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近半月来具可读性的文章推荐[西藏问题专辑]

           目  录

1、西藏"农奴"翻身以後怎样?                                       丁一夫
 2、五十年前的西藏之争                                            丁一夫

3、2008年西藏的第二战场---介绍藏文杂志《夏东》                   桑杰嘉

4、西藏为什麽要高度自治                                          桑杰嘉

5、名副其实的自治是西藏发展的根本制度                    贵州人权研讨会

6、解决西藏问题的看法与建议                                      沈良庆

7、刺刀直指拉萨一九八九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                        唐达献

8、愤怒的和尚                                                    曹长青

9、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 -----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                  曹长青

10、达赖喇嘛和西藏回教徒                                           茉莉

11、籠罩陰霾的第十四屆西藏青年會理事大會                【國際西藏郵報】

12、2010年7月7日，嘎玛二审结案，维持原判！                       浦志强

13、汉藏二族共议“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思想                    【博迅】

 

明下午贴上来，因明上午要去教堂礼拜（非三自的）。

西藏"农奴"翻身以後怎样?
丁一夫
    据新华网拉萨2009年１月１６日报导，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议，将设立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定提交人大表决。1月19日自治区人大通过了这一提案，从此，每年的3月28日是西藏的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为什麽定在3月28日呢？因为1959年3月28日是中央宣布解散西藏政府的日子，百万农奴的解放，就是从原西藏政府下面解放出来。五十年光阴，西藏和中国经历了多少变化。五十年後突然要纪念翻身解放，此举可圈可点，值得一番回顾。
解放西藏不解放农奴
  “解放西藏＂的主要战役於1950年10月打响，“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定是1951年5月在北京签署的，共军进入拉萨则是在1951年10月底。规定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为3月28日，源自於1959年3月28日解散西藏政府，言下之意就是，解放西藏，不管是和平解放也好，武力解放也好，都还不是百万农奴得到解放。解放西藏和解放农奴，当中有七八年的时间。这七八年里发生了什麽？
  共产党领导的共军，在占领中国大部，宣布成立新政府以後，开入西藏已成大势所趋。昌都战役和十七条协议，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这两手都舞得非常成功。西藏政府实力单薄，实际上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而中央政府方面的策略，也并无多少新意，无非是有了历史机遇来实现清末张荫棠的方略：“整顿西藏非收回政权不可，欲收回政权非用兵不可＂。不过，用兵是否就能收回政权，收权是否就能解决西藏问题，却是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定论的问题。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等领导人，表现得异乎寻常的谨慎。共军一进藏，当时的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就在报告中指出，入藏干部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民族工作，防止过急过高要求，内地藏族聚居地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喇嘛寺的土地均以不动为好，特别是佛教寺院的土地不宜过早徵收，在游牧区也不应提“反恶霸＂口号，半农半牧区也不进行土改。
  可是，这种谨慎基本上是出於实际条件和策略的考量。毛泽东1952年4月1日说，入藏後政治上要“采取极端谨慎态度＂，“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後，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所以，“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意识形态指导下，有明确目标和全盘计画进行革命的。这种目标和计画不会轻易改变，只是在一定阶段内，策略和做法上要非常谨慎收敛。可是这种谨慎收敛到了具体执行者那里，尺度的掌握会出现差别。显然是因为下面的人掌握不好政策，所以，1952年4月8日，在《有关西藏的重要问题由中央处理》的档中强调，“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1954年3月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上，毛泽东说：“他们信达赖，土司比信我们信得厉害的多，你要动他是不得的。＂“十七条协议不实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实行。但其中哪一条你们现在不愿实行，可以暂时不实行，可以拖。因为协议上并没有说哪年哪月哪天一定要实行。已经拖了三年，如要拖，可再拖三年。三年过去後，还可拖三年，拖它九年也可以。＂
  这最初的几年，被西方藏学界称为共产党和达赖喇嘛的蜜月期。这时候是不谈农奴解放的。在宣传中，中央派共军进入西藏，是为了驱逐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是为了国家统一。这一蜜月期的高峰，是中央邀请19岁的达赖喇嘛于1954-55年访问了北京和内地城市。1955年2月，毛对达赖喇嘛说：“请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强迫你们办任何事情。＂这个时候的达赖喇嘛也对内地发生的建设和进步甚有好感。
  照美国著名藏学家M. Goldstein的说法，这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时期，而共产党让胡萝卜看上去对西藏上层精英非常有吸引力。
  可是，当达赖喇嘛在1956年应邀去印度参加庆祝佛诞2500年的时候，他就产生了留而不归的念头，只是在尼赫鲁和周恩来的轮流劝说下，才回到拉萨。周恩来亲自向达赖喇嘛保证，西藏在今後六年内不搞民主改革，六年以後，如果藏人不愿意，就继续延後。1956年12月16日，发出《关於西藏在六年内不实行改革的方针》的文件。1957年8月8日毛泽东给达赖喇嘛的信说，去年对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不改革。这看上去挺好，为什麽藏人就在这个时候要“叛乱＂了呢？
康区和安多的民主改革是59年拉萨事件的起因
  毛泽东和周恩来向达赖喇嘛关於西藏延後改革的承诺，有一个来自於十七条的误区：关於西藏的一切政策，只是就拉萨政府管辖之下的西藏地区而言，并不包括周边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四省的藏区，这周边四省的领导人，不受十七条以及後来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承诺之约束。尽管最初几年也曾经决定这些藏区暂时不搞土改，但是到1956年，这些地方的干部就忍不住了。这时候，内地农村都开始了合作化运动，这些藏区急著赶上来，土改和合作化几乎紧跟著展开。和这样的“民主改革＂同时展开的是对佛教寺庙及其僧尼的骚扰。这些藏区的藏人性格刚烈，他们反抗外界强加于他们的新政是有传统的。於是，四省藏区纷纷出现了藏人的“叛乱＂。
  1955年，以藏人称之为康区为主的西康省被撤销，并入四川省，归李井泉领导。那时候，邓子恢在合作化问题上刚挨了毛泽东的批，毛泽东批评他是“小脚女人＂，於是李井泉就迈开了大步，直奔农业合作化，也在四川藏区开展称为“民主改革“的土改，骚扰寺院，侮辱喇嘛，收缴枪支，激起藏民反抗。仅仅几个月後，在甘孜州新龙县，藏人称为Nyarong，即清代称为“瞻对＂的地区，爆发了康巴人的暴动。在理塘，共军“平叛＂出动飞机轰炸寺庙，震惊了所有得到消息的藏民。
  青海省循化县，是班禅喇嘛的故乡。1958年初，青海地区大反“小脚女人＂，提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一次完成。任副县长的温都寺活佛加乃化等藏族上层人士被集中到县城“学习＂，实质上就是给关了起来。加乃化活佛当过班禅喇嘛的经师，在当地藏民中威望很高。於是藏人就集结起来，砍断电线杆，包围工作组，要求释放加乃化活佛。共军两个团的兵力，渡过黄河，包围“叛乱分子＂，击毙了五百余人，直到发现这些叛乱分子毫无还击能力才停止射击。然後又实行了大搜捕，一共抓了二千五百余人，而当时全县藏人不过一万一千多人。同一天，加乃化活佛在学习班得知消息，自杀身亡。这就是著名的循化事件。（降边嘉措《十世班禅喇嘛传记》）
  循化事件之所以在当时藏区的“叛乱＂事件中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上了中央文件，成为此後的工作指导。1958年8月，中央肯定了青海省委关於循化事件的报告，批转全国，在批语中提出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指导原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中，应当结合当地条件，坚定不移地贯彻阶级路线，要时刻记住：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不把握阶级实质，是不能够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
  今日回头看1958年，那是全国上下自我感觉奇好的时候，似乎全然不知即将到来的大饥荒，以及以後几十年的折腾。1958年6月，毛泽东在批示中说：“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时机就到了。＂“西藏应准备对付那里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於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在1956年到1958年的两三年时间里，中国农村从合作化进入人民公社，一时曾经以为粮食已经过关（新华社1958年8月10日电：毛泽东视察河北农村，指示要及早抓明年粮食规划，还应该考虑生产这麽多粮食怎麽办的的问题，见《文汇报》1958年8月11日）。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三面红旗的口号下，中国领导人以为，实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原则下的西藏“民主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於是就在周边四省藏区加紧土改和合作化，逼迫藏民反抗。一旦藏人反抗，就有了弃十七条协议和对达赖喇嘛的承诺不顾的理由，予以武力“平叛＂。
  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达赖喇嘛从主政以後就一直持同中央政府合作的态度，在局势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面对多次政治冲突，秉承非暴力和避免流血的宗旨，对中央派驻西藏的军政干部作出让步，一让再让，不惜引起其他藏人的不解。如今回头看，年轻达赖喇嘛的善意和忍让并不能避免後来的事态发展。中国革命式的“民主改革＂已成定局，只是五十年代後期的“头脑发热＂加快了这个进程而已。
  拉萨事件导致达赖喇嘛被迫出走印度流亡海外，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政府。这是五十年後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来历。在这场对抗中，虽然实力强大的中央政府占了上风，可是毛泽东的有些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底气不足。拉萨事件半个月後，毛泽东在1959年4月1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
  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就举行武装叛乱，这样的说法，和毛泽东一贯的说话风格恰成对照。
  在藏人地区如此“平叛＂，死伤藏人无数，必须得有个说法。这个说法就是，由於人民代表“商量＂搞“点＂民主改革，哪知叛乱在先，所以中央平叛在後。中央政府以後在西藏是为了解放农奴，一切都是为了要把处於水深火热之中的藏人挽救出来，给他们以幸福的新生活。可是这一说法能不能站住脚，毛泽东那时并没有底。在此前一个星期，1959年4月7日，毛泽东在给时任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的信中提出，要研究西藏的情况：金沙江以西的人口，面积，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和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共有多少喇嘛，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喇嘛庙对所属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况，喇嘛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况，剥皮抽筋有无其事？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百分之五。四省各有多少藏人，共有多少？四省藏地面积多少？青海甘肃四川喇嘛庙诉苦运动所表现的情况如何？有人说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可是，仅仅一个星期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说：“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
  这些後来都大力宣传的事情，其实那时毛泽东手里并没有资料。一直要到几十年以後，人们才可能陆续知道，後来的宣传，并没有坚实的事实依据。
  就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对西藏贵族庄园主，是否可以像对待民族资本家一样采取赎买政策。可是实际上，“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原则已经全面贯彻，“平叛＂以後的西藏，开始大搞阶级斗争。随後，全国出现大饥荒，党内政治出现危机。藏区全面展开的民主改革出现偏差，著名藏学大师喜饶嘉措在1962年的民族工作会议上向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发难，班禅喇嘛提出了七万言书直言上谏。这一切，都无法改变阶级斗争被外力引入藏区以後，藏人所经历的一切了。
  1962年9月，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2月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同年，电影《农奴》在全国放映。舞台上和广播里出现的藏族歌舞，清一色歌颂农奴的翻身解放，感激共产党的似海恩情。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以後到底怎样了，除了宣传以外，藏地以外的人们，其实一无所知。
  上世纪八十年代，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在访问欧洲的时候，曾经和英国前首相爱德华　希思谈到西藏问题。希思和一些外国友人一样，刚在中国政府安排下访问过西藏。希思对达赖喇嘛说，西藏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特别是在民众对达赖喇嘛的支持方面，如今已不是往昔了。尤其是在年轻一代里，对达赖喇嘛的支持正在飞快消失。达赖喇嘛的自传中说到，达赖喇嘛听後向他解释，“我关心的不是达赖喇嘛的地位，而是六百万生活在被占领西藏的人民的权利。然後，我告诉他，就我所知，年轻一代里对达赖喇嘛的支持现在处於最高的高峰，我的流亡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把西藏人民联合了起来。＂
  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农奴翻身以後到底怎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人类学家戈尔斯坦，在西藏西部的羌塘拿出了一份田野工作报告，多少回答了这个问题。
翻身以後的西藏牧民
  美国人类学家，著名藏学家梅尔文　戈尔斯坦在经过几年努力以後，获准在西藏西部羌塘实地考察牧民。戈尔斯坦在西方学界有“pro-China＂的名声，他的研究经常得到中国政府的协助，能够从中国政府方面拿到其他西方学者得不到的材料。1959年前的西藏社会是不是封建农奴制，西方学界还有争议，戈尔斯坦却持肯定意见，认为旧西藏在政治上是封建制，在经济上是农奴制。他是一个资料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学者，即使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也很重视他所收集的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对旧西藏的牧民社会，戈尔斯坦引用一位老人的话说：
  “旧社会，我们帕拉的牧民是一个叫做拉格雅帕　伊荷强的政治大实体（领地）的一部分，这个实体由10个相邻的牧民点组成，属於班禅喇嘛（圣座）。这里所有的牧区都属於班禅喇嘛所有，他从我们（牧民）中间任命一些官员来处理纠纷和收税，他是我们的领主，虽然他本人从未来过这儿，但我们受他的管辖。＂
  事实上，藏地并非如很多汉地群众至今还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贵族和僧侣横行作恶而无法无天的地方。藏地法律有悠久的历史，有相当发达和详备的制度。（徐晓光著《藏族法制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地方上解决不了的争端就呈请班禅和他的高级官员，如果班禅也无法作出满意的裁决，从理论上讲可以最终上诉到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政府＂（戈尔斯坦《今日西藏牧民》）。
  戈尔斯坦相当简明而清晰地描述了旧时的西藏牧民社会：“牧民家庭拥有自己的牲畜，可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处置。但是他们不能随便离开这片土地，或带著牲畜搬到另一个领地去，即使那里欢迎他们也不行，他们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帕拉，受制于他们的领主。如果某种情况的出现使一个家庭感到非得带著牲畜投奔一个新的领主时，新领主一般必须与原领主协商後支付一笔款子，以赔偿损失。＂
  “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土地都属於拉萨的西藏政府，但是几百年来，都已划归贵族家族，大活佛和寺庙所有，以此作为其修缮费和维持生计的来源。……从本质上看，给予领主的领地于中世纪欧洲，沙俄和封建日本时代的采邑非常相似。＂
  “然而，被限制在一个领主的领地上并不意味著农牧民永远不能离开原来的村庄和牧点，一般家庭只要完成对领主所尽地义务便可，也可雇用他人来替自己尽责。至於牧民外出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无论是串门，做生意或朝圣，领主只关心领地上源源而来的贡品，而不干涉臣民日常生活的具体安排。＂
  此外，当臣民（“农奴＂）并不意味著贫穷。在伊荷强，班禅喇嘛的许多臣民都很富有，有的拥有几千只绵羊和山羊以及好几百头犁牛。鉴於这一点，在传统的游牧社会中发现明显的阶级差别实属意料之中，例如，牧民中的贫苦阶层可以成为富裕牧民的专职仆人或雇工，尽管双方都是班禅喇嘛的臣民。＂
  “领主的臣民不仅负有义务而且也享有权利，只要臣民对班禅喇嘛尽了责，他就既不能驱逐他们也不能禁止他们进入他的牧场。……总的说来这是一种松散的制度，领主并不干涉牧民的日常生活。＂
  1959年“平叛＂以後，由於这里是班禅喇嘛的属地，中央部分接受了班禅喇嘛的劝告，在这里不搞内地的激进土改，实行逐步改革的方式。从1960年起，“所有的家庭都被按上一个正式的?阶级＇成分＂，尽管在这里找不出马克思主义定义下的“剥削＂阶级，被定为富裕户或农奴主代理人的牧民家庭，只有一个前牧民官员，因为支持达赖喇嘛，受到没收财产的惩罚。整个西藏的贵族及寺院喇嘛失去了他们的领地。伊荷强的寺院全部关闭，喇嘛被遣送回家，牧民只能在自己家里设置佛堂，私下举行仪式和祷告。
  从1961年开始实施了“互助＂计画。从1960年到1966年，帕拉牧民的生活方式受到的破坏还比较轻。文化大革命开始延伸到这偏远藏地，阶级斗争开始强行实行，大搞斗争大会，宗教活动被禁止，经济上开始迅速改为人民公社所有制。这意味著牧民将失去宗教自由，失去牲畜，失去自由安排放牧和做买卖的权利，这使他们无法忍受，於是借著文革中的派别斗争而起来反抗。随後，共军进入帕拉牧区，击溃牧民造反派武装。帕拉牧区全面实行公社制度。
  与此同时，在牧民中重新划分“贫穷＂“中等＂和“富裕＂三种成份，“富裕＂牧民被定性为“剥削＂，是“阶级敌人＂。这让笔者想起，当年“插队＂到黑龙江省小兴安岭的鄂伦春族地区，文革中那里的鄂伦春猎民也要划分成分，於是有“贫下中猎＂这样的辞汇出现。
  阶级斗争被引入西藏牧民以後发生的事情，戈尔斯坦纪录了一些采访来的实例。作为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人，复述这样的故事会引起生理上的不适和痛苦。有些牧民为了避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只好揭发批判自己的配偶或父母。而公社化使得牧民由私人牧主变成公社财产的入股人，恰如一个牧民所指出的：
  “我们不过是公社的仆人而已，公社拿走了我们所有的牲畜和生产工具如挤奶桶和搅奶器，我们只好听他们的使唤。＂
  牧区公社化以後，牧民生产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失去了安排自己的劳动的自由，也失去了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的自由：“牧民每周劳动7天，无冬无夏从不间断，还附带大量?公益劳动＂专案，实在没有活儿干时，就用石头砌墙分割牧场。人们无法支配自己的生活，面对新主子的随意调遣使唤，他们一筹莫展，只觉得自己如同奴隶一般。有个在旧社会很穷的牧民一语破的道出了牧民的普遍感受：?在公社成立之前，要是你没有吃至少总可以找点活干，替人家放牧，帮佣，或乾脆要饭。但公社成立後，你饿了也只好干熬。＇＂
  这是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民的普遍生活状态，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如今应该还记得。不过，我们可能完全不知道，对藏人来说，这种生活的痛苦还更深一层，因为这是完全打碎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从外界强行引入阶级和阶级斗争，以此来毁灭他们的宗教和精神世界。於是，“农奴翻身以後怎样＂的问题有了下面戈尔斯坦给出的描述：
  “牧民憎恨公社制度，不仅是出於他们经济上的贫困，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痛恨阶级斗争大会，痛恨彻底摧毁了他们社会中的一切佛教遗迹。……他们认为这段时期北京的政策是谋求保持畜牧业生产，同时取消牧民传统生活方式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因此，牧民深感他们成了被剥削的臣民阶级，其境遇远比在旧社会的?农奴制度＇下差得多。＂
尼木事件
  2009年，戈尔斯坦又出版了一本新书《西藏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尼木事件》（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The Nyemo Incident 1969）。文革史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有禁忌有争议的领域，西藏的文革史更是资料匮乏。文革中曾经发生过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可是对西藏的类似“武斗＂，尤其是传说中的尼木事件等，外界几乎一无所知。戈尔斯坦这本书，收集了中国政府方面的大量官方档案档，还收集了很多当事人的口述历史，是迄今为止对尼木事件最为详尽最为严谨的研究。
  根据官方定性，尼木事件是文革武斗期间发生在西藏尼木县的一次“反革命叛乱＂。当地一派群众组织“造总＂的成员，在一位叫做赤列曲珍的尼姑的动员下，攻击共军支左工作队，杀死了十几个共军战士。几个星期後，共军出动镇压，逮捕并枪决了赤列曲珍等“叛乱＂为首分子。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尼木事件的起因是什麽。
  戈尔斯坦用大量资料讲述文革中的西藏农民的经济地位和遭遇。1959年以後，土改在西藏逐步展开，农民分到了属於自己的土地，不再需要像历史上那样向政府，寺院或领主缴纳租金，废除了历史上遗留的债务，废除了差役，这些改革是“翻身农奴＂所欢迎的。可惜的是，那时汉地已经人民公社化了，於是西藏在土改後迅速进入合作化，在文革开始前後组织人民公社。分给翻身农奴的土地，转眼又让人民公社收了去。比之解放前租种寺院或领主土地更不如的是，公社化後的农民们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耕作土地，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土地上的产出。
  根据全国统一的政策，人民公社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粮食，首先要无偿地缴纳一部分给政府，这叫做“爱国公粮＂。这其实就是土地税。从这一点来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并没有好过旧时代。土地的实际所有权并不属於农民，本质上是属於政府的。
  对於农民来说，更糟糕的是，缴纳了“爱国公粮＂以後，剩下的粮食也不能自由处理。国家已经有了严格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人民公社如果要出售自己的粮食，只有一条路，就是卖给政府的粮站，这叫做“卖余粮＂。问题在於价格是由政府预先确定的，而且是掠夺性地低廉。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们当然不愿意廉价地出售自己的粮食，既然粮食价格这麽低，那就尽量先让自己有足够的粮食吃，实在有多余才卖。可惜这个时候，农民都成了公社社员，已经不能自己做主了。公社干部是吃计画粮的国家干部，多卖余粮是他们的政绩，他们要代农民做主，以公社和生产队的名义，过量地向国家低价出售农民的粮食。所以，虽然卖余粮从理论上讲是“自愿＂的，实际上卖了余粮以後，种地的农民自己竟不够吃了。
  在尼木一带，翻身以前的农奴，历史上每年每人一般可以有18克（克是西藏的计量单位，一克合十四公斤）粮食，合252公斤。公社化以後，每人每年的留粮只有12克，合168公斤，比旧时代减少了三分之一。其他酥油和肉类食品减少的幅度更大。对於公社社员来说，自己不仅不能决定怎麽种地，而且，生产出来的粮食，自己还没有吃饱，就让干部做主交了爱国公粮，低价卖了余粮。於是，公社化以後的中国农民，普遍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生产积极性低了，产量就会下降，产量下降以後，爱国公粮还是要交，干部们还遍刮浮夸风，虚报产量，强迫多卖余粮，农民们的口粮就更低了。
  所以，公社化时期的中国农民，处境是其历史上最糟糕的，这种说法并不过分。而西藏的翻身农奴，还更多了一份艰难。西藏是一个地域广袤而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的地方。由於气候原因，谷物在仓库里可以储存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坏。西藏又是一个自然环境比较严酷的地方，出现地域性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或牲畜死亡是经常有的事情。历史上，农民除了向寺庙或领主庄园缴纳粮食以外，还经常会把多余的粮食和钱财捐献给寺庙。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农民们就向寺庙借粮借钱。所以西方有学者认为，藏地的寺庙，还有类似西方社会银行的功能。可见，作为佛法僧三宝之一的寺庙，不仅支持了藏民的精神世界，也是世俗社会物质生活的一个重要支柱。外人没有生活在那个世界里，往往理解不了，为什麽寺庙这样的一个宗教设施，在藏民生活中有那麽重要的受人敬重的地位。
  然而，公社化时期，藏地寺庙经过摧残以後，全面萎缩。藏地一旦出现地域性的自然灾害，当地寺庙和僧尼已经没有能力解藏民之燃煤之急。外援即使存在，也可能因交通困难而无法送达。於是，历史上从来没有饥荒的藏地，出现了饥馑。历史上从来没有饿肚子的地方，也出现了饿死人的事情。
  戈尔斯坦引用王力雄的话，指出公社化和粮食政策是尼木事件能发动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戈尔斯坦在提供了尼木事件前因後果的详尽资料以後，想证明一个结论，即尼木事件不是一个民族反抗事件，和汉藏问题没有关系。他指出，尼木事件的形成，一方面是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派性，这和全国各地风行的武斗一样；另一方面，是一派群众组织“造总＂的个别头头，利用了藏民对转世神灵的迷信，来达到为这一派群众组织夺权的目的。这就要说到尼木事件中最富神秘色彩的部分，阿尼赤列曲珍。
  根据戈尔斯坦的资料，赤列曲珍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僧尼，她对於民主改革毁坏寺庙是强烈不满的，但也只是不满而已。根据描述，她似乎还有一些健康或精神上的问题。文革中，她突然被周围农民信奉为格萨尔王的一位姑姑，也是西藏的一个保护神的转世，具有超乎异常的法力，能够预言未来，保护信徒不受伤害。戈尔斯坦提供了一些当事人的口述，他们对於这位转世神灵的法力深信不疑。群众组织“造总＂的头头，看到赤列曲珍的话具有发动群众的不可替代的功效，认为利用赤列曲珍来争取群众的支持，是增加他们夺权成功的一个机会。就在赤列曲珍的发动下，发生了尼木事件这样针对共军和政府的“暴动＂。戈尔斯坦提供资料说明，“造总＂的宣传，理论，策略，领导人等等，都具有文革中典型的“革命群众组织＂的特徵，它的最重要的头头是个汉人。“造总＂是文革的产物，而不是藏民族社会结构里产生的东西。所以，戈尔斯坦认为，尼木事件本质上就是文革中在文化大革命宣传下的派性武斗事件，并不是藏民族的反抗事件，尽管参与者和事後被处决镇压的人大多是藏人，被杀死的共军大多是汉人，但是尼木事件不是一个民族问题。
  可是，这个观点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尼木事件中，赤列曲珍等积极参与者，喊出了“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万岁＂的口号，这恐怕很难说和民族问题一点没有关系。而且，尼木事件之所以演变成杀死共军官兵的事件，无疑和赤列曲珍的发动，和她的追随者处於一种狂热状态有关系。而赤列曲珍之所以有这样的号召力，是因为她的追随者相信，她是格萨尔王时代西藏一个保护神的转世。这种信仰，这种精神因素，明显带有民族神话的特色。
  这是有一点奇怪。戈尔斯坦是一位受人类学训练的历史学家，他当然不会不知道，神话在民族集体精神结构中的位置。像格萨尔王这样的藏民族历史神话，是藏民精神世界深层的一个重要部分。尼木事件中，参与“暴动＂的人虽然打著“革命群众造反组织＂的旗帜，虽然举著红旗和毛泽东的像，但是内心里鼓舞著他们的，还有藏民族的民族英雄格萨尔王。他们最终喊出“西藏独立＂的口号，不是偶然的。尼木事件的参与者，既有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外形，又有格萨尔王等转世神灵的影子，那是被“翻身解放＂和人民公社双重“忽悠＂了以後生活艰辛而感到愤怒的西藏农民。而尼木事件，和文革中同时期西藏的很多其他暴力事件，比如边坝事件，日喀则事件一样，是外来者把阶级斗争强行引入藏地，在藏地社会强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分阶级，鼓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造成的恶性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受到最大伤害的显然还是低层藏民，是“翻身农奴＂。
农奴解放以後怎样
  农奴翻身以後的头二十年，是藏地民众处境最为艰难，精神最为痛苦的年代，他们不仅经历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长期饥馑，而且失去了他们生活中精神核心寺庙，失去了他们尊重和珍视的僧尼，失去了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甚至一度失去了曾经试图和中央政府竭力合作的其他宗教领袖。这些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事实，因为这些事情，大多也是数亿汉人农民的亲身经历。只不过对於高原上的藏民来说，由於寺庙的被毁和达赖喇嘛的出走，他们的苦难是双重的，他们的痛苦更为深重。
  於是，有了文革後拨乱反正时期中央对西藏政策的反省，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主持西藏工作会议，亲自前往西藏，允诺给予藏人以更多自治权力。更重要的是，中央首先向境外的达赖喇嘛释放善意，开启达赖喇嘛回归的谈判，让达赖喇嘛派出代表团前往藏地考察访问。这个时候，中央政府主要领导人对藏民族所持的友好和善态度，是汉藏近百年历史上最好的。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翻身＂头二十年对藏地社会和精神上的破坏是那麽严重，在“翻身农奴＂心底里积累了那麽深的冤屈和不信任。达赖喇嘛代表团在藏地考察期间，藏族民众的反应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令人大吃一惊。不幸的是，由於长期实行阶级斗争，以对敌斗争的观念来对待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使得中央和流亡藏人之间缺乏沟通管道，没有及时形成处理微妙而脆弱的局面亟需的合作关系。藏地民众爆发的悲情，直指中央政府“治藏＂的合法性。只有达赖喇嘛能够疏导平息藏人民众中积累了二十年的冤屈，可惜双方的沟通没有能及时提供让达赖喇嘛亲自参与合作的机会，民众有机会表达不满而造成的政治风险却提前呈现。八十年代後期，国内政治改革走向保守的同时，中央领导层放弃了打破汉藏关系僵局的决心，以八十年代後期汉藏两地发生的不幸事件为标志，结束了这短暂的第二次蜜月。内地政治改革和汉藏关系改善同时夭折，这也不是偶然的。
  此後二十年，西藏政策又回到了历史上中央政府“治＂藏的传统方略：经济上实行补贴，建造更多的道路和房屋，以强调中央在西藏的“主权＂存在，同时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准，改善藏地医疗教育；制度上实行“收权＂，依靠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左派管理，实权都掌握在中央派出的党委书记手里；精神上实行控制和改造，特别是对寺庙和僧尼的管理，政府用各种方式渗透控制，必要时不惜把军队开进寺庙。
  从此以後，西藏政策的主导者，又渐渐地恢复了“敌情＂观念，在对待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方面，实际上又开始实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在对国内民众的宣传中，以极其恶劣的方式妖魔化达赖喇嘛。这种对达赖喇嘛的抹黑和侮辱，必定会引起藏人民众中更深的悲情和冤屈。政府的对应方式则是禁止藏人表达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和思念，用一种唯物主义者的傲慢来对待底层民众的信仰。这就是最近二十年中央对西藏补贴越多，藏人却仍不满的内在原因。
  由於当代物质进步和技术发展创造的条件，中央对西藏的掌控力度，超出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运输的改善，使得中央有能力在西藏维持任何数量的人力，保证“收回政权＂的需要。可是，中央显然还没有重视，为什麽清末在藏地实行的“新政＂改良无一例外地宣布无疾而终。他们显然还不理解，为什麽翻身以後半个世纪，农奴们还是不满意。
  如今的中央领导层，既没有胡耀邦时代主政者反思西藏问题时的善意和决心，也缺乏那一代领导者的政治和道德权威。他们不可能像胡耀邦那样，想明白了就下决心开创一个新局面。他们只会维持现状。为此，除了胡萝卜，就是大棒。让胡萝卜变得更吸引人，让大棒变得更可怕。
  为此，“阶级斗争＂又成了对藏政策的有机部分。无论是纵向比较几百年历史，还是横向比较从印度次大陆到喜马拉雅山区，从青藏高原到中国沿海这一大片土地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如今的西藏那样，有那麽多的军警宪特在监视民众的行动言论，有那麽多的政治压力被强加於佛教寺庙。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今日之藏人那样，被如此粗暴地剥夺了信仰和精神的自由。
  2008年3月的拉萨事件，让所有人都看到，农奴解放半个世纪以後，他们仍然不幸福，他们感觉比以前更不幸福了。汉藏有识之士都指出，欲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的回归是一把钥匙。只有藏人自己的精神领袖，能够让解放後的农奴得到心灵的归宿。可惜，如今主政者更担心的是中央“治藏＂的合法性。於是，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出台了。它强调农奴的解放，实际上还是在强调“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阶级斗争的存在，是农奴需要“解放＂的前提，也是在藏地搞镇压的合法性来源。然而，从历史的长远观点来看，不管人们怎麽宣传，百万农奴“解放＂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农奴解放以後怎样，才能决定未来汉藏关系的走向。而阶级斗争，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已经证明，那是一条灾难之路。
  你是不可能在阶级斗争的道路上，走出一个祥和的社会来的。




五十年前的西藏之争
丁一夫
  出生于1914年的范明将军，于2009年在香港出版了他的长篇回忆录《西藏内部之争》。
  范将军经历了1951年共军入藏前後到1958年期间的决策，是中共“对藏工作＂的内幕中人，对中央和西北、西南的干部和达赖、班禅等西藏僧俗官员，都有过亲身接触。他被老上级彭德怀元帅赞为共产党的“军中翰林＂，由於历史原因，在共产党内至今仍然是一个“半平反＂的人，如今已届95高龄，对亲身经历并因此而遭受牢狱之灾的历史事件，如今终於一吐为快。一个老人，活到快一百岁的年纪，说话的顾虑已降到最低。虽然共产党是非常讲究纪律和组织约束的，但是时至如今，当年的军中同袍党内战友大多作古或正渐渐离开这个世界，中国的执政者已经是孙子辈，於是这本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和以往几乎所有的将军和老干部回忆录不同，爱恨分明，发自肺腑。有很多评论和说法，是在其他任何人的回忆录中都不可能读到的。涉及那些年里中共对藏政策的一些内部情节，又是正式文件和历史著作中不会出现的。这是此书很有史料价值的地方，也是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
“西藏内部之争＂还是“中共内部之争＂
  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本书主要讲的“西藏内部之争＂，大致上就是西藏社会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的矛盾和争执。
  稍微了解一些西藏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从清末开始，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就有了一些分歧和矛盾。1923年，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间的猜疑与不和达到顶点，九世班禅逃离藏地，来到兰州，接受北洋政府的保护，从此就逗留在汉地，一直到1937年去世。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在1933年底逝世。藏传佛教两位最高领袖之间的不和，由他们身边的人继承了下来，一直延续到共军入藏。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转世，第十世班禅和十四世达赖喇嘛，都还是未成年的孩子。
  但是，这段时间里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境遇有一个重大区别。达赖喇嘛所在的拉萨，在摄政和噶厦领导下，继续著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方略，不再依赖中国的保护，使得西藏处於“事实上＂独立国家的状态。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後，拉萨允许国民政府前去吊唁的官员留下来，作为国民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其地位却不超过英国政府派驻拉萨的政治专员。国民政府数度努力拉近和拉萨的关系，却始终不得其门，说了很多好话，不把自己当外人，在拉萨贵族和噶厦眼里却仍然是外人。面对如此局面，国民政府也无可奈何，它是吃了清末帝国单边主义和赵尔丰、联豫、锺颖之辈武夫莽撞行事的苦头。
  而这些年里，十世班禅喇嘛却一直是在汉地，他驻在西宁附近汉藏交界地方的塔尔寺，和国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他身边的人，就组成班禅行辕。这些人拥戴著少年班禅，努力要维护班禅喇嘛在藏地的政教地位，提高班禅喇嘛在中国社会和政治体系里的份量。他们能够依靠的就是国民政府的支援。於是，在共军入藏以前的那些年里，就呈现出达赖独立、班禅亲中的表像，这就是西藏“内部之争＂在现实政治上的表现。
  自从辛亥革命事起，入藏川军被声名狼藉地逐出西藏以後，中国政府就苦於被西藏政府排斥在外，清末之收归西藏政权的治藏方略，落得个适得其反。班禅喇嘛出逃至汉地，被内地一些官员和文人，看成是中央帝国重返西藏的一个机会。於是，在共军入藏以前的国民政府期间，就能处处看到有意识地褒扬班禅喇嘛的现象。
  等到共军蓄势待发，即将入藏的时候，就有一个怎样对待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问题。这个问题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西藏历史和现实中的实际地位到底如何，第二是他们今後政治表现的可能性如何。
  在这两个问题上，范明将军观点鲜明。他的回忆录，从头到底贯穿著他坚持的观点，那就是：第一，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西藏历史中的政教地位是并起并坐，不相上下的；第二，达赖喇嘛和他周围的西藏贵族及噶厦，欲图分裂祖国，而班禅喇嘛及其周围的人，是拥护中央的爱国主义者。从入藏前的调查研究开始，入藏，成立西藏自治区，准备“民主改革＂，到1958年被打成右派，後来入狱，劳改，再到八十年代“半平反＂，重逢班禅喇嘛，范明将军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他认为，陷害他的人，正是那些观点和他相反的同事张经武将军等人。
  1951年，范明率领十八军独立支队进藏。公开资料从来没有提到，“独立支队＂是一整套对外以军队名义出现的党的班子。因为“十七条协定＂中没有提到中共可以在西藏建立党组织，所以共产党的组织是以军队名义进入西藏的。
  於是，从他的回忆录不难读出，共军入藏後前十年，表面上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的“西藏内部之争＂，之所以闹出那麽大的动静来，一个重要原因是，那实际上是张经武将军和范明将军之争，是西南局和西北局之争。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有历史上的不和与猜疑，但是藏人僧侣与贵族有他们的文化传承和行为规范。对於藏人来说，不管是生活在拉萨还是日喀则，是康区还是安多，不管对两位喇嘛之间的纠葛是了然於心还是浑然不知，他们都会对这两位元互为师徒的转世活佛顶礼膜拜。而两位活佛的至尊地位，是建立在他们的行为满足藏人心目中佛陀的教诲之基础上。如果他们表现得纯粹的政治动物，他们就不是藏人的活佛了。所以，在“西藏内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争，远不到共产党人路线斗争那样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外人利用两位喇嘛之间的矛盾来谋取某种政治利益，恰是藏人所最不愿意看见的。晚清王朝就曾经指望用班禅喇嘛来取代达赖喇嘛以达到“收归政权＂，却遭到九世班禅喇嘛的拒绝。可惜的是，推崇谋略、精於算计的政治动物，看不到这一点。国民政府期间就一直以为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之矛盾可以为我所用。这种取别人的矛盾为我所用的政治心理和谋略，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范明将军的回忆录里，区别对待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就表现为它真正的重头内容。所以，这本回忆录，与其说是“西藏内部之争＂，不如说是“中共内部之争＂。
并起并坐还是一上一下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地位，是并起并坐还是一上一下，范明将军的回忆录里有不少涉及历史和现实细节的描述，读来十分有意思。
  范明将军护送班禅喇嘛回到西藏後，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就有很多活动是一同出现在公共场合。1954年他们一同赴北京开会，那年班禅喇嘛16岁，达赖喇嘛19岁。达赖喇嘛任人大副委员长，班禅喇嘛任政协副主席。1956年他们一同去印度访问。当他们一起出现的时候，或者当他们俩正式相见的时候，采用什麽礼仪，走路时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後面，坐下时谁的座位在什麽地方，座位高低相差多少公分，都具有地位高低的政治意味，连两位喇嘛公开念经是念什麽经，念经的时候有多少喇嘛在场，两边的人都要争执一番。两位喇嘛进北京，火车在丰台停下来，让统战部长给他们协调，谈好公开场合的礼仪。
  在范明将军的回忆录里，多次讲到班禅喇嘛身边的人和达赖喇嘛身边的人是怎样争高低待遇的。可到时候两边的人还是要时不时做些小动作。这种争执是那样的费时费力，弄得统战部长李维汉都连连抱怨：“你们西藏的问题真难办。＂
  这些争执的关键在於，班禅喇嘛的班子认为，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是并起并坐的。而他们敢这样斤斤计较，自然是因?得到了中共内部的人的支援，特别是范明将军的支援。
  范明将军回忆，早在入藏以前，他所在的西北局於1950年1月编印的《西藏政府组织及人事》就说：“达赖居前藏拉萨，班禅居後藏扎什伦布，各成为前後藏政教合一的统治者。＂这是范明将军在西藏问题上的主要观点。问题在於，范明将军的西北局是怎麽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班禅喇嘛的班子，早已和西北局密切合作。范明回忆说，1949年10月1日，班禅喇嘛那份公开发表的“致敬电＂，就是班禅喇嘛班子里的计晋美和宋之枢起草，由范明将军逐字逐句讨论定稿发出的。那用词和语气自然一点不像一个11岁男孩。同样，关於班禅喇嘛在西藏政教中的历史地位，西北局的共军将领们从哪里去“调查研究＂呢？答案不言自明。
  可是，中央後来确定的入藏主力是西南局。西南局在成都也成立了西藏问题研究室，“以平措旺杰为首的一些所谓藏学专家＂“歪曲西藏的历史＂，说“全藏政教大权均集中于达赖…，班禅只有教权而无政权，地位在达赖之下＂，“解决藏事应以团结达赖为主，因彼在政教两方具有权威，可统一全藏＂。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和西藏社会的?物，其理念、运作和传承，在世界历史上都独一无二。对於藏人来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意味著一种宇宙观、一种人生价值，一种传统，一种制度，而不单纯是一种政教权力，不只是一个“位子＂，一个“宝座＂。所以，外人在理解和对待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的时候，不能简单地用自己的制度和观念来比附藏人的制度和观念。清末，清廷欲“收归西藏政权＂，宣布褫夺达赖喇嘛的封号，“另觅正身＂，就是犯了这个错误。这种做法注定失败，即使没有辛亥革命，清廷势力遭藏人嫉恨而被逐出也是早晚的事情。
  早在国民政府时期，内地就有人想用抬高班禅喇嘛、贬低达赖喇嘛的办法来处理西藏，因为班禅喇嘛“在我们手里＂。他们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同范明将军一样，对藏事的了解仅限於和班禅班子的接触，於是就让班禅班子里如计晋美等人给“忽悠＂了。
  民国时期内地著名佛教僧人释法尊法师，曾经在西藏学佛多年。他于1937年出版《现代西藏》一书。他说：“达赖班禅在全体蒙藏僧侣中，俱占有最高上的地位。凡是西藏佛教之寺院，无论在藏，在康，在青，在甘，在蒙古，在内地，皆由达赖所管辖，皆以达赖为主人。＂“班禅大师在教务方面的地位，除开达赖一人以外唯他最高。...但是他对於各寺院之主权，则没有达赖那样大。...若谈到政治，达赖是统领全藏地唯一统治者。就是後藏扎什伦布的一切事情，若切实的说起来，也是达赖所管。其他的一切政治军事财政教育，没有哪一事哪一处不该达赖所管理。...＂
  对于班禅喇嘛，他又说：“他从来不是过问西藏政治的人，他虽在後藏算是唯一无二的活佛，但是对於後藏的事情，除了一小部分直属他所管理的以外，其余的一切後藏地方的政治，仍属达赖所管。＂“…他的下人们不甘心，总是想分一些主权管管，这也是班禅出来的根本原因吧。...我们内地的人，不明了达赖与班禅在管理西藏的政教上有这样大的区别，皆以为达赖与班禅既然互为师徒，其地位大概是相等。一个在前藏，一个在後藏，大概管理政治等的主权也使相等。於是皆以为达赖是前藏之主，班禅是後藏之主，他们两个是并立的。再加上班禅手下人一煽惑，皆以为班禅回藏即可总握全藏的大权。...到我进藏之後，切实地一调查，才知道他们是欺骗人的妄语者。
  以释法尊法师的说法，范明将军就可以说是给妄语者欺骗了的人。
分治还是统一
  既然西北局和西南局的“调查研究＂结论相反，那?中央是什麽观点呢？从范明将军的回忆录来看，中央对西藏的实际情况也不甚了了，对两方说法都只能将信将疑，於是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昌都战役大败藏军後，中央和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代表展开谈判，达成十七条协定。班禅喇嘛班子计晋美等也涉及了谈判，他们的任务是“协助中央人民政府谈判＂。
  十七条协定之後的几年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对西藏政策的微妙演变。这种演变，在公开发表的文件里是不会披露的，在范明将军的回忆录里却可以清晰看出。
  范明将军回忆录里提到，1951年5月，就在达成十七条协定的第二天下午，毛泽东把王其梅在谈判前为西藏工委向中央写的有关前後藏分治并附有地图的报告，误以为是范明在协定达成後写的，非常生气，“怒冲冲把这份报告向桌子上一摔说，怎麽到了这个时候（指协定业已签订），这个范明还要把西藏按旧地图所划分的前藏和後藏两个省分治？。＂并且说，如果不改变这个思想，就不叫范明去西藏工作了。
  这件小事透露出几个资讯：一是，中央和西藏工委在十七条协定达成以前，是有将前後藏“分治＂的准备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能顺利将拉萨收归，就让班禅喇嘛治理後藏来削弱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实力。显然连毛泽东都知道是范明将军力主利用班禅喇嘛来分治西藏的方略，所以有“这个范明还要分治＂的说法。二是，一旦协定达成，到了“这个时候＂，中央就抛弃了“分治＂的计划，前後藏要“统一＂了。
  这也反过来证明，中央知道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高於班禅喇嘛，如果能够用达赖喇嘛来治理统一的西藏，就不必勉为其难地抬高班禅喇嘛来分而治之了。
  於是，在以後几年里，中央对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定下了“达赖第一，班禅第二，达赖为主，班禅为副＂的方针。入藏以後，原西南局的张经武、张国华以及平措旺杰等人，做达赖喇嘛及噶厦的工作为主，护送班禅喇嘛入藏的范明将军等原西北局的人，则力争班禅喇嘛的地位。
  然而，关於统一与分治，中共内部的争论还远不只是如此。被范明将军在回忆录里称为“达赖在党内的代言人＂的平措旺杰，前几年在美国出版了一部英语自传，後来又陆续发表过对那些年的回忆文章。平措旺杰在自传中回忆道，1954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曾经亲自到达赖喇嘛住地拜访。有一次拜访时，毛泽东特地问到，西藏是否有自己的国旗（National Flag）。毛泽东说，以後应该让中国的自治区都能够打出自己的国旗，西藏打出西藏的国旗，内蒙打出内蒙的国旗。
  在纪念藏族老共产党人扎西旺徐的文章中，平措旺杰回忆到，陈毅元帅“在一次党内的高干座谈会上讲话时说：应该向中央建议，将拉萨作为首府，以西藏自治区为主，并把被分割在邻省的川、康、滇、甘、青的所有东部藏区，建立一个统一的藏族自治区，这既照顾了藏人的普遍心愿，对藏族发展有利，又对汉、藏的亲密团结、国家的统一和巩固都有极大好处。陈毅元帅边说还边指著的中国大地图……这是令人难忘的极其重要的一席谈话。当时在场的除中央来的和西藏的汉族领导同志外，藏族的有天宝、扎喜、杨东生和我。＂
  这是後来西藏问题中，“大西藏自治区＂的最早出处。平措旺杰回忆，“根据陈毅元帅的上述有关统一藏族自治区的讲话精神，中央有关部门成立了以天宝同志牵头的西藏及青、甘、川、滇五省区协调工作组，并由四川省委统战部的张成武同志担任秘书长。但後来，由於国家整个政治气候的“左倾＂并且愈来愈严重，这件五省区协调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分治＂来自於从晚清开始就一脉相承的“分而治之＂的方略。从“分治＂到统一的转变，以十七条的签订为标志。签订了十七条，中央有了达赖喇嘛方面的合作，就没有必要采用“分治＂的策略了，甚至可以考虑把所有藏人生活的藏地，包括川青甘滇的藏区都统一到西藏自治区。但是，“统一＂的思路到1956年底结束了，1956年以後就再也没有了这种理想主义色彩。
1956年还发生了什麽呢？
1956年的转变
  范明回忆，早在1955年冬，毛泽东就给西藏工委指示，“叫西藏准备进行民主改革，并著重指出，必须在打的基础上进行准备，贵族反抗，准备打掉一部分，跑掉一部分，噶伦堡、香港多几个骂我们的人，没有什麽了不起。＂张国华在北京用绝密电话把这一指示传达给当时在西藏主持工委工作的范明。
  范明对在西藏搞民主改革的积极性特别高，一个重要原因是，达赖喇嘛、噶厦政府和拉萨的贵族对民主改革疑虑重重。当时在西藏的共产党干部中，和他们关系最紧张的就是这位范明将军。而班禅喇嘛的班子，以计晋美等人为首，一再表示拥护民主改革，敦促展开民主改革。这些人，被范明视为自己人。
  1956年前，汉地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已经全面铺开，这也包括西藏周边四省藏区，激起了这些地方藏人的不满和反抗。但是，毛泽东对於农业合作化仍然持高度评价。 1955年七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作了《关於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有些地方搞合作化“像小脚女人走路＂的倾向。
  1956年年初，中共西藏地区代表大会通过了张国华副书记做的工作总结和1956年工作任务。这个报告是范明起草的，最中心的是提出了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为此，向中央提出给西藏调1200名干部。
  此时，社会上形势如何呢？范明回忆说，“1956年3月，金沙江以东的藏族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的风声传到拉萨，拉萨社会秩序混乱，局势紧张。…工委决定一方面加强防范，组织机关自卫；一方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後，随即作出了西藏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进行民主改革宣传的决定。1956年的上半年，中央显然信任范明在西藏准备民主改革的积极性。筹委会大会後，陈毅和张国华向范明传达了任命其为西藏军区政委、将谭冠三调回北京另行安排的意见。5月间，陈毅和张经武、张国华等离西藏回北京，中央指示由范明主持西藏工作，进行民主改革准备工作。为此，中央给西藏调进了两千多名干部并增设了若干适应的机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中央是打算让范明在西藏主持工作，放开手脚准备民主改革的。
  接下来，就在这长长的一节文字中，范明将军有这样一句话，不仔细的读者很可能会遗漏掉：“在准备工作中，发生了些急躁冒进和浪费现象。我是有不可推卸地领导责任的。＂到底发生了什麽呢。将军惜墨如金，什麽也没有说。
  可是，紧接著范明将军解释：“但民主改革准备工作则是依据中央一再指示进行的，决不是我个人提出的（1958年西藏在整风运动中说是我个人搞的大发展）。＂1956年12月，张国华调回拉萨，召开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於六年不改和西藏改革准备工作要适当收缩的指示。
  这个转变给积极性高涨的范明将军泼了冷水，西藏的共产党干部显然还是对这一转变的底细摸不著边，於是工委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适当收缩，巩固提高，稳步前进＂方针的决议。这样的用词，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可是，1957年3月，中央通知西藏工委大部分书记和委员到北京参加西藏工作会议。“在会上，由中央某负责同志做出了?大下马＇的决定，不但把所有改革准备工作一律砍掉，而且也把共军和平挺进西藏六年来按中央的指示行之有效的其他工作也几乎完全砍掉。＂
  这里出现了范明将军回忆录里非常奇怪的一个特例。范明将军的这本回忆录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话不掩饰，直呼其名。可是这里神秘地出现了一个不指明的“中央某负责同志＂。范明只有在显然是负面的然而又有所顾忌的情况下，才隐其名而使用“中央某负责同志＂的提法。这位同志是谁呢？我们只能指望范明将军以後披露了。
  不管这位负责同志是谁，他显然处於更高的决策层次。范明将军却在会上表示异议：“我说对六年不改地方针完全拥护，但收缩要适当，条件不成熟的不能做的事情应当收缩，能做的事情则不应当完全砍掉，中央某负责同志对我的发言不但根本不理，并且最後说，就这样决定了，没有讨论的余地。事後我感到中央某负责同志所做的?大下马＇的决定是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精神的，是会使西藏工作受到很大损失的。所以我冒著挨整的危险，经过了反复的考虑，最後还是勇敢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这封告御状的信，显然没有告在点子上。范明将军的回忆录里，对1956年底到1957年中央对藏政策这次惊心动魄的转变，只有他自己的经历，不知为什麽却只字没有提到这一转变的大背景。
  他肯定不会不知道，1956年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那年是佛祖释迦摩尼诞生2500周年，全世界的佛教高僧要在印度庆祝佛诞。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得以获准访问印度。而正是达赖喇嘛的印度之行，促使中央作出了这次大收缩、大下马的转变。
达赖喇嘛的印度之行
  达赖喇嘛接到访问印度庆祝佛诞的邀请，带著邀请信去见工委，见的正是范明将军。达赖喇嘛後来在其自传《流亡中的自由》中说：“对我们藏人来说，印度是“阿雅菩弥＂，神圣之地。我一直渴望去那里朝圣，那是我最想访问的地方。…当然，有可能中国人不让我去，但是我得试试。於是，我带著邀请信去见范明将军。＂“不幸的是，范明是当地中国人中最不好打交道的人。＂范明将军不同意让达赖喇嘛访问印度，达赖喇嘛想去也去不成，尽管从职位来说，达赖喇嘛这个人大副委员长比范明将军要高得多。後来，在印度政府的干预下，中央决定放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出访，由张经武来拉萨宣布。
  班禅喇嘛生前秘书降边嘉措 2008年发表的新书《毛泽东与达赖班禅》一书披露，其实毛泽东在1955年就明确指示，让达赖喇嘛去印度庆祝佛诞。直到1956年4月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毛泽东还是十分信任达赖喇嘛的。可是在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就表现出对达赖喇嘛不再信任了。
  降边嘉措在书中披露，西南、西北两支部队到拉萨不久，就有两个不同的情报系统。两个情报部门都按各自的系统向上级部门直到中央汇报。范明是西藏工委之“情报工委＂的书记，同时担任统战部长，西藏的上层贵族，全部在他的掌握之中。李觉则是军区情报工委的书记。“范明不无自豪地说，主席很相信我，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就是根据我反映的情况。＂“而李觉则坚持认为：范明所反映的情报是不准确的，虚假的，有些是他自己编造的。有些则是他花钱买的。李觉说：范明还擅自派一名国民党投诚的特工人员到噶伦堡，搜集达赖集团与美蒋特务和流亡印度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之间联系的情报。这件事被印度政府发现，直接向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提出交涉，成为新中国成立後中印两国之间第一起外交纠纷。＂
  达赖喇嘛在《流亡中的自由》中讲到，在印度，他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他有意留在印度寻求政治避难，其原因是，在西藏周边四省藏区展开的民主改革，已经使得藏地的局面非常糟糕。“他们远没有让人民自行安居乐业，正相反，他们开始单方面地推行各种“改革＂。房子，田地和牛都要缴纳新的税额，这还不算，寺庙的财产也要课税，这真是伤害之上再加侮辱。大庄园被没收，土地被当地中国干部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意识重新分配。地主因他们“反对人民的罪行＂而被公开斗争和惩罚；更加令我感到恐怖的是，有些甚至被处死。＂“同样令人不安的消息是，寺庙遭到粗暴的干预，地方民众被灌输反宗教思想。僧人和尼姑受到严重骚扰，遭受公开羞辱。…由於中国人的压迫而产生的难民开始到达拉萨，同时带来了充满残酷和惨无人道的可怕故事。＂达赖喇嘛向毛泽东写信，要求制止这种做法，却得不到回音。他觉得，他留在拉萨已经没有能力改变这种局面。
  但是，这一想法遭到尼赫鲁的坚决反对。尼赫鲁正在寻求和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不希望这一事变的干扰，但是他面对达赖喇嘛诉说的藏人悲惨境遇，不能无动於衷，於是他提出，他会向来访的周恩来总理提出这个问题，并安排周恩来和达赖喇嘛面谈，让达赖喇嘛当面向周恩来提出。
  在尼赫鲁的协助下，周恩来和贺龙元帅，在出访列国和归国途中，都紧急安排会见达赖喇嘛。周恩来告诉达赖喇嘛：“如果万一发生了叛乱.我们是一定不能允许的。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共军一定会将叛乱平定下去。＂达赖喇嘛说：“我再次告诉他，我对中国人在西藏所作所为的担心，他们把我们不愿意的改革强加给我们，尽管他们信誓旦旦地一再保证不会这样做。他又一次用和蔼可亲的态度回答我，说毛主席已经宣布，至少在以後的六年里，不会在西藏展开任何改革。如果六年後我们仍然不愿改革，那麽改革必要时可以延後五十年，中国在那里只是要帮助我们。＂
  这就是中央将西藏的民主改革准备工作大下马的来源。其根本原因是，周恩来和毛泽东都看到了，如果西藏的紧张局势再得不到缓解，藏人对共军的敌视和怨恨再得不到平息，达赖喇嘛的抗议再得不到回应，中央就将失去达赖喇嘛这几年忍辱负重的合作。一旦达赖喇嘛公开他的抗议，中国在国际上，在今後的历史中，就无法继续扮演“和平解放＂的仁义之师，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入侵，共军在西藏就是典型的外国占领军。
  所以，当这“六年不改＂的大收缩方针传达到西藏工作会议上时，“某中央负责同志＂会对积极性高过头的范明将军不客气地说，就这样决定了，没有讨论的余地。大概范明将军是个相当自信的人，他却认为还有讨论的余地。於是就有了向毛主席写信，反对“某中央负责同志＂的举动。
  范明将军的这封信，周围的人都劝他不要送出去，他却固执地要送。後来，一时似乎效果还不错，中央让他代中央起草《关於西藏工作的决定》，1957年5月14日政治局开会通过了这个决定。“中央某负责同志＂还邀请他到家里谈话，他“再一次要求多保留几个据点，多保留一些间接改革准备工作，并说明西藏的根本矛盾是阶级矛盾＂。
  两个月後，西藏工委却接到中央关於停止一切改革准备的电报。这是一个大转弯，而且没有说明理由。他们从电报代号里确定，这电报是“中央某负责同志＂改过的。这时，范明仍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又向“中央某负责同志＂写信争辩。“中央某负责同志＂看了非常生气，说“范明又闹起来了＂，“这还了得＂。
  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期间，和尼赫鲁谈几次话，为中国争取到了印度这个不结盟大国在国际上的合作。回国後他需要做的是说服毛泽东，“六年不改＂，“只有藏人自己愿意改的时候才搞改革＂，来安抚达赖喇嘛，以践行他对达赖喇嘛、对尼赫鲁作下的承诺。想不到范明将军如此固执，如此自以为正确，如此不顾全大局。他能摆平了尼赫鲁，就摆不平范明将军吗？
没有结论的结论
  1958年范明被定为“右派＂。这显然是一个错案，因为当年西藏的汉藏人士普遍认为，范明将军是一个“最左的人＂。1962年9月，范明将军入狱。1980年，中央组织部对范明问题进行复查，范明将军得到了“半平反＂，仍然保留“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
  如今回头看，当年入藏的共军高级将领中，范明将军的命运是相当好的。他最耿耿於怀的对头，来自西南局的张经武将军，在文革中入狱，1971年死於狱中。而范明将军和汪锋一起动手将之送进监狱的平措旺杰，却在秦城监狱的单独监禁中熬过了18年，至今仍健在。范明将军的回忆录里，没有提到这一些。
  达赖喇嘛出走後，班禅喇嘛替代达赖喇嘛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後来因给中央上书反映藏地民主改革中的“问题＂而被长期监禁。文革後出狱，1988年5月正式平反。1989年春天突然去世後，在转世灵童的甄选问题上，中央和达赖喇嘛的合作失败，经达赖喇嘛承认的扎什伦布寺选定的灵童人间消失，中央另行选定灵童，被境外藏人称为“汉班禅＂。这个事变留下了又一轮“西藏内部之争＂，外人似乎又看到了可资利用的机会。
  达赖喇嘛出走後，带领流亡藏人，半个世纪来，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组织良好的政治难民社会，获得了所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尊重。藏文化从此走向了世界。1989年，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如今回顾五十年前的“西藏之争＂，令人不禁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慨。事实上，中央在入藏前後，深知自己对西藏问题知之不多，最要紧的是争取达赖喇嘛的合作。1955年和1956年间的举棋不定，正反映了这一点。当中央比较自信的时候，“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的前景就浮现了出来，而当中央缺乏自信的时候，“分而治之＂的方案就占了上风。
  可见，所谓“大西藏自治区＂的设想，并不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发明，那是从毛泽东、陈毅这老一辈革命家开始就曾经有过的想法。地域上连接在一起、文化上高度一致、拥有共同历史的藏民族，是否应该在行政上组成统一的西藏自治区，对於中央来说，这个问题原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从签订十七条协定，到1954年达赖喇嘛访问北京，是“大西藏自治区＂概念浮上水面的时期，可惜1956年以後，形势急转直下，从此汉藏关系走入了又一个困难时期。“分而治之＂有利於分化对方，有利於中央的控制，自然是紧抓不放的政策了。
  如今回头看，1956年以後的事变，几乎是一种宿命。汉地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正在走向高潮。毛泽东和他的革命家们，指望这一社会改革运动，彻底改变中国。这是斯大林灾难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上世纪下半叶的再版，其结果是同样灾难性的。1956年的毛泽东，不可能放弃，甚至不可能延缓他的农业合作化。而这一运动波及到藏地，就是灾难更为深重的“民主改革＂。西藏工委在1956年开始大力宣传，并且议定土改方案，并非自作主张。只是由於国内外出现的一系列事件，这一计划被推迟。也就是说，周恩来在印度向达赖喇嘛承诺“六年不改＂，不是“改＂的条件不成熟，而是“打＂的条件不成熟。内地农村的苦难已成定局，藏地藏民的灾难也无可逃避。
  汉地的人们，20年後已经明白，农村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彻头彻尾的失败。此後30年的改革开放，不过是针对前面20年的纠错纠偏。而被绑在这列灾难战车上的藏地藏民，却还没有这麽幸运。
  可是，藏地藏人的命运，并没有到此为止。达赖喇嘛在《流亡中的自由》一书中说，我的流亡，已经把藏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团结了起来。在藏文明的历史上，藏民族的精英，终於有了强烈、鲜明而一致的民族自我意识。从此以後，藏地藏人是统一还是分治，不能全凭外人说了算了。
  在藏地民主改革和後来“平叛＂中，无数藏人又遭遇到了什麽呢？这些，范明将军的回忆录里，一个字也没有提。
  在平措旺杰怀念扎西旺徐的文章里，扎西旺徐这位老红军、到过延安的老资格藏族共产党人，曾经这样说过：“在类似错误方针的影响下，造成了一些藏区?无人村＇、?寡妇村＇、甚至所谓?要留下一点种子吧＇、玉树等地的许多小男孩披上羊皮不得已混在羊群中免遭杀害等等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留下了难於医治的严重社会创伤。此外，还令青海藏人痛心的是，个别?极左＇的领导，居然别有用心地从内蒙调来了蒙族骑兵，进行所谓平叛，造成蒙、藏之间以及藏、汉之间的仇恨。班禅大师在其著名的世人知晓的?七万言＇书中所说的各种乱斗、乱抓、乱关、乱杀的现象，十分普遍。整个藏区数以千计的僧俗知名人士几乎都被送进牢中，有的判十年、二十年以上。＂
  扎西旺徐多次痛心地?冤民诉苦诉难：“从玉树、从果洛押送的那?多的军车上，无数男女老幼藏族群众被捆绑起来，一卡车一卡车地运到西宁，在监狱门口卸车时，很多囚徒已经昏迷不堪，站立不起来，个别已经死在路途中了。＂
  愿藏人的这些遭遇，也有人回忆。
【全文完】




2008年西藏的第二战场
---介绍藏文杂志《夏东日》
桑杰嘉
2009年1月【人与人权 维权、民主与法制】
“寻找真理，平等和自由的真理。寻找勇气，批判与探索的勇气。＂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开始，西藏三区发生了近五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抗运动，不仅震惊了中国，也惊动了世界。这场运动囊括了整个藏区：卫藏、安多和康区。参加的民众包括学生、市民、僧侣、商人、牧民，甚至老人、妇女和儿童。这是一场藏人反对殖民统治的"战争＂，一场反压迫的正义"战争＂。中共对之实行了严厉镇压，很多藏人失去了生命，更多的人被逮捕关押，给西藏留下太多的痛苦和伤痕。但是，西藏人民和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为民族自由事业奋斗的藏族英勇儿女。对这场反抗，中共解释是极少数的分裂分子的破坏，甚至指控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进行了策划。但是，该运动的实质是西藏民族对於殖民统治的反抗。
  我在这里，要向读者介绍的是这场反抗运动的另一个方面，即西藏知识份子在思想文化的反抗。为参加11月17日的藏人特别会议，我从美国匆匆飞回印度，连夜赶到达兰萨拉。第二天大会就开幕了。之前，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一本杂志。对这本杂志，应该说我是熟悉的。那年，我们大学毕业，几位西藏学生便开始在筹画出版一本独立的藏语杂志。转眼间已过了十年，我几乎不相信它现在终於到了我的手中。这本藏语杂志名字是《夏东日》，民间刊物。我手中的这本《夏东日》是在印度缩印的第二十一期，想它的诞生、出版、发行一定走过艰难的历程，在大陆能够出到二十一期，已经很辉煌了。这本藏文杂志的宗旨是：“寻找真理，平等和自由的真理。寻找勇气，批判与探索的勇气。＂杂志内容以评论为主，分有“直剥假面具＂、“切除顽固之病＂、“呼唤灵魂＂、“理论.实践.见证＂、“生命、反省、正义＂、“黑暗、恐惧、吼叫＂和“会议、讨论、宽宏＂等栏目。其中最後一栏目翻译发表了《中国部分知识份子关於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
   2008年的《夏东日》中刊登有十四篇署名文章，其中九篇文章跟今年3月西藏事件有关，真实地报导评述了该事件。本刊物的後记说：“旋风般的今年，雪域西藏的山水和所有生灵都被封锁，枪口时时盯著这一切……。中共枪口下流失了孕育著雪域真理的无数灵魂，它们对我们呼唤自由……。＂“《夏东日》冲破重重困难，伴随著零八年的伤痛，为维护去世的那些灵魂而进入你的视野。＂“《夏东日》记录著一代人用血写下的历史，问世了！＂《夏东日》最後发下誓言：“《夏东日》活，要活得有力量；死，要死得有光彩！"。
  在“呼唤灵魂＂栏目中，署名奥巴的文章这样写了中共对西藏的入侵：“几十年前，额头镶有五星的野狼进入了这个高原……＂。对中共屠杀藏人，作者写道：“一个生命，两个生命，三个生命---一百个……就这样无间断地流逝著。因此，我们应该要哀悼，我们应该纪念，我们永远不能在历史的间隙中遗忘！＂他呼吁：“为了境内外藏人在西藏高原故园的团聚，要鼓起勇气向无形的?柏林墙＇说出真理。"
  在“理论、实践、见证＂栏目，署名思僧玛的作者在“民族自治与民族生存＂一文开头是这样写的：“今年以拉萨为主的西藏三区发生了血腥的民族事件，全世界被震惊。虽然，在过去的历史上诸多民族问题酿成血腥事件。但一般来说，民族问题不一定为血腥事件，特别是在一个民主和开放的国家。＂“政府越是民主、法制，民族问题越难向破坏和血腥方面变化。＂作者否定了中共现行的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只能延长一点民族同化时间而已，其无法保障我们少数民族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各少数民族迟早会消失。＂他总结说：“一、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只是个策略，并非目的。与这个制度有关的法律无法保障少数民族不被同化。二，如果目前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继续存在的话，国家可以随时收回赐予民族区域极小的自治权力。＂
  一位署名宋布的作者在“这个理由是假的＂一文中这样写了现中共统治下对少数民族的不公平："平等，要生存平等，语言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在这个国家里，五十六个民族的生存是平等的麽？可以大声说：不！……"他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否定了少数民族和汉族谁也离不开谁的说法，他说这只是个阴谋。因为"少数民族离开了汉民族，是强权统治下的解放；而汉族离开少数民族是失去了奴隶……。"
  伦布尼托在“展向高空的正义之翅＂的文章这样写道："今天我要为真理和事实说话，如果不能为真理和事实说话，我将抵押这条命给你们。""……反动统治者持民族集权主义思想，没有实施民族区域自治，造成今天我们西藏天地震动。我们的责任是反对这些空想主义者和民族集权主义……。颠覆压迫民族语言文字的反动统治集团，维护民主利益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只有争得的民主，绝没有等到的民主。"
  关於2008年西藏和平抗议事件，《夏东日》在“反省与思考＂栏目中，刊登了“回忆中填满伤痛的三月＂一文，作者说："两千零八年三月对於世界来说是个严重关切的时刻。三月十四日，从圣地拉萨开始，人民站出来进行抗议游行……。我的家乡安多阿坝，从三月中旬，大批扛著各式武器的军队威风凛凛地巡逻，在各处转来转去，并大声呵斥藏人，日夜监控。三月十六日，由民众和僧人组成队伍从格德寺附近开始了抗议游行示威。但是，政府认定是?打、砸，抢、烧事件＇，将罪名扣在西藏人身上……。＂作者记述："三月十六日之後，数目庞大的军警封锁了所有的道路，对来往的民众进行了搜查。军警对阿坝格德寺每个僧舍和护法殿都进行了搜查，他们的电视和报纸宣称搜出了大量的?武器＇……。＂“西藏和汉民族从历史上是邻国，这种关系从远古至今保持下来的。新中国成立後，西藏民族列入了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中，至今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愤慨的是军队对寺院进行军事进攻，在护法殿中随意拿取圣物。他们还对藏族宗教进行不符事实、歪曲的解释，这不是在践踏西藏民族的信仰？""为什麽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不能承认正义和事实？……如果说西藏人不是中国国民，为什麽划入中国；说是，为什麽又没有国民最基本的权利？ "文章最後写道："我想雪域同胞们说，我们遭受了不可思议的痛苦和暴虐，我们除了仇恨与愤怒一无所获。对此，无数断了气的宝贵之生命们会算账。事实上，在我们身後燃烧著人类的正义和自由的火焰。"
  在“我们没有人权＂的文章中，作者写道："我们家乡的很多很多同胞拥抱著心中的国家离开了这个世界……多麽悲壮啊！为了保护家乡同胞的生命，我们为什麽连个求救的地方都找不到？黑暗、残暴、入侵和压迫能使我们家乡的每根小草和每滴水都会打碎。…..在枪口和钢鞭前，我们僧俗男女们个个心中筑有座座雪域灵魂。此时此刻，世界正义的眼睛为什麽不向这边注视？"作者评述三月事件："3月14日拉萨的天空滚滚浓烟是五十年来忍耐的浓烟，是五十年来同胞们硬咽在腹中的浓烟，难道不是腹中整整停留五十年後喷出的浓烟？家乡背著痛苦的包袱，互不相识的同胞们与我有关，西藏三区的那些同胞与我有著密切的关系。很多很多年来在城镇和乡村间欺压的例子无穷无尽…….失去怙主，失去保护，失去支援，失去亲人的藏人们没有一丝颠覆中共政府的想法。是为了人权，忍无可忍地在各地进行抗议的…..。眼前的?暴乱＇用武器可以暂时解决，但是武器留下的伤口和血腥留给了未来的世世代代。对只会使用武器的政府，民众心中不会有一丝文明之味。""在听不到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会里，直接与枪口碰撞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藏人最大的痛苦并非是无处诉说痛苦，而是不让诉说痛苦……"作者对今年三月的西藏事件之起因这样看待："这次在各地发生的藏汉民族之间的矛盾直接与中共政府有关。中共拖延而没有解决一些旧的事件，结果成为西藏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对一个痛苦往心中埋藏之民族进行的镇压，殴打和屠杀……。"
  该文章还讽刺西藏的藏人官员、喇嘛和学者们："非常感谢，我们广大农牧民的根本上师、转世的仁波切们，西藏各地名存实亡的各级官员和肩负研究西藏文化之重担的全体达官贵人们，你们在电视上和报纸上?分辨是非、作证为明＇，是在同胞们的伤口上撒盐。"作者列举了他们的名字和言论。其中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竹古嘉木样、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著名的藏学家忠布次仁多杰等。
  作者说："为什麽藏人在自己可爱的故土上遭受无法忍受的欺压、灾难和暴虐？……永远不该忘记为脚下这片热土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僧俗男女。……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但为什麽他们连自己的生命都会献出来呢？那难道不是，因无法目睹统治者的残酷？……僧人、学生、平民们的可爱生命被推向世界的黑暗中时，……无论如何我无法保持沉默，他们的厄运与我的笔之间有著很深很深的关系……。"文章最後庄重的表明：这篇文章所有责任都均由作者承担。
  这期《夏东日》刊登了涛灵在三月二十五日写的一篇日记，记述了那天中共在西藏安多阿坝马尔康师范学校抓捕西藏学生的情景：
  二零零八年三月17日，阳光还没有照耀大地，天较阴。
  马尔康师范学校、阿坝民族高中并不大的校园里全体师生拥挤著、哭声震天，高呼："不许杀同学！不许抓同胞！"每个人脸上充满了愤慨，眼中喷发著火花。"
  两天后，"二十多名学生的姓名、籍贯、年级和身高等列入表格，一个个带出了校门。其中十四名学生从此没有回来，不知他们在黑暗的监狱中忍受多少暴虐？
  他们只是十五岁到二十一岁的青少年，当对他们扣上这个年龄无法担负的大帽时，我在梦中听到，不做亏心事，不怕进地狱，在真理前没有低头而咀牙嚼齿後的声音。我从梦中惊醒。
  在天地间，在二十一世纪的如今，难道我们痛苦的哭泣都不行？
  我怎样思考，我怎样入睡，我怎样低头总是给你真理，但是看到可爱的学生们张张愤怒的脸，我们一个个灵魂以及他们心灵间纯净的爱。你们从学生变为囚犯的那天。你们被那些"权贵们"一个个像宰羊般抓走。我不得不将一个个记录下来。
  可爱的学生们！如今是二十一世纪，并非祖辈们讲过的"文革"时期。我们青春的花朵会养育历史的正义。
  ……一次历史事件，无法从历史明镜中消失，民族的历史也将无法忘记。
  在一篇“是谁把仇恨的钉子钉入心头？＂的文章也指出了这次抗议运动的爆发是必然的。文章最後追思了这次抗议运动中牺牲的藏人："最後对被黑暗吞食之硬骨头的人们表示哀悼和支持。在无数的压力下发出抗议的怒吼表示为你们哀悼！并向争取正义的人们表示敬意！"
  相信任何人读到这些冒著生命危险，出自肺腑的真言後，可以看到西藏2008年三月开始的抗议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中共统治西藏，藏人忍无可忍。
2008年12月19日达兰萨拉

西藏为什麽要高度自治
桑杰嘉
【北京之春】2009年2月号
  西藏为什麽要高度自治？这个问题起于中共向世界宣称它所统治的少数民族享有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但是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根本享受不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反而感到这个自治制度无法保护本民族的发展和生存延续，因此深感需要更高的自治权。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高瞻远瞩，考虑到藏中民族长远的根本利益，放弃西藏的独立地位，提出双赢双利的“中间道路＂。保证西藏留在中国版图中，但西藏必须实现高度自治，确保西藏人民自由、西藏文化、宗教以及习俗等得到保护，而不是现在中共这种名存实亡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是解决西藏问题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可以追溯到前苏联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多族群的前提下构建统一国家的制度性对策。
  回顾中国在西藏进行政治渗透的历史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中共在西藏最初号召的不是“民族自决权＂与後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是在西藏建立自己的政权。
  70多年前，共产党还没有夺取对中国的统治权，中共红四方面军在长征时的1935年和1936年分别建立了两个西藏政权。1935年11月8日在西藏安多绥靖（今四川阿坝州金川县城）建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国。1936年5月1日在西藏康区甘孜建立了波巴（西藏人的自称）人民共和国。
  1936年5月5日“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公告激昂宣称：“我们就向全世界全中国宣布：波巴人民共和国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正式建立。所有藏康青的领土应当永远归波巴自己管理。我们誓死反对汉族侵略者国民党汉官、军阀千余年来对我们波巴所施行的吞灭政策，坚决为波巴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千余年前，我们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加普（国王）帝国，包括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肃，云南各一部。这个帝国独立三百多年，卒被中国汉族皇帝千谋百计的征服了。　　不甘心灭亡的波巴人民，奋起啊！我们一定要翻身，要恢复我们祖宗所留给我们的旧山河，要独立自由，要在世界上永远成为独立，自由的人民！“
  西藏的这些政权救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因此毛泽东说：“红军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民（西藏人）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番民偿还这笔债。＂但後来，当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的统治权，而且准备对西藏中部进行非法入侵後，以上的提法就发生了很多变化，从最初开始的“民族自决权＂到後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开始极力解释西藏的两个政权为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雏形等等。
  中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种理念，其相关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族自决权＂；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它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地方自治等复杂的社会政治发展过程相关联；作为社会制度和实践是1949年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以及其後150多个民族自治地方为标志性事件。
  《共同纲领》1949年对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确认。198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了第一次修改。2005年颁布了《国务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从确认到通过，修改以及颁布《实施若干规定》的过程中，从当初的“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变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基本的目标就是：“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的权利＂。中国为了实现以上的目标，按2005年的资料，建立了5个自治区、33个自治州（盟）、120个自治县（旗）、1093个民族乡（苏木）。
  那麽，中国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实践中是否实现了它最基本的目标　　“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的权利＂呢？中国的现有少数民族的回答绝对与中国政府的说法是完全相反。当然，少数民族的答案可能被认为持有偏见。因此我不在这里花很多时间论证“少数民族当家、汉族作主＂的事实。借用许允仁的《从西藏问题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弊端》中的几段，也许可以减少读者的疑心，也可以非常形象地看到中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无法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严重症结。
  许允仁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中国政府派遣汉族或其他的外族干部去控制一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最重要的实权岗位以及为本民族争取权利的干部被淘汰的情况时指出：“所谓的民族自治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就转变为如何培养更多听话能干的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的问题。按现行的自治标准，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假如100%地任命该族人士担任各级领导干部，而这些人又能比汉族官员更好地听党的话，执行党的政策，那麽，这个地方就达到了最理想的百分百的＂自治“。当然，这样的理想状态永远无法实现，所以，党总是会派相当数量的汉族或其他的外族干部去控制一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最重要的实权岗位，同时，在该族的干部中总是会出现这麽二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无原则地绝对服从党的指令，另一种倾向则试图保持本民族的自主性和本位利益。而党总是会重用前一派干部，让他们去和本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後一派则总是会遭到不断的打压和淘汰。＂
  在总结过去民族区域自治实施情况时许允仁这样写道：“几十年来，民族自治地方从来没有获得过这种意义上的自治权，党要它消灭私有制，它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党要搞人民公社，它就必须搞人民公社；党要反右，它就必须反右；党要消灭宗教，它就必须铲除千百年来为自己民族提供生存意义的宗教；党要它侮辱谩?自己崇敬的宗教领袖，它就必须紧跟著党大声地侮辱谩?。在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中，不存在任何制度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党的飞横跋扈的专断权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否保护了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呢？“衡量一种政治制度的价值的终极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於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在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少数民族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并没有得到任何增进，那麽，将被外族人专制和虐待改为由本族人专制和虐待就没有任何政治进步的意义，更何况这些本族的统治者执行的政策，归根结蒂是由在遥远的京城里的外族人制定的，他们本身也是由外族人任命的，而他们为了取得党的信任，只会对本族同胞采取更为严厉的管治手段。＂
  需要补充的是，在西藏不仅“由在遥远的京城里的外族人制定＂一切。而且仍然是由“外族人专制和虐待＂的。因为，西藏自治区的最高权力一直由汉族或外族担任。
  许允仁还特别指出：“更为关键的是，在均质化的一党专政的政体下，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并不意味著少数民族的公民比主体民族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会多一些，也不意味著党对他们的管治会少一些。恰恰相反，由於少数民族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的离心倾向，（既然，它们已经被正式确认和塑造成和主体民族完全对等的独立的民族，这样的倾向的或多或少的存在就变得十分自然和不可避免），因此，党对他们从行为到精神上的管治，只会更加严密和严厉。也就是说，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这些基本政治权利来看，号称自治的少数民族的公民，一般而言反而只会比主体民族的公民享有得更少些。＂
  由於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运作，民族区域自治法与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与其他法律的抵触等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变得更具争议和模糊不清。有人也许会说，《民族区域自治法》二十条中不是有“变通权＂吗？。事实是，在依据法律固定或国家统一规划的限制，并设有上级国家机关的批准程式，使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力与上一级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权力关系是无条件的服从关系。“在自治立法权上，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五大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历经20年仍然没有出台。＂
  以上阐述了中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整体状况。在这种状况下西藏更无法逃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掠劫的命运。因此，以下主要从西藏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生态环境，生活方式，文化等方面阐述西藏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悲惨状况。
民族区域自治下西藏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
1，西藏的自然资源
  西藏和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一样，《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条第二款和第二十八条明文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地方的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的统一规划，对可以由本地方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但是，西藏的各自治地方在行使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力仍然受到中央国家机关的限制　　“根据法律规定和国家的统一规划＂。
  如开发西藏的水电，按规定2.5万千瓦的电站建设由电站所在地的州、市决定。2.5万千瓦至25万千瓦的电站由省政府审批。25万千瓦以上的电站建设则由国家审批。在西藏水电资源开发专案的决策、规划和实施的讨论过程中，几乎没有当地藏人的参与。因此，开发的项目不一定代表西藏民族和个人的利益。在各种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中，西藏的自治机关和西藏人处於明显弱势的地位。
  另外，在西藏水电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方面，开发水电资源的企业都将绝大多数的税费缴纳到企业的注册地而非资源开发地　　西藏。这种体制使作为资源开发的西藏自治地方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为国家的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作出贡献，国家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但是，水电资源丰富的西藏还在“抱著金碗讨饭吃＂。因为，所谓的国家生态补偿机制仍未建立。
2，西藏的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的开发是当下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兴起的又一热潮。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级政府通常认为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民俗风情、宗教文化等方面与汉族的差异性，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西藏跟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一样在发展中提出“民族文化资源向民族文化资本转变＂的战略。但是，有关专家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个案进行调查时，发现旅游开发对当地少数民族利益和文化认同带来的消极影响。在西藏更多地使西藏民族未能分享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旅游开发不仅没有给当地西藏民族的生活带来改善，反而使其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原有习惯权力受限，耕地损失，生活贫困。而且，在开发旅游时占地补偿问题，招工问题，环境等问题层出不穷。
  更可怕的是，“依凭西藏自治区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与地理资源，中国将在2020年前打造世界一流的高原生态与藏文化特色旅游目的地。
  国家旅游局近日在北京通过《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5-2020）修编评审。根据这一跨时15年的规划，我国将把西藏自治区打造成“世界一流高原生态与藏文化特色旅游目的地＂。＂这对於西藏民族绝对是无法弥补的一场洗劫。因为，西藏各地的现在所谓的文化开发对西藏民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那麽，北京通过《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严重後果可想而知。
3，对西藏人的生活方式影响
  由於中国对主要河流的生态环境持续遭成破坏，因此中国多个省区遭受严重的洪水灾害。对此，中国政府强制性的启动了一系列的生态保护措施。如“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封山育草＂等。当然，这对中国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但是，就对於西藏人而言，这些措施却导致了藏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如西藏三江源地区大量的生态难民的处境等等。
  在西藏近几年赶时髦似的设立所谓的自然保护区，保护野生动物和森林资源的保护措施与当地藏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因为，这剥夺了藏人靠山吃山的习惯权利，改变了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更何况在西藏大片大片的地区成为名目繁多的自然保护区。中国的法律规定禁止人们在利用自然保护区内的动植物资源和土地。就如有些中国专家提出的那样：“长期以来，当地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态环境保护方式忽视了少数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文化生活方式和利益。＂
  这对西藏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文化生活方式和利益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而且，使西藏民族逐渐失去本质特色。因此，很明显现行的“自治＂并没有保护了西藏民族的文化特质。
  据新华社四川省10月13日报导，从2009年至2012年，整合各类资金和利用相关政策资源，投入资金50亿元，启动实施牧民定居计画。据新华网兰州8月13日报导，甘肃省甘南藏区有史以来最大的游牧民定居工程启动，5年後，当地7万多游牧民将实现定居生活。新启动的游牧民定居工程是甘南藏区有史以来最大的游牧民定居工程，在玛曲等甘南藏族自治州6个县实施，共规划实施建设游牧民定居工程14524户73708人，总投资13.1亿元，其中包括住宅、生产设施（养畜暖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
  这是中共非法占领西藏後最大规模的强行西藏牧民定居的行动。西藏人离开自己传统的生活环境，面临著彻底放弃传统文化。随之而来的是更为严重的文化侵略，经济侵略和民族通化问题。
  对此，美国“人权观察＂组织曾经发表有关藏族牧民迁徙的报告，批评中国政府“强行把藏族牧民迁移到城市及农耕地区，摧毁他们传统的生计及生活方式＂。
4，城市化对西藏的影响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表现在行政区划上，主要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县，自治州改为一般的市。而在西藏还有不少“空降市＂，如西藏安多青海省海西自治州的格尔木市，海南州的龙羊市，正在规划中的拉西瓦市等等。从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趋势，对於少数民族的“自治＂造成严重的威胁。仅在2002年，中国就有11个省以及两个自治区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撤县级市设区以及撤地设地级市的工作。
  问题在於中国的《宪法》第30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条对“自治地方＂的界定，无论是较大的市，还是市，都不能构成自治地方的建制。因此，少数民族的自治地方以放弃自治权和自治地方的法律地位为代价来换取“县改市＂或“地改市＂融入“现代化＂的城市建制。
  在这种城市化的趋势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否会因城市化而最终消失？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非常清楚的是按现在发展方式，中国的少数民族仅有的一点所谓的“自治＂也会消失。因此，西藏也绝对逃不出这一厄运的洗劫。
5，西藏语言的使用与文化发展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髓，也是民族精神表达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既是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内容。语言是文化的重要方面，是文化的灵魂。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语言是文化的资源。民族的语言与文字不仅表现民族智慧，且常常成为民族的图腾般的象徵。而且，80%的文化是通过口语和文字流传下来的。
  以上是语言文化与民族重的重要关系。语言对於文化和民族如此重要，同样西藏语言是西藏文化的灵魂。没有西藏语言，西藏文化就失去了灵魂，没有西藏文化，西藏民族成了没有灵魂的民族。一个民族没有了灵魂是非常可怕和悲惨的。因此，西藏语言能否使用和保存关系到西藏民族的生存问题。
  那麽，当今中共统治下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否能保证西藏语言文字的使用与文化发展？这个问题会有两方面的答案：一是中共的“白皮书＂。一个是西藏的事实状况。当然，两个答案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有天壤之别。所幸的是大家会尊重事实，所以，阐述西藏语言文字的使用与文化发展状况时不会太费事，事实终究是事实。另外，这不仅仅是西藏语言文字的危机，而是整个在中共统治下的所有少数民族都正在面临这一严重的问题。
6，法律上语言文字的不平等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於1988年和1993年分别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列入立法规划；1997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法》列入立法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言文字法》的起草工作由国家民委负责；起草工作1994年1月正式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法》的起草工作由国家语委负责；起草工作1997年1月正式启动。
  2000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委员长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法》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并於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但是，先列入立法规划，先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言文字法》至今还不能出台。为什麽？据中国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处长李旭练说：因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情况复杂，民族大小不一，历史传统不一，语言态度不一。＂太过勉强了吧？难道泱泱大国就没有能力解决区区少数民族的民族语言文字问题？看看欧洲挪威，瑞典和芬兰三国为解决萨米人语言文字问题作做的努力。很清楚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西藏的实施，对於西藏语言文字的冲击不言而喻了。特别是《语言文字法》使西藏等少数民族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下享受的有限之保护语言文字条款也被抹杀了。因为当今的集权统治下，地方是无条件服从中央。这在《语言文字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关系上表现得非常清楚。
  为了保护西藏民族的灵魂，为了解决当时西藏根本的问题“以汉语为主的行文体系和教学体系＂问题。1987年7月9日，第十世班禅喇嘛和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自治区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关於《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的建议，大会审议并通过了该项建议，从而形成《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
  2000年《语言文字法》颁布後，中宣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部、司法部和国家语委联合发出了《关於学习宣传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通知》。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依此开始修改《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的若干规定（试行）》。并在2002年正式颁布了经过修改的新《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规定》。新的《规定》在《语言文字法》的指导下，其最主要的“以藏语为主，藏汉语文并用＂的规定改为“同时使用藏语文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等，其中最主要的部分进行了修改。以这种方式在法律上淡化西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学习，而有意提高汉语的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西藏语言文字受到主体语言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压力。而且更可怕的是越来越少的西藏孩童在学习西藏语言，因此，西藏语言已经处在极度的危险下。西藏语言灭绝，西藏文化就会灭绝，西藏文化灭绝後西藏人就无自尊，无认同感，等於就灭绝了西藏民族。语言的生与死是由它的使用者来决定的，但是，作为西藏语言的使用者的西藏人在法律上和社会环境中失去了使用的权利。
  在西藏民族学校或藏文学校的藏文老师必须要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才有资格当老师，而藏文老师不需要西藏语等级考试。这就是所谓的《语言文字法》的威力。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的牧仕华承认：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多样性面临著严峻挑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西藏的语言问题不仅仅对西藏民族造成不可估量的危机，而且，对社会安定产生一定的影响，就如有专家提出的：没有语言平等，就不会有语言和谐，就会出现语言矛盾，并进而造成民族矛盾和社会不安定。另外，保护和尊重西藏文化是有助於化解政治的紧张和建立和谐社会。
结论：西藏需要高度自治
  西藏为什麽要高度自治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上出来了，中国现行的所谓的自治制度不能保护西藏民族，所以需要有“高度的自治＂来保护西藏民族继续生存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要从制度层面安排、设计、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而不是仅停留在政策层次上的拟定而已。
  西格维.克朗斯塔德说：“保护一种现存的语言，唯一的方法就是，确保它能够在公共场合和私人生活中都得到使用。＂很可惜的是，中国现行的自治制度无法在制度层面安排、设计、保护西藏语言文字。同时，也不能确保西藏语言在西藏的公共场合和私人生活中得到使用。因此，必须要有一个高度的自治才能保护西藏文化和西藏民族。
  最後想提一下，西藏高度自治保护西藏文化，保护西藏民族,决不会对中国构成任何不利和威胁。而对於少数民族的文化的保护和尊重，有助於化解政治的紧张和建立和谐社会。如果中共在达赖喇嘛提出高度自治时给予西藏高度自治，让西藏高度享受自由和文化自治，今年3月份的血案绝对可以避免。当然，现在亡羊补牢还可以避免以後更多的流血种族冲突。
（2008年11月1日达兰萨拉）

























名副其实的自治是
西藏发展的根本制度
　　贵州人权研讨会对西藏问题及发展的看法
莫建刚 (执笔)
  西藏问题及其西藏的发展，历来是中共对该地区统治的极为敏感的政治话题。中共自1949年夺取了中国的统治权後，随著强行进入了西藏，使这个区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旨在煽动颠覆西藏的宗教传统和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丝毫没有按照西藏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自然生成的生活方式来进行温和的改良和渐进式的变革，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按照毛泽东战天斗地、无法无天的政治狂妄对西藏的宗教及其文化的强行颠覆。在毛泽东统治时代，中国包括西藏，在经济上都没有发生过任何深刻的变化，依然是贫穷落後的社会生态环境。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在文化上，用共产党的“党文化＂对各族民众实施彻底的洗脑而使之成为愚昧无知的共产农奴。
  毛泽东死後，在党内经过争权夺利的残酷斗争後，邓小平以所谓“总设计师＂的政治面目出现，在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此时，西藏也随即进入了这一所谓的“改革＂大潮之中。
  1980年、1984年由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主持的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其实质就是在西藏的“改革开放＂中搞好经济工作，政治和文化却丝毫没有什麽实质性的进展。
  随著时间的深入，中共当局又於1994年7月 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终於在西藏的政治问题上说出了执政党的看法：“我们与达赖集团的分歧，不是信教与不信教、自治与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分裂的问题。对达赖喇嘛，我们的态度是，只要他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随时欢迎他回来。但搞独立不行，搞变相独立也不行。＂在谈到民族宗教问题时，他说：“必须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同时，按照政教分离的原则和政府有关法规，加强对寺院的管理。在反分裂斗争中，一定要立场坚定，卓有成效地领导群众同分裂主义势力进行不懈地斗争。＂
  共产党中国的宪法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及其精神。但是，体现在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上，却使人啼笑皆非。一个崇尚无神论的政治党团，有什麽资格制订所谓的法规去对有神论的寺院进行管理，是无聊的在有神论的寺院里宣传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教条？还是要强迫僧侣们按照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教条进行精神上的修行？狼子野心终於暴露出来，2001年6月25日至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江泽民作如是说：“依法保护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分裂犯罪活动，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好一个“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句话实质上就是要毁灭藏传佛教及其传统的西藏文化，使整个大藏区丧失自由的宗教信仰，使整个藏族民众丧失自己千百年传承的民俗民风，自然生成的生活方式；以及丧失掉自己的文化图腾和文字语言。这才是中共入侵者的真正意图。
  尊者达赖喇嘛是大藏区藏传佛教及其文化的精神领袖，1959年被迫流亡海外而失去了属於自己的家园。尊者达赖喇嘛在政治流亡中一直都没有忘记对西藏民族及其宗教和文化的关注，并一直用温和的政治态度和中共在西藏问题上进行实质性的谈判然而，我们看到却是，这种非暴力和平的政治态度，却遭到中共当局的横蛮拒绝和无聊的攻击。西藏是西藏民族的西藏，而不是中共政权的殖民地。江泽民对尊者达赖喇嘛的政治攻击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污蔑和造谣中伤。
  众所周知，尊者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名副其实的自治＂这一制度设想；以及和平的非暴力的抗争，一直受到国内外追求自由与民主、宪政与法治和人权与尊严的广大民众的支援和尊重。我们认为：达赖尊者的这一政治主张是使西藏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方式。
  历史和社会现实也不乏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解决政治问题的各种主张和行为。诸如：暴力革命、武装造反和叛乱、暗杀各种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同时像恐怖主义那样制造社会恐怖；以及屠杀无辜的民众来威胁执政当局，以此来达到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可是，以这些恐怖主义的行为即便达到了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後，那麽这个社会又会得到什麽呢：依然是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残酷统治。而且，新的暴君比被打倒的旧暴君还要残暴数十倍。中共从暴力革命的夺权到以暴政统治全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被颠覆的例子。
  尊者达赖喇嘛在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主张上，提出了“西藏实行名副其实的自治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设想。他的这一制度性的设想，是符合中国的《宪法》精神（即便这个宪法是在中共的暴政挟持下制定的）。只要中共当局和西藏流亡政府能在这一政治主张上达成共识，那麽西藏问题就会像快刀斩乱麻那样得到顺利的解决。
  遗憾的是，中共当局的执迷不悟。正如上述江泽民所说：“我们与达赖集团的分歧，不是信教与不信教、自治与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分裂的问题。＂这是中共欲盖弥彰的政治托词，意在继续蒙蔽西藏民族和中国民众。尊者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这是用什麽样的力量，都不可能颠覆他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地位。撼山易，撼达赖尊者难！只要是一个藏传佛教徒，甚至还包括其他的佛教徒，在他们的心目中，尊者达赖喇嘛就是他们精神领地的神只。因为信教就有了自己的精神境界，也因为有了自己的精神境界，自由独立的政治思想便油然而生，并坚定不移。
  在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统治下，祖国一直都没有得到过统一。这是因为暴君的涂炭生灵、荒淫无耻而导致祖国的赢弱、民众的贫困而使得祖国的领土被外敌侵略和占领。外蒙古被分裂、海参崴一带的祖国领土至今还在被苏俄占领，而出卖这些祖国领土的始作俑者，就是中共统治者。在西藏问题上大谈祖国统一和反对分裂，是中共当局的政治无赖；以及入侵者本性的大暴露。其意就是要毁灭西藏的宗教及其文化；以及侵占西藏的自然资源。
  “名副其实的自治＂这一政治制度不仅是西藏民族的政治诉求，而且也是中国民?的政治诉求。“名副其实的自治＂是建立在自由与民主、宪政与法治和人权与尊严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之上。通过实施这样的政治制度，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将会在短期内，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使这个地区、这个国家富强而雄壮。
  我们认?：在西藏问题上，独立与不独立，分裂与不分裂，这些都是次要问题，最重要的是要维护西藏自由的宗教信仰；独立而自然生成的民风民俗及其生活方式；并充分赋予西藏民族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历史上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事实依据。凡是施仁政的国家永远都不会被分裂，例如美国。凡是施暴政的国家，永远都会遭到独立的抗争；以及分裂的危险及其现实，例如前苏联。
  2010年1月18　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希望发展西藏经济，维持地区稳定。这种只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视政治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解除掉西藏民族对传统文化和宗教自由信仰的精神渴求；以及心灵的修行。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如是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和国家管理宗教事务的法律法规，切实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普及科学知识，使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法制意识、公民意识。高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切实防范和打击?藏独＇分裂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
  胡锦涛的这一段话，实质上是延续了他的前任江泽民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裁本质。在西藏问题上，几乎全盘照抄江泽民对西藏问题解决的版本。江泽民版本映照出来的是一个独夫民贼的可怖形象。而胡锦涛也是从江泽民版本中映照出来的独夫民贼的可怖形象。
  胡锦涛的讲话是对西藏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传承的西藏文化的蔑视，只要中共党的法律法规及其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全面贯彻落实，西藏民族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就会被强行剥夺。实质上，胡锦涛在西藏问题和西藏的发展上，双手都沾满著西藏民族的血迹。“64天安门屠杀＂的前夕，对拉萨的所谓“平叛＂；以及2008年3月中旬对西藏民众的镇压和屠杀，都证明了这个党魁心灵的阴毒和政治面目的邪恶。
  他的发展经济的陈词滥调，其目的就是要防范西藏民族自由独立的精神；以及深入持久开展所谓的“反分裂的斗争＂，使西藏民族永远都处於在一种共产党恐怖极权的阴影中。切实防范和打击“藏独＂分裂实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实际上就是对西藏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和彻底的奴役。
  这个党魁和他的统治集团制定西藏政策主要的思想，虽然是经济发展和所谓的社会稳定，但是以这条线来贯穿，便体现了他们以?西藏的经济得到发展後，西藏的一切政治问题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文化传承的问题就会得到顺理成章的解决。可是他们却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那就是西藏民族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以及做人的尊严、对藏传佛教及其精神领袖的真诚崇拜、还有永远也不会被煽动颠覆的宗教信仰。
  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其发展目标：就是想在2020年使西藏民众达到小康。胡锦涛说：“西藏的快速发展，对中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安全都非常重要。希望能够让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在2020年之前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达到小康社会的目标。＂用所谓高速的经济来推动西藏的高速发展，并想这基础上实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安全，这无疑都是一种患有政治心理?症的疾病狂妄。
  中共统治者常常就是这一类的疾病患者：毛泽东在中国也包括在西藏大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表面上是要中国民?享受高水准的物质生活。然而事实上，却以数千万饿殍的生命代价维持著他共产帝国的统治神话；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表面上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中共的贪官污吏及其亲朋好友却富了起来，他们成了千万富翁，而中国民众却在这些中共官僚的盘剥下过著极其贫困的生活；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的政治路线和经济发展；以及治国的方略，几乎就是他们前两任统治者的政治翻版和不折不扣的经济模式。
  西藏也不例外，在这些独裁者的统治下，我们看不出这个地区有什?高速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这样就导致了中共贪官污吏对藏人的大肆盘剥，使这个地区的社会处於极不稳定的状况。在宗教信仰自由和传承的民俗民风的生活方式被破坏後，在藏人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被剥夺後，这个区域盛行的就是为了金钱而出现的抢劫诈骗、杀人敛财、荒淫无耻、民风败坏、怀疑猜忌等等。
  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其最根本的政治基础，就是区域能得到名副其实的自治。在名副其实的自治的实践中，自由与民主、宪政与法治、人权与尊严是名副其实的自治必不可少的政治内涵。名副其实的自治的形式：除外交和军事交由中央政府管理外，其余的都应该由区域政府遵照该地区的民俗民风、宗教信仰及其文化来进行温和而宽松的行政管理。
  我们尊重和支援尊者达赖喇嘛所提出的“和平的非暴力的抗争＂；以及按中国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精神原则所倡导的“名副其实的自治＂。只有在西藏实施“名副其实的自治＂的社会制度，西藏才是西藏民族的西藏，西藏才是中华大家庭的繁荣昌盛的西藏。
贵州人权研讨会2010年2月5日










































解决西藏问题的看法与建议
沈良庆
【北京之春】- 4月8日
一、解决西藏问题涉及到中国政体和国体的变更
  西藏民众反抗中共当局极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暴政的抗暴起义50周年纪念日来临。这一天本来应该是令中共当局和全体臣民，尤其是藏人和汉人刻骨铭心的日子，应该痛苦感受、认真思索如何妥善解决西藏问题。但是，由於长期的资讯封锁、欺骗宣传和强迫洗脑，除了藏区和藏人的屈辱与反抗，中共当局的恐惧与镇压，绝大多数汉人意识不到西藏问题的严重性，完全不了解、不理解或者错误地了解西藏发生的一切。这给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民族关系和国家的未来发展埋下了祸根。
  值此多事之秋，《北京之春》本著对藏、汉民族关系和多民族国家的未来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组织文章纪念这个锥心刺骨的日子，多少让人感到一些安慰和希望。但愿各方共同努力，发挥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找到对藏人汉人和多民族国家的未来发展都有利的解决方法。
  作为汉人，我对中共当局的奴役感同身受，能够理解和同情藏区和藏人的痛苦、屈辱与反抗。但是因对西藏问题缺乏足够了解，长期以来，除了偶尔在一些文章中涉及西藏问题，我很少对这个敏感问题发表看法。这里的看法与建议仅供读者参考。
  去年3月14日藏区发生大规模抗暴事件并遭到中共当局严厉镇压後，刘晓波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汉人不自由，藏人无人权。＂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西藏问题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宗教信仰、文化传承和生活方式在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并不是单纯的人权问题，甚至主要不是人权问题。它首先而且主要是个政治问题，是个与民族关系、民族自决权和民族区域自治纠缠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要彻底解决西藏问题，彻底解决中共当局和中央政府漠视和践踏藏民族人权，藏区和藏人不断反抗中共当局极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暴政，因为独立或者高度自治无望而逐渐出现暴力化倾向问题，不仅在民族区域的层面无法解决，依赖中共当局和中央政府层面的让步政策（无论是出於善意，还是迫於压力），包括名不副实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和保护人权，同样无法解决。
  西藏问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压迫问题。西方国家近现代历史上也存在民族关系和民族压迫问题，英国的殖民地问题、爱尔兰问题，美国的少数族裔问题（原居民印地安人、黑人问题）等等。这些国家的现代文明，包括宪政民主和联邦制的制度安排，为逐渐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政治框架，使之翻过了那些黑暗、耻辱和不光彩的页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极权国家，主要由汉人组成的中央政府固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压迫性政权。但是，受到沈重压迫、剥削与侮辱的，并不仅仅是包括藏区和藏人在内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汉族聚居地区和汉人同样受到沈重压迫、剥削与侮辱。至少在形式上，汉族还少了一点地方自治权。反之，在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等方面，中共当局为了收买人心并且体现历史上大汉天子的怀柔政策，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臣民还多了一点津津乐道的优惠政策。这是一种特殊化的、反向歧视性的优惠政策。这种自上而下、强加於汉族和少数民族双方的优惠政策，不仅对双方都具有欺骗性和挑拨性，也为极权主义、殖民主义和大汉族主义的专断意志强制提供了道德藉口。我们怎麽能够幻想中共当局这样一个连本民族都决不放过的压迫性政权，能够放弃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呢？
  实际上，要彻底解决西藏问题，不仅涉及到变更中国政体（政治体制）问题，还涉及到变更中国国体（国家体制）问题。
二、实行联邦制有助於民族自治
  很多异议人士都认为，中国能不能实现民主化，是西藏问题（包括新疆、内蒙古等民族自治区域和台湾问题）能不能得到妥善解决的关键。亦即把民主化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很多人进一步认为，如果实行联邦制，不仅能够实现地方自治，解决中央集权带来的问题，更有助於实现西藏等民族自治区域和台湾的高度自治，解决国家面临的统一问题。如果我的理解准确，《零八宪章》中关於未来的民主国家实行联邦制、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构想，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尤其是在双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大陆和台湾）自愿的基础上，用和平手段实现国家统一。中共当局因为“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提法有危害国家统一、分裂祖国嫌疑而抓捕刘晓波，简直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太愚蠢、颟顸、不可理喻。如果因为私心自用，妄图维护自己的权力垄断地位和非法利益而欲加之罪，那又另当别论了。尽管我对《零八宪章》的政策意识有些异议，却完全同意它的乌托邦理想，如实行宪政民主和联邦制、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构想。就此而言，如果说刘晓波的言论有危害国家统一、分裂祖国嫌疑，那麽，我愿意和他分担共同的犯罪嫌疑。1997年“六四＂前夕，我在写给中共当局的要求解决六四问题、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公开信中，就提出过实行联邦制的诉求。这封信通过中国人权公开发布後，刊登在当年7月号《北京之春》杂志上。
  联邦是由若干国家组成的主权国家联盟。根据联邦政府和加盟邦国（有的译为州）之间的权力分配，可以分为紧密型和松散型两大类。广义的联邦将两者都包括在内。狭义的专指紧密型联邦，更强调联邦政府的最高权力（如美国）。松散型的则称为邦联，更强调成员国的独立（如瑞士、欧盟）。为了避免误会，人们通常使用狭义的联邦概念（如《零八宪章》），此处亦然。考虑到篇幅关系，我不能进一步讨论联邦制的起源，内涵与外延，类型与功能。只能简单指出联邦制原则的实质是既要实行联合（使分散的政治单位联合起来），又要实行分权（使每个政治单位保持基本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在组织原则上，单一制国家实行中央化原则，国家主权属於中央政府。联邦制国家实行基层化原则，国家主权本来属於加盟的每个邦国，联邦政府的权力来源於加盟邦国的让渡。这种基层化原则与民主制的主权在民原则相似。一个国家究竟选择联邦制还是选择单一制，取决於该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条件等诸多复杂因素。很难一概而论说哪种国家体制更好。与其说这是好与坏问题，毋宁说是适合与不适合问题。一般而言，联邦制国家的基层化原则不仅有利於维护每个政治单位的特殊利益，有利於维护个人自由，防止联邦和中央政府对地方利益和个人自由的侵犯。同时有利於在兼顾每个政治单位特殊利益的基础上维护整个联邦的共同利益，使分散的政治单位联合起来，有利於团结那些因为复杂的历史、语言、文化、经济、种族（民族）和政治等因素而有独立倾向的政治单位。单一制国家固然有利於中央集权，却不利於维护每个政治单位的特殊利益和个人自由。在一定条件下，容易酿成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自由国家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既有宪政民主制的横向分权，也有联邦制的纵向分权。
三、宪政民主、联邦制与自决权
  很多异议人士把实行宪政民主和联邦制看成是妥善解决西藏等民族自治区域问题和台湾问题的政治基础。我完全赞成宪政民主和联邦制是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说它们是妥善解决问题的必要且充分条件，认为只要建立了中华联邦共和国，一切都会迎刃而解，那就未免太乐观了。在我看来，这个理想化的政治基础仅仅为妥善解决民族关系和两岸关系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并不意味著这些问题必然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如果我们不能未雨绸缪，直面这些问题的复杂和困难，并且具备更多的政治勇气、智慧和条件，仍然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
  为了便於把问题说清楚，我想先解决何谓妥善解决和预设立场问题。所谓妥善解决无非是两种皆大欢喜的双赢结局，或者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单赢结局：统一或者独立。即西藏等民族自治区域和/或台湾加入中华联邦共和国或者西藏等民族自治区域和/或台湾从中华联邦共和国分裂出去。假如不戴有色眼镜，首先应该承认一个事实，在目前的资讯条件、历史背景、价值观念等约束条件下，大多数汉人、大陆人都有点大一统思想，价值判断和政治选择中已经预设了统一立场。不少异议人士也有类似的价值判断和政治选择。区别仅仅在於他们对少数民族和台湾同胞的独立诉求抱有同情的理解，并反对中共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和威胁，希望能够在宪政民主和联邦制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一些愿意接受独立结局的异议人士，未必完全没有大一统思想和统一欲望。他们更可能是出於对少数民族和台湾同胞独立诉求的同情、理解和对自决权的尊重，反对中共当局的压迫和威胁，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愿意接受独立结局。西藏等民族自治区域和台湾方面，前者处於中共当局铁蹄之下，公开表达的资讯受到限制，统一或者独立的诉求远没有台湾那样明朗。但有一点很明确：或多或少存在独立的诉求。即便是达赖喇嘛不谋求独立的公开表达，也是约束条件下的政治选择。如果约束条件发生变化，其政治选择是否会发生变化，客观上具有不确定性。这样说绝对没有不相信他的意思。如果把机会主义当作中性辞汇，不搞坏的机会主义，并不等於不搞好的机会主义。至於何为好、何为坏，则是相关当事人的价值判断问题。何况达赖喇嘛的选择并不等於全体藏人的选择。尽管他可以代表流亡政府，对国内外藏人有强大的宗教、道德和政治感召力。台湾方面统派和独派几乎势均力敌。如果没有武力威胁和政治打压的约束条件，统派和独派的比例如何变化也具有不确定性。我在这里不表明自己对统一和独立的价值判断和政治选择，正是为了能够客观地提出供大家思考的问题。
  作为政治现实主义者，首先要面对必要条件能否具备的问题。实现民主化并不等於能够实行联邦制。一党专政条件下统治者可以根据需要和可能独断专行，用专断意志强制实行单一制或者有名无实的联邦制。民主化条件下，政治家和政治党派（哪怕是执政者和执政党）却不得不考虑选民的政治意愿并根据这种意愿行事。能否实行联邦制，并不取决於异议人士一厢情愿的良好意愿和政治正确观念，而是取决於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未来中国的政治条件，取决於大多数选民是否有实行联邦制的足够政治意愿。当说到大多数选民的时候，已经涉及到“选民＂所指和能指的矛盾问题：指汉族选民，抑或包括西藏等少数民族区域在内的大陆选民，还是进一步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以实现了统一为前提的“全体选民＂？即便能够实行联邦制，这个预设的统一前提也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假如异议人士实行联邦制的政治意愿足够强大，当然能够对未来中国的政治选择产生一定的、甚至是相当大的影响。但异议人士并不等於未来中国的政治家和政治党派，更不等於未来中国的执政者和执政党，并不必然代表大多数汉族选民，遑论包括西藏等少数民族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选民。
  这里涉及一个客观上躲不开、绕不过的自决权（区域民族自决、居民自决）问题。尽管在主观上，很多异议人士都试图避开避开这个令人困扰的尴尬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个话题有分裂之嫌可以置之不论。除此之外，有的是在价值判断和政治选择中已经预设了统一立场，不承认其他民族和地区的自决权，或者出於机会主义的策略性考虑（避免开罪少数民族和台湾同胞）而刻意回避这个进退两难问题。有的则在价值判断和政治选择中没有预设立场，基於民主政治和人权原则的彻底性，原则上认同自决权，却因为类似的机会主义考虑（害怕开罪有统一意愿的人）而刻意回避这个进退两难问题。价值判断和政治选择截然不同的刻意回避属於那种坏的机会主义，不利於同少数民族和台湾同胞结成广泛的反抗暴政统一战线，增加了将来解决问题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自决权问题躲不开、绕不过，并不是因为它明确地写在联合国相关文献中　　那毕竟只是一种缺乏法律权威性和约束力的国际政治道德的宣示。也不是因为它可能会写进未来的民主中国或者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宪法性文献中　　那毕竟只是通过法律形式对已经取得胜利的政治意愿和斗争成果加以确认和固化。我们必须面对现阶段和未来的客观政治环境，它是生死攸关的政治原则问题。
  从客观政治环境看，无论是现阶段还是未来，西藏等少数民族和台湾同胞都会有强烈的自决诉求。尽管这种诉求和结果并不必然指向统一或独立。毋宁说它是一种要求自己决定前途、命运和生活安排的政治诉求。这既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也是自由的宿命。如果说统一或独立是汉人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大陆人和台湾人的乌托邦理想，自决权就是能够包容两种不同乌托邦理想的元乌托邦。假如双方都能够以自由看待统一与独立问题的话。或以为，我们这样做（指不承认他人、他民族和他地区居民的自决权）是为了他们好。杰佛逊说得好：“民众是自身利益最好的保险箱。＂好与不好只有自己知道。中共当局声称强行代表我们的利益是要“为人民服务＂，我们坚决不答应这种霸王硬上弓的代表和服务，渴望能够自己决定前途、命运和生活安排。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我们打算像中共当局那样，用自己（汉人、大陆人）的专断意志强迫西藏等少数民族和台湾同胞放弃自决权。否则，我看不出他们为什麽不追求自决权。那样做意味著奴役和没完没了的抗争、冲突甚至战争。不要以为民主国家内部和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爆发强烈冲突甚至战争。英国与爱尔兰、美国南北战争即为成例。现代政治文明和民主制度安排仅仅是通过开辟公开、合法的政治斗争通道?用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解决矛盾冲突提供了更大的现实可能性，而非必然性。除非大家能够坚持现代政治文明自身的逻辑彻底性，共同遵守宪政民主和联邦制的基本政治原则和行为规范。
  一旦实行宪政民主和联邦制，客观上就出现了自决权问题。不管自决权是否写进民主中国或者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宪法，民主制的主权在民原则和联邦制的基层化原则都内在地包含了自决权。其实，联邦概念就是每个政治单位和/或臣民行使自决权的结果：“联邦是由若干国家组成的主权国家联盟。＂“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概念、蓝图固然可以由部分政治精英（哪怕是在野的异议人士）提出和设计，中华联邦共和国注定只能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没有主权国家，哪能冒出主权国家联盟？假如冒出来了，那也是为联邦制国家。所以说民主化可能会促进国家统一，也可能会促进国家分裂。前者有德国统一、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到欧洲联盟的政治实践为例，後者有前苏联集团和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和捷克斯洛伐克分治为鉴。我们对此做好了精神准备吗？
  如果以自决权这个元乌托邦为政治基础，无论是走向统一还是独立，都可以用和平方式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自决权类似某种货币功能：它是能够通约统一与独立两大冲突价值，使两者具有可交易性的价值公分母。实行宪政民主和联邦制仅仅是妥善解决西藏等民族自治区域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必要条件，只有加上自决权才具备充分条件。

这是篇特别值得细读的文章，
《刺刀直指拉萨—— 一九八九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
作者：唐达献

作者简介
[唐达献，笔名小村，年轻时由因而於反对毛泽东的统治而被捕，从1975--1979年之间坐了四年多的监牢。其後虽获得平反，但他坚持自己的理念，积极从事民主运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由於积极组织抗议活动而面临危险时，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帮助下流亡法国，继续攻读人类学和民族学博士学位。作者在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发表过有关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论文，1983年和1989年前後两次长时间在西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等，期间作者广泛接触西藏的各阶层人士和中共官员、军官等，从1984年开始以研究员的名义前後多次上书中共决策阶层，包括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等，提出在温和平等的基础上解决中国存在的民族问题。他的父母原来均为高级干部，曾由於倡导温和对待少数民族而遭到整肃，因此作者对民族问题---特别是西藏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因而也使本文更具说服力。]

刺刀直指拉萨—— 一九八九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


·        飘扬的西藏国旗
·        区党政军联席会议
·        神秘的西藏民族
·        中共电令镇压藏人游行
·        磨刀霍霍
·        屠杀
·        耻辱的和平

飘扬的西藏国旗
  一九八九年二月七日清晨，有人在拉萨人民广场看到大召寺正殿上檐上挂出了「雪山狮子旗」。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引来许多人围观。拉萨市公安局出动了一支二百人的队伍前往该寺，但由於围观群众的情绪，没有上前摘下旗帜。
   这一事件使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处於极度紧张的状态；中共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胡锦涛於次日召开了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紧急碰头会，商量对策。随後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拉萨方面发生的情况和背景材料。等待中央作出具体指示。这件事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重视；中共中央统战部连夜召开会议，并向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李鹏分别通报了拉萨的情况而且提出了初步的处理意见及对形势发展的设想。
   随後，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电报指示西藏自治区党委采取严厉措施仿患於未然，并且转发了由总参谋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安全部共同起草的“西藏局势的分析及目前应采取的手段的建议＂这一报告。
   二月八日，由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乔石派遣的一支七人工作小组到达拉萨，向武警驻藏部队布置任务。
   二月八日夜里，驻拉萨市武警二分队受名前往大召寺摘除「雪山狮子旗」，当他们到达人民广场时，发现旗帜已经消失，这使武警方面大为震怒，遂下令二分队进入大召寺以追查反革命证据为理由进行清查（这是自一九八八年三月以来武警第二次进入该寺）。九日清晨，武警从寺中带走二十余人并警告寺内堪布主持：如果再有挂旗事件发生，全寺僧人将悉数逮捕，立即查封该寺。
   十日上午，大召寺派人召集了哲蚌寺，乃穷寺，色拉寺的堪布主持及西藏宗教界头面人物数十人前往自治区政协告状，要求政府尽快释放被捕僧人，赔礼道歉於大召寺，并提出因武警擅闯寺庙导致寺内物品丢失的问题，希望政府能够清查後归还。对於拉萨武警部队勾结拉萨工商局人员在八角街的违法乱纪行为，再次提出了大量证据，要求有关方面从严查处。西藏政协主席兼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与宗教界代表一直谈到下午四时，政协方面表示，将把这些问题提交有关方面解决，并希望各寺对近来的反政府情绪不要和中加油，应采取和政府合作的态度，共同协商解决目前西藏存在的各种问题。
   在处理宗教界近年来出现的反政府情绪这一问题上，中共西藏地方政权始终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似乎受制於班禅的影响----自从一九八四年以来，班禅一直在各种场合表示，希望中共能彻底地检讨数十年来在西藏地区造成的极左影响并一再呼吁中央修补对西藏的政策。由於班禅公开指出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共对西藏的政策失误，造成了西藏文化，宗教，经济，生态，人口等一系列问题，致使西藏宗教界开始敢於在政府内部的会议上和其他宗教场合上突破三十年来的言论禁区，为自己的利益直抒其言，甚至对十年来内地的经济改革也提出了很多批评。为此，中共西藏政府内部也对内地经济改革使西藏地方经济受到危害这一现象屡有微词。到了一九八七年班禅公开表示准备向达赖让位，欢迎达赖回国主政。从表面上看，似乎班禅的态度是为了迎合中共的统战政策。但实际上，从班禅近年来一系列的态度言论分析；他的这种表示无非是宣布了他另劈蹊径的政治动机。就笔者看来，他的一系列表现和他於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突然死亡是互为因果的，也许这将永远是个秘了。
   面对上述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鉴於一九八七年九月到一九八八年三月拉萨地区连续发生了六次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这一现实，应重视以班禅为首的西藏宗教界的意见，改进对西藏地区的工作方针，重新考虑对西藏地区的经济支持和各项政策安排。对於西藏这一特殊地区，应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宗教界的地位和影响，对达赖流亡海外这一问题应有一个较为开明的政策。对於一些地方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及由此引发的动荡，应采取克制的态度，应避免发生流血冲突，另外，对驻藏的党，政，军部门的经商问题应下大气力解决，对武警部队在拉萨地区军风，军纪要严加整顿，由此解决内地的改革对西藏造成的不利影响。
  另一种意见则与之截然相反；即：西藏问题的关键是宗教界的反中共反中央倾向，应该把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反共活动看成是达赖集团在西藏的政治渗透，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这种意见的根据是中印边界历年来紧张的对峙局面和达赖近年来频繁的国际活动。并以此提出对班禅近年的反政府和反共言论应有所限制，不宜无原则地扩大他在西藏地区的影响。对西藏近年出现的动荡，应以一九五九年的成功经验为政策准绳，坚持不懈地镇压宗教界内的反共势力，不应因顾忌国际舆论向宗教界做政治让步，使反共势力在西藏从新抬头。从近年来的中共民族政策理论刊物上均可以看到这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争论；在中共中央和西藏地方党政军来往的文件及指示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对於如何处理西藏，中共内部始终存在著很激烈的矛盾和斗争。（关於中共内部对於西藏问题的分歧和矛盾及历史原因，作者将另文阐述，在此不详细讨论）。
   在这种背景下，西藏在八九年二月呈现出一种异常紧张的对立状态。由於宗教界及藏人对挂旗事件後军警进入大召寺搜查并逮捕僧人的反映普遍强烈，加之中共西藏政府在有限的时间内对这一事件没有做出应有的良性处理，致使拉萨地区从二月一十三日到三月初的这段日子里，出现了四次规模不等的反政府示威活动。西藏其他地区如日客则，那曲，昌都等地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骚动。加之届年一月二十八日班禅喇嘛在日客则的突然去世，西藏宗教界由於失去了现存的宗教主宰，反抗的情绪更加趋向具体化。人们在拉萨二月份的四次反政府游行和挂旗事件的激励下，更加强了对中共政权的离心倾向----藏人们渐渐地习惯於怀疑和争论，街头巷尾的甜茶馆成了政治情况的交流场所，从抨击毛时代的残酷斗争转向抱怨现政权的不公平。
   三十多年来中共对西藏的失败政治使人们渐渐地眷恋起昔日嘎夏政府时代旧规范的威严。随著八七年再次公开反抗中共政权运动的兴起，西藏地区的汉藏矛盾逐渐升级为一场政治斗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仿佛都走到了某种极限，在人们的诅咒声，抱怨声和谩骂声中，一种巨大的反抗中共的情绪，一种挟裹著昔日宗教温馨和未来幻想的新的非理性，在一九八九年三月二日拉开了悲剧的帷幕。
   三月二日上午，拉萨大召寺正面的人民广场上突然挤满了人群。人们不时的低语，目光向大召寺正门望著，似乎都在等著什麽；十点左右，有十多名喇嘛和二十几名尼姑从人们左侧沿著八角街转经道口走进人民广场。人们立刻为他们让开了一条道路，他们一边走一边向围观的人们招手并用藏语高声呼喊著口号：「坚决要求严惩迫害宗教人士的凶手！」「处死杀害藏人的武警！」（这里是指在一九八八年三月的独立运动中被武警用棍棒和石块儿打死的七名喇嘛和十三名藏人）随著这几十名僧尼穿越人群进入广场，站在一旁的人们开始向他们涌去，一时出现了准备合流的态势。突然，此时从八角街转往道口和人民广场对面的青年路口涌出了两支近两百人的便衣警察，他们很迅速地组成了一道人墙，将游行的僧侣和围观的群众隔开，并大声地威胁准备走上前去的人们，人潮被阻在了广场边缘，许多人曾试图越过便衣们布置的防线，但都被他们粗暴地驱赶回来。
   几名中外游客站在广场较高的台阶上端起照相机很迅速地摄下了这一场面，但立刻就被数十名便衣揪了下来，那几个国内的游客被当即搜身，随後被押往八角街的派出所，其余的几个外国游人赶忙高举著自己的护照，一时间便衣们不知如何是好。一名便衣警察(大概是拉萨公安局外事科人员)操著英语向他们说：「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请你们立即离开这里！」但这些外国游客都站著不动，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思离开广场。
   人民广场上的人静下来了，由於便衣警察的防线非常严密，广场靠向马路的一旁变得空空荡荡，只有那几十名僧尼还在高喊著口号，他们等待人们合流的愿望没有实现，便毅然向人民路走去，当他们走在马路上的时候，路上的行人开始向他们招手，即而有人走上前去尾随在他们队伍的後面，立刻这支队伍扩大到了三百多人左右。这些僧尼和藏人高呼著口号，从人民路延雪城旅馆折回，又向人民广场走来。二十分钟後，广场上由便衣警察组成的防线开始被人们拥挤，游行的队伍与广场上的围观群众汇合在一起了，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欢呼声。一个喇嘛高呼：「坚决要求达赖喇嘛回藏主教！」「还权於藏人！」声音落下处，全场全体藏人齐声重复了这两句口号。又有人高呼：「打倒贪官污吏的汉人政权！」在场人们又异口同声的回应，此时广场上人山人海，口号此起彼伏。一些年轻的藏人开始寻找刚才的那些便衣警察时，发现他们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就在这时，广场对面有人高喊：「武警来了！武警来了！快散----！」一些站在广场中心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开始往外面挤，人群骚动起来。那几十名僧尼被一些人簇拥著退到八角街转经道里，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武警并没有出现；僧尼们也没有再回到广场上来，广场上只剩下了看热闹的人们。这些人不愿散去，他们还在望著八角街转经道口和大召寺正（木詹）上方。希望能再看到这地方能挂出来象徵独立运动的雪山狮子旗来。不少中外游客还站在广场台阶的高处举著照相机。已经是下午一点钟左右，人们还在期待著一个新的兴奋，希望今天能够再出现一个上午那样的高潮，但是，人们失望了，高潮并没有出现。。很久很久，广场上的人群在议论中渐渐地疲倦了，人群开始逐渐稀疏，傍晚时分，广场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今天拉萨的人们似乎对中共西藏当局没有做出强硬的姿态而感到不满足。
   直到深夜，还有不少年轻的藏人聚集在大召寺前不肯离去。这是一股可怕的情绪，它酝酿著反叛。
   一个行动的信号----远在几千公里外的北京，已经感觉到了----
   一个动员的信号----各大寺及拉萨附近地区的几千名喇嘛和藏人正星夜兼程地向拉萨赶来 ----？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接到了西藏自治区党委的三Ａ加急电报後，立即向中央办公厅进行了联系，希望能得到最高层的处理意见和具体指示。但是，他没有得到回答----邓小平没有回答，赵紫阳也没有回答。北京的夜很静，似乎什麽也不曾发生。中央高层决策人的城府毕竟不是阎明复们所能洞悉的。一时间，由於最高决策人的沉默，整个中央决策机构处於一种真空和麻木的状态。中共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编辑部的夜班责任编辑甚至对来自西藏的消息半信半疑，故迟迟没有发稿。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日这个夜晚，拉萨的人们谁都没有睡觉，各大寺在同一时间咏唱咒语，很多寺庙的僧尼都在护法殿里对大法王进行了祈祷，以保证在日後还能生还，拉萨的藏人们已开始在八角街里筑起街垒。这天，拉萨邮电局，紧闭著大门，可是，在日喀则，那曲，昌都等大小城镇，人们都在谈论著拉萨上午发生的事情----- 整个西藏都在颤抖。
   历史将会证明：在这一夜，藏人们终於走在了强大的中共前面。
区党政军联席会议
   三月三日凌晨至三月四日深夜，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了一个自治区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的议题是：「如何应付拉萨目前的局势」。会议开得不尽人意，议题显然偏离了方向。下面是议题的内容：
   西藏军区情报处：
  从一月上旬到昨天，印度军队曾三次从三个地区非法入境，入境军事人员达二百人左右，纵深达两公里至十五公里不等。
  最近全藏区又测出了十五部活动电台，和原来侦察到的电台加起来共四十七个台点（已报兰州军区，成都军区及总参谋部）。
  武警部队近来拖欠军区和野战军很多物资及款项，希望能尽快结清。
  军区和野战军认为：拉萨地区近年来闹事的原因很多，但驻藏武警部队的军风不严，是导致闹事的原因之一。
   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意见：
   (1)应对拉萨及其他藏区的敌对势力作出一个估计（讲了很多估计）。
   (2)自治区公安厅应积极著手摸清此次动乱的第一手情况，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应避免事态扩大及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
   (3)建议野战军在必要的时候抽出一部分部队开进拉萨维持正常秩序（没有提对武警的要求）。
   自治区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
   (1)近年来党政各级对群众的举报不重视，致使不正之风在全藏区蔓延。
   (2)中央财政逐年减少，教育经费，宗教经费严重短缺，致使全区人民对改革缺乏信心。
   (3)内地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籍改革之机纷纷入藏进行经济活动，对西藏经济已构成威胁，应立即制止内地经济对西藏地区的影响。
   (4)官倒，军倒的不法行为，使大量援藏物资外流，使全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加。
   (5)达赖集团对宗教界的渗透，使全藏区出现了离心倾向。建议中共应加大宗教经费的比例，以起到安抚作用。
   (6)驻藏武警部队的违法乱纪行为已经引起绝大多数人民和宗教界人士的不满。武警驻拉萨部队伙同一些地方部门在拉萨市开设的商店和公司，有非法侵占市民房屋的行为。建议中央迅速查处，杜绝汉藏不和的因素----
   会议开的时间太长了，与会的人们发泄了心中的闷气後都显得格外疲劳。武警部队的负责人在这次会议中只是不停地往本子上记著，几乎没有发言(除了回答其他部门的质问之外)。据武警部队的消息灵通人士称，这个时期他们得到了一个并不明确的暗示：“不要在小事情上和别人争吵，你们的作用是西藏任何一个部门和单位都取代不了的，不管有什麽样的指责，你们都要忍住，控制住拉萨和日喀则，这就是任务。＂这是一颗定心丸。有了这颗定心丸，武警部队是什麽也不用担心和害怕的。给他们这颗定心丸的人名字叫乔石，提起他和武警的关系，北京的上层人士都不以为然。一九八六年，有一位资深的政协委员在听到了河南武警部队在追击一名逃犯时，公开杀害了河南武涉县长途公共汽车里的一百多名乘客并焚尸灭迹这一严重事件的汇报後，立刻要求中央调查这一事件，但当他知道了赵紫阳和乔石对此事“不要声张＂的指示後，呆呆地楞了许久，最後他只说了一句话：“他们叫我想起了明朝的东厂。＂
   这些“东厂＂们在今天的会上居然不和他们的对手争吵，他们知道这种争吵是最无意义的。他们看不起他们，他们知道自己是干什麽的，他们知道他们会拿什麽来说话---
   这个会没有决定下来什麽，大家都在等---
神秘的西藏民族
    西藏这个民族是神秘的。关於这个民族的起源至今对於人类学家来说还是个秘。这个民族曾经是非常强大的。他们的疆域曾西起克什米儿，东到甘肃，青海，南至四川，云南，大理，北抵今天的吉尔吉斯和蒙古。因为唐朝的和亲和印度与中国的佛教和平进攻才使这种凶猛的扩张嘎然中止。
    近一千年来，他们介乎於两大文明之间，时常因为内部的教派纷争而转向求助於东方的那个强大的中华帝国，在印度和中国这两扇文化磨盘的挤压中，这个民族的政治变得既圆滑又坚硬。这个民族对自己的宗教是绝对崇拜的。在五百一十九尊神面前，他们始终觉得有为自己的信念而献身的必要----自从元朝忽必烈在这里开府，沿明清一直到民国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哪个中国政府都没能真正的占领过这块坚硬的高原。
    然而，四十年前，终於有一股强大的力量碾碎了这颗圆滑而坚韧的核桃。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这里，并且一直统治到今天。他们高唱著解放全人类的圣歌，推翻了西藏的政府。在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的喧闹声中，他们摧毁了百分之八十的寺庙，驱散了百分之九十的僧众，在红旗插上布达拉宫时候，西藏的宗教领袖达赖被迫出走印度。在毛泽东挥舞军帽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另一位宗教领袖班禅锒当入狱达十年之久。----他们把一个新的宗教硬塞给这个神秘的民族，他们改造了这个社会，也妄图改造这个民族的品格。在这个新的社会里，他们滋养著强权，残忍，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尊严与地位成比例；才能要听命於权力；独裁居然写进宪法，罪人也能万古千秋，嫉妒铲平人们的高矮，虚荣埋葬了人们的心智；有口无心是生活的主食；得过且过的将就是每天的家常菜；傻乎乎的激情是有志向；自欺欺人的愚忠是有气节；心里想的什麽不能讲出来；嘴里讲出来的尽是废话----当他们宣布发现了一个真理的同时，他们也埋葬了一个民族古老而质朴的灵魂。
    现在，这颗灵魂在埋葬了四十年之後，开始发芽了。
   三月三日至四日这一期间，当党政军会议上呵欠连天的时候，拉萨的人们却异常活跃，人们在街头巷尾，在甜茶馆里三五成群，交头接耳，互相传递著反判的信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聚合，在窥测，在策划著对一个强大政权的撞击。
   这两天，拉萨市中心的八角街和人民广场看不到往日行色匆匆的内地商人，转经道两旁的货摊空了许多，这里已经是藏人的天下，只有少数国内外的游客行至其间，他们绕开当街堆起的障碍物向前行进的时候，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康巴的商人们坐在支起的本田摩托车上，使劲地加大油门，干轰著马达，浓烈的油烟布满了深暗的街道。一些年轻的藏人在街上溜达著，手中持著一些说不出名堂的家伙，作出深呼吸状吸著汽油烟，脸上显出某种满足的神情。更多的妇女和老人们都在忙碌著往当街的障碍物上堆放砖头和石块，儿童们则坐在障碍物上尽情地玩耍。
    如果不知道近几天来拉萨发生的事情，初来者还以为是拉萨市政当局正开始准备改造城区建筑呢。
    似乎还有人往八角街赶来，当然也有一些人正从八角街匆匆离去。这一来一往使拉萨城开始出现了微震的徵兆。
中共中央电令镇压藏人游行
   三月四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厅联合向自治区党委军区发布了由赵紫阳，杨尚昆共同签署的电报指示；大致内容如下：
   (1)武警作好全面作战准备，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随时报告局势的详细动态。
   (2)公安系统配合武警，立即严密封锁拉萨与外界的消息。对正在拉萨地区旅游的外国人，准备集中撤出，在边境口岸和机场需严格检查行李物品，防止动乱消息外漏，造成国际影响，必要时，可违反惯例和规定强行检查。
   对各大寺要严密监视，必要时，可先行逮捕已在危险人物档案中挂名的反动宗教人士，不要怕抓错，要坚决防止全藏区宗教界的串联。
   边境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严密注视印度方面的动向，随时向中央军委及总参报告边境动态。
   对内地进藏工作的新闻人员，讲明不得采访动乱情况，有违者可就地处置。
  对尼泊尔，不丹，锡金各商业机构，各领事机构加强监视。如发现问题不得擅自行事，急报国家安全部待批後再统一行动。
   立即封锁拉萨市郊各条公路，立即封锁当雄，贡嘎机场。任何人不得擅自接近军事设施，违者就地处决。
   对国家安全部报来的外国新闻机构住藏人员，逐一查清，不得漏网。查到後，待安全部执行小组到达时移交。
   自治区党委及自治区政府应尽快拉萨各党政军机关人员做好一切应变准备，对擅离职守者严加查办，不得姑息。
   上述各条要求於三月六日前准备就绪。中央各直属部门将进行具体工作指示。
   当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胡锦涛宣布了上述十条电报指示後，在座的各位都不啃声了。其实也没有必要再啃声了。结论是清楚的----要和这里的藏人为敌了！
  刚才他们中的大部份人还站在藏人的利益和感情上辩论，争吵。然而有了这样一个命令之後，他们是会马上转变态度的。斯大林曾经说过：“ 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就在这天上午，拉萨的人们已经抢先一步走上了街头，大街小巷里藏人们随著一些僧尼高呼著口号，向人民广场走去。队伍显得有些散乱。人们说著，笑著，显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象一年一度的雪顿节，很多人还提著装有甜茶的暖瓶。街上很少看到汉人，甚至根本没有警察。在藏人的眼睛里，大概这就算是一种宗教的胜利吧。有人在广场上高唱起了“雪城的理想＂这首歌，在场的人们都跟著唱起来。这首歌听起来象是在祈祷。一些僧尼开始咏经，声调委婉而低沉。一时间广场上显得肃穆而庄严。
  本来这时应该召开一年一度的藏历传召大法会，但这年的法会没有召开，据宗教界的人士说：达赖活佛不能回来，班禅活佛又圆寂了，传召失去了意义。但政府内的有关人士说：中共西藏当局已告知宗教界今年的法会停止，原因是近年来每次法会都成为反中央反共的聚会，政府不能允许这样的法会再开下去。什麽时候再开要看西藏宗教界的态度而定。----也许就是为此，拉萨的人们才这麽热衷上街的。
  其实只要是能发泄心中对这个政权的不满，开不开法会已经不是什麽重要的事情了。今天人们前往大召寺前的人民广场，是为了法会，但也不是为了法会。
   下午四时，人们高呼起反政府的口号，人群出现了空前的激昂状态。五时左右，一队武警和一队公安警从老拉萨饭店处开来。顿时引起了人群的骚动，一些僧尼站在人群的最前面，直视著开来的队伍。当队伍走近广场时，一名军官模样的武警走上前来向人们解释说，他们不是来干涉大家的，是要到八角街里执行任务。并请人们让开。然而人们并没有为他们让开道路，而是更加紧密地站在了一起，并依然高声呼喊著口号。一些藏族年轻人把警察的队伍围了起来，大声地斥责他们，并高喊著要他们滚蛋。武警和警察的队伍被围在人群中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正当一些藏族青年挥动著手中的家伙要击上去的时候，人群中一位年长的喇嘛高声制止了这群年轻人。他走上前去，双手合十，然後对军官说：“你们的岗位不在这里，这里是我们居住的地方。请你们走吧。要不然激怒了他们，你们是要吃亏的，走吧！＂然後他向身旁的年轻人们用藏语严肃地告诫著，那意思是：他们这些兵不过是听了上面的命令来的，他们没罪，不要为难他们。这位年老僧人的话很起作用，年轻的藏人收敛了刚才的情绪，人们在这些武警队伍的身後让开了一条路。这时那位军官握著老人的手说：“谢谢您，老大爷，我们理解您的意思，我们就撤。我们汉藏人民没有矛盾。＂说罢，命令队伍向後转，走出了广场，沿原路返回了。望著远去的警察队伍，人群欢呼雀跃，很多藏人竟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是一场力量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藏人们看到了胜利的可能------那位年长的僧人站在大召寺的高台上，望著远去的警察队伍，心情沉重地咏吟了一句萨迦格言：
恶人有时也变得温顺，
但那却是伪装的行动，
  玻璃涂上了宝石的光泽，
  遇见水就会暴露出本色。
   第二天，这首格言贴满了拉萨的大街小巷。
   这是一位智者。但当时人们并没有理解这句古老的撒迦格言。更没有人去思考这句格言究竟意味著什麽。可怜的藏人们啊！他们是注重现实的，因为今天什麽都不曾发生。
   这天的晚霞很红。整个天幕都像喷上了鲜血，似乎只有它才理解了那句格言的真谛。
磨刀霍霍
     三月五日凌晨，中共西藏武警部队接到了由中共武警总司令李连秀签发的作战动员令後，立即编排了战斗序列计划；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在拉萨保持四个联队（相当於四个团）的兵力，抽出一个联队集中保护拉萨市区的自治区党委、政府机关大院、布达拉宫、中国银行拉萨分行、西藏大学、西藏自治区电台和电视台、拉萨市人民医院、拉萨邮政总局等重要单位，并保证不得被人占领。
     二、抽出一个联队的兵力，沿东方路、民族路、北京东路、沿河东路作外线布防，严防郊外人员进入拉萨。
     三、主力部队强行进入市中心公共设施；老拉萨饭店、雪城旅馆、八角街附近的高层公房和民房，全部占领。武警系统和自治区公安厅、安全局系统的情报点统归武警临时指挥部指挥，负责内部联络。
    四、战斗打响後，由公安厅、市公安局各行动队配合武警战斗部队进袭八角街，但公安厅、局的行动队只负责驻守和清查任务，不得担任直接战斗任务（包括运送死尸的任务）。
    五、特务分队紧急抽调三百人扮成市民和僧侣在五日上午打入八角街和拉萨其他闹事地点，配合公安厅、市公安局的便衣完成造势的任务。烧毁大召寺东北方向的经塔。砸抢闹市区的粮店，引发市民哄抢粮食，并对藏甘贸易公司进行煽动性攻击。鼓励民众哄抢商店物资。除指定地点外，不得对其他设施进行攻击。
    在完成以上任务後，所有行动人员全部撤至雪城旅馆，并清点人数，此项任务属於绝密，任何执行人员均不得将此任务外漏，违者严惩。
    六、留守的部队进驻布达拉宫，自治区政协大院和中国银行内，没有命令不得擅自出击。如战斗顺利结束，除负责帮助公安局疏通道路外应迅速与外层警戒部队结合，担任拉萨市的市郊双层警戒任务。保证不使暴徒向城外逃窜。
    七、武警特别战斗分队，在战斗期间，应严密地监视市区其他地区的情况，严防有不测的情况发生，在战斗中和战斗结束後，担任封锁消息的任务，负责运送死伤人员、收押人犯、市讯、清查漏网人员，接待国家安全部执行小组人员的视察并向执行小组移交外国机构进藏人员。注意内外有别，没有指挥部的命令，不得向其他协作单位透露拉萨战斗序列的安排，违者必究。
    八、加强对西藏地下组织的清查，对反动组织「西藏虎豹青年」、「西藏青年大会」的线索，要继续严格追查，争取有所收获。如在人犯中发现有以上线索，应避免和其他部门会审，交指挥部统一审讯。
    三月五日，成都军区紧急电报请示总参谋部和中央军委：
    「鉴於目前拉萨的局势，武警部队单方面镇压恐怕会引起更大规模的骚乱，为了不至出现其他意外的事件，保持西藏地区的稳定，建议中央军委考虑，拟派西藏驻军五十二旅部份前往拉萨接防，控制目前局势，妥否，请指示。」
    三月五日早上七时，中共西藏武警总队所属四个联队（四个团）六千余人全部按战斗序列到位。同时，中共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特别行动大队二千人，拉萨市公安局公安大队及各派出所公安小队一千人，交通警察大队，消防警察大队一千人也作好了配合武警的战斗准备。而远在三百公里以外的林芝野战军五十二旅也正整装待命，准备全速驰援拉萨。　　他们这是要干什麽？一万五千全副武装的军警，对这个只有十二万人口的拉萨市布下了一张恐怖的网。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围堵，这是一场耻辱的武装集团大检阅，这是一场卑鄙的谋杀！如果武士阿周那在天有灵，也会为之惊愕，大惑不解的。一切安排都是那麽精心而严密，一切安排都是那麽不可告人。
    拉萨的藏人在这种安排严密的谋杀中当然不可能赢。但是，中共政权在人类的道义面前，在当代的政治原则面前却永远的输了----
    三月五日上午十时，武警在八角街的情报系统向临时指挥部报告：「有近五百名喇嘛和尼姑及一千多名藏民已做好闹事的准备，大多数都集中在大召寺内，但什麽时候开始还搞不清楚，目前各小组正严密监视其动向，有情况将随时报告------」
    整个上午，消息不断从八角街里传出，武警士兵们已呈临战的状态。这些兵们和藏人结了仇，在八七年和八八年两次大规模的冲突中，他们几乎是没有什麽武器配备就被投入了那样的对抗中，他们手中的盾牌和木棍在藏人们的雨点般的石块攻击下根本无法发挥力量，因而受伤的人很多，平息反抗的效果也很差，中共及地方对此都很不满。这些四川兵满腹牢骚，抱怨中共没有给他们绝对镇压的权力。「拿我们的肉往他们的石头上撞，这些中央的龟儿子真想得出----下次再有事，如果不发枪发子弹，老子就扒了这身狗皮回家----」一些士兵时常这样愤愤地骂著。然而今天，上面不但给他们配备了非常有效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同时还给予了他们杀的权力。这些士兵知道，那些藏人没有他们这样的装备，而他们却可以任意地向这些藏人射杀，用强大的火力来平息那些藏人们近乎可笑的反抗。这些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士兵，此时的兴奋状态是可想而知的，一股野性的怒火燃烧著他们。他们都很年轻，可能从生下来手上就没有沾过血。----也许，此时此刻这些年轻的士兵中有人思考过人性这个东西。但是来不及了。战争，这扇磨盘已经开始转动，一切人性的哲学思考都会被这扇大磨无情的碾碎，枪机将服从所有的食指，弹道将不再是一条正直的线。今天，人类一切原始的残忍，一切邪恶的欲望，都笼罩在「保卫祖国统一，维护安定团结」的烟雾之中。犯罪者只要能借任何一条公认的法理，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杀，去抢，去奸淫，这似乎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在这种政治特色的渲染下，很多清白正直的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造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终生的遗憾。
    三月五日中午十二时左右，武警在八角街的情报系统再次报告：「----由十三名喇嘛和尼姑组成的队伍正沿著转经道走向人民广场，八角街里很多人已经准备冲出去，监视还在继续------」正当武警临时指挥部接到这一报告的同时，一支由喇嘛、尼姑及部份藏人组成的队伍从转经道口走了出来。他们显得很从容，没有一点畏惧的神情。在人民广场上，这几十个人站住，由一名喇嘛打开了「雪山狮子旗」，慢慢地举了起来。旗帜在风中冽冽地飘舞，这面旗帜呈金黄色，在蓝天中映衬，似乎使人们想起了这个民族古老而悠久的光荣。
    居高临下的武警士兵们握紧冲锋枪，拉开枪拴的声音响成了一片，有些士兵伸头向下望去，只见从八角街里涌出了无数藏人。立刻，广场上沸腾起来，杂沓的脚步声激起了一片喧哗，旗帜开始移动，人们跟在旗帜後面，声斯力竭地呼喊起要求独立，反对中共政权的口号。当旗帜指向转经道口的那一瞬间，从东向西沿著转经道的示威便正式开始了。时间是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中午十二时十四分。
    藏人们高举著拳头和标语牌随著「雪山狮子旗」前进，当他们转到第一圈时，广场上已经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他们转到第二圈时，参加者便堵塞了整个八角街，使八角街里水泄不通，这时人群已达一万人左右，并且还有人不断地向八角街和人民广场涌来。这时的八角街和人民广场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站立的地方了。
    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左右，人们开始冲击八角街派出所，大小不一的石块、砖头砸向派出所的门围，顷刻之间，派出所被愤怒的示威者摧毁了。很多人挤在派出所里，这些人中有些显得很老练，他们搜查派出所的每一个房间，然後撬开办公室里的所有的抽屉，开始很仔细地翻阅著档案柜里的纸张，行动异常敏捷。随後，他们将档案纸张装进随身带来的麻袋里，挤出了派出所，消失在人群之中，全部过程只有十分钟左右，一些藏人发现了这一情况，尾随著他们想看个究竟，但在八角街口处，被人围殴，有两名藏人被人用皮带活活勒死。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拿著这些档案去了哪里。
    八角街派出所的档案里，记录著八角街所有居民的情况，尤其记录著一些特殊居民的情况。自一九八三年西藏对外开放以来，中央及地方很多部门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都纷纷涌进了这狭小的巷子里，在经商业务的掩护下，建立起了一个个的独立的情报系统：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财政部、中国税务总局、国家文物保护局、国家商品检验局、中国海关总署、成都军区情报处、兰州军区情报处、新疆军区情报处、西藏自治区军区情报处、中国公安部、安全部、总参谋部、中国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等等， 待大大小小的中央及地方机关都开始在这里安营扎寨。武警系统来得晚了一些，但他们由於手持上方宝剑，凭著中共特许的众多权力，竟在三年时间内完全控制了这个西藏最繁华的地区，成了首户。他们随意徵集民房，开设商店，把自己的亲属安置进来甚至招来温州和四川的姑娘在此开设地下妓院和赌场。他们对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工作的需要。因为他们负有保卫西藏地区社会治安的巨大责任。他们既然敢这麽干，当然是有充份的理由和根据的。
    为此，很多单位愤愤不平，在报回去的材料中每每都表示了对这个外来户的不满。渐渐地，各种力量在各自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在西藏拉萨这条街里，对武警系统结成了一个神圣同盟。
    自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各系统、各单位用同一个调子、同一个嗓门向中共中央有关单位呼吁，要求解决武警在西藏特别是在拉萨的问题。甚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班禅也站到了他们一边。据中共党内消息灵通人士讲：一九八七年九月以来，武警利用对两次反抗活动镇压的机会，大肆逮捕了一些藏人，这些藏人都是各系统和各部门的情报人员。武警在拉萨地区及其其他地区的丑闻就是这些藏人透露给各系统的。然而矛盾并没有随著武警对各系统眼线的清洗而趋於缓和，反而导致了这个同盟更加猛烈的攻击。在西藏全境，武警势力似乎受到了空前的孤立。在一九八九年三月这一期间，随著藏人反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中共内部的矛盾也上升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从政治坐标的曲线来分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冲击是有著某种内在的联系的。
    在西藏，人们把这种对抗称为公开的「秘密战」。在北京，中共上层的消息灵通人士则把拉萨的八角街喻为西藏的「卡萨不兰卡」。
屠杀
   五日中午一点四十分，武警部队开始向人民广场发射催泪弹，人群立刻大乱，催泪弹爆炸後放出的浓烈气味，把人们逼进了八角街转经道的几条小巷里，广场上只剩下少数不愿离去的年轻藏人。他们用毛巾或衣服堵住鼻子，蹲在广场边缘一些建筑物的角落，继续高喊著口号。
   两点十分左右，大召寺正面的高大「塔经」被人点著了，熊熊的烈火直冲天空。藏人们看到这种情况，纷纷涌上前去灭火。「塔经」是藏传佛教中密教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在高大木椿上裹满写著佛教藏经的五彩布条构成的建筑。一般这种建筑都矗立在寺庙和各种宗教场所中。「塔经」象徵著保佑众生避恶驱邪、吉祥幸福的佛法佛力。在藏人眼里，它是至高无上的佛袒法杖，它显示了密教众神在人世间的威严。面对燃烧著的「塔经」，藏人们无不痛心疾首，很多老人和妇女都失声痛哭起来，年轻的藏人们则愤怒地高声叫骂著。「塔经」显然被浇上了大量的煤油和汽油，高温使人们一时无法接近，正当一部分藏人提著工具准备灭火的时候，武警士兵从人民广场两侧的高层建筑上向「塔经」周围的群众开火，藏人见开了枪，都纷纷抛掉手中的水桶和灭火工具趴在地上，然後猫著腰迅速地跑回八角街里。有七八个藏人被打倒了，受伤的藏人忍著伤痛大声呼喊著，希望街里的人能赶来救护，但密集的枪弹把八角街转经道口封得死死的，没人能冲出去救回那些受伤者。街里的人们眼睁睁地看著躺在地上的受伤者和正在熊熊燃烧的「塔经」，很多人双手合十，念经祈福，希望这些人还能有幸生还。两点半左右，高高的「塔经」在浓烟烈火中倒塌下来，横垣在大召寺前的空地上继续燃烧著。就在这时，几十颗催泪弹有一次射进八角街里，浓烈的白烟弥漫了人们的视线，刺鼻的气味呛得人们大声地咳嗽著退向小巷的深处。随著一阵警笛的呼啸声，来了三辆消防车在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护卫下使进人民广场，他们很迅速地扑灭了正在燃烧的「塔经」，在灭火的时候，武警部队的政工人员手持摄像机拍下了救火的场面。一片硝烟退去之後，广场上除了正在冒烟的「塔经」之外，什麽都不存在了。即没有士兵和消防车，也没有那些被打伤的藏人们。当几个胆大的藏人想走出街口上前去看个究竟的时候，被从广场两侧射来的枪弹又一次地逼进了小巷里。显然，八角街通向人民广场的一侧被严密封锁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冲出来。
   下午三点左右，武警特别分队开始合围位於市中心的八角街，他们用催泪弹射向人群，迫使他们退入八角街的几条狭窄的巷子，藏人们利用八角街中搭起的障碍物做为掩护，和前来的武警部队展开了激烈的对抗。由於藏人们顽强的抵抗，武警占领八角街的企图未能如愿。正当四百多名手持盾牌和冲锋枪的武警从八角街里退出来的时候，青年路、北京东路一带也开始了激烈的对抗，三百多名武警士兵被藏人的砖头、石块儿封锁，无法对市中心地带构成钳形包围。藏人们用「骨剁」（一种赶羊用的投石器）对这三百多名士兵进行了集中进攻。这种投石器是藏人们得心应手的武器，用这种投石器藏人们可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准确打击。很多正在冲击的武警士兵纷纷被从百米之外投来的石头打倒，攻击受阻，武警士兵只得退守到房屋角下，凭借著建筑物以躲避砖头石块儿的攻击。
   下午三点十分左右，武警临时指挥部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会议决定：
   「鉴於目前正在拉萨旅游的外国人还没有全部撤出，所以原定的平暴方案暂缓执行，各分队要坚决防守住各重要机关单位和公共设施，不到万不得以不要开枪射击。如有被打死打伤的暴徒和市民，应立即收押，不得被其他暴徒收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对城关区内的其他设施，可暂时放弃防守，集中力量保证各点的军事部署不受影响。对接近重要保护单位和设施的暴徒，要坚决围歼，在围歼中要作到干净、彻底，尽量不使暴徒漏网，以免造成其他连锁反应。」
   下午三点至五点，武警部队奉命分别弃守了市中心的城关区政府、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吉日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拉萨市小学校和城关区粮站。藏人们在占领这些地方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挡。城关区政府的牌子被藏人们砸毁，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林街的一面的窗户全部被藏人们砸烂。由於武警部队在人民广场一侧的严密防守，藏人的冲击自治区政府和军区大院的设想已不可能施行。於是，他们从八角街的北面和东面涌出去，在北京路、林廓路、青年路一带设置了对武警的防线，由於武警方面对市中心的弃守，这时的拉萨市中心地区基本为藏人们占领。一时间，市区内大乱，内地来拉萨经商的人害怕藏人们的报复，纷纷放弃了自己的饭店和商店，向城外逃避，但是绝大多数藏人们不但没有伤害他们，反而帮助他们向城外疏散。在青年路、北京路一带，很多内地人在藏人的掩护下向城外转移。但当他们刚刚走出北京西路和青年路时，却遭到了来自武警防线一侧的攻击。催泪弹和石块儿雨点般地打了过来，使他们又不得不退回藏人的防线内，他们不明白武警部队为什麽要攻击他们，藏人们也不明白。在林廓路，三十几名年轻藏人护送著一些内地人和藏族的老弱病残人员向外城突围，待他们刚刚冲过武警设置的警戒线时，就被密集的冲锋枪弹封锁住了。随後，有成百的武警包围过来，带走了这批人。防线内的藏人们看到了这一幕，他们用话筒向武警喊话，试图说明那些藏族青年是护送汉人们去城外避难的。但对方的回答是机枪和冲锋枪的点射及十几枚催泪弹　　几乎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也没有任何办法走出去了。藏人们面对现实，似乎预想到了形势的险恶。
    由於城区失去了供应，一部分藏人市民开始收集物资。城关区粮店被砸开了，正当人们蜂拥上前准备装这些粮食的时候，却有人往粮食里泼上了大量汽油、柴油，点燃了熊熊大火，在其他的地点，物资被藏人们从商店里抱出来堆放在街上准备分发给群众的时候，也被一一点燃烧毁了，汽车、救护车、大量的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也同样的这样被处理掉了。这时的市区，到处火焰冲天。一些藏人猛然明白了这是武警便衣们干的。於是，他们见到汉人和内地人就打，他们在这种严酷的现实中开始绝望了。
   整整一天，两万藏人在市中心东突西撞，但他们再无法冲出去了，很多饥饿的外地藏人开始进入本市居民家中寻找吃喝的东西，致使市中心的居民出现了普遍的恐慌状态。
    三月五日六点左右，在武警和公安的严密监视下，几百名正在拉萨旅游的外国人被集中在拉萨西郊的假日旅馆，开始进行有步骤的疏散，一部分团体游客前往日喀则，个人旅游者则分两批分别经樟木口岸前往尼泊尔、不丹，另外一些在清查名单上挂名的有特殊身份的外国人则被送往贡噶机场，在那里接受检查，然後乘机前往成都和北京。当武警系统和拉萨市公安局外管部门於晚间八点清点人数时，发现还有三十七名外国人仍然留在拉萨地区，没有集中。他们立即将这一信息报告了武警临时指挥部。晚间九点左右，临时指挥部下令各单位，一定要在六日拂晓前将这三十七名外国人找到并且集中到一百公里外的贡噶机场待查。
   五日深夜，聚集在市中心的藏人分为几股向城外突围，但由於武警方面的严密封锁，只有少量的人突了出去。武警方面出动的小股部队在市中心地带也受到了藏人们的顽强抵抗。这一夜，拉萨市边缘地区和市中心地带形成了藏人和武警部队的僵持局面。武警企图以小股部队进入市区中心清查的计划，由於藏人们的顽强抵抗而无法执行。直到六日清晨七点，武警小股清查部队只在市中心找到了十二名外国游客，其他二十五名外国游客仍然不知去向。
   三月六日凌晨，武警临时指挥部向各参与镇压的单位发布了在拉萨开始公开进行镇压的命令，命令内容如下：
   一、各单位必须於六日八时全部按战斗序列到位。
   二、十时开始对八角街地区发动进攻。
   三、外层警戒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对从市区逃出的暴徒进行收押，如遇暴徒抵抗，格杀勿论。
   四、中午十二点整开始进行市区全面清查，外层部队要保证警戒线的稳固，防止暴徒漏网。
   五、公安厅、局各单位，除协助武警部队进行市区清查外，还要保证城区道路畅通和安全消防工作。
   六、武警各单位在清查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战斗序列中的规定进行。在清查过程中，要做到干净彻底，谨防事态扩大和战斗情况外漏。
   七、在清查和攻击行动中，各单位要和指挥中心保持联系，遇事要坚决请示，不得擅自处理，对所有收押的暴徒，统一押往拉萨八一农场，任何单位不得单独收押。
   八、清查行动定於七日下午五时结束，各单位务必加快工作进度，争取提前完成任务。
   三月六日早晨，武警部队特别分队开始强行进入市中心，他们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同时进行，先後占领了城关区委和区政府、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八角街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吉日派出所、吉日治安服务站、吉日小学、雪城旅馆、亚旅社、城关区粮站、单集村居民委员会等市内重要设施。与此同时，武警部队开始沿拉萨市郊设置警戒线，大批武警乘坐著军用卡车沿线布防，把拉萨市严密地包围起来。在通向郊区的各条公路上，都能看到成片的军车和荷枪实弹的武警士兵。
   三月六日九点，挂著公安局牌子的八辆广播车，在武警摩托车队的掩护下，开进市区。沿青年路、林廓路和北京路，用汉藏两种语言进行广播；要求所有居民不要上街，以免发生意外。中共西藏当局的这一举动，使聚集在市中心的藏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局势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中共会用什麽方式来平息这次反抗。藏人们有些慌了，在市区有家的藏人跑回了家里，将大门反扣起来，心绪不宁地向外张望著。那些从外地来的藏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也开始寻找退路，有些人试图躲进市民的家里，但大多数人都被本地居民拒绝了。在一种绝望心理的支配下，几千名外地藏人组织了起来，准备突围。
   一九八九年三月六日上午十时，中共驻藏武警部队会同中共西藏地方公安部队开始合围拉萨市中心。
   十点左右，在八角街通向人民广场的几条小巷里，据守在街垒後面的藏人们发现，武警分成小股正沿著小巷两旁的向街里靠近。藏人们开始用砖头、石块回击，在雨点般的石块儿砖头的攻击下，武警士兵们停止了向前的推进。街垒後面的藏人看到这种情况，误以为是武警力量有限，便开始冲出街垒向武警战士扑去，大约有三百多名年轻藏人以石块儿、砖头和木棍为武器，追击向後撤退的武警士兵们。当他们快冲到巷口时，大召寺顶和转德道两旁的房屋上突然出现了大批武警。还没等到那些冲击著的藏人们明白过来是怎麽回事，机枪和冲锋枪弹就普天盖地地向他们射来。在居高临下的武警士兵眼中，这些藏人成了活靶子。密集的枪弹从前後左右射向这群藏人。十分钟过後，这三百多人全部被打倒在转德道的当街。一些受伤的藏人哭叫著向街里趴去的时候，武警士兵向这些人补枪，将他们击毙。街里的藏人们看到这残酷的一幕，都吓呆了，随後乱了阵角，尖叫著向四面的小巷里躲避，武警特别分队踩著死伤藏人的身体进入了八角街-----屠杀正式开始了。
   在青年路一带，武警开始对据守在马路上的藏人进行围捕，藏人们一边抵抗一边向城区居民去撤退。在冲赛康市场通向北京东路的地方，一群藏人在两名藏族青年的率领下，以砖头、木棍和「骨剁」为武器，向拉萨大桥方向突围。当他们接近武警防线的时候，受到了来自正面火力的猛烈攻击，一些藏人被枪弹打倒，其他人则四散逃去，那两名领头突围的青年被十几名武警士兵追赶，他们逃进了靠近青年路的一户藏族居民家里，武警士兵也尾随著冲了进去。面对冲进来的士兵，两名青年当即举起了双手，表示屈服。但武警一名下级军官不由分说地抬起冲锋枪将两人扫倒，与此同时其他士兵也扣动扳机，对屋里的所有人进行扫射。两分钟後，两逃亡者和这户人家的九口人的身体都被打成了蜂窝状，全部被杀死。这户人家的三个孩子在武警冲进房间的时候，正坐在床上做功课，死时手中还握著铅笔。
   三月六日这一天，拉萨一片恐怖，到处都有人被杀，一时间叫喊声和痛哭声混成了一片。一些走投无路的藏人开始试图占领一些公共场所和设施。当他们接近这些地方时，遇到了守卫在那里的士兵的猛烈打击。成群的藏人在武警「缴枪不杀」的镇喝声中抱头卧在地上，被冲上来的士兵用绳子捆起来押上了卡车。其实，这些藏人手中除了棍棒、石块儿外，根本就没有像样的武器。在武警特别分队的残酷打击下，据守在市中心街垒後的藏人们开始屈服，不断有人举起捆著白布条的小棍，从街垒里走出来向士兵们投降。从六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这短短的时间里，武警方面就收押了近三千人。晚间七点左右，临时指挥部向中共中央报告：武警、公安系统已经成功地控制了拉萨全市，并准备深入进行清查行动。
   武警方面不择手段的镇压方式使西藏地方党、政、军感到震惊----
   在由自治区党委召集的联席会议上，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协、公安厅等方面对武警的这一作法公开表示反对。会议上，各单位负责人指责武警方面把问题搞糟了。指出这无疑是对今後的西藏社会安定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政协方面甚至公开指责武警的这种过火行动是一种报复行为，是对党政各部门近年来对武警批评的一种情绪化处理。会议上，公安厅对武警的战斗序列计划提出了众多疑问，并声明自治区公安厅不能执行这种计划，他们将撤出所属系统的全部执勤人员----
   三月六日晚八点，自治区公安厅、拉萨市公安局系统约三千名警察，撤出了拉萨市区，拒绝与武警合作。
   三月六日晚十一点，自治区党委将这一情况紧急报告了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办公厅，并要求中央拿出补救方案来。
   三月六日晚，驻林芝的国防军五十二旅，奉中央军委之名开赴拉萨。沿一四○号公路和九十二号公路，对拉萨地区的达孜、赛哈、德崩、堆龙德庆、贡噶、曼托林完成了外线布防。
   三月七日，由於自治区公安系统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市区的武警部署出现了兵力不足而导致的防卫空虚。面对这种状况，武警方面希望国家安全部工作小组出面向自治区党、政、军、警各界讲清楚：武警的战斗序列计划是中共中央认可的，并不是本系统擅自作出的决定。但是国家安全部工作小组以此次行动属特殊任务，工作小组来藏属於机密行动，不便公开为理由拒绝了武警临时指挥部的这一要求。
   七日下午，驻藏武警临时指挥部向成都武警总队和全国武警总部报告了拉萨方面的情况，并请求中央方面对此次行动予以表态。就在武警临时指挥部向全国武警总部发报的同时，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总参谋部、新华通讯总社、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等中央级部门也受到了从拉萨各系统发来的报告和事件说明。三月七日上午，武警士兵六、七人一组，沿街搜查参加过抵抗的藏人。
   藏人在严酷的打击下完全屈服了，几乎没有人敢於反抗搜查。成群的受到怀疑的藏族青年、妇女、老人和孩子被押往位於市中心的藏甘贸易中心大楼，在那里接受临时指挥部的审问。拷打声、叫骂声和惨叫声不断从大楼二层大厅传出来，大约有八名藏人在这里被拷打致死。另外在其他街区，有人因为身上没有证件而被武警当场打死。甚至有三名公安厅的便衣也被武警搜索队打成了残废。中午十二点左右，公安厅电话警告武警临时指挥部：清查部队应立即停止公开杀人，并提出人犯的收押工作应由公安系统全权负责，武警无权单方面处理。
    三月七日下午，一队武警在市区检查过往行人时，发现有十多名藏人没有合法证件，当他们正准备将这些人押往临时指挥部时，有两名藏人逃跑，一名藏人被当场击毙，另一名被追赶上来的士兵摔倒，当这名士兵用枪托狠砸那个逃亡者头部的时候，不慎扣动了扳机，一梭子子弹射出来将身後的一名士兵打倒，子弹全部打中头部，这名中弹士兵当即死亡。当时在场的所有武警士兵都傻了眼，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带队的军官是个矮子，面对这种情况沉思了片刻，然後向他身後的士兵要来冲锋枪，命令躺在地上的那名逃亡藏人站起来，这位藏人被打得很厉害，他挣扎著从地上撑起身体，军官走了过去，提起冲锋枪对著那位藏人的脸部扣动了扳机，十几发子弹将那人的脸全部打烂。军官击毙了那个藏人，转过身对其他士兵说：「杀人犯被正法了，现在我们替他（指那位被自己人误杀的士兵）报了仇，回去後，你们必须照这个情况讲，谁要是胡说八道，小心老子对他不客气----」
   “一名士兵被藏人开枪杀死了＂！武警临时指挥部里的大小军官们为之振奋。在当天报给中央和总部的材料中，他们把死亡士兵和那位无辜被杀死的「凶手」照片放得很大，并在报告中大肆渲染：藏人在这次暴乱中大量地使用了枪械。为了把这件事编得更加合理，他们把平时没收的一些鸟枪、气枪和双管猎枪摆了出来，放上许多自动步枪子弹和雷管，拍摄了录像带和照片报至中共中央和武警总部。
   这的确是个惊人的消息。公安厅和其他部门一时不知如何对待这突然爆出的「冷门」。道理很简单：既然藏人在如此打击下还敢动用武器还击，那麽，武警方面的屠杀当然是不可避免和可以理解的。面对著摆在前面的这些照片，素有「鹰眼」之称的公安厅、局的那些人们竟没有看出那全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一堆七拼八凑的破烂。公安系统对武警的态度首先转了风向，在向自治区党委和公安部报告时承认了这些证据的可靠性。西藏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反复地播出了这些「证据」，用以说明镇压的必要性。
    面对这些「证据」，北京方面的一些局外人首先提出了疑问，新华社「内参」编辑部人员在发稿时提出：这些枪和子弹是不能配套使用的，而且那位死亡的士兵是被何种枪弹至死在武警方面的证据中并没有明确说明，「这里面有明显的漏洞，我们不能发稿！」一石击破水中天，怀疑从北京方面立刻蔓延到拉萨各界。乔石慌了，他在电话中指责武警的笨拙，同时命令立刻取消这些伪证的报道，越快越好。武警方面万万没想到此事会弄巧成拙，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反映，他们赶快派人去电视台取回了那些所谓的证据材料。但此时这则笑话已经在拉萨各界传开了。西藏政界有人断定：武警这回输定了。
   三月七日晚间，在自治区党委主持的联席会议上，各界都以嘲弄的眼光注视著武警系统的与会者，武警临时指挥部的负责人如坐针毡，一言不发硬著头皮准备抵挡各方面对此次镇压行动的强烈指难和攻击。他们在挨时间，他们希望中共中央能尽快对此次行动表态。在其他部门与会者怀有敌意的交头接耳声中，他们挨过了会议开始前最初的三十分钟。
   会议宣布开始，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胡锦涛首先宣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此次事件的联合指示：
   一、此次平乱对维护祖国统一、维护西藏地区的安定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一小撮破坏祖国统一的分裂主义分子给予了有力的打击，效果是良好的。
    二、武警驻藏部队在这次平乱行动中，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不怕流血牺牲、英勇顽强，胜利地完成了中央布置的任务，彻底地平息了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制造的暴乱，应予以嘉奖。对在平乱中受伤和牺牲的官兵，应予以抚恤和慰问并记大功。
    三、西藏自治区党、政、军各部门应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加强各界对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安定团结的认识。要加强舆论宣传工作，大张旗鼓地宣传统一的方针，要旗帜鲜明地对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妄图分裂祖国的阴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四、加强党、政、军和各部门之间的团结，要坚决杜绝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在各部门的影响。同时要对党员干部大力开展理想道德的教育，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要使广大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和国家制定的纪律和法规，做到不利於团结的话不说，不利於团结的事不做。
    五、自治区党、政、军各部门要步调一致，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要坚持不懈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同时要大力宣传西藏经济、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巨大成就。
    六、公安系统应继续配合驻藏武警部队的清查工作，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暗藏在西藏地区的反动势力，以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在西藏的健康发展。在清查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坚持教育大多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的方针，避免清查扩大化，造成群众的恐惧心理。
   七、对参加此次骚乱的大多数藏人，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但一定要有认罪态度并保证不在重犯。对悔改表现较为突出者，应予以鼓励和给予适当奖赏。对在骚乱中致死的藏人亲属应向他们表明骚乱不得人心和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争取这些人立场有所转变。有关方面在其亲属立场转变时可适当给予抚恤和照顾。对在骚乱中受伤的藏人，应本著人道主义精神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安排治疗。要尽可能地做好善後工作。
    八、对宗教界的清查要慎重，切勿情绪化，对一些寺庙的分裂活动，要继续坚持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方式。遇事要多同主管部门协商，不要随意闯入寺庙，以免为分裂主义分子提供制造矛盾的藉口。
    九、中央决定在西藏拉萨实行戒严，戒严令於一九八九年三月八日由国务院总理发布，各单位要做好各项工作准备，配合戒严令的实施。关於戒严令实施的具体步骤见国家安全部、总参谋部的通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合指示中的态度向人们暗示出这场悲剧的真正导演者。它象一股注入反应釜中的中和剂，使大量翻滚起来的庞杂物质又重新沉淀了　　武警系统的负责人露出了几天以来的第一次笑容。令人头晕目眩的政治轮盘终於停止了转动，指针停在了他们所要的位置上。他们又一次地成了政治上的赢家。
    联席会议的最後一项是由国家安全工作小组宣布国家安全局和总参谋部共同发布的联合戒严通知，大致内容如下：
    在八日戒严令发布後，国防军五十二旅和武警驻藏部队联合担任拉萨地区的戒严任务。武警部队沿北京路、林廓路、青年路一线布防，负责成关区市中心的戒严，五十二旅负责除成关区以外的市区和郊区的全线防务。当雄、贡噶机场由武警和五十二旅联合防守。武警部队负责的临时指挥部宣布撤销，由五十二旅和武警部队共同组成戒严指挥部。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对指挥部具有绝对指挥权。目前五十二旅正在开进途中，武警部队要严守岗位，并著手移交工作。接防工作要求於八日中午十二时以前结束。另外在此次骚乱中被捕及关押的所有人犯，应归口处理，临时指挥部在撤销之前必须将死伤人数和审讯结果报告中央并向自治区公安厅著手结交工作。
    在这一期间如发生意外事件，任何部门都不得擅自处理，必须及时向中央有关部门请示，待得到确切答复後才可行动。公安厅系统要充分动员起来，配合戒严部队完成戒严任务。同时严格担负起社会治安和清查户口的任务，对在此次骚乱中被暴徒抢砸和烧毁的公共、私人设施，应尽快组织人员进行修护工作，对市容清理和整顿的工作要加快工作步伐。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属各商业和经济部门，应尽量保证戒严部队的日常生活供应，使戒严任务顺利完成。
    七日夜间，拉萨市区到处都能听到哭声，很多藏人居民的家里都有人死伤和被关押。街上还有三五成群的藏人在往火堆中扔自行车和散落在街上的其他商店物资，当武警巡逻队开过来时，人们才靠向马路的两旁，有人偷偷地向武警吐口水，但没有人敢公开叫骂了-----
    一些藏族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组织起来，结伙成群地到自治区人大和政协机关，要求与这两个部门的负责人见面，要求中共中央方面对这次过火的镇压行为予以解释。他们大多数情绪异常激动，有的竟在办公楼前大声痛哭起来　　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一直没有出来和他们见面谈话。面对这种状况，政府部门和统战部门的负责人都在躲。他们自己知道，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这些前来的藏族委员们。
    一些在自治区党、政部门工作的藏族干部因家中有人在镇压中死伤和被捕，他们也串联起来向有关方面要人并向自己所在单位提出辞呈。
    一时间，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政府办公大楼里呈现出一片混乱和紧张的情绪。不满的声音是从内部爆发出来的，自治区最高当局似乎已经失去运作的能力。他们中有人断言：这场镇压为今後的西藏政局种下了祸根，目前所造成的状况将使西藏社会从此失去安定。这里的每个藏人都有可能成为一颗随时都会炸响的炸弹。一些早年调入西藏工作的内地干部为此流下了眼泪，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面对拉萨人那充满深仇大恨的眼睛，他们知道，自己进入西藏的光荣乐章已经打上了休止符。因此，他们中很多人准备调回内地工作，他们预感到，真正的危险已开始降临。
    这天深夜，哲蚌寺、乃穷寺、色拉寺和大、小昭寺在同一时候吹起了法螺并有节奏地敲击皮鼓，众僧尼咏吟著《密法金刚经》，开始了对死者的超度和对杀者的诅咒。在听到这声音的同时，拉萨的藏人也在家中摆起了酥油灯祭坛，插上了高香，齐声合咏。这声音凄历而低沉，和著法螺和皮鼓升入了漆黑的夜空。这声音不绝於缕地笼罩著拉萨城从深夜直到天明。这声音使人听起来感到毛骨悚然----天神震怒了麽？
耻辱的和平
八日清晨，位於拉萨市西郊五公里处的西藏第一大寺---哲蚌寺，在主寺噶丹颇章（宫）顶上的高大「塔经」，上升起了一面巨大的「雪山狮子旗」。全寺七千僧人站在大旗之下，在皮鼓和腿骨号角伴奏声中，最後的齐声咏唱了《智者喜筵》中的英雄篇章：仁者以智慧保护自己，敌人再多也难以伤害他。乌仗那婆罗门的儿子，一个人就能降服所有的敌人。大人物所敬仰的，卑贱者却去轻侮。顶月神头上的月亮，却成了阿修罗的食品。不能专心的修持者，难以有得道成佛的机会。要是能持守寂灵，得道就为期不远了----咏唱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咏唱结束了，七千僧人全部龟缩进了那庞大而神秘的建筑中。四处山野一片安籁沉寂，只有那面旗帜迎著朝阳，合著鸟儿的叫声，在高高的噶丹颇章顶上随风飘舞-----耻辱的和平开始了。
   八日九点半左右，武警部队三百名士兵包围了哲蚌寺。他们用手提话筒向哲蚌寺喊话，武警限僧侣们二十分钟之内撤下「雪山狮子旗」。二十分钟过去了，僧侣们没有行动。三百名武警士兵在一名中级军官的率领下，鱼贯进入哲蚌寺，沿著高高的台阶登上了主寺噶丹颇章，一名武警士兵飞快地爬上了「塔经」，摘下了象徵独立的旗帜----全寺静极了，七千名僧侣默默地注视著武警们的一举一动，没有任何反应。当武警三百名士兵情绪紧张地走出哲蚌寺的时候，前来接防的五十二旅的连队也到达了该寺。十分钟後，换防的交接完成了。武警在交接中没有告诉对方刚才发生的事情，他们捧著「战利品」回去，准备向上级报功。
   八日十点整，国防军五十二旅的部队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开进拉萨市郊，在完成了城区外线布防後，开始进入市区接防。在市区他们受到了武警方面的阻碍；武警方面表示，由於目前市区内正在进行武警公安系统的武装示威游行，为了保证秩序，所有换防事宜暂缓执行。
   八日十点半，由数十辆载满士兵的卡车和成百辆吉普车，跨斗摩托车组成的武警公安系统车队，沿拉萨市各主要街道，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一时间，警笛长鸣、口号震天、马达轰鸣，拉萨城在一片刺耳的声音中颤动。武警系统在换防的最後时刻，向前来接防的军队和全体拉萨人民显示著他们的存在，以表明他们仍然对西藏的局势起著举足轻重的作用。
   八日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西藏电视台同时播送了由中共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布的对西藏拉萨的戒严令。拉萨城区的大街小巷一时挤满了各单位的广播车，高音喇叭的巨大音量相互交错地轰击著这座城市，没有任何办法听清戒严令的内容。整整一天，拉萨人民都浸泡在这种噪音之中。
   三月九日，由西藏自治区党委为首的西藏党、政、军、青、工、妇各界，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合指示的精神，开始组织慰问团到医院和军营去对武警军人进行慰问。西藏电台、电视台连日报道著各种各样的慰问活动，连对此次镇压意见最大的政协也赶忙表态，连日召开座谈会。宗教界和社会贤达们在这种人人过关的形势逼迫下纷纷表态支持这次镇压行动，并象演戏一样地在镜头前一一亮相。拉萨人沉默了，西藏也沉默了，只有一个喉咙在叫，拉萨城象一个小丑一样被那些化装大师们涂抹著。刽子手们在这种涂抹中更衬出了他们那「血染的风采」。
   下面是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西藏电视台三月十日至十二日播发的几则消息摘要：
   三月十日《西藏日报》评论员文章《稳定局势靠什麽？》「----无数事实证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西藏是伟大祖国的一部分。西藏的天是西藏人民的天，西藏的天是变不了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西藏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障，---今後有谁胆敢在西藏搞分裂、闹变天，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西藏各族人民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
   三月十一日，西藏电台记者杨小芳、张金报道：「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倒行逆施不仅危害了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破坏了人民安宁的生活，也使广大信教群众心灵上蒙上了阴影。往日教徒如云，香烟缭绕的大召寺周围，劫後一片惨败景象。就连转经道东北方向的巨大「塔经」也被烧得只剩一截黑木椿。人们不难想象，这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口中狂叫保证宗教信仰自由，而干的却是烧、砸、抢劫宗教场所的罪恶勾当---」
  三月十一日，拉萨电视台记者余文潮、陈重报道：「----连日来，在拉萨的公安、武警和共军战士在搜寻参与拉萨骚乱的分裂主义分子时，搜缴了一批枪枝弹药和反动宣传品；自国务院发布戒严令以来，在拉萨的公安、武警和共军战士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搜捕在这次骚乱事件中证据确凿的打、砸、抢劫分子。在搜捕中，查获了部份枪枝弹药。其中大部份是自制的步枪和老枪改造成能适用新式步枪子弹的枪枝----这次查获的有大量新式步枪子弹、雷管、火药及大量的反动宣传品----」
    三月十二日，西藏电台记者杨小芳报道：「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号令，拉萨市公安外管部门妥善安排在拉萨境内的外国人以保证他们在戒严期的安全，从三月八日戒严令发出到九日晚二十时三十分，已有一百九十八名在拉萨旅游的外国人分六批离开拉萨戒严区，其中有三十八人前往樟木口岸离境，剩下的小部份外国人也将在近日离开拉萨。据了解，在这次少数分裂主义者制造的骚乱中，有十名外国人不听我有关方面劝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出境入境管理法和外交部制定的外国驻华记者须知以及拉萨市人民政府一九八七年发布的第三号通告的有关规定，被我有关部门分别进行了批评教育、警告和罚款的处理，其中两名英国记者已於八日晚被我外管部门责令限时离开西藏。」
    三月的这场事件引起了国内外新闻界的极大关注，他们纷纷派出自己的记者前往拉萨进行公开和秘密的采访。由於拉萨地区实行戒严，国内外的记者在中国西北、西南靠近西藏的省份沉淀下来。於是，四川省会成都成了新闻界聚会的中心，成都锦江饭店的大厅里，无数新闻专业人员交头接耳，四下忙碌著交换和传达一些并不可靠的消息。八日以来，只有几个美国记者搞到了一些远距离拍摄的照片，画面是正在向拉萨开进途中的五十二旅的部队。没有拉萨事件的任何真实消息传出来。有些国内记者试图凭著记者证和介绍信去购买前往拉萨的机票，当他们到西南航空公司售票处时，才知道必须凭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西藏军区驻成都办事处的介绍信才能购票。他们又奔向这两个办事处，在那里，他们看到有成百人在等待著办理去拉萨的介绍信。负责审查的人员告诉他们，只有三种人有可能进藏：拉萨的固定居民、西藏党、政、军系统的出差人员和有部级证明的中央及地方各部门的出差人员。十日的班机，全机只载了三十二名旅客，西南联航的客运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捎带著装货。国内外新闻界的机灵鬼们这才明白：拉萨是真的戒严了。她与外界已经完全隔绝
   拉萨城内，搜捕还在继续进行，每天都有大量的藏人因涉嫌参与骚乱而被公安武警收押。有些藏族青年甚至因为曾经和工厂党支部书记吵过架也被武警带走审查。武警士兵继续在八角街戒严区随便闯入民宅，随便抓人。十一日上午，一名藏族工人骑著摩托车行至路口检查站，因煞车时超过了警戒线而被武警士兵开枪打伤。藏人们在街道上行走随时都有可能被盘查，满街都是头戴钢盔的军警。一些内地商人开始试探著在街上摆摊售货，但一天下来，几乎没有什麽人光顾　　拉萨变成了一座只有军警的死城。
   三月十一日，自治区公安厅和西藏军区联合向自治区党委报告了自三月五日以来市民的伤亡及被押人数：「截止三月十日，拉萨市民共有三百八十七人在骚乱中丧生，其中多数是被枪弹击毙致死的。七百二十一人在骚乱中受伤，其中伤势较严重者一百二十六人。三百五十四人失踪。两千一百多人被捕或在押。宗教界人士八十二人死亡，三十七人受伤，一百多人失踪，六百五十人左右被捕或在押。外地藏人死伤数正在统计中。武警方面到昨日（三月十日）已向公安厅、局系统移交了一千二百三十六名被捕人犯，其他人犯仍在武警处关押-----」
   这份报告交上去的当天就被定为绝密材料由国家安全部工作小组封存，任何部门都不得查阅。但这是徒劳的，各单位都有自己的统计系统。
   很多部门争相向自治区公安厅系统核对藏人的死伤及关押人数，但公安厅为此只能保持沉默。其实，在这场镇压中究竟有多少人死亡，公安厅的人也不清楚，因为他们对外地藏人在拉萨的人数一无所知，那些报告上的统计数字都是从拉萨市公安局的户籍册中得来的。西藏历史中又有一页被牢牢地粘了起来，成了千古之秘。
   三月十二日清晨。有人在拉萨河上发现了大量被砍成碎块儿的尸体。当市公安局的人赶到现场时，尸体碎块儿大部份都漂向了下游，河边水草旁挂满残存的肢体和内脏----不知道这是死者家属们干的还是他人所为。
   当这件事在拉萨城里的甜茶馆传开的时候，在场的藏人们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沉默。
   难道他们真的被那种巨大的恐怖击得麻木了吗？---这个民族的文化深层中潜藏著一种因果报应的苯数哲理，难道他们已经把命运托付给来世了？
   当你看著这些呆滞的面孔时，你会感到不寒而栗，因为你会得到这样一种回答：「既然你们赢得了今天，那麽，我们就选择明天吧！」
   明天会是什麽样子----死者和生者都无法回答。法螺和皮鼓又一次从古老的寺院中响起，僧侣们又开始咏吟那晦涩而深奥的经典。这声音被山风托起送上了四外那褐色的山峦。夕阳落在了远山的背後，夜的巨幕正在徐徐落下----拉萨悲剧的最後一幕在千古永存的青藏高原上宣告终场。
    两个多月後，在那个政权的心脏---北京，一场更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全文完）

愤怒的和尚
曹长青
  “我在中共监狱和劳改营中度过了三十三年，我有勇气支撑著活下来，就是为了能有这样的时刻，站在联合国的代表面前，亲口告诉全世界，西藏正在发生什麽。＂
  六十四岁的西藏僧侣巴登嘉措（Palden Cyatso)不久前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面对著各国人权代表，一字一句地倾诉他因政治原因坐牢三十三年的悲惨遭遇，并展示他身上被拷打留下的多处伤疤，和他逃离西藏时偷运出的从中共狱警贿买出的一套刑具，包括三种电棍和手拷、指铐。
  从一九五九年二十八岁时被逮捕，到一九九二年六十一岁时被释放，他在西藏监狱和劳改营中度过了三十年！一个人能有几个三十三年？巴登嘉措的血泪证词迅速从日内瓦的会议大厅传到欧洲、美洲以及世界各种报纸的版面，他的苦难历程不仅成为六白万西藏人民在中共专制统治下的命运象征，也成为人类邪恶面前，不屈服，不绝望，坚毅追求自由的生命证据。
  不久前，巴登嘉措来到美国，和几名曾在中国大陆受过迫害的天主教徒、政治犯一起在美国国会作证，控诉中共暴行，随後在纽约接受了采访。
参加起义，反抗中共
  在宽大的深红色僧侣套袍的包里下，仅有九十多磅重的巴登嘉措显得更加弱小，但他瘦削的脸庞上闪烁著一双警觉的眼睛。他双手不停地搓动著一串中间系著一缕鲜红布条的念珠，还不时挠挠光头，光头上明显可见几处伤痕。他只会藏语，借助一位藏语翻译，他讲述了三十多年在监狱和劳改营的经历。
  巴登嘉措出生在西藏白郎县，十岁时就成为和尚，十六岁时转到靠近西藏首府拉萨的仁布寺院。在寂静的庙宇中，他读经拜佛，过著平和的宗教生活。
  一九五零年中共军队进入西藏，打破了他的生活宁静。中共进藏时曾与西藏政府签署了“十七条协议＂，保证藏人的宗教自由，保证不干涉僧侣们的宗教生活。但“共军＂进藏不久，就强行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的社会体制和宗教生活被严重破坏，藏人的不满和种族仇恨日益加深。一九五九年，西藏爆发了全民反抗中共统治的起义。当年二十八岁，血气方刚的巴登嘉措也和其他 僧侣们一样，走出寺庙，参加了“抗暴＂的行列。
  在仁布寺庙附近，巴登嘉措组织了约有一百名和尚的队伍，准备阻止共军的进犯。但他的小小队伍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抵抗，整个起义就迅速被镇压。巴登嘉 措随著溃散的人群跑 回仁布寺庙，找到他的七十二岁的老师仁增强巴，将这位老人背在肩上，一起逃亡。
世俗世界的邪恶
  当他背著仁 增强巴逃到他的出生地白郎时，两人一起被逮捕。巴登嘉措被白郎县军事法庭判刑七年。从被抓到监狱那一刻，巴登嘉措就知道了世俗世界的邪恶是怎样残忍。在审问时，他先是被拳打脚踢，又被狱警用顶端带著钉子尖的木板抽打，每 抽 打 一下，他衣服上都会浸出血迹最後木板上全是鲜血。军警边打边吼，“还要不要求西藏独立？！＂一直打到他们得到满意的回答为止。满身血迹的巴登嘉措随後被带上手拷脚镣，关 进一囚室，五个月不许出来见一下天日。五个月後，手拷被取下，但脚镣却没卸 下。巴登嘉措回忆说：“那不是一般的脚镣，连接两个镣铐的不是铁链子，而是一个厚重的长方铁条。由於长铁条不能弯曲，带这种脚镣行走极为困难，只能一点点地往前慢慢挪动。这种脚镣我带了两年，两个脚脖子都被 磨 烂了。＂
  伴随著拷打伤痕疼痛的是饥饿和苦役。食物是恶劣的，但每天必须干九 个小时的活儿。“我被关押在白郎特区监狱，它原来是西藏著名的诺布开才寺院，被中共军队改做监狱。这所监狱关押著名种犯人，其中政治犯近三百人，女政治犯约五十人。＂巴登嘉措回忆起当年的苦难时，那双在干裂苍老的脸上显得格外突出的眼睛，闪烁著恐惧。“我们在监狱附近耕地，被强迫套上牛的梨杖和绳索，像牛马一样拉犁耕地。冬天要背石头铺路。动作慢一点，身後的军警就用皮靴踢，或鞭子抽。＂
越狱逃跑遭毒打
  巴登嘉措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非人待遇，他和狱友们谋划越狱。一九六二年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和另外六名狱友逃出了监狱。他们白天藏在树林或山边，天黑後赶路，奔向边境。
  当他们拖著疲惫的身体终於 跋涉到靠近西藏和印度交界处的塘榭镇，满怀著希望跨过边境去寻找自由时， 一队刚刚从当时中印战争前纤撒退来的“共军＂和他们遭遇了。面对著一排刺刀和枪口，他们目瞪口呆。那近在咫尺的边境线 和自由的梦想一起，从他们的视野顿时消失了，他们被押回白郎监狱。
  当局对他们敢於逃跑十分震怒，他们将巴登嘉措按倒在地，强迫他光腿跪在一堆碎玻璃上。不久又把他双手绑在背後，倒吊在房梁上用枪托和棍棒殴打，军警称这种刑罚为“坐飞机＂。巴登嘉措很快就感到双臂没有了知觉，最後昏了过去。等地苏醒过来发现，身上脸上漆盖上鲜血直流，青一块，紫一块，全身肿胀。被毒打之後，他的刑期由原来的七年增加到五年。
几万藏人饿死在监狱
  巴登嘉措越狱抓回的前後，中国大陆正处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闹粮荒。所谓“天灾＂，实际是“人祸＂ ，是毛泽东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冒 进政策的後遗症。据外国家者保守的推算，它导致三千万人死亡。据上海一家杂志两年前刊登的调查报告，这场饿荒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四千万零四十万。外面闹粮荒，监狱里的食物更少得可怜。巴登嘉措和狱友们挖空心思对付咕咕叫的饥 肠 。为了活下去，他们寻找任何能够吃下去的东西，包括野菜、树叶、青草、果子，还从地上　出己腐烂的动物，剔出上面的骨头来啃吮。有一次，他们还成功地从狱方的猪圈 中偷来了一些猪 食来充饿。抓到一只老鼠，成为几个狱友的一顿美餐。最後老鼠被抓光了， 他们就吃自己身上任何皮质的东西，如皮带、皮袄和皮靴。借助那一点点皮质产生的热量来维持生命之火不至熄灭。由於饥饿，人们虚弱得走路摇摇晃晃，肋骨和胯骨向外突凸，脑部向里凸陷，原来黝黑的眉毛和头发变成了灰色，并开始脱落，只要轻轻一扯，头发就会一缕缕地掉下来。早晨起床，人们都小心翼翼 地扶著墙一点点地站起，保持头部平衡。很多人一下子摔倒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巴登嘉措用力挫 著手中的念珠，语调沉缓地说：“我的很多狱友，尤其是那些上了年龄的人，都活活饿死了。我每天节省地吃一块自己的皮靴，撑了下来。＂
  据曾任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己逝班禅喇嘛的统计，在一九五九年藏人起义抗暴时，西藏百分之十至十五的藏人被逮捕，其中百分之四十死於狱中。但至今没有数字统计有多少藏人在狱中被饿死。原美国《新问周刊》记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撰写的关於西藏的专著《雪域境外流亡记》中记载：“据一位曾先後关押在五个劳改营的幸存者说，囚禁在甘肃省会兰州北面地区的藏人约有七万，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一年期间，有三万五千人死於饥饿。＂该书说，据中共官方的统计，青海省会西宁北面约十小时路程的卫波监狱，下辖三十个劳改营，关押著三万犯人，其中百分之十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饿荒结束时，该监狱的报告说，有一万四千人死亡。艾夫唐在印度采访到了当年曾被关押在兰州北部的朱镇监狱的藏人单增曲扎。曲扎因为担任过达赖喇嘛的私人医生而被逮捕。据曲扎医生回忆，他所在的朱镇监狱，当年有一千多人---犯人总数的大半----死於了饥饿。该监狱关押的三百七十六名藏人，其中有青海第二大寺院拉卜楞寺的三百名喇嘛，最後只有二十一人幸存下来。人们饿得什麽都吃，曲扎亲眼看到一个被关押的汉人狱犯，将自己便出的一条蛔虫用水洗了一下，由吞到肚子里。
宁死不说有损达赖喇嘛的话
  巴登嘉措挣扎著熬过了这场饿荒，但马上文化大革命又来临。监狱里也进行阶级斗争，开“批斗会＂。凡是政治犯，即“反革命分子＂都要自我检查，接受狱方的批斗。狱方不仅威逼巴登嘉措等僧侣忏悔自己的罪行，还强迫他们面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画像，批判咒骂他“分裂叛国＂。巴登嘉措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视达赖喇嘛为自己的精神领袖，要他咒骂达赖喇嘛，他死也不肯。为此他多次被批斗。他被绑在柱子上，有人用皮靴抽打他的脸，但他紧咬牙关，不说一句有损达赖喇嘛的话。很多僧侣和巴登嘉措一样宁死不屈。狱方就用各种手段惩罚他们。巴登嘉措讲起这些往事，痛苦地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沉默了一会儿说：“在冬天，我们被扒光衣服强迫站在寒风中，狱警还向我们身上泼冷水；在酷夏 ，我们被吊在烧得滚烫的土炕 上面烤。被皮带抽和棍子打是经常事。我们还被带上了手拷脚镣。最难熬的是指铐倒吊：右胳膊 从肩膀上扭到背後，两个大拇指被一种粗细和拇指大小一样的指铐铐在一起，然後指铐被绳索吊起来。十指连心，疼痛难忍，人很快就会痛苦得昏晕过去。有些犯人的指头就这样被指铐折断了。＂巴登嘉措停顿了一下，突然用生硬的汉语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巴登嘉措会说的唯一的一句汉语。
自杀，转世难再成为人
  一九七五年 ，巴登嘉措终於熬到了十五年刑期期满。但当局却把他“释放＂到拉萨西部十五英里的乃滩劳改营继续劳动改造。没人告诉他要在这个劳改营究竟改造多久，只是有人不断地命令他干各种苦工，如编织地毯，做木工家具，盖房子等等。虽然生活条件比监狱时要好很多，但他并不感到任何轻松，因为蹲监狱有期满释放的盼头，被关押在这里，等於是“无期徒刑＂。很多像巴登嘉措这样刑满以後又被押送到这里劳动改造的人，绝望地自杀了。巴登嘉措在乃滩劳改营的几年中，自杀的藏人就达十八人。
  巴等嘉措从没想到自杀。他说：“只要没被打死，就要活下去，好有几会告诉世人。我的遭遇和藏人的苦难。＂另外，作为僧侣，他笃信佛教的观点：世上有数不清的各类生物动物，它们想再生转世成人类的一员。几乎没有可能。人是最宝贵的，如果自杀，等於是在占有一袋真金之後，不使用它，却把仍进了河里。佛经上说，自杀者在将来的五百次再生转世时，都毫无希望再进入人类的圈子。
  但巴登嘉措不甘心这样默默地在劳改营　尽生命。一九七九年的一天，他从劳改营逃脱，潜 回了拉萨。
  随後他的一件惊人之举轰动了拉萨 ：一天夜晚，他悄悄地在拉萨市中心的广告宣传栏上贴出了张“大字报＂，引证藏文经书的章句，论说西藏的历史真相，并批评中共对西藏的践踏。文尾还署 上了他的名字。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几乎人敢於在市中心张贴大字报，直言抨击中共当局；而敢於署 上自己真名实姓，更是罕见。巴登嘉措解释说，署 上自己的名字是为了鼓舞更多的藏人勇敢地起来行动。大字报迅速成为拉萨大街小巷人们议论 的话题。尽管当局很快将它撕去，但仍有众多的藏人聚集到这个广告宣传栏前，讨论大字报的内容。巴登嘉措连续几个夜晚都偷偷地在街头张贴这种内容的大字报，他的勇敢在藏人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局称巴登嘉措的行为在藏人中引起了“骚 乱＂。不久，他就被逮捕。
  一九八三年，经过不到一个小时的所谓“审判＂，巴登嘉措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八年徒刑，关进拉萨西北部的桑耶监狱。再次入狱，巴登嘉措仍 是那副倔 强的脾气，不悔改、不认错。为了让外部世界知道他的苦难和监狱的恶劣待遇 ，他开始悄悄地写作，披露狱墙内的种种黑暗 。他把写 好的文章藏在自己的靴子与鞋垫 之间，然後利用狱友的亲人来探望的机会偷运出去。他自己几乎没有什麽亲人。从小就削发出家，他无妻无子。他的父亲因曾是牧主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批斗至死。他唯一的哥哥，也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连肝都打碎了。在他前次入狱坐牢的整整十五年中，他没有见到一个他的亲人，当局禁止任何人探视他。他的一些笔记传到了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说到这儿，他从怀里掏 出一个蓝色塑 料皮儿的日记本，这是一个典 型的中国大陆七十年代流行的日记本，塑料皮上印著“祖国颂“三个汉字。日记本纸张已经发黄，有的页码已经脱落，上面弯弯曲曲地写 满了藏文。
电棒戳到喉咙里
  不久，监狱当局查获了他的文章。他被带上了沉重的脚镣，并受到电棍击打全身的刑罚，一个狱警还向他光头上泼开水。他的刑期被增加到九年。
  一九九零年十月十三日，他被转移到拉萨附近的扎奇监狱关押。这所监狱以虐待政治犯出名，对外称为＂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他到达的那天，是巴登嘉措至今六十四岁的生命中最恐怖的一天，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到这所监狱後被分配到＂五队＂，还没到囚室，就被一个叫班觉的藏人狱警带到审问室，他是“ 五队＂的狱长。班觉劈 头就恶狠狠地问他：“我听说你进监狱三次了，这次因为什麽进来的？＂巴登嘉措如实回答说：“因为我贴大字报主张西藏自由独立。＂班觉脸色一沉说：“我今天就给你自由，也给你独立！＂说著就对巴登嘉措拳 打脚踢，又拿起狱警经常用的高压电棍电击他的全身。这样殴打半个小时後，越来越狂怒的班觉突然将电棍插 入巴登嘉措的嘴里，顺著牙膛向他的喉咙深处用力戳进去。巴登嘉措顿 时觉得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觉。待他苏醒过来发现，他的身下是一大滩血、屎尿和呕吐，全身到处都火辣辣地疼痛。他的牙齿掉了二十颗，舌头溃烂了。
  巴登嘉措讲到这里，张开嘴，里面没有几颗牙齿。然後他伸出舌头，那是一只惨不忍睹 的舌头，舌面七裂八半，像是大地震後的路面，上面一道道横 七竖 八的深沟，其形状令人颤 栗。 巴登嘉措说，在西藏监狱，不仅对男性政治犯使用电棍，对女性政治犯也经常用电棍拷打。女政治犯在狱中被狱警强奸的事经常发生。有三个尼姑因为主张西藏独立抓到古杂监狱， 狱警竟残忍地用电棍戳进她们的“下体＂逼供，其中一个叫索南次仁的狱警还狞笑著说：“你还没尝过这个吧！＂後来其中两个尼姑逃到了印度的藏人流亡地，向达赖喇嘛哭诉了这一切。她们两人至今小便失禁。巴登嘉措说。他一九九二年逃离西藏时，索南次仁还在古杂监狱继续做狱警。
  对巴登嘉措和尼姑施酷刑的狱警班觉和索南次仁都是藏人。巴登嘉措对此解释说：“虐待藏人囚犯的事儿，汉人狱官叫藏人狱警去干，一是逃脱汉人的责任，二又制造我们民族的内部矛盾。＂但巴登嘉措也了解，在中国内地的监狱，汉人狱警对汉人囚犯也同样残忍。造成西藏如此黑暗 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汉藏两族人们之间的矛盾和仇恨，而是中共专制制度。无论是汉人，还是藏人，谁成为了共产专政机器的部件，都会变得没有人性。
大使来访，犯人遭殃
  一九九一年三月底，巴登嘉措感到有什麽事情要发生，因为狱方突然改善了伙食，床单和寝具也换了新的。根据经验，他判断可能有外国人要来参观监狱。狱友们都为了控诉监狱非人待遇的上诉信，带在身上，盼望有机会递 到来访者手中。巴登嘉措的两名狱友洛桑丹增和丹巴旺扎因病被送往医疗所途中，恰好遇到外国访客，但当他俩刚要把信递 给访客，就被旁边的狱警夺去了。
  上诉信落到狱方手中，对所有狱犯都是不详之兆。果然外国访客一离开，狱方就调派军队进了扎奇监狱。所有的政治犯被集合在院子里，军人用枪托、电棍殴打他们，有的军人还使用了短 刀。政治犯都带著脚镣，根本无法招架。藏人政治犯阿旺更嘎和阿旺布穷的头被枪 托打得鲜血直流，两人都失去知觉，昏迷在院子里。另一名藏人政治犯普布次仁的脑袋後部被短 刀画开了一个口子，鲜血咕都咕都向外冒。两名试图向外国访客递 信的人被殴打後关进了禁闭室。
  後来巴登嘉措才知道，那次去扎奇监狱的外国访客是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洁 明。李洁 明的那次西藏之行，不仅给扎奇监狱的政治犯带来了拷打惩 罚，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快。因为他从拉萨返回北京，就看到了中共新华社的报道，说他对西藏的积极改变十分感动，并引用了他的话说“我已感觉到西藏的变化。＂李洁 明对这种无中生有编造地的讲话的做法十分愤怒。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为此声明抗议，认为这篇报道是歪曲事实的“粉饰之词＂。事实上，李洁 明在西藏向当地中共官员追问西藏的人权情况，并要求他们提供藏人政治犯的详情。合众国际社一九九一年四月八日从北京发出的电迅对此事做了详细报道。
携带刑具，逃离西藏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监狱和劳改营中度过了三十三个年头的巴登嘉措终於获得刑满释放。他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壮 年时期都在牢狱中熬去了。当拖著苍老瘦弱的身体迈出监狱的大门时，六十一岁的巴登嘉措只有一个愿望，让世人知道他的悲惨遭遇，让自由世界了解西藏人民在共产党专制下的深重苦难。他向亲戚 朋友借钱，凑 了一笔款项，贿赂狱警，买出了一套刑具，有三种电棍和手拷、指铐、短 刀等，并把这些刑具偷运到海外。仅是一个电棍，就用了八百元人民币，相当於一个普通藏人三个月的薪水。
  巴登嘉措将这些刑具摊放在桌子上说：“这是证据！＂电棍大小不一，大号的有一尺多长。上面有这样的中文：“靖 江无几电四厂制造 WDI电击器，专为公安、武警和保卫人员特别设计。＂在手铐的钥匙上有刻制的两个中文小字：“峨眉＂。巴登嘉措强调说，“几乎所有的囚犯都被电棍不同程度地打过。＂
  跨出监狱大门那一刻，巴登嘉措就准备是逃离西藏。这次他选择了从西藏与尼泊尔交界处偷渡。在被释放後的第十三天，他换上了一身汉人的服装，装成乞丐，带著那套刑具，奔向了藏尼边境线 的章木口。为了避开军警哨 所，他专走那些深山老林。东绕西拐，风餐露宿，在野夜 和 森 林 中 ，与 野 兽 和死亡较量著勇气和运气。经过十天的跋 涉，他终於 经由尼泊尔到了印度，到了 雪域之外的自由西藏　　达兰萨拉。他没有眼泪，也没有兴奋，只有一个愿 望，见到他的领袖达赖喇嘛，向他诉说过去的一切。五天後，达赖喇嘛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巴登嘉措。
  当问及达赖喇嘛接见了他多少 分钟，听了他的遭遇有怎样的反应时，巴登嘉措竟半天不说话，然後满脸不悦地起身穿上藏袍 ，似乎要离开。後来翻译解释，按照藏族风俗，藏人见到他们领袖达赖喇嘛的事是忌讳被人打听的。旁边有人就此开玩笑说，可能是因为他刚刚喝了从附近藏人开办的“愤怒的和尚＂餐馆买来的咖啡。巴登嘉措的性格就是这样倔 强。但他也时时流露出天真，当他一口气讲了很长的话，忘了停顿一下给翻译机会时，他会歉 意地伸一下舌 头，做一个鬼脸。三十多年的监禁，也没有磨掉他的率真天性。
为了六百万藏人的尊严
  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作证後，巴登嘉措受邀去了英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家，参加人权活动。他说，让他最为感动的是在美国首府华盛顿参观“浩 劫 博物馆＂，当他看到当年纳粹 迫害犹太人的那些刑具和残忍的手段，不仅哭了起来。他感叹 地说，所以落泪，是想到纳粹 迫害犹太人的悲剧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这样的迫害今天在西藏仍在继续。因此，他将用他的余生向世界各地的人们讲述他的经历和藏人的苦难。
  在接受我们采访的第二天，他要赶去德国，继续他的人生跋涉和奋斗。正如他对流亡纽约的藏人所说：“我今天也像你们一样成了一个难民，但我们是有尊严的难民，因为我们活在自由 的土地上。为了六百万西藏人民都能有尊严地活著，让我们把真实告诉给世界……＂
（原载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一九九五月二十一日）






































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
-----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
曹长青
他解读“孤独、死亡、恐惧、同性恋＂，认为“达赖喇嘛可能转世成女人或中国人＂，比较“毛泽东和李登辉＂并 预言二十一世纪。
  一九三七年冬天，两岁半的男孩拉木登珠被簇 拥 的马队从他的出生地安多（今青海）护送到拉萨，这个後来闻名世界的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从此 在有一千个房间的布达拉宫潜心研经，过著隐居生活；偶然出来，也被严裹 在黄顶轿中，四周是森严的警卫和马队，普通人根本见不到他。
  但现在达赖喇嘛可能是当今世界旅行最多的人，一年中有六个月周游世界，访问演讲，讲经布道。他已访问过近五十个国家，在北京抗议威胁下，仍有二十多个国家元首与他会谈是包括哈维尔，曼德拉，柯林顿等。
  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忙的人之一。前年在澳大利亚，他一天的日程有十七项，从早上七点五十开始，晚上八点还给二万人做“内心和平与世界和平＂的演讲。他还给西方富豪 们演讲“道德和底线＂。他的睿 智、谦 恭、慈悲与神秘，嬴得了成千上万的崇拜者，包括好莱坞巨星李察基尔、史蒂席格、哈瑞 森福特和沙朗史东。他演讲，票被抢购 一空；他走到哪 里，人们争相一睹为快，更有不少人希望被他摸一下头顶，得到他的祝福。
  西方媒体称他为＂人类抵抗撒旦的最後一个和平偶像“。有记者问他，人们是不是对他比对西藏更感兴趣？他调侃 地回答：“是中国政府对我的谴责和批判帮助我出名、成为更重要的人物。＂
全球掀起“西藏热＂
  在电脑网络上打出“达赖喇嘛＂，会出来全 球媒体的一万二千八百六十篇英文报道和访问。最近美国《新闻周刊》还刊出封面故事，大字标题是：“为什麽西藏是个问题。＂好莱坞 的电影“西藏七年＂和“昆敦＂((Kundun)上映 後，全球更掀 起“西藏热＂。
  全球媒体记者一批批奔赴印度北方小镇达兰萨拉，等待采访地。他说的每一句话，佛教徒都要仔细研究，藏人更是认真聆听。虽然绝大多数藏人都渴 望西藏独立，但当达赖喇嘛提出“中庸之道＂，即只要求西藏高度自治，百分之六十四点四的人回答：达赖喇嘛怎么说，我们都认同，据最近在流亡藏人中做的调查。有人批评达赖喇嘛向北京妥 协，达赖喇嘛说：“别人看过去，我著眼未来。别人情绪 化，我更宝际和智慧，即使有人认为这是可笑的智慧。＂
  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後，他出生地的房子被中共拆 毁。一九八六年北京提出与达赖喇嘛谈判时又修复。现在达赖喇嘛的侄子看管，平均每年有四千人朝拜。
  在达兰萨拉，他早上四点起床，祈祷、研经到六点，然後洗澡，早餐。早餐通常是西藏传统的米粥：糌粑拌和酥油与蜂蜜。他每天只吃早、午两顿饭，晚上仅喝奶茶。他每天骑半小时自行车，晚上看英国 BBC电视新闻，然後可能到他的工作室修表，他从小就对复杂的机械著迷，至今恋恋不舍。
坦率真诚，注重友情
  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在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时发现，他的主处戒 备森严，门卫检查比甘乃迪国际机场还严格。藏人朋友、负责安全的才嘉告诉我，几年前，一个藏人妓女从拉萨逃来，在接受达赖喇嘛摸顶时突然嚎啕大哭，交代说，他是中共派来的。一个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人，住在高墙铁门与持枪土兵之中，让人感慨、悲叹 。
  这是我第三次采访他。他一般见人十五分钟，长的半小时。我问他给我多少时间，他幽 默地说“给你一百小时，但今天是一小时，以後再给你九十九小时。＂然後是他著名的大笑。但我们一起谈了三小时，藏人朋友说破了记录，但我没忘叮嘱他还欠 我九十九小时。
  采访用英文进行，据录音整理（有删节）。采访中达赖喇嘛偶然说一两句汉语，到底他的中文程度如何，如同他本人一样，充满神秘性。至今恋恋不舍。
同情与慈悲使人快乐
记者：以前在纽约和波土顿采访你，谈了很多政治。这次我想问些关於人生的问题。你认为人在什麽样的情形下活得平静和快乐？
达赖喇嘛：什麽情形下？在警察国家或极权社会（大笑）。在严密控制的前苏联共产社会，没有小偷，妓女，没有丑 闻。在毛泽东掌权时的中国也是这样，没有小偷妓女，这样的社会就有“和平＂（大笑）。
记者： 那在你的领导下的“和平＂是什麽情形呢？
达赖喇嘛：我认为，人应该有慈悲感，要关心他人。有关心他人的情怀，才不会去伤害别人，才培养了自律，这样就不要警察，不需要政治角色。当有了内心的信仰和价值的时候，人就会平静和快乐。
记者：怎麽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达赖喇嘛：通过教育，好家庭与学校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富有同情心与慈悲感，关心他人，人就会达到那种境界。
记者：孤独，是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因此人们需要妻子或丈夫。你一直是和尚单身，有没有过感到孤独的时刻？
达赖喇嘛：没有。孤独，并不取决於是否单身或有否生活伴侣，而取决於人是否有正确的生活态度。如果没有正确的态度，即使结婚，有了伴侣，今天感到幸福，但一个月，一年後，那种热情和真实的感觉会一点点消失，最後可能双方成为敌人。如果你有很多朋友，和他人有很好的关系，就不会感到孤独。
记者：在你的生命中，你有否那样的瞬 问，渴 望有一个人，你可以向他倾诉内心深处的所有想法？
达赖喇嘛：我和最亲密的朋友什麽都说。从小我就愿意和人交流，我经常可以在身边找到能分享感情的人。
结婚生子，麻烦太多
记者：在你看来，是否僧侣生活比结婚生活要好？
达赖喇嘛：这个我很难说，但从研学佛教来看，当然和尚尼姑的单身生活更好。单身生活可以降低这个太自我中心世界中的许多附加关系：妻子，丈夫，孩子，孩子的孩子等等。有了孩子，你就要操 心他的教育、婚姻以及将来，太多麻烦 事。婚姻产生太多复杂的关系，你得操 心你的朋友和 敌人，你妻子的朋友和敌人，你儿子的未婚妻的朋友和 敌人，太多的分支关联。自然带来很多需要做的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僧侣生活可以集中全部精力和时间，从佛教角度，这种生活更有益。天主教亦 如此。但抛 开宗教的角度，泛泛地谈的话，就因人而异 了。比方说，如果 你的妻子分享你的感情，共担你的责任，就像两个人一个脑袋，那你就会觉得非常幸福，那就很好。
记者：在南方藏人居民点，我采访一个年轻和尚，他虔诚信仰佛教，但又非常喜 欢儿童，想有个自己的孩子，为此很苦恼。你有过这种苦恼吗？你是否喜欢孩子？
达赖喇嘛：我喜欢孩子，因为他们诚实、天真，心胸 向人开放，和儿童交往非常容易，我爱孩子。我自己的孩子？哎哟中，你看看，有人为没有孩子犯愁 ，到处求医；有的为孩子太多烦 恼，吃避丸 孕，做流产。当代社会，人们不是耽 心有没有孩子，而是耽 心有孩子後有 否足够的钱供他上学。上好的学校，意味更多的钱。孩子毕业了，又要耽心他能否找到工作，这种耽 心没个完。你看，这 种没有意义和不必要的问题，使做父母的觉都睡不好。
记者：是不是因为你没有那些 分支的烦 恼，所以总是睡眠 很好。你从没用过睡眠 药？
达赖喇嘛：没有，我躺 下就睡著，从没有吃过睡眠药。
死亡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份
记者： 几天前，你接受印度记者采访时说，也许哪一天在新德里与达兰萨拉的山路上发生车祸，达赖喇嘛就消失了。你是否恐惧死亡？
达赖喇嘛：我是半开玩笑说那话。不管怎样，这是可能发生的。如果我死了，对西藏争取自由的斗争是个打击，但这并不意味著它会停止。达赖喇嘛不在了，西藏这个民族还在，新一代藏人会继续斗争。但就像你的一篇文章中说的，“达赖喇嘛健在，会更容易解决西藏问题；如果他不在了，藏人的斗争会继续，但青年藏人可能会使用武力。＂我不怎么恐惧死亡，人早晚得死，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你这个问题或许应该是我有没有准备好了面对死亡。作为佛教和尚，有很多准备死亡的训练，准备死亡，即准备进入更好的来世。我已经做了一些准备，或者说这种准备已成为我生命 的一部份。重要的是当你活著的时候要活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作为和尚，我没有孩子和家庭，一身无牵挂，这是我不恐惧死亡的原因之一。当然，如果我今天就死了，我还是有牵挂的，因为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还没有找到。
毛泽东使我恐惧
记者：那你的一生中从没有过恐惧的时刻？
达赖喇嘛： 有过两次。一次是一九五四年，我从拉萨去北京见毛主席。北京负责礼仪的官员弄得我非常紧张，他要求我见毛时要这样那样，必须做得准确无误。例如，他要我进门只能走十步，然後在一边坐下。当时连我的资深老师都很紧张。我站在前排，後面是班禅喇嘛，然後是我的资深老师，它拿著献给毛的礼物，再一个是我的年轻老师，後面跟著至少有十五个人带著各种礼物给毛。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不热悉的环境见那样的首脑人物，所以有些惊恐。
  但真正的恐惧是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那个晚上，我做了决定逃离拉萨去印度。在走到一条小河时，看到河 对面有大批中国土兵，都能看到土兵枪上的刺刀。我当时真有一种恐惧，因为我们可能被全都毁掉。但同时我也有一种勇敢的感觉，因为我们决定冒任何风险，面对任何困境。那是一个经过好几天的商量、反复思考後的决定。我至今不後悔当时做了这样的决定，它关系到西藏的未来，联结西藏的历史。
记者：你有过恶梦吗？
达赖喇嘛：我做过恶梦。有时梦到我一九五九年时不得不逃离拉萨的罗布林卡官去印度的情景。
记者：在上次采访中，你说各种迹象表明，你可能是最後一个达赖喇嘛。但几个月前你对西方记者说，下一个达赖喇嘛将转世在西藏之外的自由世界。你改变了想法？
达赖喇嘛：没有。我当时所以对你 那样说，是因为达赖喇嘛是否存在要取决於西藏人民。如果藏人认为达赖喇嘛现象不需要存在，那我就可能是最後一个。如果 藏人要继续这个传统，那么，问题就是怎么继续这个传统，是否可以像罗马教皇那样选举，或根据资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如果 到时候西藏人想继续传统的选择方式，那么就会有选择转世灵童的过程。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西藏人还像今天在外面过难民生活，那么下个达赖喇嘛只能产生在西藏之外，因为作为我的转世，十五世达赖喇嘛就是为完成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追求而存在的，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不能达到他的追求，如 “五点和平计划＂和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中庸之道＂。
达赖喇嘛可能转世成女性
记者：西藏历史上有一个达赖喇嘛不是藏人，是蒙古人。下一个达赖喇嘛有否可能转世成印度人或中国人？
达赖喇嘛：这是可能的。如果是中国人，可能出现在自由中国，而不是在中共统治下。也可能是纽约的中国人，或在台湾。（大笑）但以现在西藏还没有获得自由，第十四达赖喇嘛还在流亡的现实，他的转世最有可能是西藏人。各种事情都有内在的联结。
记者：有没有可能你的转世会是一个女性？
达赖喇嘛：这是非常可能的。如果下一个达赖喇嘛是女性，会更有益。西藏传统中，很少有地位高的喇嘛转世成女性的。只有一个大喇嘛的转世是女性，他的寺庙存在了七百年。
记者：在南方藏人居民点拜拉库比，我听说有个八千只鸡 的禽 场，你去视察时说，如果你们关掉它，我能长寿，活到八十岁。结果他们就关闭了这个很有经济效益的鸡 场。是这样吗？
达赖喇嘛：我没有叫他们必须关闭，只是说，如果有其他方法可得到同样的效益，最好使 用别的方法。我说过，这样我能活到八十岁。
记者：从第三世达赖喇嘛开始，除了五世（六十六岁）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五十八岁）之外，其他达赖喇嘛都是在五十岁之内就去世了。你今年已六十二岁，你预测自己能活到多少岁？
达赖喇嘛：第一世达赖喇嘛活到八十二岁呢。我的专职医生根据我的健康状况预测，我能活到一百零三岁。我经常梦想和期望能与中国达成协议，回到西藏。那时我会辞 去一切政治职务和责任，做个自由人。我想在全西藏旅行，访问很多很多的地方。当然我也想去中国内地旅游，去见那些中国佛教徒，和不信教的中国兄弟姐妹，与他们分享我的想法。当然也想再来印度，见喜马拉雅山下的佛教徒；去世界各地，结识各种的朋友。你看，如果我活到百岁，我仍然会有很满的日程，可能那时我是一个坐 在轮椅里的忙碌而快乐的人。（笑）
最愿吃四川辣椒牛肉
记者： 在南方藏人居民点，市场上几乎看不到卖猪肉，藏人说他们不吃猪肉，因为你的生肖是猪，你对此怎么看？
达赖喇嘛：哎哟，如果他们真的这样，他们就是愚昧 或盲从。我达赖喇嘛自己都喜欢吃猪肉，对这个没有限制。我特别喜欢吃中国烹 调味道的猪肉，最好的是四川菜。在我去台湾访问时，曾说过喜欢吃辣椒牛肉，记者把我这个话报道了出去。台湾邀请我的一个寺庙住持看到报道後给我发来传真说，“你最好不要提辣椒牛肉＂。（笑）一般来说，藏人，尤其是年轻喇嘛避免吃鱼、鸡、 猪肉和鸡蛋。
记者：但是你全吃？
达赖喇嘛：是的。但在我参加佛学考试之前，不吃。过了考试，就没有限制了。西藏古文献记载，吃这些东西会损害记忆。现在藏人居民点的人不吃猪肉、鱼和鸭禽，为的避免杀戮，因佛教主张不杀生。
记者：我采访藏人居民点时看到，每个家庭，以及办公室、出租车，都挂著你的画像。你是否耽心成为何梅尼？你怎样比较你和伊朗已逝宗教领袖何梅尼？
达赖喇嘛：我常说，我不多不少只是一个和尚。不管人们是否把我与何梅尼比较，对我都没有什么。还有人说我已成了好莱坞 明星，我也不在乎。我真正忧虑的是有些藏人自称是佛教徒，却不知道什麽是真正的佛教，就像刚才你提到的，因为我属猪，他们就不吃猪肉，这是乱来，这就是缺乏真正佛教知识的结果。
一个正常的社会要有宽容
记者：不久前你在旧金山批评同性恋者的性行为，很多报纸转载，成为一时话题。在美国很多同性者同情支持西藏。但你的话让他们很不高兴。你是和尚，怎麽知道什麽样的性行为是好或坏？
达赖喇嘛：佛教有“十戒＂。其中三个和身体有关的是：杀生；偷窃；不当性性行为：它包括僧侣和他人有性关系；婚外性；同性间的性行为；口交或肛交；手淫。从佛教的观点，这些都是错的。但如果同性恋者不信仰佛教，不是佛教徒，从社会角度，如果两人真正相爱，彼此尊重，而且感觉幸福，那么有那种关系也应该可以。不管怎么说，比暴力要好的多。但有些同性恋者想从我这里得 到赞同，对我来说，这怎么可能？观音对此说的很清楚，这种性行为是错的，我不能改变这个。
  但 有些社会歧 视同性恋者，这也是错的，做得太过分了。如果没有艾滋病的危险，双方同意，同性恋对社会并没什麽伤害。
记者：藏人百分之九十以上信仰佛教，以佛教立场，同性恋者被视为“ 不当＂。如果西藏获得自由独立，西藏政府将怎样对待同性恋者？
达赖喇嘛：西藏是个佛教社会，但没有规定每个藏人都必须信仰佛教。但如果你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就应该遵守“十戒 ＂。当然，一个佛教徒有了不当性行为，并不等於这个人就不可以继续信仰佛教。佛教的十戒 “有三个是涉及精神的：欲 望；仇恨；错误看法。所谓“错误看法＂指不相信有来世和观音。这是最严重的违背戒律的行为。但即使这样，也不能说这个人就不是佛教徒。我们不能规定所有藏人都必须信仰佛教，我们怎能这样？社会一定是各种各样的人族成的，有人信教，有人不信。应该宽容，包括宽容同性恋者。
记者： 自由的西藏会是多种宗教共存的社会吗？
达赖喇嘛： 是的。
李登辉有真正的感情
记者： 我想换一下话题，你说当年见到毛泽东时产生恐惧。你几个月前访问台湾见到李登辉时感觉如何？
达赖喇嘛：李登辉是选举产生的。他对我非常友好，当他向我描 述西藏的现状时，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真正的感情和关注。他的英语不是太好，但比我要好一些，但他总是努力尝试用他并不十分流利的英语和我交谈，以达到相互热悉和亲近，这是多麽美好。
记者：我在来印度的飞机上巧遇西藏流亡政府派到台湾的代表塔卡拉夫妇，我不久前在伦敦采访过他们。你们想和台湾发展怎样的关系？
达赖喇嘛：主要有三个：第一，我认为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只不过生活在自由的社会。我希望交流能引起台湾的中国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并通过他们影响中国大陆。第二，我们流亡社区的农业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助和技术指导。第三，我们希望和台湾的佛教界交流，双方交换佛教 文献，互译成汉藏文，通过分享，使我们更富有。
记者： 有人预测，过不了几年，民进党就会在台湾执政， 如果那时台湾承认你们的达兰萨拉政府，你们会接受吗？
达赖喇嘛：这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不过我的主要著眼点在北京，不是台北。（笑）在我们接受之前，我们会仔细考虑它的复 杂性和後果。
和尚的舌头不能说谎话
记者： 从我三年前采访你到现在，达兰萨拉与北京的关系没有任何进展，问题出在哪一边？
达赖喇嘛：当年我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也就意味著西藏成“了中国的一部份。我们当时百分之百地想留在中国。但北京宣称西藏过去就是中国的一部份，经常是“自古＂，还“一直是＂（笑），这就违背历史真实了。历史就历史，谁也改变不了。我的观点是，西藏过去的政治地位，应该留给历史 学家，我们应该著眼未来。
记者：在去年德国波恩的“第二届世界声援西藏大会＂上你致词说，北京要求你公开宣称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份，你说“和尚的舍 头不能说谎话＂。在这点上，你会妥 协吗？
达赖喇嘛：现实是，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问题。北京必须尝试去懂得这一点。他们应该去了解西藏大多数普通人要什麽，而不是少数为他们服务的藏干。去倾 听藏人的呼声，感受藏人的感情，然後做一些政策改变。如果中国政府不再把眼睛只盯在达赖喇嘛上，就有了正确的开始。
寻求西藏自治是根本目标
记者：我在藏人居民点采访发现，无论和尚尼姑，还是普通藏人，每个人的内心呼唤是西藏独立。而你主张高度自治。在你和西藏人民之间，谁是最高权力者？
达赖喇嘛：当然是人民，这无可质疑。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我认为“中庸之道＂能更好地解决西藏问题。如果多数藏人最後完全拒绝这个方案，那就听人民的。但现在我尝 试去解释为什麽要走＂中庸之道“。坦诚地说，要求西藏独立的想法还是在情绪 的层次，不智慧，也不现实。
记者：你寻求西藏高度自治，是不是一种权宜之计？
达赖喇嘛：不是。这是我长期思考後确定的目标。我一直认为佛教文化比西藏的政治独立更重要。保护佛教文化不与国家自豪有关，它与人有关。如果我回到西藏，会把西藏建成一个和平区，不建立任何军队，除了少数必要的警察。因此我们需要强大的中国的保护，也需要中国的物质援助。虽然我们也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如果西藏是中国的一个部份，中国就有责任在物质上帮助我们。而我们回馈 给中国佛教文化。这样双方可以互助互益。中国现在就有几百万佛教徒，将来更会需要佛教。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教，我非常尊重其他的宗教，西藏佛教不仅对藏人有益处，也对十二亿中国兄弟姐妹，尤其是对中国青年人重建精神信仰有益处。当中国的佛教徒和其他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主动关心这种佛教文化不被毁灭。如果中国人尊重西藏文化，尊重西藏的环境，把藏人当做兄弟姐妹，我们干吗要独立，要分离？正因为在我眼里佛教文化比西藏的政治地位更重要，我才寻求西藏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独立。
二十一世纪将会更好
记者：你的高度自治可以理解成是“一国两制＂吗？
达赖喇嘛：不完全是那样。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们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管中国的其他地区会怎样，我们要在自治的西藏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西藏议会和领导人都要通过 选举产生。
记者：最後一个问题，你怎样预测二十一世纪？更好，还是更坏？
达赖喇嘛：在二十世纪，人类得到很多教训，因此也更加成熟。现在很多迹象表明，共存的精神，非暴力精神，都比以前更加强大。同时，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提到的世界价值 (Universal Values)的概念，像民族自决权，少数族裔文化保护，都比以前更被人接受。当然人们也更关心生态环境。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谈民主了，江泽民在党的会议上说要有更多的民主。这都是积极的信号。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宗教之间也比以前有更多的交流和理解。所以我认为二十一世纪将会更好。






达赖喇嘛和西藏回教徒
茉莉
    一九九七年达赖喇嘛访问台湾时，台湾回教协会的马会长代表现居台湾的回族，向达赖喇嘛特别致谢，感谢西藏有史以来从未迫害过回教徒。
    西藏人善待伊斯兰信徒，回族人自然懂得感恩。可是，自美国911恐怖事件以来，一些中国网友突然放下大汉民族的身段，争相充当“伊斯兰之友＂，大肆怂恿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世界对抗。其中不乏在笔者看来属於“爪牙＂一类的学者，他们在宣扬西方对穆斯林的敌意时，也趁机也挑拨一下藏人和回族人的关系，信口雌黄地说“目前藏独阵营对中国回族特别仇视＂（《都人：九一一和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性》）。
    这件事启发了笔者，追溯一下回教徒在西藏生活的历史，阴险的“爪牙言论＂便不攻自破。
御赐鲜花回民平安
    在佛寺林立的圣城拉萨，人们居然可以看到几座圆顶清真寺。一个宽容、慷慨的佛教文明，容得下另一截然不同的文明存在。关於伊斯兰教在西藏的历史，美国已出版了一本英文书叫《西藏的伊斯兰》，达赖喇嘛为之作序。在序中，达赖喇嘛强调，西藏文化既受佛教的强烈影响，同时也有回教的影响，这些共同形成了西藏文化。
    在拉萨，信奉真主的回民历来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中亚的伊斯兰信徒，他们被称为“卡基＂：另一类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回民，他们著汉装说汉语，因此被藏人称为“汉回＂。
    大约从元代起，就有“汉回＂随著蒙古族军队进藏了，後来从甘肃、青海、四川等地，陆续有回民入藏，他们大都是一些经商的小贩。“汉回＂从老家带去谋生的技艺，在拉萨开磨坊，屠宰牛羊，种植蔬菜，开裁缝店，成为这些方面的专业户。回民爱干净，宰牛要请德高望重的阿訇念经才动手，他们出售的牛羊肉很受欢迎。回族人还擅长烹调，餐馆的生意很兴隆。给达赖喇嘛送蔬菜，一直是汉回的专利。十四世达赖喇嘛年轻时，很爱吃回族人种的一种小白萝卜，他还常常询问回族人在西藏的生活情况。
    视麦加为圣地的穆斯林们，在西藏获得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一席之地。据史书记载，大约公元十七世纪，一位来自克什米尔的穆斯林阿訇向五世达赖喇嘛辞行，因为拉萨“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明白阿訇的意思，马上派人“射箭赐地＂，让回族人在拉萨建成聚居的林卡，形成一块自治的地盘，当时在拉萨建成的大小清真寺就有五座。藏族人去世不留坟茔，回族人却在拉萨的西北郊按照他们的风俗，建立了穆斯林墓地。
    回民在拉萨一直与藏人和谐相处，但却在清末年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当时僧俗藏人和清朝乱兵大战了一场，属於“汉回＂的大清真寺，就成了清兵的据点。留著清朝长辫子的汉回们虽然不懂政治，却糊里糊涂地加入清军一起作战，後来十三世达赖喇嘛驱逐了清军，大清真寺也就被藏兵一把火烧毁了。
    十三世达赖喇嘛赦免了附逆清军的回民，并安抚他们说，烧毁清真寺只是藏民一时的义愤，并不代表噶厦的政策，他让回民重建了大清真寺。当时有些西藏民众对此不服气，他们不时往清真寺里丢石头。大清真寺的老阿訇为此很伤脑筋，有一次，他趁去布达拉宫给十三世达赖喇嘛讲解古典文学之机，请求达赖喇嘛赐几盆鲜花给他。
    神圣的达赖喇嘛亲手赏赐的鲜花摆在清真寺的院子里，从此再没有藏人敢往寺里扔石头。到了1949年，西藏噶厦政府又驱逐了国民党驻藏人员和几百名汉人，却未牵连西藏的“汉回＂，因为噶厦认为这些回民已经认同西藏了。
“卡基＂回教徒随西藏政府流亡
    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卡基＂回民，和西藏人更是命运相连。他们离开故国凭借著自己的勤劳朴实，世世代代在高原定居繁衍。
    西藏民间流传著一个“卡基＂姑娘和藏族喇嘛的爱情故事。漂亮的卡基姑娘和色拉寺前来买牛肉的年轻喇嘛一见钟情，年轻喇嘛向佛寺请求还俗，一回家就和卡基姑娘结婚，并改信伊斯兰教。拉萨人并未责怪为了爱情改宗叛教的年轻喇嘛，只是开玩笑说：他在寺院里念的原来是《女儿经》。
    在1959年之前，拉萨的“卡基＂大约一千多人，他们比“汉回＂更效忠於西藏政府，大都拒绝与中国政府合作。後来西藏起义，他们中有的随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有的不堪中共迫害陆续出国，到现在，只剩下一百多“卡基＂留在拉萨。
    不少流亡的“卡基＂本来就拥有印度国籍，但他们在印度仍然视自己为西藏人，仍然接受西藏噶厦的领导，并尽纳税义务。在克什米尔的首府斯拉纳嘎，西藏流亡出来的回教徒160多户组成一个定居点，向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纳税。回教徒也有在西藏流亡政府参与政事的，目前有几位“卡基＂回教徒，在西藏政府里单独负责某一部门。他们和藏人一样，为西藏的自由而努力，并期望有一天跟著达赖喇嘛重返西藏。
    与死心塌地跟达赖喇嘛走的“卡基＂相比，留在西藏的“汉回＂却是另外一番命运。他们中有70多户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国集团＂，和西藏人一起承受民族灾难。今天，他们的传统手艺又已经过时，无论经商、种菜和缝纫，他们都竞争不过内地大量入藏的汉族民工，因此目前失业的不少。
“多种宗教＂观解决冲突
    每当流亡的西藏佛教徒和回教徒产生冲突，达赖喇嘛总是特别保护回族，有时甚至使一些藏人产生怨言。即使回教徒内部发生了矛盾，他们也邀请达赖喇嘛做调解。
    1998年，台湾女记者林照真在西藏政府外交新闻部的达瓦才仁陪同下，到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去采访达赖喇嘛。当时，闹矛盾的两派回教徒争相请达赖喇嘛吃饭，达赖喇嘛说：“除非你们两派和好，一起请我吃饭，否则我就不去。＂闹得不可开交的两派只好言归於好，在一个很大的林园里共同设宴，把达赖喇嘛供在一个很高的法座上，两派回教头领俯首坐在达赖喇嘛座前。这是他们第一次友好地在一起聚宴。假如炸毁佛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知道这一幕，不知会愤怒到什麽地步。
    为什麽历史上一直反抗汉人的回教徒，会在几个世纪间与西藏人和睦相处？一方面，是由於移民西藏的回教徒大都温和勤劳，安守本分，重视世俗生活，少有张承志宣扬的那种动不动就“英勇赴死＂回教精神。更主要的是，由於藏传佛教乐意嘉惠众生，具有仁慈的感化力，使得西藏回教徒心甘情愿地用藏文向他们的真主祈祷。
    流亡四十年来，达赖喇嘛广泛接触了世界上各种宗教，呼吁不同教派之间的理解与对话。不少宗教都自诩为“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和唯一宗教＂，达赖喇嘛对此有精辟的分析。他说：“在个别的情况下，的确只有一个真理、一个宗教。然而，从一般的人类社会观点来看，我们必须接受｀许多真理、许多宗教＇的观念。＂达赖喇嘛举治病的例子比喻说，在医学上，对某个病人只有某种药物适应，但不等於说，其他的药物就不适用於另外的病人。
    今天，目睹世界上由宗教偏狭引起的巨大流血冲突，人们倍感达赖喇嘛宽容理念的珍贵。但愿笔者搜索历史撰写的这段藏回友好的佳话，能给我们战胜宗教偏见和仇恨以信心。
（原载《开放》杂志）


籠罩陰霾的第十四屆西藏青年會理事大會

『國際西藏郵報2010年8月3日達蘭薩拉報導』西藏青年會第14屆理事大會(TYC)，昨天在達蘭薩拉揭幕，對於前副主席敦珠多吉(Dhodhup Dorjee)的未來，進行關鍵、坦誠的討論；敦珠多吉(Dhodhup Dorjee)在今年初，因不當行為遭青年會開除。經過 5個小時不間斷的討論，三分之一出席成員投下贊成票，要求多吉主動請辭。
經各西藏流亡媒體的報導，這次會議在昨天(8月2日)揭幕開議，議程將持續一個星期的時間，共同討論以期解決分歧。西藏青年會原預計今年2月在紐約，以絕食和平抗議的方法，表達訴願，但在他有計劃性的防堵絕食之下，無法順利進行。
多吉向美國大使館投書，要求他們拒發簽證給那些有意前往美國絕食抗議的藏人，聲稱代表尚未選定，因此任何簽證申請將是詐欺行為。除了造成欲前往參加絕食抗議的成員簽證失效外，多吉還繼續寫信給居住在紐約和紐澤西的藏青會成員，不斷地在這個問題上造作搬弄。
今年2月11日，在藏青會執行委員以7：2的支持下，宣布開除副主席的職務。毫無疑問的，這一週的議程，與會成員將見證在此事件上激烈的辯論，尤其是導火線多吉拒絕接受這項決議。 「將在大會上討論這個問題，任何需要釐清的事情，也將在大會上解決。」藏青會主席次旺仁增(Tsewang Rinzin)，在大會召開前宣布。
儘管這件事讓大會氣氛凝重；不過，仍有很多值得慶祝的事情。
來自47個分會的117名藏青會成員，包括西藏國會議員和非政府組織代表們，齊聚大會的開幕式。大會開始所有與會者站起來高唱西藏國歌，以及藏青會會歌；並為在中共佔領與壓迫下，最近失去生命的西藏人民，默哀一分鐘。
次旺仁增(Tsewang Rinzin)，隨後以頒發四個獎項揭開大會序幕。
首先，頒發最活躍分會獎章給藏青會南印拜拉庫比分會；其次是西藏自由獎，此獎奉獻給所有參與2008年「自由西藏」示威活動的人們，表彰他們所展現出來過人的勇氣。英雄獎章，頒給在示威活動中因武力鎮壓而喪失生命的人們。最後把社會服務獎，頒給所有貢獻時間和捐款，援助4月14日玉樹地震災區的人們。
昨天出席藏青會的特別嘉賓，是西藏議會副議長卓瑪嘉日女士，特別在大會上發表洛桑金巴(Lobsang Jimpa)的新書，洛桑先生是達賴喇嘛尊者前任秘書。這本書，由藏青會出版發行，該書以回應中共假借藏人益多(Yedor)為名，發表批評西藏文章，以及親共的文宣。
嘉日女士隨後致詞，並向與會者強調不論是爭取獨立(藏青會一貫的主張)或是中間道路，都是有必要的西藏運動。她重申，為了西藏人民，西藏不僅是中共所稱的西藏自治區(TAR)的部份，還包括了康區和安多，應該是完整的傳統三省，才是歷史親證的西藏。
昨天一整天，除了開幕式的活動外，其餘時間就全部付諸針對多吉事件，進行討論。
舊西藏的俗話說，「如果家裡不團結，那麼就沒有外面的成功。」現在，一個針對問題的解決方案，一個有凝聚力的藏青會，可望接下來緊湊的一週時間內，得到更多的進展。
[國際西藏郵報駐台北記者黃凱莉中文 編譯]























2010年7月7日，嘎玛二审结案，维持原判！
26天之后，律师家属才得知消息
浦志强 2010年8月2日博客
聊斋里有个故事，说的是明末济南盗贼蜂起，治乱世用重典要“严打”，死刑哪怕斩立决，也来不及三复奏了，权限都给下放到了州县。官兵遇见贼人，逮着即可杀之。有贼落网就刑途中，央求一熟识的刀斧手：“闻君刀最快，斩首无二割。求杀我！”谈妥后，乃寸步不离左右。但见“出刀挥之，豁然头落”，硕大头颅滚出数步开外，“犹圆转而大赞曰：‘好快刀！’”
三生有幸，幸何如之，我等晚生四百年，竟也有幸赶上把更快的刀。目不暇接，瞠目结舌，我手脚冰凉。
6月24日，焉耆法院一审当庭宣判，当即签收印迹干爽的判决；审判长郭廷志言明：“庭后译成藏文，判决书再送达被告人”。苦主儿当庭表示要上诉，我等回乌鲁木齐分手。
10天上诉期，7月4日届满，但赶上星期天，要顺延到5号。就怕出纰漏，李会清和我俩掰手脚指头数了个遍，7月4日寄出上诉状，附上律师的二审手续。
7月7日，焉耆法院书记员马艳签收邮件。自以为万无一失，妥了。
会清随即跟马增华庭长通了话，彼称庭后已将案卷转到巴州中院，苦主儿也转到州上羁押了。上诉状和律师手续，会立即转呈中院，要我们直接与中院李庭长联系，还给了个电话号码。
只有等消息，好巴巴儿地去阅卷，商议开庭时间，准备再次陈情。开不开庭，都有个交辩护词的机会。该做的事，我们得做。
但电话是个座机，老找不到庭长。时间差不多了，生怕误了审限，会清每天联系，可还是踪影全无。
今天，8月2日，终于找到了——人家打了回来，称7月7日已做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判决，生效都快一个月了，我们才知道。庭长说，是收了上诉状和委托手续，但已没有了考虑的必要。
我无话可说，只好大赞：“瞧人家新疆，好快的刀！”

珍尕博客
苦等的七月过去了。炙人的七月。
我真希望能见到丈夫，但七月上旬我回到成都的家之后，给焉耆法院马庭长打电话，他7月6日下午回短信答复说：“案件已上诉，人不能见。”再跟律师咨询，按规定的确在现阶段不能会见。于是我只好等待二审的消息。二审会是如何呢？会公开还是“公开”还是不公开？还是像律师所说的“书面裁定”？还能再见到丈夫吗？尽管我心里一直存有希望，希望良知总能在这个世界上争取到一丁点儿形式上的胜利。但我也深知尽管这是一桩冤案，既然已经或多或少或疏或密地牵扯到各方利益，大概还是会维持原判的吧。为了自己大大小小的考虑，牺牲他人总是更划算一点儿，不管他做过多少好事，不管他还将做多少贡献，不管他受了多少屈辱多少苦难，不管他多么冤——这些有什么关系呢？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唉。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呢。现在的世界就是按这样的规则在运转——尽己所能积聚钱财、尽一切力量织就关系网络——前程！前程。这个前程有几年？几十年？超不过百年。有谁关心过百年之后，有谁关心过后世与他人。假如真有轮回，真有六道，他们将身归何处？这就是现代人类的悲哀，失去了信仰，失去了延展生命的能力，被历史隔断，在浩渺宇宙中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小星球上，孤立无依，叫天地，天地不答应，叫旁人，人人只为自己奔波，唤古人唤后者，无人把你记起。
即便这样，人们也迷失在短视与欲望里，为了这些，就能给他人乱扣帽子成为牺牲品，许多个活生生、如他们一般活生生的灵魂就被踩在脚下成为仕途的垫脚石。那么他们一步一步，归途将在哪里。
今天中午律师终于得到了消息，法院早在7月7日就裁定了：维持原判。一个月过去了，我仍在苦苦等着二审的消息。一个月过去了，律师们和我都不知道，早已维持原判--15年。裁定的那些天，我刚得到确认信息“你们已提起上诉，正是上诉期间”。我一时无法给自己理清头绪，匆忙打电话过去问库尔勒某庭长，人家答复：“我也不知道人在哪里。也许在焉耆看守所吧。打114去查。”我问：“难道你们没有审他吗？”庭长说：“7月6日提审了，那时候在焉耆。”我更纳闷了，7月6号一边说正在上诉期不允许会见、一边正在提审，7月7号一边刚签收了律师的申诉状、一边就立马办成了铁案。真是一把快刀斩乱麻，让我直到现在都没反应过来。于是定了定神继续打0996-114，可是问了一圈，焉耆看守所也不知道人在哪里。
这是最惶惑的时候，谁都不再接电话，我去哪里打听丈夫的下落，谁能告诉我？


汉藏二族共议“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思想”
【博迅】7月24日报道：为了让党员更多更全面了解中国的现状，2010年7月20日，民阵和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在纽约举办主题为“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思想”演讲会活动。邀请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联络官和西藏问题分析员贡噶扎西先生做专题演讲。演讲会后党员就有关西藏知识，西藏历史和现状提问。贡噶扎西和陪同与会的扎西东珠先生给与解答。
贡噶扎西演讲中提到，“一个民族要想生存，必须保持自身的文化，中共承诺的所谓自治只停留在字面上并不是真实的。藏人无法接受目前中共统治下的西藏现况（所谓民族区域自治）。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思想是指不寻求西藏在历史上的主权地位，而是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实行名副其实的自治。藏汉双方已经举行了九轮会谈，但没有突破性进展，一是对历史认同上原因，二是民族统一上的原因。
党员林翠萍首先提问：“是不是在中国宪法框架下寻求自治，就不再提西藏独立了？”贡噶扎西回答到，中间道路思想是指寻求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独立。它是得到超过64%藏人的支持，具备民意基础。
在美国有留学经历的张洪提到“在宪法框架下寻求自治，如果共产党不放弃党委会的领导，西藏方面是否妥协？另外自治以后，教育方面如何做，是否以藏语为主，汉语会是什么地位？
贡噶先生回答，自治后外交国防由中央政府管，其他方面主要由藏人自己管理。教育方面如何做，是否以藏语为主，汉语会是什么地位各位可以读一读《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建議》，此建议是于2008年10月31日在北京舉行第八轮會談時，达赖喇嘛的代表递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前《北京之春》杂志编辑扎西东珠接着发言说，藏人通过自治，保留好宗教文化的价值，对汉人藏人都有很大的好处。在语言方面，现在中共在西藏的官方主要使用汉语，在取得公职和主要交通场合，都规定只是用汉语，藏语在大部分场合已经失去作用，只使用藏语的藏人将成为被日益边缘化的少数族。
党员鞠远征在发言时，首先祝贺达赖喇嘛尊者前不久刚度过的75岁生日，她表示理解达赖喇嘛中间道路思想，中国政府应尊重藏人自治的要求。她认为共产党最大的问题是不尊重现有的中国宪法，她以“六、四”惨案为例，认为中共可以用军队镇压和平抗议的老百姓。她希望能通过网站更多的了解西藏的情况。
中国自由民主党的陈明问主讲人，“西藏如果自治，藏人如何管理其他民族事务，另外达赖喇嘛同中国政府交涉是以宗教领袖身份还是以流亡政府代表的身份，将来自治后是用政教合一还是政教分离的方式来治理西藏。”
贡噶扎西谈第一个问题时，说今年5月达赖喇嘛在回答大陆网民提问时曾回答过这类似问题，他说早期，在一九五零年前，西藏也有汉人居住。在我出生的地方，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还有汉人。未来的西藏一定会有汉人居民。但是，关键问题是西藏不要成为和现在的内蒙一样，蒙族变成了少数，这样就失去了民族自治的意义。有的藏区，因为汉族人口的增长，西藏的语言和文化正在面临很大的危机。因此，以藏人为主的社会，会维护汉人的权益。对第二个问题，中共官方文件称西藏谈判代表为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而西藏方面称他们为达赖喇嘛的代表。为什么不称流亡政府代表？如果这样称呼就没有会谈机会了。达赖喇嘛对事不对名。中共称达赖喇嘛私人代表，谈的是谈达赖喇嘛个人前途问题，而我们是谈的是六百万藏人的问题，从来没有谈过达赖喇嘛个人问题，今后也决不会谈达赖喇嘛个人问题。
党员张洪涛问到:"有些激进的藏人主张激进的做法，是不是会影响中间道路主张的推行？"
贡噶扎西说：“他在达兰萨拉生活20多年，了解那里的情况。流亡藏人社会中有包括藏青会在内八个民间组织，他们都是自酬经费，独立管理运作的，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达赖喇嘛。流亡西藏人国会有43名议员，如果议会表决中通过改变中间道路政策，才会改变，但目前没有这种变化。”
党员柯诚萍问：“达赖喇嘛提中间道路主张，并不是讲西藏独立。为什么中国政府一定说达赖喇嘛在搞藏独？”
贡噶扎西说：“中国政府一定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在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历史事实不是这样。达赖喇嘛不能承认这点。另外我们对自治的认同不一样，我们要求真正的自治，这一点无法改变。我想强調兩點。這兩點是導致達蘭薩拉和北京認知差異的根源。一是中國領導人缺乏信任與自信。北京總用懷疑的目光看待一切，總害怕考慮達蘭薩拉提出的任何建議或訴求都會帶來災難性後果或有損顔面。所以，任何微小的話題他們都會視爲潜在的分裂威脅。鑒於北京的這種心態，達蘭薩拉無法獲其信任，無論藏人方面多麽真誠地信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也無論我們的要求多麽合情合理。二是中國領導人缺乏尋求解决西藏問題辦法的政治意願。北京的領導人總是擔心，他們在西藏問題上採取的任何措施都會帶來更多問題，甚至會失去西藏。因此，雙方無法以積極正確的方式溝通。缺乏彼此信任，國家統一就無法保障。如果目前北京領導人的民族政策——尤其是西藏政策——不變，我們擔心少數民族難免會分離或者湮沒。這兩種結果都不符合各方利益。如果雙方都以信任與自信的心態看待對方，問題就會很快以友好的方式解决。這將是雙贏的結局。”
党部负责人唐元隽发言说：“西藏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是以主权国家形式存在的。但上个世纪50年代，当八千藏军在一个叫西昌的地方被共军战败时，西藏就不再以国家的形态存在了。但她仍是一个拥有深厚的慈爱的佛教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感受达赖喇嘛尊者的智慧，我们理解和支持西藏人民的自治要求。区域的自治和独立的民间社会是未来中国民主制度的基础。-----”
由于时间的关系，讨论结束时，大家言犹未尽。贡嘎扎西一行在欢送的掌声中同大家握手道别。
附（贡噶扎西简介）：
出生在西藏，毕业后流亡印度。曾先后任西藏流亡政府《西藏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翻译员、安全部分析员丶达赖喇嘛驻台代表处秘书长。现任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及西藏问题分析员。

唐达献：《刺刀直指拉萨—— 一九八九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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