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从批判文化的堕落看政党兴衰

2011-04-21   
最近，由《环球时报》与香港中资媒体《文汇报》担纲发起的批艾风潮让人感到不安。这种不安是由这些批判文章彰显的“软实力”水准引发。读者不知自诩“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究竟要将中国文化蹂躏作践到什么地步方才罢休？也不知这种政治文化的堕落底线在哪里？毕竟，中国十几亿人还不得不接受这个政党的统治，这种堕落实在没让中国人长脸。
我分明从这些批判语言中感受到了中共批判文化的堕落。

自90年代开始，中共鉴于知识分子被批判曾出现“越批越香”的现象，对于所有触犯意识形态底线的知识分子一律不再公开批判，只是封杀冷冻，不许各报刊再发表这类知识分子的文章，理由是“防止猎名”（传达的文件上原用语），本人在《现代化的陷阱》出版之后就曾遇此待遇。

也因这一宣传政策，90年代由中央层级主导的批判只见过一场大规模的对法轮功的批判，火力集中在2000年7月后的几个月，此后时断时续。但对知识分子仍然采取封杀方式，即使焦国标发表了《讨伐中宣部》的网文之后，恼怒之极的中宣部也未下令公开批判，这些当然是出于害怕“越批越香”的考虑。

这次批艾的规格之高，是批法轮功之后仅见的一次。只是这次《人民日报》与新华社没有出面，是内由《环球时报》出面、外由香港党媒《文汇报》担纲的一场污名化批判。

两篇由新华社旗下《环球时报》发表的社评“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腰（4月6日）”、“是谁在严重违背法律精神？（4月8日），在警方根本未公布艾未未为何被捕、由何机构逮捕的情况下，越俎代庖代替司法机构为艾未未入罪，先说艾“涉嫌经济犯罪”，又说艾“很多时候离中国法律红线不远”，这种语无伦次、以入人以罪为快的社论，已经完全超越了媒体底线，践踏了媒体的职业精神。如果说此前《环球时报》在德国之声张丹红事件上的不实报道未引起更多注意的话，这几篇社评却让《环球时报》刻意披在身上的“媒体”画皮剥落殆尽。受聘于该报的外籍编辑理查德・伯格 （Richard Burger）在失望之下写的“《环球时报》中外编辑之间关于艾未未的对话”指出，“这样做是对新闻职业道德的严重侵犯——简直可以说是毫无羞耻”， “《环球时报》本身实际上就是中国渴望展示软实力、渴望得到全球声誉和尊重的一个产物”，但最近这“臭名昭著的社论”一出来，恰好与该报的目标“背道而驰”。

香港《文汇报》接连发表的几篇文章，如“艾未未的真面目：五玩艺术家——五毒俱全”（4月15日），“假艺术家的真面目”（4月19日），却真让人大开了眼界。我本人不是被其用词之恶毒所震惊，而是被其用词之下流所震惊，文章作者浸淫于个别性词汇那种乐此不疲让人不知该鄙视还是该可怜。4月19日的文章还标上作者姓名及衔头：黄炽华，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学会副理事长，这种标签不仅不足以证明文章有档次，反而证明香港文化在97回归之后的堕落。可以说，这些文章想污蔑艾未未，结果适得其反，暴露了作者与报纸之品格品味均低下，成了他们的自污。

出生于50年代的中国人是被大批判文化滋养大的一代， 这代人当中的觉悟者痛恨这种大批判文化，但更多的人却残留这种影响而不自觉。从《文汇报》这两篇批艾文章的用词不洁正好可以看到中共批判文化的堕落。

在中共统治的上升期，毛泽东曾膨胀到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大批判文化甚至超越国界，并结出一朵批判文化之奇葩——《九评苏联共产党》（1963年 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先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9篇文章之合称）。其时被征调来写作的人士全是一时之选，如胡乔木、乔冠华、熊复、胡绳等。小组组长是康生，副组长是吴冷西，实际总指挥是毛泽东，邓小平具体负责组织协调，下面还有一个庞大的秀才班子专门负责查找资料。虽然这些文章中充满了大话空话，但至少端足了理论架子，算得上庙堂之言。即使是从旁掠阵、插科打诨的赵朴初《某公三哭》也颇得元代散曲之神韵。

从批判文化气质的变迁可以看出一个政党的兴衰。当其处于上升态势之时，批判文化也充满发皇气象，彰显出统治者的自信，《九评苏共》可为例证。当政党滑上堕落之途并走上末路时，批判文化也变得猥琐不堪，成了辱骂，而且是下流的辱骂。

当年参与《九评苏共》写作的人士及其后裔一直以此为傲。不知写作批艾文章的署名作者以后有此勇气将这份“光荣”当作家族的“文化资本”传之后世否？

【旧闻新知】人民日报编辑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共才是『九评』的祖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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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评苏共》是指中国共产党在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九篇评论苏联共产党的社论。为中苏论战中共对苏共的评论。

这九篇评论分别如下：

一评发表于1963年9月6日：《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二评发表于1963年9月13日：《关于斯大林问题》
三评发表于1963年9月26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四评发表于1963年10月22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五评发表于1963年11月19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六评发表于1963年12月12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七评发表于1964年2月4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八评发表于1964年3月31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九评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虽然《十评》也有定稿，但后来由于赫鲁晓夫下台，没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