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179号决议”的三点质疑

作者：方苏
最近数月海外流传，中共政治局于去年12月28日（毛诞辰之后第三天）通过了一个所谓“179号（又称170179号）决议”，全名叫《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决议，内容是今后不再提（或‘不列入’）毛泽东思想。军方改革领军人物辛子凌先生，最近在接受《新史记》特邀记者高伐林专访时，还援引这个“决议”，说它是政治改革将要启动的信号，似乎更证实了这个“决议”的真实性和可能具有的突破性。我也曾经信以为真，一厢情愿地兴奋了几天。但近来的事态发展，令我心生疑窦，于是翻出宏文，重读几遍，觉得有必要提出三点质疑。一是消息的真实性；二是这个决议（假如是真）的合法性；三是这一重要动向（假如是真）和政治现实的矛盾性。

一，先说消息的真实性。这条消息的最早出处好像是2010年12月28日香港出版的《争鸣》杂志。但该决议通过的时间也是同一天，时间如此吻合，其真实性可疑。即使政治局内有人向香港报信，大约也不会打电话或发传真。若稍微隐蔽一点，就很难当天发表。除非上层有人主动爆料，发布假消息，以试探海外反应，误导海外舆论，那另当别论。
既然叫“若干建议意见”，内容就不应该仅有干巴巴一条：不再提或者“不列入”毛泽东思想。起码还应该包括以下几点，诸如“为什么不再提？”“不提是否等与否定？”“否定是否还要批判？”“哪些对哪些错？”“马列主义又如何？”等等。对于这些起码的逻辑伸延，不知道提案中是否涉及。如果涉及，为什么窃密者或爆料人不肯向外界透露？是根本没有下文，还是需要假以时日？慢慢向往挤牙膏？从逻辑上说，不无疑问。


二，再说程序的合法性。从程序上说，毛思想地位的确立或修改，涉及到党纲党章，只有代表大会才有决定权。慢说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们做不了主，就是全体中央委员，也不能越俎代庖。当然，做为权力中心的政治局，可以行使动议权，向全党提出重大决策的建议和意见。然后提交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这个所谓“179号决议”，看字面似乎也有提出建议和意见的意思，但字里行间，并没有说清楚，是否需要提交更权威机构审议通过。好像已经定案，成为决策，从程序上说，这么干并不合适。

当然有人会说，中共一向不在乎程序，先斩后奏和只斩不奏的事屡见不鲜。当年老邓有限度非毛，解散公社分田单干，其惊天动地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甩掉毛思想。不也是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拍板，全国迅速推开，直到四年之后的十二大，才让全党追认的吗？此话不假。但当年毕竟有强人政治的高压，今天这样的强人还有吗？而且全委会的代表性与合法性，怎么说也比政治局大得多。如今这个破除毛思想的决议，据说通过时，“全体与会委员都不由自主地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如此场面，特别是“欢呼”两个字（没说究竟欢呼什么，怎么欢呼），似乎太玄了点。

细想一下，几个人的政治局常委，或许容易策划于密室，还能保持滴水不漏。而政治局委员25人之多，再加上书记处等工作人员，与会者数量可能更多。其中不乏靠毛思想起家，依此为靠山、毫无独立思考能力的钻营之徒。难道他们就不担心砸了自己的饭碗？除了他们本人，下面还有一大票同类，比方社科院，就附设了一个庞大的“毛泽东思想研究院”。它原本是马列所一个研究室，后来像毒瘤越长越大，居然成为院中之院。另外全国还有多如牛毛的毛思想硕士、博士、教授、专家等等，都靠毛思想升官发财。难道他们也都没有异议？还要鼓掌欢呼？这一点令人纳闷。


三，最后说说和现实的矛盾。从去年底到现在，一个季度过去了。179号决议的“若干意见”怎么不见出台？即使属于机密，不可外传，难道举手同意的那些委员们，就不向那些与毛思想相依为命的下属们打个招呼，探讨一下今后另投什么门庭更好？即使上头不讲，难道那些利害攸关的毛思想博导和教授们（其中不乏通天人物），就不会走动一下上书房，把决议细节挖出來研究一番？掂掂自己的未来命运？再说，理论的大转弯不同于军事机密，宫闱秘闻，怎么可能长期保密？又有什么密可保？

据说提案人是吴邦国和习近平，似乎背后还有老江的影子。辛子陵表示“吴邦国在这个转折关头上支持习近平，改变了他‘两个绝不’的顽固派形象，在自己从政的历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笔。”如果两个绝不在先，提案非毛在后，上述说法或许成立。可惜这个说法颠倒了时间顺序，因为决议的时间是去年年底（12月28日），而吴邦国提出“绝不”是今年两会上的事。是摆脱毛思想的决议在先，郑重表态“绝不”在后，如果两件事都属实，显然前后矛盾，或者朝令夕改。除非“不提毛思想”仅策略，玩给洋人看看而已，而实行毛思想则雷打不动，还是“两个绝不”，属于另一次“打右灯向左拐”。果如此，怎么能改变他的顽固派形象？

再看看其它动态，似乎情况也不容乐观。重庆唱红打黑，搞文革式的红海洋和“严打从重”，俨然在恢复毛泽东文革年代的无法无天（已有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对此提出批评）。不但习近平表态支持，和薄熙来拉近乎，吴邦国也亲临视察，还要把“打黑”浪潮推向其它省份。这究竟是在摆脱毛思想，还是在回归毛思想？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

总之，无论从逻辑看，程序看，还是从政治现实看，这个所谓“179决议”的消息，可疑性越来越大。最后结局，很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当然，中国政治的黑箱太多，花样无穷，戏剧性变化的可能性永远无法排除。希望我的疑问，不过是“杞人忧天，没事找事”，但愿如此。假如相反，事态的后续发展，不幸被我言中。接下来咱们再分析：究竟谁在施放烟幕？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2011-04-15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 与重庆党校教授苏伟商榷
作者：田奇庄
         无知的人说点出格的话，办些出位的事，大家一般不会计较。如果我们不能原谅无知的人，还能原谅谁呢？但是对于有知识的人，特别是那些有着显赫头衔的知识分子，则有必要保持警觉。由于他们的独特身份和社会影响力，如果受到利益驱使，泯灭道德良知，很容易蛊惑人心，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


　　近期，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关于薄氏新政与重庆模式演讲流传颇广。教授出面为政治家的行为诠释解读，果然非同凡响。有些话当事人或当局者自己不便讲，或有所顾忌不好意思说，由旁观者特别是从专家教授嘴里说出来，效果大不一样。


　　苏伟教授的演讲洋洋洒洒两万余言，从时间到空间，从经度到纬度，从历史到未来，全面论述了薄氏新政与重庆模式重大意义，给人的鲜明印象是今天的重庆代表了时代前进方向，薄熙来就是国人的希望，毛泽东思想将成为国人的终极价值观。对此笔者不能认同，并就以下五个问题向苏教授讨教。


　　第一、如何看待薄氏新政。


　　薄氏属于有个性、有作为、有追求的中共高官，在重庆的表现颇为难得。苏教授对此已经有了高度评价，无须笔者添油加醋。


　　对于重庆新政之说笔者认为值得商榷。所谓新政是与旧政相比较而言，一般来说，不仅是量的进步，更代表了质的提高和飞跃——就是要有制度性的创新与进步。


　　由此而论，所谓薄氏新政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薄氏到重庆后的最大动作就是打黑唱红，全国许多地方都在打黑，重庆不过是集中兵力行动规模大一些而已。唱红更不新鲜，各地激情广场已经唱了多年，重庆不过是官方更加主动而已。薄氏的工作特点沿袭了毛泽东时代的运动模式，不仅谈不上创新，反而有倒退之嫌。至于打掉了一批黑社会保护伞，只能说明薄氏打黑决心和力度，与政治创新没有关系。


　　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经济三十年来高速发展，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由此引发的矛盾已经到了危机的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题？已经成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高度关注的焦点。薄氏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担任大西南直辖市一把手，可以说，历史赋予了他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他能主导重庆政治体制改革实验，中国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说到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多讲几句。有人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全盘西化联系起来，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落到实处，把被权力架空或掠夺的公民权利物归原主。


　　重庆问题千头万绪，归根到底犯的是全国通病，就是公民缺少权利。黑社会猖獗是因为有官员当保护伞，官员之所以敢当保护伞，是因为百姓不能直接选举，奈何他们不得。权力打黑只能治标，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治本。十年前，文强曾是重庆打黑英雄，十年后的文强成了重庆黑势力的最大保护伞，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只能是民主法治进步。民主法治进步的标志，就是公民能够依法监督和约束官方权力，使官员不能滥用权力，只能严格按程序办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对于重庆的黑社会，不是该不该打，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严格依照法律程序打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薄氏并没有跟上法治进步的时代，反而重操政治运动故伎，集中兵力，速战速决，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导致冤假错案多发。而更大的危害是，法律又一次降格为权力的仆从。


　　苏教授在讲演中承认，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民主滞后，党员不能监督党委、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导致腐败盛行。可他又说，但民主又不能一蹴而就。


　　谁都知道我国不可能在一个早上直选总统，但是不能一蹴而就不等于应该一拖六十年按兵不动。自新中国成立到今天，中国大陆公民只能选举执政党推举的基层代表，不能选任何级别的公职人员；六十年来，所有舆论宣传只强调公民义务，从不告知公民如何行使权利；直到今天公民教育依然没有列入教学大纲。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时，针对国民党认为国民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选举的言论强调指出，中国人民能够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完全能够使用好选举权利。请问苏教授，七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民主何时该蹴？何时能就？在您的心目中究竟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总不能一杆子支到三零零零年吧。


　　苏教授还说，当前肃贪只能主要靠“青天”，反腐斗争只能表现为“青天”与保护伞的斗争。青天肃贪没有丝毫新鲜气息，而是弥漫着专制体制的恶臭。如果这也能算成新政，只能说明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现实太恶劣了。试想，如果让重庆公民直接选举官员，怎么会有这么多乌龟王八蛋执掌大权胡作非为？把人民置于无权无势的地步，再为青天大老爷唱赞歌，正是奴才们所竭力鼓吹的奴隶文化，此类文化至今盛行不衰乃是中华民族的莫大耻辱。


　　对于政治家来说，打黑唱红只是雕虫小技，所谓打造五个重庆不过是吸引世人眼球的炒作。唯有推进民主法治进步，才是当务之急。火焰山绕不过去，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发奋进取，总是在枝节问题上绕来绕去，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文明进步。


　　二、毛泽东思想岂能成为终极价值观？


　　苏教授强调，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的强项——道德和政治感召力统一起来，形成我们党和国家统一的终极价值观。毛泽东思想有道德感召力和政治感召力？毛泽东思想能成为党和国家统一的终极价值观？如果不是看到白纸黑字，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今天的党中央已经确定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而毛泽东一生坚持的乃是斗争哲学。和谐社会是让所有人安居乐业，讲究的是仁爱宽容，追求的是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斗争哲学则是你死我活，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最终堕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构建和谐与斗争哲学完全是水火不相容，怎么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终极价值观？


　　毛泽东本人无法无天，向来不遵守任何道德，他的道德感召力从何说起？先说说毛的亲情。早在井冈山时期，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在长沙东躲西藏，被捕被杀，毛泽东却在此时与贺子珍又结连理。及至延安时期，毛泽东却与电影明星江青婚外恋，贺子珍据理力争，毛遂将病中的贺子珍打发到莫斯科，并与江青结婚，这算什么亲情？


　　再说说毛的友情。当年共产党的胜利离不开民主党派的全力支持配合，毛掌权后，先是给民主党派一些甜头，随后将他们归为右派，打入冷宫。当年与毛泽东浴血奋战打天下的战友，到了文革几乎个个被毛整肃，不少人死于非命。许多人不仅自己倒霉，还殃及子女亲属。到了晚年，毛泽东除了个别亲属，对谁都不信任。他有什么友情？


　　毛泽东在政治上有感召力吗？当年打天下时，他靠着打土豪分田地赢得农民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他马上把土地收归集体，农民成了一无所有的劳动力。他亲自发动吹破天的大跃进，其后果是数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从毛泽东掌权到去世，中国农民成为这个星球最可怜，最贫困的群体。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充满偏见，把他们打成臭老九，逢运动就挨整。毛泽东口口声声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然而，他领导新中国将近三十年，工人几乎没涨过工资，绝大部分工人三代人住一间房。直到今天工人也不能建立自己的工会，无法组织起来维护权益。毛泽东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可是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兑现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道德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然而，在毛时代，政治是统帅，一切要用阶级划线，道德也有阶级属性。他主张破四旧，立四新，树立无产阶级道德观，扫除资产阶级道德观。所谓资产阶级道德观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他认可的无产阶级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注1）


　　道德对于人的起码要求是说真话，极权制度的核心就是不允许人说真话。梁漱溟、彭德怀、张志新、顾准、遇罗克等人都因为说了真话遭殃。由此可见，极权制度就是逆淘汰，好人挨整，坏人高升。在这样的背景下，道德从何谈起？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类文明说到底是以法治进步，特别是法律维护公民利益为标志。当年新中国成立，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立法。可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居然没有一部刑法。他的政治就是一人为主，天下为奴。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整人、抓人、杀人，说谁是香花就是香花，说谁是毒草谁就是毒草。今天是写入宪法的最亲密战友，明天就可能成为罪魁祸首。他无休止的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冤假错案之最。


　　毛泽东执政时期，政治倒退、经济凋敝，思想禁锢，道德滑坡，处处穷困，人人自危，与今天的北朝鲜大同小异。如果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终极价值观，就等于让今天的中国到北朝鲜生活。不知道十三亿中国人中，有多少人同意苏教授的主张。


　　毛泽东当年的所谓感召力，实际上是垄断了所有权力与资源，把全体国民变成无产者，每个人的得失荣辱、生死存亡只能来自于他的施予。如果稍不顺从，轻则被排斥、被边缘化、衣食无着，重则被批斗、被关押、被剥夺生命。所以，他发出一条最高指示，百姓们便连夜游行庆祝，他说打狗，国人就不敢撵鸡。今天的国人大都成了有产者，没有领袖恩典许多人照样活的很滋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果当权者不通公开透明，没有以身作则的道德优势，却幻想什么感召力，纯属白日做梦。


　　独裁政治和个人崇拜给国人造成了巨大灾难，早已为人类文明唾弃。然而，就在灾难最深重的中国，人们刚刚从极左恐怖的血雨腥风阴影走出来，又有大学教授堂而皇之地登上讲坛，高调呼吁毛泽东思想成为终极价值观，难道中国大陆百姓注定了载舟覆舟的苦难轮回吗？


　　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爱。爱亲人、爱友人、爱同胞、爱人类、爱环境、爱大自然，不仅如此，更要爱对手、爱敌人，爱仇人。只有爱才能化干戈为玉帛，融冰雪为春水。没有仇敌，没有怨恨，才可能一心一意创建物质精神文明，人类才能享受和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毛泽东终身倡导的斗争哲学宣扬的是仇恨，挑起的是怒火，招来的是报复。他的主张生前没有给大家带来幸福，如果有朝一日真的成为终极价值观，只会给国人造成更大灾难。


　　三、如何走出经济上坡、道德滑坡困境。


　　苏伟教授在讲演中说，由于社会主义走了弯路，大家失去了信仰。任由市场经济的个人利益驱动这种原始冲动支配社会道德，那人人都会成为经济“动物”，人性泯灭。因而造成了今天经济上坡、道德滑坡之困境。


　　有必要指出，并不是社会主义走了弯路，而是一党独裁，高度极权的政治制度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失败只是迟早的事。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当年貌似无比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会土崩瓦解，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人民会自发地推翻极权统治，也无法解释瑞典、瑞士、冰岛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决定道德水平的不是经济制度，而是政治制度。正所谓好制度能把坏人变好，坏制度能把好人变坏。大量文强之类的高官，以及更大量尚没有暴露的贪官污吏足以证明这是无可辩驳的真理。反映一个国家道德水平的标志是公职人员道德水平，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平决定了社会整体道德水平。


　　苏教授批评现在道德滑坡，言外之意是毛泽东时代道德水平高，这是极大的误解。毛时代的官员大都处于两个极端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毛要靠党的干部巩固政权，所有干部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村干部都能关人、打人、杀人，谁敢提意见就会被打成右派、右倾乃至三反分子。后来，毛泽东认为当权派听刘少奇的话，于是发动文革，利用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批判斗争走资派，不少干部死于非命。极左路线统治时期，官员如果讲良心就会招来横祸，于是宁左勿右成了官员护身符，敢说大话假话，敢于整人害人的人青云直上。当年的数千万起冤假错案，由毛泽东本人钦点的有限，绝大多数由各级干部跟风制造。以此推论，当年的官员道德水平能有多高？


　　六十年代初全国开展了学雷锋群众运动，社会上一度出现助人为乐风气。直到今天，不少人认为当年的社会风气代表了中国最高道德水平。平心而论，学雷锋只是毛时代昙花一现的插曲，崇拜和效忠毛泽东，按照他指引的方向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才是毛时代主旋律。一般来说，好人办好事不图回报。而雷锋做好事要先挂阶级斗争的弦，所做的点滴好事都要写入日记，并设法让他人知道，这本身就不正常。


　　其实，当权者倡导学雷锋只是个幌子，其真正用意是在全国开展造神运动，搞个人崇拜，引导国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正是有了这样的铺垫，当文革到来时，那些做好事的道德楷模们，立马成了凶狠残忍的打手。试想，具有深厚道德修养的人，怎么可能见风使舵对无辜者下毒手？


　　苏教授所说的道德滑坡，确切地说是时下官员道德水平每况愈下。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放弃了毛泽东思想，恰恰是因为至今仍在坚持毛泽东亲手建立的民主集中制等集权体制造成的。


　　极权就是特权，特权意味着不受监督，权力不受监督必然腐败。面对这样的制度性腐败、群体性腐败，别说毛泽东的感召力不灵，就是耶稣、释迦牟尼、默罕默德三大教宗一齐复活，都来中国传教也不管用。不错，当年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反腐，比之现在的瞎猫撞死耗子反腐效果好一些。但为什么毛泽东连续不断地搞运动呢？除了争权保权之外，还不是如同现在一样，管不住特权，按下葫芦浮起瓢。


　　其实，文明国度对此早已有了行之有效的成功办法，那就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让公民成为监督官员的主体。这个笼子就是民主选举、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司法独立。公民能够自由地、免于恐惧地行使宪法权利，行政权力才能透明运行，官员们才会以奉公守法为荣。权力透明运行才有公平公正，有了公平公正，社会风气必然水涨船高。


　　四、谈谈知识分子与官方的关系。


　　中国大陆长官拥有极大权力，他们随时可以调动资源兴办大事，许多事情往往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是，由于缺少公众参与，从策划立项到付诸实施问题颇多。加之执行者素质参差不齐，在具体实践中违规乃至违法现象不胜枚举，好事很容易办成坏事。


　　长官所兴办之事属于公共事项，公共事项关系到公众利益。谁代表公众利益发言呢？一般来说，这是知识分子的任务。因为他们掌握了必要的知识，了解民情民意，熟悉法律法规，独立于权力之外，他们对于当权者的批评、建议、警告对于维护民众利益，保证权力健康运行十分重要，这也是文明国度的常态。


　　中国大陆自反右之后，知识分子成为整肃对象，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使得这个群体噤若寒蝉，一些卖身投靠的知识分子则以歌功颂德为能事。没有舆论批评的压力，当政者无所顾忌，政治变成了丑剧、闹剧乃至悲剧，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多吗？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选择了依法治国，虽然现行政治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毕竟给知识分子的理性发言提供了一定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品味苏伟教授演讲，就显得格格不入——与知识分子的担当大相径庭。


　　所谓重庆模式也好，薄氏新政也罢，无非是权力在主导数千万重庆人的命运。关系到重庆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当地公民没有选择权利，当地知识分子没有批评声音，这正常吗？身为高级知识分子，苏教授洋洋两万言，没有一句客观冷静的批评，却一味拔高吹捧，如此行径，等于给处于权力风口浪尖上的薄熙来火上浇油，如果真按苏教授指引的路数走，则薄氏危矣，重庆危矣。


　　古人云，人有谀友、贼友、诤友、畏友，请苏先生对对号，看看自己对于薄熙来、对于重庆人民能算何友？


　　五、如何理解终极价值观


　　苏伟教授提出毛泽东思想应成为党和国家的终极价值观。在我看来，终极价值一定是适用于整个地球全人类的最后、也是最高价值，怎么可能只适用于中国人呢？


　　对于人类来说，最后价值就是生命的延续。因为，如果人类生命不存在了，任何人类认可的价值也就没有丝毫价值了。使生命得以延续，并让子孙后代过上更加幸福生活的价值观，当然就是终极价值观。


　　这个终极价值观如果需要用一个字来表达，我想这个字就是爱！当然还需要补充一些必不可少的概念：慈善、宽容、和平、平等、秩序等等，但无论补充多少，绝对不可能有毛泽东毕生倡导并付诸实践的斗争哲学，因为斗争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和毁灭。


　　人类自出现文明以来，诞生过无数宗教，其绝大多数自生自灭了。现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在众多国家和民族拥有广泛信众，就在于三大宗教都把爱和善作为终极价值。


　　毛泽东思想尽管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占据了统治地位，但那只是极左路线横行的特定时期。他的思想压根就不代表全体国人利益，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且不要说其它党派不认可，即使今天的共产党员，接受毛泽东价值观者恐怕也是屈指可数。一种价值观连本党、本民族、本国都不能得到认可，却奢谈什么终极价值，只能给世人增加笑柄。


　　当然，在中国大陆，还是有那么一些人盼望毛泽东思想重新登上统治地位，乃至成为终极价值观，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中国国情。但愿这些人只是口头或书面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继承毛泽东的衣钵和遗愿，以斗争哲学为宗旨，重新挥舞阶级斗争的铁拳，再发动一场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


　　注1：三忠于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就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 原载: 五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