古文书学的人才能看得懂。
至于科学书籍，除了一些最简单的欧几里得习题，图书馆里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更为可悲的是，再也没有人需要它们。
因为这时的统治者对科学怀着敌意，对任何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独立研究都不支持，更不用说什么医学、天文学了。科学已经沦落到无人理睬的地步，再也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了。
用现代的眼光理解这种状况是非常困难的。
尽管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我们20世纪的人都深深地相信进步，尽管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世界变得完美，但是我们都把这样的努力当作一种最神圣的职责。
是的，对这种不可阻挡的进步的信仰，有时似乎成了一种国教。
但是中世纪的人们却不可能同意这种观点。
希腊人曾梦想世界充满美丽和乐趣，但是这梦想只持续了多么短暂的时间！席卷这个不幸国家的政治风暴无情地摧毁了它，大多数希腊作家从此成了悲观主义者，面对昔日幸福家园的废墟，他们对所有世俗的努力彻底地绝望了。
而罗马人则从近千年的历史中得出结论，认为人类发展过程中有一股向上的趋势，他们的哲学家（尤以伊辟鸠鲁学派最为著名）则为了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兴致勃勃地担当了教育年轻一代的责任。
后来出现了基督教。
关注的中心从这个世界移向了别处，一夜之间人们又回到了黑暗的深渊，在绝望中逆来顺受。
那时人是有罪的，他的天性和喜好都是罪恶的。他在罪恶中孕育，又在罪恶中诞生，他在罪恶中成长，又在对罪恶的忏悔中死去。
但是这种绝望和那一种有所不同。
希腊人觉得他们比自己的邻居们更有知识、更有教养（也许确实如此），他们确实为那些不幸的野蛮人感到悲哀，却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宙斯的选民，并因此觉得自己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
然而，基督教却没有超出自己的前身犹太教的境界。当基督徒把《旧约》作为自己信仰的圣经之后，他们便继承了那条不可思议的犹太教教义，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人，人们必须公开宣称信仰某些正统教义，才有希望得到拯救，否则只能被贬入地狱。
对于那些缺乏谦虚精神，相信自己是芸芸众生中得天独厚之辈的人来说，这样的观点自然有巨大的好处。在很多危急时刻，它使得基督徒形成一个紧密连结、自成一体的整体，超然地漂流在异教的汪洋之中。
对于特图里安和圣奥古斯丁，以及其他忙着把基督教教义写成白纸黑字的早期作家来说，天涯海角发生了什么事情，完全不是自己关心的问题。他们最终的希望就是到达一处安全的海岸，在那里建起他们的上帝之城。至于其它地方的人们有什么憧憬和希望，则与他们毫不相干。
因此他们为自己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概念，描述人类的本源以及时间和空间的起点与终点。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发现的那些奥秘，丝毫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深信，从基督诞生的那一刻起，所有旧的价值就全被摧毁了。
比如说，关于地球的问题。
古代的科学家认为它是数十亿个星球中的一个。
基督徒断然拒绝这种观点。对他们来说，自己居住的这个小小圆球就是宇宙的中心。创造它，就是为了给某一群人提供一个临时的家园。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非常简单，《创世记》的第一章中写得清清楚楚。
要确定这些被上帝偏爱的人们来到地球已经有多久，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各方面都有非常古老的证据，有埋在地下的城市，绝迹的巨兽，还有成为化石的植物。不过不要紧，这些都可以推翻，可以视而不见，可以矢口否认或者硬说它不存在。做完这些之后，要给时间的起点定下一个日期，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了。
这是一个静态的世界，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起，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止，而且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一个宗教派别的需要。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化学家们的刨根问底的好奇心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因为他们只关心那些通用的原理，还总是在时间和空间的领域摆弄一些“永恒”、“无限”之类的概念。
不错，那些科学家中有很多人抗议说，在内心深处他们是虔诚的基督信徒，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心里更清楚，一个人如果真心热爱并且献身于基督教，决不会知道那么多，决不会有那么多书。
一本书就足够了。
这本书就是《圣经》，它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逗点，每一个冒号和感叹号，都是在神的启示下写出的。
如果有人告诉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有这样一本圣书，里面有一点晦涩难懂的民族史，有一些难辨真伪的爱情诗，有半疯半癫的先知们含混不清的预言，还有连篇累牍的恶言恶语，痛骂那些得罪了某位亚洲部落神的人，希腊人也许会觉得有些好笑。
但是3世纪的野蛮人对“文字”却崇敬得五体投地，对他们来说，这是文明中最神秘的东西。就在这时，教会连续召开的几次公开会议把这本书推荐给他们，说这是一本没有错误、没有缺陷、没有疏漏的书。于是他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了这本不同寻常的书，把它作为人类已经掌握和可能掌握的知识的总汇，而且加入了痛骂与迫害的行列，谁超出摩西和以赛亚划定的界限，做了蔑视天国的事情，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痛骂与迫害的对象。
自古以来，甘愿为原则而死的人总是寥寥无几。
但是有些人对知识的渴求总是无法压抑，一定要找机会发泄他们集聚日久的精力。结果，在求知与压制的矛盾冲突之下，长出了一株瘦弱的知识小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经院学派”。
这要追溯到8世纪末，当时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的妻子贝尔莎生了一个儿子。和国王路易，指路易九世（1214~1270），法兰西国王（1226~1270年在位），被尊称为圣路易。1248年，路易九世觉得，作为教会之子的责任重于王位，于是离开他的王国进行了六年的冒险。他参加了十字军第四次东征。 1250年他的军队在埃及被打败，路易九世被俘，被迫交纳大笔赎金，后在巴勒斯坦滞留四年，1254年回到法国。1270年他参加另一次十字军远征，死于北非的突尼斯。比起来，这个孩子更有资格作为法兰西民族的圣主恩人。路易花掉了老百姓八十万土耳其金币的赎金，却给臣民们建立了一座宗教法庭，作为对他们忠诚的回报。
这个孩子受洗时被取名为卡罗拉斯，在很多古代法律文书的末尾都能看到这个名字。签名有点笨拙，因为，这个查理从来就不擅长拼写。他幼年时曾学习法兰克语和拉丁语，但是当他再次拿起笔的时候，由于长年和俄罗斯人、摩尔人打仗，他的手已患了风湿病，最后不得不放弃了写字的努力，请了一位最好的书记员做他的秘书，为他做书写工作。
他虽然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五十年中只穿过两次“城市服装”（罗马贵族的外袍），但却真心实意地重视学习，把王宫变成了私立大学，让自己的孩子和官员的子女上学。
闲暇时，这位皇帝总喜欢在众多名流的簇拥下到那里去。他非常尊重学术上的民主，放下架子，像平易近人的大卫兄弟那样，饶有兴趣地参加讨论，连地位最低的教授也可以反驳他。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看一看这些气氛融洽的对话所谈论的话题，自然会想起乡间辩论小组所列出的讨论提纲。
至少可以说，他们非常天真。公元800年人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到1400年仍然不错。这不能怪中世纪的学者，他们的大脑无疑和20世纪的科学家们一样出色。假如给现代的化学家、医生以“充分的研究自由”，只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能超出1768年第一版《大英百科全书》中的化学、医学知识，他们能做什么？——在1768年，人们还根本不知道化学是什么东西，外科则跟屠宰差不多。这就是中世纪的学者们所面对的处境。
其结果是，中世纪的科学家们有充足的脑力，但是实验的领域却非常有限。这就像把罗尔斯·罗伊斯发动机装在低档车的底盘上，一加速就会出问题。等他能够安全操纵，按照交通规则驾驶这个奇怪玩意儿的时候，已经有点滑稽可笑，费上半天力气也到不了什么地方。
当然，那些最优秀的人对于不得不遵守的限速规定是无法忍受的。
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试图摆脱教廷的耳目；他们写下宏篇巨著，试图证明与人们的看法相反的东西，用以暗示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
他们摆出各种掩人耳目的假象：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在屋顶挂满鳄鱼，向人展示各种各样装着怪物的瓶子，把气味难闻的药草扔进火炉，为的是把别人赶得远远的，同时让人觉得他们是些无害的疯子，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而不必为自己的思想负太多责任。渐渐地他们形成了一套彻底的科学伪装，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很难断定他们的真实意思。
几个世纪之后，新教对科学和文学的不宽容，与中世纪教会的所作所为非常类似，这里就不多谈了。
那些改革者可以大声地谴责、诅咒，虽然心里痛快，却很少能把口头威胁变成反抗压迫的积极行动。
罗马教廷则不然，它不仅有力量置敌于死地，而且从来不吝惜动用这种力量。
喜欢抽象地思考宽容与专制的理论价值的人，也许会觉得这种差别无关紧要。
但是对于那些不得不作出选择——是当众宣布放弃信仰，还是当众接受鞭笞——的可怜虫来说，这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倘若他们有时缺乏坚持己见的勇气，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启示录》中野兽名称组成的填字游戏上，我们也不必对他们过于苛责。
倒退六百年，我也肯定不会写这本书。
我发现写历史越来越难了。我就像一个小提琴手，三十五岁的时候忽然有人给我一架钢琴，要我做得像一位键盘乐器大师那样，因为“那也是音乐”。我学到了某一个领域的技艺，却必须用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去。我所学的是从一种确定的事物存在秩序出发，观察过去发生的所有事件，这是一个由皇帝、国王、大公和总统，在国会议员、政府大臣的辅佐下管理的世界。而且，在我年轻时候，上帝仍然是人们心中天经地义的万物之尊，必须礼拜有加。
后来，战争爆发了。
旧的秩序被彻底打翻，皇帝、国王被废黜，负责的大臣被不负责任的秘密委员会取代。在世界很多地方，天国的大门被议会的法令正式关闭了，一个已死的经济学雇佣文人被定为所有古代先知的继承人。
这些当然不会长久，但是文明要过几个世纪才能恢复元气，那时我已不在人世了。
此时我还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但这并不容易。
就拿俄罗斯来说吧。大约二十年前我在那块“圣地”待过一段时间，外国报纸送到我们手中时，大约四分之一的版面涂满了一种黑乎乎的东西，人们习惯称之为“鱼子酱”。这些东西是细心的政府为了不让心爱的臣民看到某些内容而涂上去的。
人们普遍把这种监督看成中世纪的余孽。我们保存了几份涂着“鱼子酱”的滑稽报纸，拿给国内的人看，让他们知道远近闻名的俄国人其实多么愚昧落后。
后来就发生了俄国大革命。
我生长在一个相当自由的社会，这个社会信奉弥尔顿的格言：“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发言和自由地辩论。”
正像电影中说的，“开战了”，于是《登山宝训》被列为亲德国的危险文件，不允许在千百万国民中流传，编辑和印刷商胆敢出版就要被罚款或者关进监狱。
看到这种情形，真觉得应该放弃研究历史，改行写短篇小说或者做房地产生意才是明智之举。
但是那就等于承认失败。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尽量让自己记住，在一个法制国家里，每个守法的公民都有权利去说、去想、去发表 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只要他没有干扰别人的幸福与舒适，没有违背文明社会的良好礼仪，没有触犯当地警方的任何规定。
当然，这会使我被列为所有官方检查的敌人。但是我认为，警方应当留心那些靠色情内容牟利的报纸和杂志，至于其它的，谁爱印什么就印什么好了。
我这么说并非因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或者改革家，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不愿意浪费精力，而且我对近五百年来的历史非常熟悉。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对文字和言论的暴力镇压，从来没有得到一点好处。
胡言乱语就像炸药，只有当被放进密闭的狭小空间，并且在原本不受外力的情况下突然受到打击时，它才是危险的。一个满脑子半生不熟经济学思想的可怜虫，如果任由他去，顶多能够吸引几个好奇的听者，恐怕还会被人嘲笑一番。
还是这个人，如果被关进监狱，判处三十五年单独监禁，他就会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最后还会被奉为烈士。
但是有一件事要记住：
做坏事送命的人和做好事牺牲的烈士一样多，前者都是些诡计多端的家伙，没有人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
因此我要说，让他们去说去写吧。如果说的是至理名言，我们当然应该听一听；如果不是，它们很快就会被忘记。希腊人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帝国时代之前的罗马人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自从罗马军队的总司令成了帝王，成了朱比特的远亲、半人半神的人物，远远地离开了普通百姓，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于是便有了“欺君犯上”的大罪。这完全是一种政治过错，从奥古斯都时代到查士丁尼王朝，很多人因为直言不讳地向皇上进谏而被投进监狱。但是只要不涉及皇帝陛下本人，罗马人的谈话倒也没有什么可避讳的。
这种幸福的日子随着教会统治的到来结束了。耶稣死后若干年，善与恶、正与邪之间划出了分明的界限。公元1世纪后期，使徒保罗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护身符和符咒镇压非常出名）附近游历了很长时间。他四处讲道驱魔，非常成功，使很多人相信自己信奉异教是错误的。为了表示悔改，他们挑选了良辰吉日，聚在一起，把所有的魔法书都付之一炬，烧掉了大约价值两千英镑的秘籍，不信你可以看一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
不过，这些完全是一群悔过的罪人自愿的举动，从未听说保罗曾经刻意禁止以弗所人拥有或者阅读这些东西。
一个世纪以后，真有人这样做了。
当时，还是在以弗所，一些主教聚在一起，宣布一本写有圣徒保罗生平的书为禁书，警告信徒不许阅读。
但是到尼西亚公会议（325年）以后，基督教会成了帝国的官方教会，检查文字就成了神职人员的例行公事。一些书籍被绝对禁止，还有一些被称为“危险的”。有人警告，读这些书就是冒险。作者们发现，要想在出版之前得到当局的批准，更方便的办法是把手稿送到当地的主教那里取得首肯，后来这成了一条惯例。
即便如此，作者仍然不敢肯定自己的作品能否流传于世。这个教皇说一本书有益无害，他的继任者则可能说它亵读神灵。
不过总的说来，这种办法倒是保护了那些写书人，他们不必和自己的牛皮纸作品一道被烧成灰烬。那时的书籍全靠手抄，出一本三卷的书大概要整整五年，所以这套体系一直运转良好。
然而，这一切都被约翰·古登堡（别名古斯弗莱士）的发明改变了。
在15世纪中叶以后，一个能干的出版商两星期之内可以印出四五百本书，从1453年到1500年短短的时间内，欧洲西部和南部的人们一下子有了四万多册图书，这相当于当时较大的图书馆所有的藏书。
书籍数量意想不到的增长，使教会忧心忡忡。一个异教徒有一本手抄的福音书，要想抓住都很困难；那么两千万异教徒手里有两千万本制作精良的书，又该怎么办呢？它们对当局的所有思想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今后必须指定一个专门的法庭，检查所有的出版物，从源头上把关，看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远不能见天日。
这个委员会经常公布一些名单，宣布哪些书含有“违禁内容”。后来从中产生了有名的“禁书目录”禁书目录，从前罗马天主教会发布的书目，列出一些被认为有害于信仰和道德的书籍。未经教士同意，天主教徒不得拥有、阅读、出售、传送名录上所列书籍，否则将受到开除教籍的惩罚。第一次正式公布“禁书目录”是在1559年，教皇保罗四世时期。，它几乎和宗教法庭一样臭名昭著。
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只有天主教会才有这种出版检查制度，那就有失公平了。由于惧怕印刷品造成的雪崩效应威胁国家的安宁，很多政府都规定各地的出版者必须把稿件送到公共检查机关，禁止出版任何未经官方许可的东西。
但是除了罗马，没有一个国家把这种做法延续到现在。即使在罗马，这种制度自16世纪中叶之后也作了很大的修改。这也是迫不得已。出版业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来势汹汹，枢机主教任命的委员会，也就是所谓的“禁书目录委员会”，即使再勤勉工作也难以应付。这还不算潮水一般的报纸、杂志和各种各样的小册子，漫说分类检查，就是通读一遍，也要这些人辛辛苦苦花上个几千年。
但是人们很少看到，在不幸的臣民身上施加专制统治的人，又是怎样遭受专制的报复的。
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陀就表示，他反对迫害作者，因为“这是一种愚蠢之举，只会给原本不被公众注意的书籍做广告。”
“禁书目录”印证了这种说法。宗教改革刚获成功，禁书目录就成了一种指南，人们就靠它来跟上当前流行的文学主题。还不止这些。在17世纪，德国和低地国家低地国家，指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想大捞一笔的出版商在罗马安插了很多耳目，他们的任务就是提前获得被禁或被删节的书籍。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就交给特别信使，由信使日夜兼程，越过阿尔卑斯山，穿过莱茵河谷，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雇主的手中。然后，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就开始工作，日以继夜赶印。出售这些书籍可以得到高额利润，还有大批职业书贩，将这些书偷运到被禁地区。
但是能够运过边境的书毕竟非常有限，而且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国家，直到不久之前“禁书目录”还在执行，高压政策的后果的确非常显著。
如果这些国家在发展中渐渐落后，原因并不难找。在这些国家，大学生不许读任何外国教科书，只能使用质量低劣的国产货色。
最糟糕的是，“禁书目录”使人们心灰意冷，不愿意认真从事文学和科学。因为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愿意写出一本书，然后看着它被那些无能的检查官“改正”得支离破碎，或者被宗教法庭不学无术的书记官“修订”得面目全非。
他宁可去钓鱼，或者在酒馆里玩多米诺骨牌，以此来消磨时光。
或者他会坐下来，在对自己、对民族的绝望中，写下唐·吉诃德的故事。
如果你厌倦了现代小说，我强烈推荐你读一读伊拉斯谟书简。那里边有很多老生常谈式的告诫，是一些比伊拉斯谟这位博学长者还要羞怯的人写给他的：
某行政长官写道：“我听说您准备写一本关于路德派之争的小册子，请务必谨慎处理，因为您可能会触怒教皇，他愿您平安无恙。”
又比如：“某君刚从剑桥归来，告诉我您正准备出版一部短文集。看在上帝分上，请不要触怒皇上，他完全可以让您吃尽苦头。”
一会儿是卢樊卢樊，比利时中部的一个城市。主教，一会儿是英格兰国王，一会儿是索邦神学院的全体教师，一会儿又是剑桥大学可怕的神学教授，这些人物都得小心伺候，否则作者就会失去收入，失去必要的官方保护，或者落入宗教法庭的掌心，在轮下碾成碎片。
现在轮子（除了用于转动）已经降格送进了古董陈列馆，宗教法庭关门也有好几百年了，对于投身文学事业的人来说，官方保护已经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而历史学家凑在一起的时候几乎从不提“收入”这个词。
但是，当有传言我要写一部宽容史的时候，另一种忠告和建议便来到了我那与世隔绝的小屋。
“哈佛已经拒绝黑人学生进入宿舍，”一位书记官写道，“请一定把这件最令人遗憾的事情写进你将来的书里。”
或者：“马萨诸塞州弗拉明戈市的一位杂货店老板宣布加入天主教，当地的三K党已经开始抵制他，你一定会在写宽容的故事时就此谈几句吧。”
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事情都非常愚蠢，理应受到谴责。但是它们恐怕不应该包括在一本关于宽容的书中。这些仅仅是缺乏风度和不遵纪守法的表现，与那种官方形式的专制有很大的差别，官方的专制与教会和国家的法律紧密相连，使迫害成了所有好公民的神圣职责。
贝奇霍特说过，历史应该像伦勃朗的铜版画，对一些选定的、最好最重要的对象，应该用生动、明亮的光线来表现，而对其余的东西，则应该用暗色来处理。
现代专制主义也曾经多次愚蠢地爆发，新闻报章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切，即使在这里边，我们仍然能够分辨出一些未来的希望之光。
因为，那些过去人们认为不证自明的事情，由于“向来如此”便能通行无阻的东西，现在都能够引发激烈的辩论。我们身边常常有人挺身而出，为一些被我们的父辈、祖辈斥为荒诞不经的思想进行辩护，而且在与普通大众愚昧可憎思想的斗争中，他们常常能够大获全胜。
这本书不能写得太长。
因此我不能再写当铺老板的趋炎附势，北欧强者渐已消褪的荣耀，还有偏远地区无知的福音传教士，固执己见的农民教士、巴尔干拉比拉比，犹太教领袖的称呼。，这些好人和他们的糟糕观念总是不离我们左右。
但是只要没有国家的支持，他们就不会有多大的危害，好在绝大多数文明国家已经完全杜绝了这种可能。
个人的专制是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东西，它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比麻疹、天花、饶舌妇加在一起还要多。但是个人的专制不会有刽子手。如果它设置了刽子手的角色，就像偶尔发生的那样，那就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将会受到警方的注意。
个人的专制没有监狱，不能规定国民应该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如果它试图这样做，就会引起所有安分守己的百姓的反对，必然无法实施。
简而言之，在一个自由国家里，个人的专制必须以不引起公众注意为限，不能超出这个限度。然而官方的专制则实际上是万能的。
除了自己，它不承认任何权威。
它凡事都要插手，不听任何分辩，不给无辜受害者任何形式的补偿；而且总要借助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总想解释天国的意志，似乎解开生存之谜的钥匙，只在当权者的手中。
如果本书中“专制”这个词仅指官方的不宽容，如果我对个人的不宽容关注不够，还请不要见怪。
因为，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
有一位博学的美国漫画家，他总喜欢问自己，台球、低音大提琴和擦鞋垫子会怎样看这个世界呢？
不过我倒想知道，那些奉命操纵现代攻城大炮的人心里是怎样想的。
在战争中有很多人执行着数不清的奇怪任务，但是还有什么比操纵贝尔塔巨炮更可笑的呢？
其他的士兵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飞行员能够通过飞溅的火光判断自己是否击中了煤气厂。
潜艇指挥官会在攻击后两三个小时再回到战场，通过残骸的多少判断战果如何。
趴在壕沟里的可怜虫只要肯定自己还呆在某一条堑壕里，就知道自己至少守住了阵地，便可心满意足了。
就连那些攻击不可见目标的野战炮兵，也可以给几英里外藏在枯树上的同伴打个电话，问一问那该死教堂的塔尖是否有倒塌的迹象，是否需要换个角度试一试。
但是那些操纵巨炮的弟兄们却生活在自己奇怪而不真实的世界里。
就算有称职的弹道学专家帮助，他们也无法预测自己高高兴兴放出去的炮弹会落向何方。也许炮弹正好命中预定的目标，恰好命中兵工厂，或者正中碉堡的中心，但是也可能会击中教堂或者孤儿院，或者悄无声息地潜入河里，钻进墓穴，不造成一点伤害。
在我看来，作家们和这些攻城炮手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也在操纵一种大炮，他们的文字炮弹可能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发革命或者毁灭性的大火，但是最常见的还是一些可怜的哑弹，静静地落在附近的田野里，最后变成废铁，最多被人拿来做伞架或者花盆。
除了文艺复兴之外，历史上再没有这样的阶段，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大量消耗如此多的纸浆。
亚平宁半岛上的每一个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克，条顿大平原上的每一个托马斯博士、里卡得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都急急忙忙地出了自己的书，最少也要来上十几本，更不用说模仿希腊人写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们，以及学着罗马祖先写颂歌的李卡蒂诺们 。在整整三个世纪的时间里，还有数不清的人收集钱币、雕塑、画像、手稿和古代的盔甲，他们忙不迭地把从古代废墟中挖掘出来的东西收集整理、登记造册、分类存档，又出版了无数配着精美铜版、木版画的集子，介绍他们的收藏品。
印刷术的发明毁了古登堡，却让弗罗本、阿尔都斯、爱提尼这些从事印刷的人大发其财，从人们巨大的求知热情中捞到不少油水。但是另一方面，文艺复兴的成果并没有对15、16世纪的作者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真正贡献出新思想的人只是很少几个拿着鹅毛笔的英雄，他们就像那些操纵巨炮的朋友一样，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取得了多大的成功，造成了多大的破坏。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摧毁了前进道路上的很多障碍。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彻底清除了大量的精神垃圾，不然这些东西今天还会阻塞我们的心灵。
然而，严格地说文艺复兴本质上不是一次向前看的运动。它厌恶刚刚过去的一切，把上一代人的作品称为“野蛮的”或“哥特式的”，(因为哥特人和匈奴人一样声名狼藉），而是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浸透着“古典精神”的艺术上。
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了精神自由，为宽容的事业、为更美好的世界发出了强有力的一击，那也不是这次运动的领导者的本意。
在这之前，早就有人对罗马主教的权力提出质疑：为什么他可以规定波希米亚的农民或者英格兰的自耕农用何种语言祈祷，用什么样的精神学习耶稣的教诲，该为一张赎罪券付出多少金钱，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样养孩子。他们向那个超级国家的强权提出了挑战，但最终全都被这强权镇压了。他们有时是为某个民族而战，但仍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伟大的约翰·胡斯1415年7月在康斯坦茨广场以异端罪被用火刑烧死。他在烈火中向群众演讲、唱诗，英勇就义。胡斯之死激起了捷克人民更大的反抗，终于发展成为波希米亚武装斗争，史称胡斯战争。冒着青烟的骨灰，被屈辱地抛进了莱茵河，这是向全世界的警告：教廷仍然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统治。
刽子手焚烧了威克里夫的尸体，似乎是为了告诉莱切斯特郡卑贱的农民，枢密院和教皇还能把手伸到坟墓里。
显然，正面的对抗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座强大的传统堡垒，是十五个世纪的时间里，用无限制的权力慢慢地精心建立起来的，外力休想攻破。神圣的光环下丑闻不断：三个主教都说自己是圣彼得的合法继承人；罗马和阿维尼翁的教廷腐败透顶，制定法律只是为了让人花钱违反法律；修道士过着完全堕落的生活；唯利是图的人利用日益加剧的炼狱恐怖进行勒索，要那些可怜的父母为他们死去的孩子交纳大笔钱财。
所有这些尽管尽人皆知，但从来没有对教会的安全构成真正的威胁。
但是，几个对宗教事务毫无兴趣，对教皇或者主教也并无特别痛恨的人，无意中胡乱开了几炮，却让这座古老的大厦轰然倒塌了。
来自布拉格的那个“瘦弱苍白”的人指约翰·胡斯，他曾在布拉格大学学习，后来在这所大学任神学讲师、哲学系主任。没能实现的，关于基督真义的崇高理想，却被一群杂七杂八的百姓人等实现了，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宏伟的抱负，只是希望能成为教会虔诚的子民，诚心做善事，安然享天年。
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代表各行各业，如果有历史学家点破他们的家底，他们一定会恼羞成怒。
譬如马可·波罗。
我们都知道他是个伟大的旅行家。他说起自己见到的塔一般高的金碧辉煌的宫殿，还有足可以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的花岗岩城墙，直引得那些见惯了西方城市小场面的邻居们哈哈大笑。
这个小个子也许有些无可奈何，但是他的确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不是一个好的作家。对文学，他带着自己的阶级和职业所固有的偏见。一个绅士应该挥舞长剑，而不是耍弄鹅毛笔，因此马可先生不愿当作家。但是战争使他进了热那亚的监狱。为了打发难熬的铁窗生活，他向同牢房的人讲了那些奇异的故事，而那人碰巧是个作家。欧洲人通过这样一种迂回的方式，了解了很多原本不知道的事情。波罗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在小亚细亚见到的一座山被一位虔诚的圣徒挪动了几英里，为的是让异教徒见识一下“信仰的力量”；他还轻易地相信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无头人和三脚鸡的故事。
在过去十二个世纪中，没有任何东西像他的游记那样动摇过教会的地理学理论。
当然，波罗自始至终都是教会的虔诚儿子。假如有人把他与差不多同时代的著名的罗杰·培根相提并论，他一定会怒不可遏。培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为了对知识的渴求，他被监禁了十四年，失去读书写作的自由达十年之久。
但是两个人比较起来，波罗的危险性却大得多。
十万人中大概只有一个能够和培根一起追逐天上的彩虹，琢磨那些与当时的神圣思想对立的精妙的进化观点，而每一个学过 ABC的平民百姓，都能够从波罗那里知道很多《旧约》中压根儿就没有的东西。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当整个世界还没有获得一点自由的时候，仅靠一本书的出版，就能够引起对《圣经》权威的反叛。大众的启蒙是几个世纪痛苦准备的结果。但是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们生动明了的叙述，人们都能够理解，确实为怀疑精神的兴起产生了很大作用，而怀疑精神正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一个特征，它使得人们可以说、可以写一些几年以前还被宗教法庭所禁止的东西。
以卜迦丘的朋友们离开佛罗伦萨后听到的第一个奇特故事为例。故事中说，所有的宗教体系，都一样有对有错。如果真是这样，既然它们都有对有错，怎么能因为那些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否定的观点就把人送上绞架呢？
而著名学者洛伦佐·瓦拉所作的探索就更有意思。他去世时是罗马教会机构中一位颇受尊重的成员，然而在研究拉丁文的过程中，他确凿无疑地证明，“康斯坦丁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和其它西部省份送给教皇希尔维斯特”的说法（历任教皇一直以此为据声称自己是整个欧洲的主人），完全是一个拙劣的骗局，是教廷中一个无名无姓的小官在那位皇帝死后几百年编造出来的。
或者我们来看一看更实际的问题。虔诚的基督徒一直小心翼翼地恪守圣奥古斯丁的说法，认为谁相信地球另一面也有人类存在，谁就看不到耶稣再次降临，也就没有理由活在世上。而当1499年达伽马首航印度归来，向大家描述星球彼端那些人口众多的王国时，这些虔诚的信徒对奥古斯丁的教义又该作何感想呢？
朴素的人们一直以为世界是一个平坦的圆盘，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而当“维多利亚号”维多利亚号(生于葡萄牙的西班牙航海家费迪南德·麦哲伦（1480？~1521）1519年9月率领五艘船进行环球航行，1522年9月探险者返回西班牙，仅剩的一艘船就是维多利亚号)环球旅行平安归来，证明《旧约》的地理学中有非常严重的错误时，他们到底该相信谁呢？
我还要重复我说过的话。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自觉致力于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也常常令人遗憾地表现得叶公好龙。在这三百年中，一切都被追求美和娱乐的欲望支配着。教皇虽然会对一些臣民的邪恶思想暴跳如雷，但是只要这些反叛者非常健谈，而且懂一点绘画和建筑，他会非常乐意邀请他们共进晚餐。而那些热情鼓吹美德的人，比如萨伏那洛拉，还有那些年轻聪明的不可知论者，则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在后者攻击基督教宗旨的涛歌和散文中，暴力的成分远远超过了良好的品味。
在向往新生活的种种表象后面，无疑暗藏着一股强大的暗流，那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满，是对全能的教会束缚人类理性发展的不满。
从卜迦丘到伊拉斯谟，大约经历了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抄书匠和印刷商从来没有清闲过。除了教会自己出的那些书以外，在当时的重要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不曾间接地提到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明被入侵野蛮人的无政府状态取代、西方世界落入无知僧侣掌心之后的惨状。
马奇雅维里和洛伦佐·德·美第奇这样的人对伦理学没有什么兴趣，他们都很实际，很善于利用现实世界。表面上他们和教会和平相处，因为它力量强大，罗网密布，完全有能力对他们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参加改革的尝试，也不曾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度提出质疑。
但是对过去的事情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对新感觉的不停追求，还有他们不安分的思想，使得原先那个自以为“我知道”的世界开始自问：“我真的知道吗？”
比起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和拉斐尔的画集，这更值得后世纪念。
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几条有用的原理，其中之一就是，人很少出于单一的动机做某事。不论我们向一所新大学捐十万美元，还是不肯给饥饿的流浪汉一个铜板；不论我们宣称只有在国外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还是发誓再也不离开美国海岸；不论我们坚持把黑说成白，还是把白说成黑。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促使我们这样做，而且我们自己也很清楚，但是如果谁真的把这些原因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十有八九会在公众面前落得个惨不忍睹的形象。我们总会本能地在众多的动机当中挑选一个最令人尊敬、最值得称道的，按照公众的品味粉饰一番，然后对大家说“这就是我做某事的原因”。
但是，尽管大多数时候这可以蒙骗大多数人，但是还没人发现有什么办法能让一个人蒙骗他自己，哪怕是几分钟。
因为对这个让人尴尬的事实都很清楚，所以文明时代的人们早已心照不宣，无论何时都不会当众拆穿这个秘密。
我私下怎么想，那是我自己的事。大家只要表面上都道貌岸然，就都心满意足，高高兴兴地遵守“你不拆穿我，我也不拆穿你”的原则。
人的天性可不讲究任何礼数，对于这个通用的行为准则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例外，因此天性很少被允许进入文明社会中的神圣场合。就拿那位叫作克里奥的可怜缪斯缪斯克里奥，缪斯是希腊神话中宙斯的九个女儿，人们认为缪斯们为艺术家，尤其是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带来灵感。罗马时代，人们认为每一位缪斯掌管一门艺术，其中克里奥掌管历史。来说吧，由于历史至今还只是少数人的消遣，所以她一直百无聊赖，而她那些姐妹虽不如她受人尊敬，但自古以来一直可以唱歌跳舞，到处参加晚会，这自然惹恼了可怜的克里奥，于是她就用自己微妙的手段不断进行报复。
这完全是人性的一种，但却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时常耗费人类大量的性命与资财。
每当这位老妇人向我们展示积攒了几个世纪的成套的谎言，整个世界就会立即失去和平与幸福，笼罩在一片战火之中。庞大的骑兵团左冲右突，长长的步兵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前开去。最后，国家变得一片荒凉，钱财被消耗殆尽，打仗的人们回到家乡，或者被抬进墓地。
渐渐地、渐渐地，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同行中的某些人开始认识到，历史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要遵守一定的规律，就像我们已经在化学实验和天文观察中认定的那样。所以，我们正在做一项有益的科学大扫除，这将会使我们的后代受益无穷。
这终于把我带到了本章开头提到的内容，那就是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
对这场社会和精神的大变革，直到不久之前还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彻底肯定，一种是全盘否定。
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次宗教热情的突然爆发，一些高贵的神学家对教廷统治的道德败坏深感震惊，于是就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教会，这样他们就可以向那些真心要做基督徒的人传授真正的信仰。
那些仍然忠实于罗马教廷的人就不那么热情了。
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学者认为，宗教改革是一次应该受到谴责的阴谋，几个卑鄙的王宫贵族想解除婚姻，还想获得原本属于教会的财产，于是就密谋行事。
不用说，双方各有对错。
宗教改革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怀着各种各样的动机。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在这场大变革中，宗教不满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它实际上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革命，只有很少的神学色彩。
如果我们告诉孩子们，菲利普亲王菲利普亲王（1504～1567），德意志新教领袖。1518年成为黑森伯爵。 16世纪20年代宗教改革运动席卷德国，他自1524年起就站在路德一边。为此与萨克森选候约翰，以及德意志北部、东部的一些公爵结成防御同盟，他自己成为这一新教集团的领袖。他曾因重婚受到皇帝的审判。是个非常开明的统治者，他本人对改革后的教义很有兴趣，当然比告诉他们他是一个毫无操守的政客，在向其他基督徒开战时接受了异教的土耳其人的帮助要容易的多。于是几百年来，新教徒便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伯爵塑造成一位宽宏大量的英雄，而不提他希望看到黑森家族取代宿敌哈普斯堡家族。
另一方面，克雷芒教(指克雷芒七世（1478～1534），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1523～1534）年在位)曾试图阻止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但遭到失败)可以被描写成一位仁爱的牧羊人，他用尽最后一丝气力，阻止羊群被引入歧途。这比把他写成典型的美第奇家族王子要容易得多。（美第奇家族把宗教改革运动看成喝醉酒的德国僧侣不体面的争吵，还利用教会的力量扩展意大利祖国的利益。）如果在天主教的课本中看到这样一位传说般的人物向我们微笑，我们丝毫不必感到惊讶。
但是我们丝毫没有义务坚持我们祖先的错误，完全可以自由地得出一些自己的结论。
黑森家族的菲利普是路德的挚友和支持者，虽然他有很强的政治野心，但是这并不说明他的宗教信仰不够虔诚，不能这样下结论。
当他在1529年那份著名的“抗议”上签字的时候，和其他签字者一样，他知道自己将“置身于暴风骤雨之中”，而且可能在断头台上了此一生。如果他没有非凡的勇气，就不可能扮演他实际上扮演了的角色。
不过我想阐明的观点是：如果不深入地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在什么动机的激励下做了他所做的事，又是由于什么原因放弃了他所放弃的事，我们就很难——几乎不可能——对他作出评价（即便对我们的邻居，想必也是如此）。
法国有一句谚语：“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这说法似乎有点太简单了。我想把它改成：“了解一切即理解一切。”仁慈的主几百年前就把宽恕的权力留给了自己，我们还是把宽恕的事交给他吧。
我们可以诚惶诚恐地努力去“理解”，对人类有限的能力来说，这已经足够承担了。
刚才我们绕了一点弯子，现在，让我们回到宗教改革运动吧。
抗议就我对这场运动的理解，它基本上是一种新的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是前三百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后来被人们称为“民族主义”，因而必将是那个已经统治所有欧洲国家达五百年的“超级国家”不共戴天的敌人。
如果不是同仇敌忾，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英国人、挪威人就不可能紧密地联合起来，共同推翻那道将他们监禁很久的高墙。
如果不是这些各自为政、互相忌妒的力量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暂时联合起来，忘掉各自的怨恨和野心，宗教改革运动也决不可能成功。
那样宗教改革就会退化成一连串小规模地方起义，只消一支外国雇佣军团和几个气势汹汹的宗教裁判官就能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
那样改革的领导者就会重蹈胡斯的覆辙，像从前的韦尔多派、阿尔比派一样，他们的追随者也会被斩尽杀绝。对那些“违反纪律”的人施行一通施雷克里克式的整治之后，教廷就会再次轻松取胜。
即便如此，这场伟大的改革运动成功的程度也被削减到了最小。胜利刚刚到手，对反叛者生命安全的威胁刚刚解除，新教的阵营就分化为无数彼此敌对的小集团，重演他们昔日的敌人全盛时期犯下的罪恶，只不过规模小得多。
一位法国修道院院长（很遗憾我忘了他的名字，但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学会热爱人类，不论它做了什么。
从四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回头望去，那是一个有着巨大的希望，但是失望更大的时代。想想那些为了从未实现的理想，在断头台上、在战场上牺牲生命的无数男女；想想那些为了心中的神圣而丢掉性命的无名百姓；再想想旨在建立一个更自由、更文明的世界，结果却一败涂地的新教起义，人们的博爱之心会受到最严峻的考验。
直言不讳地说，“新教从这个世界带走了很多高贵的、美好的东西，带来了很多狭隘的、敌意的、粗野的东西”。它不仅没有使人类历史更加简单和谐，反而使之更加复杂和无序。然而，这些并不应该过多地归罪于宗教改革运动，而是应该在大多数人固有的思维弱点中找原因。
他们不愿意太匆忙。
他们根本无法跟上领导者的步伐。
他们并不缺乏良好的愿望，而且最终他们也会跨过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桥梁。但是他们要等待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时机，而且将尽可能地保留祖先的传统。
宗教改革本来要在基督徒与上帝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摈弃旧时代的偏见与腐败，结果却被它的支持者背负的中世纪包袱弄得一塌糊涂，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世人很快发现，宗教改革运动成了它深恶痛绝的教廷制度的翻版。
这就是新教反叛运动的最大悲剧，它无法超越它的大多数支持者平庸的智慧。
结果，欧洲北部和西部人们没有获得预想中那样长足的进步。
被奉永远正确的人没有了，宗教改革又给世界带来了一本被视作完美无暇的书。
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没有了，又出现了上千个小的统治者，每一个都想在自己的天地里至高无上。
基督教世界没有被分成界限分明的两半，分成当权者与在野者，分成虔诚信徒与异端分子，而是出现了数不清的各执己见的小集团，彼此毫无共识，却都对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人怀着深仇大恨。它没有像早期的教会那样，建立一个宽容的王朝，而是在获得权力、凭借不计其数的问答录、教义和告解书筑起坚固的城池之后，立即向那些敢于反对官方教义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击。
这无疑是最令人遗憾的。
但是从16、17世纪的思想发展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路德和加尔文（1509～1564）（加尔文，瑞士宗教改革家，新教归正宗创始人。生于法国一教会法律顾问家庭，十二岁开始领取教会俸禄。幼年学习拉丁文、哲学和神学，后来从具有人文思想的天主教徒转变为宗教改革的积极倡导者。1533年因鼓吹宗教改革被法国王室认为是异端而被迫离开法国。1536年他成为日内瓦市议会的实际领导人，在此期间他编订教会法规，由市议会强迫市民宣誓奉守，拒绝者驱逐出境。1538年以下层市民为主的自由派将加尔文逐出日内瓦。同年他迁居斯特拉斯堡任牧师，其间结识马丁·路德、梅兰希顿等人。1540年，日内瓦宗教改革派重掌政权，加尔文应邀重返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及市政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这些领导者的勇气，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一个相当可怕的词：胆大包天。
一个朴素的奥斯定会僧侣，德国偏远地区一所新建大学的教授，公然烧毁了教皇的圣谕，把自己的反叛主张贴在一座教堂的大门上；一个病病恹恹的法国学者把一座瑞士小城变成了挑战教廷权威的堡垒；这些人堪称刚强坚毅的楷模，后世无人可及。
这些胆大妄为的反叛者很快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这些朋友各有各的打算，支持者则想浑水摸鱼，不过这都不是本书讨论的内容。
当这些人为了自己的良知以性命相博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也不会料到北方大多数国家都会聚集到自己的麾下。
但是，一旦他们被卷入自己掀起的漩涡，就只能听凭洪流的摆布。
不久，他们发现必须拼尽全力才能不被洪水淹没。远在罗马的教皇终于明白，这场可恶的骚乱并非只是一些多明我会僧侣和奥斯定会托钵僧的争执，而是一个前法国牧师的阴谋。教皇停止修建他心爱的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这让他的众多出资者很高兴），召开会议准备讨伐。教皇的通谕和逐出教会的命令汹涌而来，帝国的军队也开始行动，反叛的领导者此时已无路可退，只能背水一战。
历史上，伟大人物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失去分寸，早已经不止一次。同是一个路德，曾经大声疾呼“烧死异端分子是违背圣意的”，几年之后当他看到德国人和荷兰人倾向于再洗礼派（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新教中一些主张成人洗礼的激进派别的总称。因该派否认婴儿洗礼的效力，主张给能够行使自由意志的成人施洗才为有效，故名。该派从出现起，就受到世俗当局和教会权威——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的双重迫害。1530年奥格斯堡议会开会时，诸侯、天主教会和新教路德宗一致主张按处置异端的方法对付再洗礼派）的主张时，却好像失去了理智，咬牙切齿，怒不可遏。
起初，这位无畏的改革者坚持认为，决不能把人类自己的逻辑体系强加给上帝；到了最后，他却把对手用火烧死，而对方的理论显然比他自己的更有说服力。
今天的异端明天就会成为异端的死敌。
加尔文和路德总是谈论黑暗过后的崭新时代，然而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中世纪的忠实儿孙。
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把宽容当作什么美德。当他们无处栖身时，还乐于打出精神自由的神圣旗帜，因为它可以用作攻击敌人的一个理由。一旦打了胜仗，这件可以信赖的武器就被小心翼翼地藏到新教废品库的角落里，在这里，早已堆放了许多别的因为无用而被弃置一边的好东西。它就静静地躺在那里，渐渐被人遗忘，直到多年以后，人们才在满满一箱老式说教的后面发现它。有人捡起它，擦去锈迹，再次用它投入战斗，但是这些人却与16世纪那些参战者有些本质的不同。
不过，新教革命为宽容精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并非革命的直接结果，它在这方面确实收获很小。但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却间接地起到了进步的作用。
首先，它使人们熟悉了圣经。教会从未正面禁止人们读圣经，但是它也从未鼓励普通百姓研读这本圣书。现在，每个面包师、造烛台的工匠都能拥有一本自己的圣经，可以在自己的作坊里独自研究它，得出自己的观点，而不必担心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熟悉之后，对未知神秘事物的敬畏和恐惧心理就一扫而光。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两百年间，虔诚的新教徒对《旧约》中的一切，从巴兰的驴子巴兰，《圣经》故事中的先知（原为术士。据《旧约》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摩押后，摩押国王巴勒备厚礼派使臣请巴兰诅咒在摩押平原扎营的以色列人。他因难于推辞只得奉命。上帝于是派天使持剑阻拦他座驴前进。巴兰三次鞭打驴逼它前行，天使则让驴吐人言，并命巴兰按上帝旨意说话。后巴兰在摩押登高设坛，不仅不诅咒以色列人，反而作赞歌加以祝福。后因替巴勒出诡计让摩押女人引诱以色列人纵淫，在以色列战士灭摩押国时被杀。）到约拿的鲸鱼约拿，（《圣经》故事人物，以色列的先知。据《旧约·约拿书》记载，生于迦特希弗城。上帝曾命他到亚述国首都尼尼微布道，他心恨亚述，唯恐尼尼徽人从此免灾，因此抗命乘船逆向而去。上帝大怒，兴风作浪。约拿为息上帝怒气，让水手把他扔入海中，被上帝所遣大鱼吞没。约拿在鱼腹中祈祷三天三夜，遂被鱼吐上陆地。他乃诚心前往尼尼微，在那里传达上帝将于四十天后毁灭全城的消息。尼尼微人闻讯立即忏悔，弃恶从善，上帝便不再降灾。约拿因此大失所望，负气离城。于是上帝又显神迹，教导他上帝是普爱众生的。）都深信不疑。胆子大的人即使对一个逗号有疑问，也知道最好不要随便让人家听见自己怀疑的窃笑。这时候倒不用害怕什么宗教法庭，但是新教的牧师有时候也能让某个人的生活过得非常不痛快，而且牧师的公开谴责带来的经济后果，如果不能说是灾难性的，也常常是非常严重的。
然而，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由牧民和商人组成的小民族的民族史，对于这本书的反复不断的研究，必然会带来一些路德、加尔文以及其他改革者从未料到的后果。
假如他们预料到了，我肯定他们会和教会一样不喜欢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会小心谨慎地使《圣经》中的任何章节都不落人外人的手中。因为到了后来，越来越多认真的学生开始把《旧约》当成一本与众不同的有趣的书来欣赏。他们觉得书中包含的那些描写残忍、贪婪、谋杀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不可能是在神的启示下写成的，从内容上看，它只能出自仍然生活在半野蛮状态的作者之手。
从那以后，很多人自然不会再把《圣经》当成唯一的智慧源泉。而且，自由思维的障碍一旦被清除，被诅咒了近千年的科学研究，开始汇成洪流，沿着自然的渠道倾泻而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们中断了的工作，也从两千年前被丢下的地方重新连续起来。
其次，对宽容的事业来说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宗教改革把西欧和北欧从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个独裁统治披着宗教的外衣，但实际上完全是罗马帝国精神专制的一种延续。
信奉天主教的读者一定很难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他们也应该对这场不可避免的运动心怀感激，因为它为他们的信仰产生了有益的作用。因为，种种错误做法已经使教会成了贪婪暴戾的代名词，教会自己也在想方设法，努力恢复往日的圣名。而且它的成功还很辉煌。
16世纪中叶以后，梵蒂冈再也不能容忍博尔贾家族。（博尔贾家族，一个意大利家族，其中包括罗德里戈·博尔贾（1431～1503），即后来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凯撒·博尔贾（1476～1507），意大利军人、政治家和神职者，罗德里戈·博尔贾的私生子；还有罗德里戈·博尔贾的女儿卢克莱西亚·博尔贾（1480～1519），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支持者。）和以往一样，教皇还是意大利人。要改动这个规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深孚众望选举教皇的肃机主教们挑选了一个德国人或者法国人或者其他的外国人，罗马的下层群众一定会把整个城市闹得天翻地覆。
新教皇的选举非常慎重，只有最德高望重的人才有望当选。
新主人在忠实的耶稣会天主教修会之一，1534年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而创建。该会仿效军队编制，组织严密，纪律森严。又被称为“基督连队”。会士辅佐下，开始了彻底的大扫除。赎罪券再不允许出售。
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必须学习（进而遵守）他们的创始人制定的条例。
在文明的城市里，街上再没有托钵化缘的僧人。
文艺复兴时期常见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追求圣洁有益的生活，为那些不幸的人做善事，诚心诚意为他们服务，帮助他们承担生活的重担。
即便如此，大部分失地再也无法收复了。粗略地按地理学划分，欧洲北部仍然信奉新教，而南部则信奉天主教。
但是如果我们把宗教改革的结果用图表示出来，欧洲发生的变化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中世纪，有一座无所不在的精神和智力监牢。
新教徒的起义摧毁了这座古老建筑，又用它的一部分原材料建起了一座自己的监狱。
这样，从1517年起就有了两座监狱，一座为天主教专用，另一座则是新教的。
至少按照最初的计划是这样的。
但是新教徒没有经过几百年迫害镇压的训练，没能建起对付反对者的樊笼。
大批难以驯服的囚徒从窗户、烟囱和牢房门逃走了。
不久整座建筑便破败不堪。
大格列高利（约540～604），罗马教皇（590～604年在位），他推行修道院制度，严饬教规，强调修土的苦修和绝对服从，厉行教士独身制。和英诺森三世原先建造的监狱有相同的外表，但是却缺乏必要的内在力量。到了晚上，异教徒们拉走整车的石头、横梁和铁棒，第二天早晨便用这些东西建造他们自己的小堡垒。
它刚刚建成准备使用，还没来得及制定一套新的规章制度贴在大门上，心怀不满的管理人员便大批出走。这些人的上司——现在叫作牧师教长，已经失去了过去的约束办法（逐出教会、酷刑、处死、没收财产和流放），只能站在一边，眼睁睁看着那些反叛者按照自己的神学主张建立起一套防御壁垒，大肆宣扬符合他们当前信仰的教义。
这样的过程反复出现，最后在不同的壁垒之间形成了一种精神“无人区”，好奇的人可以在这里随意漫步，诚实的人则可以在这里不受干扰、毫无障碍地自由遐想。
这就是新教为宽容精神所做的贡献。
它重建了个人的尊严。
每一本书在写作中都会出现危机，有时它出现在前五十页，有时则直到手稿快要完成才冒出来。实际上，一本没有遇到危机的书，就像一个没有出过天花的孩子，很可能隐藏着什么问题。
这本书的危机几分钟前刚刚出现，因为现在我感到，在1925年写一本关于宽容的书，这念头很有些荒唐。迄今为止进行的所有基础工作大概都是浪费时间。我很想把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怀特的书堆起来，用我自己的书把它们引燃，一把火烧光。
这该怎样解释呢？
这有很多原因。首先，作者终日对一个主题冥思苦想，日子久了必然会感到有些枯燥。其次，是担心这种书没有一点实用价值。再次，还怕这本书会为那些不太宽容的国人提供素材，让他们顺手从中找出一些史实为自己的恶劣行径作依据。
但是除了这些原因（大多数严肃书籍都有这些问题）之外，现在还有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那就是“体系”的问题。
完整的故事必须有开头有结尾，这本书已经开了头，但是它能有一个结尾吗？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列举出一些可怕的罪行，它们都打着正义、公正旗号，骨子里却是专制。
我可以描绘出当专制被抬高为美德时，人类忍受的苦难的日子。
我可以对专制口诛笔伐，直到我的读者们异口同声地高呼：“打倒这该诅咒的东西，让我们都变得宽容！”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不知道怎样达到这个令人向往的目标。从饭后的闲谈到如何表演口技，都有各种各样的书告诉你该怎样做。上个星期天我看到一个函授课程广告，里边有二百四十九个科目，这家学院保证把你教得出神入化，学费还很低廉。可是从来还没有人许诺，能用四十（或者四百）堂课教会你“如何宽容”。
就连历史，虽被人们认为能够解开很多秘密，也无法解此燃眉之急。
是的，人们能够写出大部头的著作，论述奴隶制、自由贸易、死刑或者哥特式建筑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即使缺乏其它资料，我们至少还可以研究维护这些东西或者反对这些东西的男男女女的生平。从这些出色人物研究问题的方式，从他们的个人习惯、社会交往，从他们的饮食爱好，对烟草的态度，甚至从他们所穿的裤子，我们都能够对他们积极拥护或者强烈反对的思想得出一些结论。
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宽容当成自己的事业。那些为这项伟大的事业热情工作的人都是出于偶然。宽容是他们从事其他工作的一种副产品。他们可能是政治家、作家，可能是国王，也可能是医生或者朴素的艺术家。国王处理日常事务时，医生为病人治疗时，艺术家制作雕塑时，也许会为宽容说上一两句好话，但是他们不会终其一生为宽容而奋斗。他们对它感兴趣，和喜欢下棋或者拉小提琴没什么两样。而且因为他们各自属于某一个群体（想一想斯宾诺沙、腓特烈大帝、托马斯·杰弗逊和蒙田怎能成为好朋友！），所以不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从事相同工作的人所具有的共同特质，不论是当兵的人、测绘人员，还是拯救世界于罪孽之中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很想求助于名言警句。不论碰到什么进退两难的境地，总会有一两句名言警句可以解决它。但是对现在这个问题，《圣经》、莎士比亚、·沃尔顿（1593～1683）(英格兰文学家)甚至老贝恩汉姆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提示。在我的记忆中，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盎格鲁(爱尔兰讽刺作家，著名的英国散文大师，作品辛辣讽刺人类的愚昧与虚伪。)说，大多数人从宗教中学会了恨别人，而不是爱别人。很遗憾，这句金玉良言对解决我们面临的困难并不能提供多少帮助。有些人拥有的宗教不比任何人少，但却对别人恨得无以复加；有些人完全没有宗教的慧根，却对迷途的猫狗和基督教世界的人们都充满了热爱。
我只能自己寻找答案。经过一番必要的思考，我想说一说我以为正确的东西（尽管还没有太大把握）。
曾经为宽容奋斗过的人，不论他们有什么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信仰中都掺杂着怀疑，他们可能确实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但他们的怀疑决不会达到变成绝对信念的程度。
在这个超级爱国主义的时代，我们总是热情地吵嚷要百分之百的这个，百分之百的那个。我们也许很有必要看看大自然给我们的教训，它似乎对任何标准化的理想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大家都知道，血统纯粹的猫和狗都是些傻瓜，没有人把它们从雨中带走，它们就会死掉；百分之百的纯铁早已被人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叫做钢的合金；没有珠宝商会费力做百分之百纯金或者纯银的首饰；不论多么好的小提琴，都是由六七种不同的木材做成的；至于完全由蘑菇做成的饭菜——多谢！我可不想吃！
一句话，世上绝大多数有用的东西都是混合物，我看不出为什么信仰应该例外。除非我们“肯定”的基础中含有一点“怀疑”的合金，我们的信仰才会像纯银制成的铃铛那样悦耳，否则就会像黄铜制成的长号那样声音刺耳。
正是对这一事实的深刻认同，使得宽容的英雄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在个人品行方面，若论信仰真诚，尽忠职守，以及其他平常的美德，他们中大多数人完全可以通过清教徒检察官的审查。我想说得更深入一些，现在看来他们中至少有一半堪称圣人，但是他们却受自己良心的驱使，成了某个组织公开的敌人，而只有这个组织才有权把普通人封为圣人。
幸而他们有着神圣的怀疑。
就像从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的问题非常庞大，头脑正常的人决不会指望解决它。也许他们希望并且祈祷自己脚下的路最终能够安全通向目的地，但他们决不会把这当成唯一正确的道路，不会认为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欣然踏上的都是旁门左道、通向地狱的罪恶之路。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和我们的教义问答书以及伦理学教科书的观点相左。这些教科书宣扬的是在绝对信仰的火焰照耀下的一个具有高度美德的世界。也许这没错。但是在这团火焰最耀眼的几百年中，平常人的生活却并不特别幸福舒适。我并不希望什么激进的改革，只是觉得为了有一点变化，不妨尝试一下别的光亮，看看那些宽容的兄弟们是怎样看待人间万事的。如果不成功，我们总还可以回到父辈的体制中。但是如果它确实能够投下一片溶溶的光辉，为世界带来一点友善和包容，使社会少一点丑恶、贪婪与仇恨，人们一定会受益颇丰，而代价却很小。
轻重几何，自有公论。我还是回到我的历史中去吧。
最后一个罗马人被埋葬之后，最后一个世界公民（取这个词最好、最广义的含义）也就烟消云散了。直到很久以后，世界才再次为包容万物的博爱——这古代世界最优秀的精神特质——敞开安全的栖身之所。
我们都已看到，这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
国际贸易的复苏，为备受贫穷之苦的西方国家注入了新的资本。一批新的城市逐渐兴起，一个新的阶层成为艺术的资助者。他们花钱出版书籍，为那些紧随经济繁荣而来的大学慷慨解囊。人文学科——就是那些大胆地把整个人类作为试验对象的科学，这时也找到了一批忠实的支持者，这些人奋起反叛经院哲学那些狭隘的条条框框，一些虔诚信徒认为他们对古代智慧和原理的兴趣是邪恶污秽的好奇心，他们便与这些虔诚信徒分道扬镳。
本书后面的部分，将要讲述走在最前面的一小队先锋的故事。在这些人当中，很少有谁的功劳能够超过一个生性羞涩的人，他就是伊拉斯谟。
尽管生性羞涩，他却参加了当时所有的文字交锋，把他那准确的远程大炮——幽默，变成了最致命的武器，令他的敌人胆战心惊。
那些炮弹带着他的智慧做成的芥子气，射向敌人的国土。这些伊拉斯谟式的炸弹乍看似乎毫无危险，但实际上都是些最厉害的家伙。它没有嗤嗤作响的导火索，看上去像是新式的焰火，但是上帝保佑那些把它拿回家让孩子玩的人吧！它的毒害一定会侵入那些幼小的心灵，而且毒性持久，四百年来都无法使人类免受它的侵袭。
这样一个人，竟然出生在北海东岸泥泞滩涂旁边一个沉闷的小镇，倒也奇怪的很。15世纪时，这片被水浸透的土地上还没有建起那个独立富足的共和国。这里形成了一群无足轻重的小公国，处在文明世界的边缘。空气中长年飘着青鱼的气味，那是他们的主要出口产品。偶尔有来访者，也是在那该死的岸边触礁沉船的水手。
但正是这种恶劣环境带来的孩提时代的恐惧，激励着这个好奇的孩子奋力挣扎，最后终于挣脱出来，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人物。
他从一出生就麻烦不断。他是个私生子。中世纪的人们与上帝、与大自然都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对这种事情比我们敏感得多。他们对此深感遗憾。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他们自然非常不赞成。除此之外，这些心地单纯的人倒不会惩罚摇篮中无助的小生命，因为这完全不是他自己的罪过。非正常的出生给伊拉斯漠带来的最大麻烦就是，他的昏头昏脑的父母根本应付不了这种局面，于是把自己的孩子们（伊拉斯谟还有一个哥哥）交给亲戚抚养，而这些亲戚不是笨蛋就是无赖。
这些叔叔兼监护人压根儿不知道怎样处置这两个小家伙，母亲一死，他们就从此无家可归了。他们先是被送到了荷兰中部的一个城市德温特一家有名的学校，那里有几个教师是“共同生活兄弟会”的。不过按照伊拉斯谟后来所写的书信判断，这些年轻人只是在与字面意思完全不同意义上有一些“共同”之处。后来，两个孩子被分开，弟弟被送到荷兰西部的一个城市戈达。由一位拉丁学校的校长直接监护。这位校长是孩子继承的微薄产业的三个指定监管人之一。假如伊拉斯谟当年所处的这所学校像我四百年后参观时那样糟糕，我只能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到难过。雪上加霜的是，几个监护人这时已经把他的钱花得一分不剩。为了逃避起诉（那时的荷兰法庭对此类事情非常严厉），他们匆匆忙忙把孩子送进了施泰恩修道院，还说什么“这下他的前途有保障了”。
神秘的历史磨盘终于把这段可怕经历碾成了某种具有巨大文学价值的东西。中世纪末期，修道院中的僧侣半数以上都是大字不识、粗手粗脚的庄稼汉。我真不愿意设想，这个敏感的年轻人如何在那种环境中度过许多年时光。
幸运的是，由于施泰恩修道院松弛的纪律，伊拉斯谟可以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前任修道院长留下的拉丁文手稿上。他吸取着这些书稿的精髓，最后成了经典学说的活百科全书。这些对他日后的发展大有裨益。后来他总是搬家，很少有条件去图书馆查找资料，但是他可以从自己的记忆中摘取所需的东西。读过他的厚厚十卷著作集，或者只读过其中一部分的人（现在生命太短暂了），都会对15世纪的“经典知识”赞叹不已。
当然，后来伊拉斯谟离开了这座古老的修道院。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受环境的影响的。他们能够在最不可思议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环境。
从此伊拉斯谟成了一个自由的人，他一直想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以避开大批慕名而来的朋友，不受干扰地工作。
但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带着童年对“活生生上帝”的渴求，灵魂行将滑入死亡的沉睡时，他才享受到片刻“真正的悠闲”。对于追寻苏格拉底和东罗马帝国皇帝（474～491年在位）塞诺（约426～491）（为了消除一性论（MonoPhysitism）活动造成的宗教摩擦，塞诺于482年发表了一份名为《和谐》的布告，意图统一相互斗争的派系。这份布告被教皇菲利克斯二世否定，促成了东西教会的第一次大分裂（484～519））足迹的人来说，这样的时刻真是难得的佳境。
哪里是真正的智者聚居的地方，伊拉斯谟就到哪里去，这样的迁居经历已经被介绍得很多，这里就不必赘述了。
他曾经在巴黎学习，那时他是个穷学者，差点冻饿而死。他曾在剑桥讲过学，在巴塞尔出过书。他还曾试图将启蒙的火花带进远近闻名的卢樊大学，结果徒劳而返。他在伦敦度过了很长时间，还获得了都灵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他熟悉威尼斯的大运河，对希兰（荷兰西南部的一个省份）和隆巴蒂（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地区）的糟糕道路了如指掌。罗马的天空、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给他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就连希腊神话中遗忘河（希腊神话中，冥府中的遗忘之河。死者的灵魂升入极乐世界之前，要饮河中的水，以忘却尘世的烦恼忧愁。）的水也不能洗去他对这座圣城的记忆。只要他肯迁居威尼斯，就能得到一笔丰厚的年金；每一所新建的大学都会向他发出隆重邀请，请他担当一个自己中意的职位，或者什么也不做，只需要偶尔光顾一下校园即可。
但是他总是坚决地加以拒绝，因为这些邀请似乎都意味着久居和依附。在万物之中，他最离不开的是自由。他喜欢舒适的房屋，讨厌破败的陋室；他喜欢风趣的谈伴，难耐沉默的枯坐；他不会把伯艮策甘醇的葡萄酒，混同于亚平宁山地寡淡的红墨水。但是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倘若他必须把任何人当作“主人”，这个愿望就不可能实现。
他为自己选择的，是一盏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的角色。不论地平线上出现了什么新物体，伊拉斯谟都会立即把他明亮的光束投射过去，竭尽全力让其他人看清它的真面目，剥掉那些装饰，戳穿他痛恨的愚昧和无知。
他能够在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做这些事，而且既躲过了新教狂热分子的怒火，又避开了宗教裁判所的薪柴，这是他一生中招来最多非难的一点。
后代子孙提起祖先的时候，似乎总是对殉难者怀着满腔崇敬。
“为什么这个荷兰人没有勇敢地站起来支待路德，和其他改革家并肩奋战？”这个问题大概已经困扰了至少十二代有识之士。
回答是：“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做激烈的事情不是他的天性，他从未想过做任何运动的领导。有人想告诉世人应该怎样迎接千禧年，据《新约·启示录》第二十章称，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耶稣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故又称千年王国。在此期间，信仰基督的圣徒们将复活与耶稣一同为王。魔鬼撒旦将被暂时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洞里。一千年完了，魔鬼又被释放，再次为非作歹，此后才是世界末日，即为现世的终结。这时，所有世人都将接受上帝的最后审判，亦称为末日审判。得到救赎者升入天堂享永福，不得救赎者下地狱受永罚。魔鬼被丢人火湖。这些人都有一些自以为是的特点，但是伊拉斯谟缺乏这种自我感觉。而且他觉得，不见得每次重新规划住房时都要把老房子拆掉。的确，地基需要修缮，下水道已经过时，花园里扔满了过去的住户丢下的垃圾破烂，但是只要房东愿意花些钱马上改进，而且给他一定的时间履行诺言，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伊拉斯谟所期望的就是这些。尽管伊拉斯谟的敌人轻蔑地称他为“温和派”，但是他的成就并不下于（也许更高）那些 极端的“激进派”——从前世上只有一个暴君，他们却带来两个。
像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他不支持任何制度。他认为世界的拯救在于个体的努力。只要改造了个体的人，就改造了整个世界。
因此，他直接向平民百姓发出呼吁，以这种方式对当时的不良现象发起攻击。而且他的方法非常巧妙。
首先，他写了大量的信件，这些信写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恶棍等各色人。他向每一个愿意接近他的人写信，提起笔就是至少洋洋八页纸。
其次，他编辑了大量的经典读物，原先这些作品被传抄次数太多，以讹传讹，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为此他必须学习希腊语。他多次试图掌握这种被禁的语言，因此很多虔诚的天主教徒打心眼里觉得他和地道的异端一样坏。这听起来未免有点荒唐，但这是真的。在15世纪，正派的基督徒做梦也不会想到学习这种被禁的语言。它就像现在的俄语一样，被当作一种邪恶的语言。懂希腊语会给一个人带来很多麻烦，会让人忍不住拿原文的福音书和自己读的译本做比较，而教会早就保证这个译本是原文的真实再现。不久他还会跑到犹太区去，学习希伯来文法，这离公开背叛教会的权威只有一步之遥了。在很长的时间里，拥有一本写着奇形怪状弯弯曲曲文字的书，就可能会被当作有秘密的革命倾向。
教会当局常常会突然闯进屋子搜查这些违禁物品，拜占庭难民中那些以教授本族语言为生的人，经常被迫离开这座借以避难的城市。
尽管有种种障碍，伊拉斯谟还是学会了希腊语。他在编辑西普里安（西普里安（约200～258），拉丁教父，曾任迦太基主教，其著作《论恩宠》和一些书信是了解北非基督教的重要资料）、克里索斯托和其他教父的作品时，加入了不少边注，其中隐藏了许多对时事的议论，这些东西写在单行本中是断断无法出版的。
而在伊拉斯谟发明的另外一种文学形式中，注释的顽皮精灵又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模样出现了。我指的是他那些著名的希腊语、拉丁语成语集。他把这些收集在一起，是为了让当时的儿童能够学会用优雅的文字写古文。这些所谓的“格言”妙语连珠，在保守的人士看来，决不会出自教皇的好友之手。
最后一点，他还写了一本反映时代精神的奇怪小书。它实际上是为博几位朋友一笑而作，结果不经意间成了一部文学经典作品。这本书叫做《愚颂》，我们碰巧知道它是怎样写成的。
那是在1515年，一本小册子轰动了世界。它写得非常巧妙，谁也弄不清它是在攻击修道主，还是在为修道院生活作辩护。封面上没有署名，但是文学界的知情人还是看出，这略显反复无常的手笔出自一个叫做乌里希·冯·赫顿的作者。乌里希·冯·赫顿（1488～1523）是德国诗人和人文学者（早年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几所大学学习）后参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军队。1517年被皇帝授予桂冠诗人称号。他热情鼓吹日耳曼爱国精神，热情支持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他是《无名者信札》的主要作者，这是一部攻击修道院制度的作品。他们的确没有猜错，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桂冠诗人兼城市游民，的确在这本诙谐之作中出力不少，而且他也引以为豪。当他听说连托马斯·莫尔这位英国新学领袖都对他的作品大加称赞，便写信给伊拉斯谟，向他询问端详。托马斯·莫尔（1478～1535），是英国政治家和作家。生于伦敦，曾在牛津大学学习。早年写了大量喜剧，花大量时间学习希腊和拉丁文学。曾做过僧侣，后从事政治，以其乌托邦思想著名。因宗教观点与国王亨利八世相左而被杀。
伊拉斯谟与赫顿并非朋友，他那条理的头脑（反映于他那条理的生活方式）对这些里邋遢条顿骑士素无好感——他们上午为启蒙事业舞剑弄笔，下午便躲进附近的小酒馆里，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借此忘掉这个时代的腐败堕落。
但是冯·赫顿有自己的方式，的确是个天才，而伊拉斯谟的回信也彬彬有礼。他写着写着，渐渐称赞起自己伦敦朋友的美德，还描绘了托马斯一家美满迷人的家庭画面，简直可以作为所有家庭的永久楷模。就在这封信中他提到，作为一个非凡的幽默作家，莫尔是怎样给了他《愚颂》的最初灵感。很可能是莫尔创作的善意闹剧（其中描写了一个真正的诺亚方舟，有儿子、儿媳、女儿、女婿，还有鸟和狗，一个私人动物园，一个私人业余话剧团和业余小提琴乐队）启发了他，使他写出了那本令人开怀并让他永远留名的讽刺文。
隐隐约约地，这本书让我想起了木偶剧《庞奇与朱迪》中世纪英国剧作家创作的木偶剧。，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它是荷兰儿童的唯一娱乐。这些木偶表演都有大量粗俗的对话，但是又总保持着一种严肃高贵的道德腔调。场景正中是一个声音空洞的代表死亡的形象，其他演员们必须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这位破布做的主人公面前，自我表白一番，然后——这永远是最令小观众开心的场面——被人用大木棒在脑袋敲一下，扔进假想的废品堆。
在《愚颂》中，当时的整个社会结构被小心地剥离开来，而“愚蠢”原文为Fully，意为“愚蠢”，伊拉斯谟的作品《愚颂》中主人公的名字。作为一个受到启示的法医，站在公众一边，用它的评论为公众说话，无人能够逃脱它的评论。“中世纪大街”上所有合适的形象都被搜罗过来，沿街叫卖“拯救世界”的僧侣当然逃不脱。他们可怕的无知，故作虔诚的言辞，空洞无用的夸夸其谈，都被拿来毫不留情地击得粉碎。
教皇和他的枢机、主教们（作为加利利贫苦渔民和木匠耶稣出生于木匠之家，他最初的几个门徒都是渔民。不和谐的继承人）也上了人物表，在其中的几章登场。
不过，伊拉斯谟的“愚蠢”比幽默文学式的盒中木偶盒中木偶，一种小丑形象的木偶，打开盒盖就会从中弹出。有更丰富的人格。在这本小书中（在他写的所有作品中都一样），伊拉斯谟通篇都在宣讲他自己的福音书，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宽容”的哲学。
热爱生活，同时允许别人拥有自己的生活；信守神的律法之精华，而不对律法的章节咬文嚼字；真正把宗教作为一种伦理体系接受下来，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统治形式。正是由于这些，一本正经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把伊拉斯谟骂作“不信神的恶棍”，认为他是一切宗教的敌人，他借那本机巧的小书，用滑稽可笑的语言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是在“诽谤”基督。
这些谩骂陪伴着伊拉斯谟一直到他去世，但是却没有任何作用。在那个时代，给既定的文字加上一字或者减去一字，都有可能招徕杀身之祸，而这个鼻子尖尖的小个子一直活到七十岁。他对公众人物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丝好感，而且公开这样讲。他从不指望凭借剑和火绳枪得到任何东西。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一场小小的神学之争便会演变成世界性的宗教大战，那将是多么可怕。
所以，他像一头海狸，没日没夜地工作，建起理智与真知的堤坝，希望能够挡住日渐汹涌的专制与无知的潮水。
当然，他失败了。要挡住从日耳曼山峰和阿尔卑斯山倾泻而下的恶意与仇恨的洪水是不可能的，他死后没过几年，那些书也全都被冲走了。
但是他的作品如此精致，当很多残骸被冲上后人的海岸，那些永不低头的乐观主义者发现，它们仍然是很好的材料，有朝一日还可以用来建造一道大堤，真正挡住洪水。
伊拉斯谟于1536年7月7日离开了人世。
他在出版商的家中死去，把幽默感一直保持到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