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我恨你！
——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
野靖环
2007年5月，开始给蒙牛干活了。这次是做蒙牛吸吸爽的冰激凌包装盒，是六菱形的，还有一个小窗户，最后再穿上一根花绳当提手，很好看。
每个班出一个人到北二去学活，班长让李亚斌去了。一会儿，李亚斌抱着厚厚的一摞纸壳回来了。她拿出一张给大家做示范，纸壳上都已经压出了折叠的印。我发现她学来的方法，如果在最后一道工序上稍有改进，可能会提高速度。班长齐兆兰开始分活儿，我主动要求干最后一道工序。
3个人负责出成品，我按照自己琢磨的方法干活，果然速度最快。于是，我就把方法教给她们。齐兆兰很高兴，还说要保密，不能让劳动委员郭燕燕知道。因为郭燕燕到各班收活，她负责把装满成品的大纸箱用胶带封口。因为胶带是危险品，不能落到其他人手里，要由队长信任的牢头狱霸掌管。第一天，六班干的活最多，是第一名。
第二天，小哨（牢头狱霸，是替狱警看管劳教人员的）走到门口，朝屋里说了一句“今天王队长的班。”马上，屋里的劳教人员的神态都变了。王队长是最厉害的女狱警之一，只要是她值班，整个筒道鸦雀无声。
我的手飞快地折叠纸壳，正全神贯注地干着活儿，突然，小哨叫“野靖环出来。”吓得我心“砰砰”乱跳。我赶紧走到门口小声问她：“什么事啊？”“王队长找你。”
我被带到北一，低着头，使劲地抬起眼皮，看见王队长的两只脚交叉着靠在桌子边、双手抱在胸前。我低着头站在门外，高声喊着：“队长好，报告队长，我能进吗？”“进！”
“是，谢队长！报告，队长好！”这是北京劳教调遣处规定的一套规范报告词。类似的报告词还有许多，吃饭、上厕所等等，一天到晚每一个动作都要说一遍报告词。许多没文化的人很难记住这些繁琐的、与人类正常生活完全不同的报告词，但如果记不住，那就要罚站、罚蹲、罚不许喝水、不许上厕所等；如果敢表示不满，就要被电棍、被关小黑屋。
王队长是八班的管班，叫王东。她说让我教八班的王燕霞学习入所考试的45道题，限我7天把她教会。（如果哪个班新来的劳教人员考试不通过，管班的队长就要被扣100元奖金。哪个班来了文盲和法轮功，队长就特别烦，文盲是记不住，法轮功是不学。）听到王东说的话，我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下。
在这里，队长的话就是圣旨，过去的皇上只有一个，这里每一个女狱警都是皇上。说完，她就让小哨把王燕霞叫过来，让我们两个人坐在大厅里学习。
王燕霞只上过一年级，今年20岁了，为了给母亲治病，跟着村里的亲戚到北京卖淫，被抓住劳教。我俩坐在大厅的筒道口边上，我一句一句地教她背，还给她讲解。她一直阴云密布的脸开始多云转晴了，悄悄说：“阿姨，有你教我，我能学会了。”“在这里是不准叫阿姨、姐姐，也不准光叫名字，如靖环，也不准光叫姓，如小野。”如果被队长知道了就要受到惩罚，17岁跟71岁的说话也得叫全名。
等到午饭前，我回到班里，齐兆兰问我干什么去了，我就说了。齐兆兰急了，说我就是想逃避劳动，才去教文盲的。班里少了我这个主要劳动力，上午的名次排到了第3名。我看李亚斌的脸也耷拉了，眼睛也睁不开了，没精打采的。
中午吃完饭后，放下饭碗就开始干活，我可以在班里干2个小时的活儿，等队长午休后，小哨来叫了，才能到大厅学习，因为队长午休时，大厅没警察值班是不行的。
齐兆兰气得要命，只要我一回班，就嘟嘟囔囔的。我悄悄地说：你跟王队长说说，别让我去了。她又说：“你这不是害我吗？我敢跟队长说吗？你自己说教不了不就得了！”我说：“我要是说了，她让我在大厅罚站，也不会让我回来干活的。”齐兆兰不说话了。李亚斌说：“就是看咱们班比她们班干活多，嫉妒呗。”
在大厅的学习的第3天，来了一个叫齐英的，后来听说是因为打麻将被抓的，认定为赌博。警察抓了4人，结果在她身上搜出了50元钱，就把她劳教了，那3个人身上没有钱，也被宣布劳教，所外执行。齐英是高中文化，来了4天了，一条也没背会。她的带班队长就让她坐在大厅里学习。
齐英坐在距离我们一米的地方，呆呆地朝墙坐着，也不看本子，也不背23号令，一会儿就流出眼泪。齐英是一起床就得坐大厅，我和王燕霞是早饭后到大厅。可是，这天一直没有叫我们去，后来才知道，齐英把笔吞到肚子里了。由于齐英自杀，我们也没再被叫到大厅学习。
蒙牛吸吸爽的六菱形包装盒是急活，天热了，新产品正等着上市呢。郭燕燕不停地挨着班催：“现在抢活，快点干，哪个班干不完就别睡觉！”
我和李亚斌、王福芳、侯秀英、代元元干活的速度很快，只是代元元是生活委员，经常被队长叫出去，算不上整劳动力。王允芝、王晓丽的手也是一分钟也不闲着，就是稍微慢一点。王允芝性格很慢，王晓丽是61岁的人了。
经常有来参观的、检查的，看劳教人员坐着干这些手工活，好像跟玩似的，其实是非常累的。我们坐的凳子叫“高板”，是天蓝色的塑料方凳。我是1米6的个头，半个屁股坐在高板上，脚才能踩到地面。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9点半的14个小时里，除了吃饭、放茅，手都要不停地忙活着，还必须挺直了腰在高板上干活，谁想让自己的姿势舒服一点好适合干活，那可不行，女狱警看见了就得训斥一顿。
连着干了20多天了，每天都干14、15个小时，太累了。从早上一起床就开始干活，早饭、午饭、晚饭都是放下饭碗就干活。累得大家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班长齐兆兰的个子高、腿长，坐高板最合适，她的脚可以踏踏实实地放在地上。她的脚和腿肿得吓人，脚穿进布鞋里，脚面肿得就像发面要流出盆边一样，用手指按出来的坑竟然是紫色的，充满了血，很长时间恢复不了，腿肚子肿得硬邦邦的、膝盖肿得像面包，一直肿到大腿，她总是说拖不动腿。
王晓丽的腿上一按一个坑。她把一条腿盘在高板上，手不停地干活，但还是让筒道的小哨发现了：“王晓丽，你还练法轮儿啊！”她只好站起来干一会儿，累了再坐下。她的脚肿得穿不住鞋了，悄悄地把鞋脱下来，又被小哨发现，叫嚷一顿，只好又穿上。
侯秀英也是练法轮功的，已经56岁了，她是个干净利索的人，身体没有一点病，性格非常开朗。她们一起被抓的6个人中，有她一家4口——丈夫、舅妈和表妹，还有两个同事，又是同一辆警车送进调遣处的。在警车上见到了分别3个月的丈夫，要不是丈夫叫了一声“秀英”，她都认不出他了。丈夫的腿瘸了、腰弯了、满头白发了、瘦骨嶙峋了。舅妈已经68岁了，一辈子家庭妇女，不识字，但是记忆力很好，听别人念书就能记住。表妹是舅妈的女儿，48岁。两个同事都60岁了，退休前都是某科研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她们的退休工资都被停止了，单位每人每月只发200元生活费。可是从她的脸上看不到忧愁，总是充满阳光。她的脚和小腿都浮肿了，她说房山看守所的条件比调遣处差远了，可是在那里3个月都没浮肿。
李亚斌的两只手也肿起来了，10个手指圆鼓隆咚的。她坐在王晓丽的里面，她随时观察筒道里的动静，看见小哨走过去的时候就把腿交叉一会儿。她二进时在十大队当小哨，有经验。
王福芳的脸和手都肿了。我的脚踝骨肿得圆圆的，穿鞋也费劲了，按下去一个坑，但眼看着还能起来。我问她们：为什么都浮肿呢？只要班里干活快了，筒道里又没有警察的时候，齐兆兰也允许大家小声说话。齐兆兰说：“我一进来就发现这个问题，没几天自己也肿起来。去求医，大夫让吃利尿药，倒是能消肿，停了药很快又肿起来。而且每天夜里起来4、5次小便，可受不了，听说利尿药对肾不好，以后就不吃了。”
李亚斌说：“就是精神太紧张了。在拘留所几个月也没有肿的。一进来多数都得肿，神经性的，被释放以后就好了。”代元元说：“怎么也得肿半年才能慢慢适应。除了精神紧张，还有每天都是一种姿势坐在高板上，腰腿无法活动，血液循环也不好。”
我比她们都肿得轻，可能是我在大厅里教王燕霞学习，没有那么累，而且我还负责擦地面，包括擦床底下，可能是因为我每天蹲着擦地、钻床底下擦地，活动量比她们大一些，所以肿得轻一些吧。
劳动委员郭燕燕又喊了：“六班都三箱了，二班怎么两箱还没干完呢？”她每天几次公布各班的数量，今天出活少的班明天就能听见管班队长的叫嚷声。代元元说，队部每天都要评比，最后一名的管班队长肯定没面子，就要到班里朝劳教人员出气。
我干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叠盒子，每天中午吃完饭，我的手就越来越慢了。这一天，王福芳干着干着，突然走到窗户跟前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她把头靠在墙上，闭着眼。齐兆兰急了：“你疯啦！快起来！监控看着哪！”王福芳说：“我头痛，实在没劲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她发高烧已经好几天了，齐兆兰把她拉起来：“你不怕我还怕呢，别让我剐刺。”
郭燕燕又来催活了，齐兆兰说我们班已经是干得最多了。郭燕燕说，那没办法，你们班都是整劳力，就得多出活，我催那些老弱病残的没用。我趁机说话了：“郭燕燕，如果午饭后能休息十几分钟，体力恢复一点儿，再干活就有速度了。”郭燕燕：“这种话你也敢说？跟我说没用，你跟队长说去。现在干的活比包筷子要轻松多少倍了！以前我们包筷子的时候，没一个敢说累的。”
第二天，我还是想向队长提建议午饭后休息10来分钟，就把这个想法跟大家说了，征求一下她们的意见。如果有人反对，我就不说了。大家说要是能这样当然好了，都说确实是太累了，你就去提建议吧。
于是，中午吃完了饭，我看见宋副大队长正好在大厅和厂家的人说话，就赶紧端着班里剩下的菜汤、菜帮子到大厅，倒在菜桶里。我站在一边等着，看她说完了，赶紧说：“队长好，报告队长，六班劳教人员野靖环想提个建议。”宋队长问：“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大厅是不能随便来的，就连筒道也是不能随便走的。班里的门虽然白天是敞开的，但是你如果不经允许迈出这个门一步，轻则算你“擅自离开规定的活动范围”，重则算你“逃跑未遂”。
我马上说：“报告队长，我是来退剩饭的。”她看着我手里端着饭盆，就没有再问我。我接着就简单地说了我的想法。宋队长从眼镜片后头翻出眼睛看着我说：“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呀？休息十来分钟？那这十来分钟的活谁干哪？”我心里说：你说出这样的话才奇怪呢！但是嘴上说：“宋队长，我长期在工厂里工作，比较熟悉劳动管理，劳动的时间和劳动效率不是正比。一个人连续工作的时间太长会影响劳动效率的。适当地休息一会儿会干得更快。就是老百姓常说的‘磨刀不误砍柴功啊’。”“你这是笑话，耽误了时间还能干得更快？这时间谁补上啊？不行！”宋队长生气地说。我马上又说了一句：“宋队长，如果不行的话，我要求见处长，我直接向处长提建议，这种劳动方法不行！”她惊讶地说：“你说‘不行’？在这里还从来没听谁敢说个‘不’字呢。”我说：“请宋队长帮我联系，我求见调遣处的领导。”
我跟宋队长在大厅里说话，全筒道都听见了，不是我说话声音大，是这里太安静了。回到班里，大家都很失望，闷着头继续干活。
下午，大约3点钟，当各班陆续放茅之后，突然传来了郭燕燕的喊声：“收活了、收活了。”怎么这么早就收活啊？平常都是晚上睡觉前才收活呢。没人停手，还在继续干着。突然郭燕燕站在门口说：“你们班听不见哪？快把活送到北一。”齐兆兰这才让收起来。我们三人抬着箱子、抱着零活刚放在北一，又听见有人喊“不能放北一，全部拿到C楼去！”
C楼在九大队的对面，一层是九大队和十大队的劳动场所和库房。当我们送活回来之后，规规矩矩地坐在高板上。从窗户看见好几个男队的，一队一队的，扛着的，抱着的，像蚂蚁搬家似的向位于九大队东面的仓库走去。
李亚斌说：“这可真是一个奇迹呀！野靖环，你可能做了一件大好事儿，可能是你要求见处长提意见，促使他们作了一个决定，把所有的劳动场所都撤出了生活区。”我说：“不让在生活区干活吗？”李亚斌说：“当然不应该在生活区干活了，有劳动场所就应该在劳动场所干。”李亚斌因为吸毒，是第三次被劳教了，她懂得。
这一天是2007年6月1日，我至今不知道此事是否因我而起。刚吃过晚饭，郭燕燕就通知各班：能劳动的都拿着小椅子到大厅集合。到楼外去一次非常麻烦，每一个劳教人员都要被搜身，回来时还要搜身，还要按外出的劳教人员人数配警察。
除了夜班的、班长和法轮功，其他的人都到C楼劳动，还是做蒙牛吸吸爽的盒子。郭燕燕说：“现在是抢活，你们的手都利索点儿，1个小时就干完了。”
大家自然地分了工，我还是最后一道工序。我叠的速度很快，前一道工序的人干完了之后给我，我会马上就叠好。我在等前一道工序的活时，有几秒钟的停顿时间。没想到，让副大队长袁源看见了：“野靖环，就你的手在那闲着不干活！”说话的功夫，前一道工序的活已经放到我面前了，我一边叠一边跟她说：“报告袁队长，我的手干得非常快，所以我和她有几秒钟的街接的时间，如果我手稍微慢一点，你就看不出来我停顿的这几秒钟时间了。我干快了反而被你批评。”
我说这话的时候手就慢了一点儿，果然，前面的活放在我面前了，我才刚好叠完一个盒子。她瞪圆了眼睛：“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我不是废话，我是说明我不是偷懒。”我还解释，她瞪了我一眼，不耐烦地挥挥手：“行啦行啦！”
我密切注意用前道工序的人的速度来调节我的速度了，可是我发现我的手越来越慢，原来，她们的手也慢极了。李亚斌朝我挤了一下眼睛，我明白了！这些人里没有班长，尽管张宏队长坐在门口看着，也看不出事来。郭燕燕和副大队长袁源挨个屋子查看，一进来，大家的手就快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应该有7点半了。已经干了2个小时了，怎么还没干完呢？正想着，突然又来了十几个人，李志新也在里面。李亚斌她们嘀嘀咕咕地说，夜班的都被叫起来干活了，这活肯定很多，今天不知道要干到几点？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手也抬不起来了，才收工。立即点名锁门睡觉，没让洗漱。在这里，谁也不知道时间，所有的起居都是听指挥。
第二天吃完早饭，郭燕燕站在六班门口喊：“昨天干活的人到大厅集合”。我刚要出门，郭燕燕就拦住我说：你年龄大了，不用去了。我正好看见八班的一个比我老的走过去，就说：怎么让她去呢？郭燕燕说：你别管人家，就是不让你去。
从此，我被包夹，单独关押在北二。北二的窗户被厚厚的窗帘遮上，大白天亮着3个40瓦的日光灯管，我被强迫面对白墙坐着，日光灯的光被白墙反射到我的眼睛，几分钟就开始流泪，但是不许闭眼。不许看书、不许看报、不许写字、不许说话、不许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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