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远了，再折回来。“《在底层》事件”，《中国作家》可没那么轻松。在中国作协的压力下，《中国作家》要求我写一个《在底层》采访写作过程的说明。
我写了“关于报告文学《在底层》的几点说明”：
一、报告文学《在底层》是我“自救年代”写作计划的第一部。这部作品是我1994年底至1996年初调查采访中国传统工业基地——沈阳和重庆的基本情况、典型案例、典型人物的成果。文中所涉及情况和证据都经过了较为详尽的采访与核实。即如此，仍有笔误例如原海外集团总经理朱家琪判刑两年，误为“判刑两年，缓刑两年”；朱家琪原单位为监察局，而不是“司法局”。其他重要事实和基本判断，作者完全可以负法律责任。
二、“自救年代”是作者对处于转型社会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描述和把握，着眼于社会现实、社会变化、社会反省和社会进步。把重庆“任亚非案” 作为主要素材的“在底层”有充分的理由。我认为“任亚非案”是个冤案。任亚非举报重庆市主要领导人，并涉及几十名处以上干部，受贿，已经中纪委和省纪委查实，相关人员被从轻发落，而举报人任亚非却因此而罹难。涉及此案的重庆市主要负责人不回避，还亲自督办此案，难道没有打击报复的嫌疑？对这种局面因为早有预测，才有任将关键材料和主要证据录音收藏的准备。其二，四川省纪委也非常清楚，要定任亚非的罪，把举报人任亚非置于死地的要害，是海外集团的性质问题。对此，我已在作品中有详细叙述。
三、省纪委提出《在底层》“严重失实”，请拿出证据来！蹊跷的是，对报告文学提出质疑并进行大肆攻击的不是“当事者”——重庆市，而是与此案毫不相干的省纪委。省纪委在文章中根本没有涉及。“任亚非案”1994年便由市检察院办理，任亚非本人是个体户，从法理上讲，从管理的功能讲，省纪委根本没有资格就“ 任亚非案”和所写重庆的人物、事件发言。它最有权发言的恰恰是重庆市主要领导人贪赃枉法、后来又怎样蒙混过关的！
四、重庆市主要领导人打击举报人，操纵司法并直接干预“任亚非案”我本人握有直接和间接的证据。今年5月底，我在重庆与新任书记张德林专门派到宾馆看望我的市委副书记滕久明、市中院二审法官、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任亚非案”的领导）、任亚非的律师坦率地交换过意见。在此之前，我分别与原四川省省长萧秧、原重庆市委书记孙同川交换过意见，还与重庆市其他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
五、我与滕久明副书记交换意见，并请他转告张德林书记，关于重庆问题，我的写作留够了余地，这基于两点考虑：1、为重庆市公正处理“任亚非案”留够余地；2、准备重庆方面的诘难，我将保留继续披露其内幕的权利。
六、报告文学，命运多舛。报告文学的要害是事实，在搞不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做任何判断和组织措施都可能是轻率和不明智的，都可能陷入尴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报告文学涉及事实部分，当属司法管辖。一般的情形，事实问题都可以司法解决。
卢跃刚1996、7、15
我的“六点说明”交给了章仲锷先生。冯牧先生去世后，陈荒煤先生继任，章先生仍是常务副主编。陈荒煤先生年老多病，不来上班，日常编务由章先生管，也就是执行主编的角色。《中国作家》自创刊以来，一直是文学界德高望重的冯牧先生任主编。“《在底层》事件”发生的时候，陈荒煤先生正生病医院，很是担心事态的恶化，来人便问。
我的态度强硬，传达了六层意思：1、闻过则喜，有错就改；2、重庆市和省纪委故意混淆重庆市海外集团“红帽子”企业的真实性质，打击报复贪污腐败的举报人，侵吞任亚非私人资产；3、省纪委去查办“任亚非案”并追杀本质上的私营企业家，追杀揭露此案的作家，行为蹊跷，涉嫌违规违法；4、《在底层》发表后，作者去重庆的行动是公开透明的，与四川省和重庆市（已经升格为直辖市）高层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有广泛接触、交流，希望公正对待任亚非；5、除了《在底层》已经披露的材料，我还有更重要更爆炸的证据；6、不要把“《在底层》事件”政治化，事实部分，司法来管，轮不上省纪委、中纪委、中宣部、团中央、中国作协来管。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为什么《在底层》发表当月我要去重庆。这有悖常理。揭露性的报告文学，一般来讲，文章发表后再去事件发生地是相当危险和不明智的。但是我必须去。我在北京通过确切的渠道了解到，二审法院可能会维持一审法院对任亚非的重刑判决；而一审时，早期曾经讨论过判任亚非死刑，我判断是贪官污吏们要杀人灭口，即与四川省和重庆市高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接触。我跟他们讨论，紧紧地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1、重庆市海外集团是个名为集体、实为私有的“红帽子”企业，是国家制度性地限制私营经济发展的后果，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正视；2、任亚非是重庆市官场贪污腐败的实名举报人，举报事实确凿，涉案官员已经查办，应该受到奖励而不是惩罚，省纪委参与，运用司法打击举报人，是极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一只手查办腐败官员，一只手惩治实名举报人，这情景太荒唐了！
应该说，我前期与四川、重庆高层和司法界的接触行动，一定程度影响了任亚非的量刑。但是，任亚非难逃一劫。他没罪有错。他最大的错就是搅局，让省市两级官场难堪。惩罚他有两个效用，一是出口恶气，二是杀鸡给猴看，看你们还敢不敢乱告状。这个心态来动员司法，不可能不制造冤案。
《在底层》涉及重庆故事的篇幅不到两万五千字，1994年开始，持续两年跟踪采访，内容够写一部三十万字的书，还不谨慎？可以说是慎之又慎。后来，我曾多次见到原重庆市委书记孙同川，他也多次道歉，说他当时听信一面之词，对“任亚非案”的处理有失公正。道歉没用，任亚非判了十五年监禁，关在了监狱里，财产也被抢夺了，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听说，一晃十五年，至今任亚非还在上访追财产。追的回来不，鬼才知道。
递交了“六点说明”，言犹未尽，一鼓作气给中国作协写了一封信，进一步阐述我的观点和原则立场：
翟泰丰同志并作家协会党组：
我是报告文学《在底层》的作者。
《中国作家》杂志社的负责同志向我传达了作协党组7月9日的会议纪要精神。我给杂志社写了关于该报告文学的“六点说明”，并请章仲锷同志转交作协党组，供作协党组在做出处理意见时参考。对的，我坚持；错的，我认账。想必作协党组诸负责同志已经看到了。送上“六点说明”后，我仍觉言犹未尽，不吐不快，算是我对“六点说明”的进一步说明吧。
《在底层》引起如此大的风波，既在意料之中，亦在意料之外。所谓意料之中，是指这篇报告文学展现了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现象，揭露了一些贪官污吏践踏法律、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基本事实，必然会引起强烈回应，对此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谓意料之外，是指具有“当事人”资格的重庆市没有只言片语，而是由与报告文学内容毫不相干的四川省纪委出面干预，作协党组仅依据没有资格发言的省纪委一面之辞，便断定“严重失实”。
据我了解，省纪委发难完全是重庆市涉及受贿案的领导运作指挥的结果，却有明显的漏洞。比如中纪委转摘四川省纪委“简报”时说，《在底层》“杜撰了沈阳、重庆……的事实”。请问，你四川、重庆怎么能知道作者写的沈阳及其他地区的内容是“杜撰”呢？说文章“严重失实”，为什么不指出主要失实之处呢？要作者提供证据，作者不是都写到文章里公开发表了吗？当然，作者不仅要对自己所写的全部内容负责任，还可以进一步提供证据。报告文学涉及的重庆问题，我并没有展开写。我曾与重庆市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交换意见时说过，我给诸公留够了余地。重庆市那些当事人的心里应该非常清楚。重庆市为什么不敢出来论辩、发难，原因不言自明。——他们屁股上有屎！
作协党组“纪要”是7月9日，这时我正在陕西农村采访。作协党组在不与作者见面、不向作者调查核实报告文学内容和背景，只凭着省纪委单方面提供的情况，便匆匆忙忙地对报告文学做出了一系列的判断、定性，显然是不理智和欠考虑的。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不敢企望中国作协这个“作家之家”能对作家的权利有更多的保护，只是希望能与作者见面，调查了解清楚情况后再作决定。这种愿望不算过分吧？
新时期文学的实践证明，“报告文学”是一种文献的文体。作家选用报告文学来反映中国的现实，要承担比其他文学载体更大的风险。这是一些报告文学作家改行、报告文学处于低潮的原因之一。然而，报告文学也是一种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文体。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多让读者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让这个社会多讲一些真话，多讲些实话，真切地记录下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真切地关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推动中国报告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我想，是每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权利和责任，同时准备为这种权利和责任付出代价。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作协党组的一些结论和措施，显然对报告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是不利的。
当今社会政治生活的关键词是“讲政治”，并在社会各个阶层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作协党组会议纪要也提到了这个字眼。这里，我想谈谈我对“讲政治”的理解和看法。我认为，讲政治，首先要“以民为本”，关心民间疾苦，关心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这就是共产党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这方面，古人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如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不解决这个认识，“讲政治”就没有基础，就没有出发点；文学就没有基础，就没有出发点。否则就会出现我们都很熟悉的“ 空头政治”，就会出现十年浩劫、1957反右时的思想禁锢。“讲政治”的目标应该是，鼓励全民族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公平、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的社会。
报告文学在新时期兴起，是中国社会一个非常有意味、非常特殊的文学现象。从社会舆论监督的角度看，它是新闻媒体功能的延伸和扩张。报告文学与新闻遵循着一个同样的原则，即真实性原则。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这有着两层含义：一是历史的真实，二是情节细节的真实。这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非常困难。所有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都有同感。报告文学作家在“真实”、“讲真话”、“讲实话”这条道路上行走，有着数不清的痛苦、孤独与哀伤，当然也有数不清的喜悦和欢乐。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获得文学界特别是中国作协的理解和支持，是所有报告文学作家真切的期盼，也是中国报告文学繁荣与发展的根本保证。报告文学自身面临的许多实践与理论问题，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解决。
作家协会给会员的文学作品下结论，却不给会员当面申诉的机会，在重大问题上偏听一方意见，对作品进行“缺席审判”，这种做法，有违“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作者太不公平，也难以服众。
匆匆走笔，言不尽意，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但是我想，党组诸同志应该有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吧？
卢跃刚1996、8、2
现在看来，翟泰丰称谓后面的“同志”俩字应该去掉，本来很庄重的字眼，已经庸俗化、程式化。当然，我也压根儿没有把这位前中宣部副部长、上任以后突击入会当上副主席、代表党管理、监督、驱使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后来得了严重的“《在底层》病”（其病的症状是，中国作协机关的朋友告诉我，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翟泰丰毫无节制，大会小会只要是逢会就痛批《在底层》，说“多来些《苍天在上》这样的好作品，少来些《在底层》这样的坏作品”！几近癫狂）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当作“同志”。我没有与之“同志”的福分。
这封信我特别针对中国作协党组会议纪要中提到的“讲政治”谈了自己的看法。
这封信也是通过章先生转交的。他淡淡地说：“我一定转到。你不要有压力。没什么。”拿着信，飘然走了。
此时他正承受很大的压力。《在底层》是他终审的，责任编辑是萧立军先生。稿件编辑过程中，萧立军建议删去中宣部部分和“六四”部分，我坚持。我说，中宣部有什么不能批评的？“六四”已经过去七年了，还不能说两句话讨论一下？而且话虽挖苦，但是温和，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服了萧立军，萧立军是不是说服了章先生或怎么说服了章先生，我不清楚，总之文章就那么原封不动地发表了。
其实惹大麻烦的不是重庆“任亚非案”，而是公开讽刺中宣部，公开议论“六四”。1949年以来，中宣部的九五之尊一般人正眼都不敢多看，老虎尾巴从来就没有被摸过。这回被摸了一下，于是虎啸山林，要扑过来吃人。所以私下里，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党组给《在底层》的定性很严重。
“六四”问题是中国人永远的痛楚，更是当局一块最大的心病。《中国作家》公开议论“六四”，质疑当局“六四”的处理方法，在大陆尚属首次。
7月9日，在翟泰丰的主持下召开了1996年第十次中国作协党组会，以党组的名义给《在底层》定性：“内容失实，表现手法旁敲侧击，政治倾向有错误。”并做出了五条决定：1、成立书刊领导小组，陈昌本为组长，郑伯农、陈建功为副组长，所属书刊社重点作品、重要文章都要提前送审；2、召开所属报刊社总编辑、主编通气学习会，以《在底层》为鉴，统一思想，提高认识；3、责成《中国作家》主要负责人对《在底层》问题作深刻检查，视认识程度做出处理；4、健全所属报刊社主要领导一月一次的通气制度；5、健全所属报刊社的审读制度；6、向四川省纪委通报中国作协党组对《在底层》的处理情况，并以适当方式消除不良影响。
“政治倾向有错误”是很严重的指控，退回四十年，我肯定被流放到北大荒了；退回七年，肯定被“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中国作协所属的报刊社老总们惨了，据说被党组集中学习了三天，与会者每人发一部《在底层》认真学习，对照检查。《在底层》六七万字，憋泡尿的功夫就读完了，怎么会集中学习三天？有与会者告诉我，会上还要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讲政治”的英明论断，还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查遗补漏。会上一定有不少老总暗地里骂：“卢跃刚这家伙混蛋，本来有不少漏网之鱼，这回又被捞回来了。”
荣幸啊，这是卢某人的作品第一次跟邓小平、江泽民的伟大著作和指示煮在了一个锅里，来了个“乱炖”。
迫于压力，《中国作家》9月底发表了致歉启事。我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悲哀。章先生说：“你也可以辩护。发表不太可能了，但是我还可以帮你转到作协。当然，你也可以控告《中国作家》杂志社。”
我不忍控告《中国作家》。“道歉启事”一定是中国作协的压迫和最终审定发出的。前面说过，《中国作家》是“六四”后普遍犬儒的氛围下，罕见地坚守文学良心，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立场的大型文学刊物，从主编到普通编辑，我都视为同道，即使他们鼓励我，用控告《中国作家》侵权的方式控诉中国作协、中宣部，我也不会那么做。不管怎么样，起诉都会伤及《中国作家》，伤及章先生等负责人。目前为止，他们还没过关呢。不过，我会留下一个正式的抗议文本备案。两个月后，我向章先生递交了《我的辩护》：
《中国作家》杂志社：
我看到了贵刊1996年第六期发表的“关于第三期刊载《在底层——自救年代第一部》一文的重要启事”。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收到四川省纪委的公函，在没有与作者见面或对《在底层》文中所涉及的重要内容进行复核调查的情况下，武断认定文章失实，并责成贵刊进行“认真检查”，严重违反了处理此类事件应该遵循的程序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此，我深表遗憾。贵刊在发表“重要启事”前，省略了与作者见面磋商的程序，并在社会上给作者带来了负面影响，亦在此表示遗憾。
四川省纪委在给中国作协党组的函中说，《在底层》“涉及重庆市海外公司任亚非一案的内容失实，造成不良后果”。我必须说明的是，任亚非一案发生在重庆，且已进入司法程序，《在》文发表时，已有明确的司法结论，有资格对《在》文提出异议的主要是重庆市政府和法院、检察院。四川省纪委没有资格对《在》文说三道四。再者，任亚非本人不是党员，不属党的纪检部门管辖。第三，省纪委前期介入过案件，但主要查的是任亚非举报的重庆市的贪官污吏。四川省赴重庆处理案件的工作组组长是当时的省长萧秧同志。萧秧同志证实，任亚非所举报的主要事实无误。任亚非后来锒铛入狱，作者认为有明显的打击报复嫌疑。
不做调查，贸然认定一个没有资格的部门所做出的反应，这难道是慎重的吗？
我是《中国作家》的老作者，在与《中国作家》的长期合作中建立了良好的互相信任关系。对许多报告文学的重大题材，编辑部和我都是持相当慎重的态度。写作前充分交流想法，写完后认真推敲文字，绝不敢有大的虚妄。真实是报告文学最起码的原则。如果有问题，在做出某种判断前，完全可以先找作者来谈谈，沟通情况，交换意见。中国作家协会是“作家之家”，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权利要求作协保护作家的创作，尊重作家的劳动和人格。不做认真调查研究，单方面听取意见，屈从权力威慑，进行“黑匣子”操作，用历史的眼光看，只会收到相反的效果。
“启事”说“该文介入地方法院已作判决，在当地影响极大的案件，为被判罪的任亚非开脱。”这实在是个缺乏常识的说法。其一，法院和媒体都有其不同的社会功能。司法是否公正，当在舆论监督之列。法院判了，舆论便不能过问？就不能提出相反的意见？这是谁家的规矩！其二，判定罪与非罪，严格地讲，不是依据某个司法部门或者某个领导的决定，而是最终的事实。司法实践中，发生差谬的案件亦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应该承认，我国目前实行的司法制度是有诸多不完善的，还有着非常浓厚的人治色彩。任亚非案便有诸多不正常之处。再说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冤假错案少了吗？对此，不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简单地下结论，如果要下结论，推翻文章的某些事实和判断，必须提出证据，否则就是对作家的名义侵权。
我请求，将我的辩护在贵刊发表，以维护和尊重作家起码的权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促进报告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此颂
编安
卢跃刚1996、12、28
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十四年前我对中国作协这个组织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作家之家”只是一厢情愿，一个幌子，只是主旋律导引下的名利场的奴性反应。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章先生的“正局级”待遇因“《在底层》事件”而搁浅。章先生一共检讨了五次才过关。章先生的夫人在电话里告诉我，章先生临终前，在一个本子上反复写两个名字：丁关根，卢跃刚。说明这两个名字对他伤痛之深。说到这儿，我的内心耿耿于怀。我知道，这事儿会让我的内心永远耿耿于怀。我告诉章夫人，我会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十三年了，这事儿一直郁闷在我的心里。我不敢保证，故事写出来后能公开发表，但我会非常真实非常完整地写出来，以告慰章先生在天之灵。
2009、8、25于北京双泉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