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是挡箭牌？后果堪忧！

    [陈有西按]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不再神圣，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已经不是人人的行为界线准则，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已经是专制权力的遮羞布，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不再是人民的挡箭牌，绿林好汉肆虐的日子就已经不远了。我没有见到过中国历史上有如此愚蠢的政治人物（大家明白我不是指姜瑜女士，她不过是个传声筒而已）。封建皇帝都是知道“以律治天下”的。即便政治家想玩弄和强奸法律，在名义上他也会以“依法”的名义出现，就象现在有些地方已经玩得驾轻就熟一样，而不会直接说作废法律的。但是这片神奇的土地，已经没有我们见不到的今古奇观。真作废说实话，假神圣说歪话，装正经说假话，我们都见到了。那么砸自己脚的日子其实不远了，丛林法则的好戏其实已经开始了。

法律不是挡箭牌？后果堪忧！

    博主案：陈有西兄在南方周末写了流传甚广的《法律是所有人的挡箭牌》，兄弟我狗尾续貂。

     外交部姜瑜女士的一席话引起死水微澜：记者问：你能明确告诉我们违反了中国哪项法律的哪个条款吗？姜瑜答：违反了去那个地方采访需申请的有关规定。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 

    这席话让社会公众有些错愕，作为法律人，其实，早就熟悉并习惯这种思维。仔细看她的回答，其实是一种诛心之论，推测只要有些人心存恶意，那么即使形式上合法，法律一样不能保护他。熟悉法律的人可能认为这个逻辑是错的。毕竟现代法律强调违法是需要有行为的，而不再有腹诽罪！然后，类似以诛心而定罪的，又见诸媒体的，又岂少哉！

   此事仍值得细究。当记者问拿出违反哪条法律，姜瑜是拿不出来的。我国虽然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仍有一些法律空白地带，譬如新闻法。姜瑜提到的是采访规定，哪一级的规定，规定没有上位法的依据？没有新闻法，何来采访需申请规定的合法性？如果依照规定治国，那么宪法上依法治国如何落实？规定的制定依据，制定程序，公示如何能替代法律？

    以动机来排斥法律的保护，凸显了法律的不客观性。如陈有西的文章提到：“法律必须神圣,一个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它公正而无所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的人”。理论上如此，法律当然该如此，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在执法上，法律是否有一个公正无私、不偏不倚的机构在执行？如果法律仍是韩非子的法家之治，那么，法律即使本身字面公正，但执法时仍可以三六九等、诛心腹诽，这时候的法律是工具，刀把子，失去客观公正，当然就不是挡箭牌，法律可以变通、拐弯打击人。

     一旦法律在执行中成了工具，失去其中立、公正性。那么，操控的结果是，法律再也没有人信任，更别说神圣了。雅典的梭伦说，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一旦法律失去被中立客观，墙就垮了，那么富人可以对穷人下手，强人可以对平民下手。如征地，强拆，无不是法律失去公正性的结果。丛林法则，今天你有力你可以快意人生，明日你失势，别人可以对你以牙还牙，这个社会再也不会和谐，犯罪将会日渐猖獗。因为，人们心中已无法律。缺乏软实力的社会是可怕的，毕竟硬实力的成本太高，警察不可能无处不在。

    转型时期，本来立法权掌握在执法者手中，立法者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权来制定偏好自己的法律，然后，一旦制定了，就该严格执行，这样才能长治久安。香港没有普选，然后，法立好，执行也相当好。绝大多数人会认为香港是法治社会。而我国，宪法写入依法治国，平心而论，恐怕没多少法律人会认为目前状况不错。目前最大的问题，出在执法上。当然，问题的根子在把国家、法律当作工具，而非视其为自有生命。

    法律缺乏客观、中立，社会上再也不会有明确安全的边界，哪些是安全的？哪些是法律之下的自由？都由执法者说了算，人人自危，为了安全都会去找保护神，为了利用这个可以扭曲的法律，也会去找大力神，官员的贪腐随之而来。当然，很多情况下，保护神也会因为诸神之争中失利，而落入凡尘，即使无辜，法律一样保护不了他。民间称之为报应。其实，哪里是报应，要是真有报应，为什么不现世报呢？

    法律本该健康出生，自由活着、自我做主的，犹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也，百物生焉。在现代除魅之前，统治者的法律是借天的旨意来下达。而现代社会的天，就是民众。统治的合法性再也不是打天下，而是民众授权立法的法治。一旦毁坏法律，等于是毁坏自己的合法性。

    如同雅典梭伦一样，本来，法律应像一只大盾（挡箭牌），挡在富人、穷人之间，也挡在官员、民众之间，最矛盾、最纠结的东西都会通过这堵墙而和平解决。一旦法律先天畸形，后天又被剥夺自由，状如工具，高墙倒塌，覆巢之下无完卵，最终受伤的，未必全是弱者！

《南方周末》今日发表陈有西时政评论

《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

【方舟评论】

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

 来源:南方周末 

    “文革”中法治荡然无存，令整个国家陷入内乱，冤狱遍地，甚至堂堂宪法连共和国主席都保护不了。很大程度上是吸取这一惨痛教训，改革三十年既是经济改革的三十年，也是法制建设突飞猛进的三十年，法律条文迄今大致完备，无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惟此，今年“两会”中，吴邦国委员长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如何从有法可依，向有法必依转型，即如何从法制向法治转型，则是新时期朝野达成共识的攻坚目标。
     这一新时期的重点，已经是以法律规范公权力。以法治国，重在以法治官，以法治权。在这特定的历史阶段，法治思想的交锋也变得复杂起来，也有一些不和谐音符。今年“两会”中，个别官员宣称：“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就跟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庄严宣告形成强烈对比，令人侧目，也令人深感向法治转型的艰难。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也许只是一时口误，但表现出的某些官员的潜意识，则令人担忧。它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的法律体系只是一个口号和装饰品，可以选择性适用。政府需要法律时，法律就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觉得法律碍手碍脚时，可以弃如敝屣。即法律是单向的，只用来约束百姓，而不是用来约束公权力的。如果这样把法律道具化，显然，当事人眼里的法律已无任何神圣性可言，当然也就谈不上对法律的任何敬畏，而只有功利性地利用法律。
     这也就不难理解，两位重量级的法律专家会在近日反复强调法律的神圣。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近日呼吁：“要真正让官员认同、尊重、信仰法律规范，而不是因为他执法或了解法律而去玩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徐显明教授同样呼吁：当通过法律达不到目的时，统治者便可抛弃法律，而改用其他手段，这是应该抛弃的人治观念。善法之治中的法治，法治就不再是手段，而是人民共同的生活方式，是任何人也无法抛弃的生活方法。
     法律不是道具，政治家既要用法律治国，更要受法律的约束。对法律神圣的信仰，应该成为官员素养中的第一素养，官员本能中的第一本能。一句话，只有当对法律的信仰能够深入官员的骨髓，能够在官员心中生根，法治才可能在我们国家生根，才可能从根子上杜绝选择性执法，法律才不会起到助纣为虐的反作用。
     法律必须神圣，一个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它公正而无所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的人，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挡箭牌，包括罪犯——即便是罪犯，其基本权利我们的国家法律也是一体保护的。即使追究其刑责，也是依照法律框架进行的；追究的工具、保护的工具，都是已经设定的法律，而不是让相关法律靠边站。一种行为，只要是符合法律的，即便行为人别有用心，也不能找借口处置他。处置任何人都必须依照最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不可以无法无天，再怎样貌似正义都不能用废止法律的办法，来进行法外施刑。
     当下法律界有一种说法，叫法治倒退。法治是否真的倒退，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今日中国某些官员法治意识的倒退，则是事实。不止是无视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两会”宏旨而扬言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其他雷人之语平时也是冲口而出：诸如“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诸如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诸如“与政府作对就是恶”，诸如“拆迁自焚就是暴力抗法”。这些雷人之语看似偶然，实则展现了某些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规则的潜意识。
    前途是光明的，但现实也是严峻的。要想把纸面上的法律变成现实中的法治，要想向法治体系顺利转型，当前首要和核心的任务，是让官员时时守住法律的界线。的确如周光权委员所称，今后的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对官员要以守法、用法当做重要的考核升迁指标。只有这样，才能让法律体系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秩序，才能让整个国家按规则有序地运行，也才能让每个人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法治国家，法律至上，刘少奇主席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6377

原稿二

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

《南方周末》特约评论员 陈有西

    "文革”中法治荡然无存，令整个国家陷入内乱，冤狱遍地，甚至堂堂宪法连共和国主席都保护不了。很大程度上是吸取这一惨痛教训，通过多年立法努力，中国法律条文大致完备，无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惟此，今年“两会”中，吴邦国委员长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如何从有法可依，向有法必依转型，即如何从法制向法治转型，则是新时期朝野达成共识的攻坚目标。因此可以说，中国法治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这一阶段的重点，已经是以法律规范公权力。以法治国，重在以法治官，以法治权。在这特定的历史阶段，法治思想的交锋也变得复杂起来，也有一些不和谐音符。在今年“两会”中，个别官员公开宣称：“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跟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庄严宣告，形成强烈对比，令人侧目，也令人深感向法治转型的艰难。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也许只是一时的发言失误，但是表现出来的官员潜意识，是令人担忧的。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的法律体系只是一个口号和装饰品，可以选择性适用。政府需要法律时，法律就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政府觉得法律碍手碍脚时，则可以弃如敝履。即法律是单向的，只用来约束百姓的，而不是用来约束公权力的。如果这样把法律道具化，显然，当事人眼里的法律已无任何神圣性可言，当然也就谈不上对法律的任何敬畏，而只有纯粹出于控制需要的功利地利用法律。

    也就不难理解，两位重量级的法律专家会在近日反复强调法律的神圣。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近日呼吁：“要真正让官员认同、尊重、信仰法律规范，而不是因为他执法或了解法律而去玩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徐显明教授同样呼吁：当通过法律达不到目的时，统治者便可抛弃法律，而改用其他手段，这是应该抛弃的人治观念。善法之治中的法治，法治就不再是手段，而是人民共同的生活方式，是任何人也无法抛弃的生活方法。

   法律不是道具，政治家既要用法律治国，政治家更要受法律的约束。对法律神圣的信仰，应该成为官员素养中的第一素养，官员本能中的第一本能。一句话，只有当对法律的信仰能够深入官员的骨髓，能够在官员心中生根，法治才可能在我们国家生根，才可能从根子上杜绝选择性执法，法律才不会在人治过程中起到助纣为虐的反作用。

   法律必须神圣，一个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它公正而无所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的人，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挡箭牌，包括罪犯——即便是罪犯，其基本权利我们的国家法律也是一体保护的。即使追究其刑责，也是依照法律框架进行的；追究的工具、保护的工具，都是已经设定的法律，而不是让相关法律靠边站。一种行为，只要是符合法律的，即便行为人别有用心，也不能找借口处置他。处置任何人都必须依照最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不可以无法无天，再怎样貌似正义的理由都不能用废止法律的办法，来进行法外施刑。

    当下法律界有一种说法，叫法治倒退。法治是否真的倒退，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今日中国某些官员法治意识的倒退，则是事实。不止是无视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两会”宏旨，而扬言“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其他雷人之语平时也是冲口而出：诸如“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诸如“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诸如“与政府作对就是恶”、“拆迁自焚就是暴力抗法”。这些雷人之语看似偶然，实则展现了某些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规则的潜意识。

    前途是光明的，但现实也是严峻的。要想把纸面上的法律变成现实中的法治，要想向法治体系顺利转型，当前首要和核心的任务，的确如如周光权委员所称，是以法治官，以法治权，让官员时时守住法律的界线。今后的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对官员要以守法、用法当做重要的考核升迁指标。只有这样，才能让法律体系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秩序，才能让整个国家按规则有序地运行，也才会有可续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