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谁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谁是中国本土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我的回答只有一个：那便是廖亦武。比起莫言、余华等左右逢源、中西通吃的“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来，廖亦武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这位因六四之后创作长诗《大屠杀》而被捕入狱四年的诗人，出狱之后创作了《证词》、《中国底层访谈录》、《沉沦的圣殿》、《中国冤案录》、《中国上访村》、《最后的地主》等五百多万字的著作，有自传、有小说、有新闻访谈、有诗歌、有音乐，他所继承的乃是荷马的传统、圣经哀歌的传统、司马迁的传统、威塞尔的传统和索尔仁尼琴的传统。正因为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群体逐渐挺进“先富起来”的阶层的同时，廖亦武却与他笔下的诸多人物一样，沉沦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居无定所，四海为家，多次遭到抄家和拘捕，亦被剥夺出境参与国际文学活动的自由，最后成为“诗意地栖居”在中共当局喉咙上的一根既吐不出也咽不下的鱼刺。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四川大地震发生，当时的情形正如圣经中所说：“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地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廖亦武虽然不在灾区的中心，却也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一夜。于是，他开始逐日撰写《大地震记事》。出于作家、史家和记者的敏感，他先后赴都江堰、聚源镇、紫坪铺、映秀、安县、北川等地震重灾区实地采访，冒着巨大的危险，巧妙地突破军警之封锁、地方官僚之遮掩，面对面地采访了数百名遇难者家属、各类志愿者、乡村干部及参与救灾的士兵，发掘出大量“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珍贵资料，遂结集成《地震疯人院》一书。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本书，大地震的真相将很快被当局控制的“喉舌”上的铺天盖地的报道和各样虚假的信息所掩埋；如果没有这本书，数以万计的死难者将死不瞑目，数十万的死难者家属将创伤不愈，因为人性之健忘、人性自冷漠、人性之善变，确实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中国是一个疯人院，是一个斗兽场，平常时候是如此，地震来临时更是如此。廖亦武的《地震疯人院》，为死难者留下鲜活的记忆，为天灾加人祸留下史家之绝唱。圣经中说：“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这本书是苦难的结晶，是人性的写照，是专制制度对生命之戕害的见证。阅读此书，让我想起加缪的《鼠疫》、萨拉玛戈的《失明症漫记》，后两本书都是出于作家的虚构，而廖亦武的书则是写实，因而更具震撼力。在超过人的承受能力的灾难面前，人是何等脆弱、何等无能！人又是何等坚强、何等勇敢！廖亦武写道，当救援人员放弃挖掘的时候，没有工具的父母用双手挖掘，直到双手血肉模糊，却奇迹般地将孩子救了出来。村民童书林在聚源中学背挖出来的学生，“起码背了十几个，从头至脚，又是血又是汗又是灰，肩背结了厚厚的、整张的痂。胶鞋都灌满血，鞋帮子浸透了，跟巧克力一个颜色。我梦见自己光溜溜站在巧克力中，娃娃们都喜欢吃。”最厉害的是北川居民龚天秀女士，她与丈夫一起被埋在废墟中，丈夫临死前将她卡在臂弯里，嘱咐她将孩子养大，她的右腿被一块楼板压住，当救援人员到达时，她让士兵拿来钢锯，自己弄断腿、绞断筋，方才获救。廖亦武关注的乃是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命运，而非官员的讲话与明星的作秀。当代中国还从来没有哪个作家，像廖亦武这样与底层民众完全水乳交融，难怪在灾区与廖亦武结伴采访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傅好文评论说：“中国这场地震过去几十年后，独裁政权消逝几十年后，百分之九十九的地震报道被人忘却后，这本书依然会被人们阅读。”
在死难学生最多的聚源镇，廖亦武看到了豆腐渣校舍的废墟和堆积如山的孩子的尸体。一名死难学生家长对他说：“修楼用的是啥子水泥、啥子钢筋嘛？作家同志你到现场看看，水泥渣子，一捏就粉碎，主梁的钢筋比钢丝粗不了好多，有的干脆就用铁丝串起来，早晚得垮。”死难学生家长陈兰向他描述了几天以后孩子被发现时的场景：“挖掘机一铲子下去，苍蝇轰隆一声，爆炸开。第二铲子，人就起来了。不是一个，是两个，抱成一团。已经烂透了，剩两个骨头架子抱成一团。……那些当兵的，戴着大口罩，还受不了，还被熏得流眼泪，还等着我过去。妈呀，真是我么女！脸认不出，身体认不出，可腰杆上扎的黄颜色皮带，是地震前几天才买的。妈呀妈呀，我顿时就昏过去了。……陈凤和高娟，一样大一样漂亮，死成一团。身体都没伤，如果掏得及时，她们都不会死。”为什么救援工作会延迟数天呢？因为绵阳市委书记谭力谎报瞒报灾情，后来赶到现场的官兵又从未受过救灾训练，缺乏必要的机械装备，虽然发挥人海战术，却效果奇差，致使许多像陈凤和高娟那样被埋在废墟之中的、本来可以获救的对象眼睁睁地死去。扎根于灾区现场的基督徒志愿者胡某指出：“我不否认部队卖力，可收效甚微。有些救灾场面，跟电视剧差不多，记者拿着话筒煽情，群众演员密密匝匝，可在演戏的同时，许多事件被耽搁，许多生命被耽搁。”
与官方媒体上灾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恩戴德不同，廖亦武发现，此次地震不仅是天灾，而且是人祸。当局害怕灾民简直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许多安置点都用铁丝网围起来，以荷枪实弹的军警守卫，身处安置点中的灾民，如同集中营中的囚徒一般。北川县城死亡上万人，绵阳市委书记谭力却迟迟不到救援现场，当天晚上七点多钟，到了安县永安，又半途而回。救援最紧急的前五天，他除了陪上级领导去以外，从未单独到过北川县城。一名难属愤怒谴责说：“电视台来，市委书记谭力来，拍的都是笑容满面，热泪满面，就是拍不到汗水满面。谭力还跟伟人似的，向灾民缓缓招手，叫‘同志们好’，大家一听鬼火冒，自帐篷内外纷纷撵来，扔鞋子，甩石头，大吼‘好你妈个锤子’。……这个谭力呀，曾跟在胡锦涛、温家宝后面，屁颠颠，笑眯眯，好色哟。网民骂他没心肝，他很委屈地辩解：咋不该笑？我见着胡总书记、温总理，就如儿子见着老爸，咋不该笑？”就是这样的狗官，虽然民愤极大，却因为打压志愿者、控制网络、抓捕在网上发表批评意见的网民，而受到中央的青睐，被认为在抗震救灾中有突出表现，很快便升任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了。
圣经中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中共当局不仅自己家救灾不力，而且压制民间的力量介入救灾。这正是专制制度最为邪恶的地方：我不做的事情，你们也不许去做，你们做了就是居心叵测、就是企图收买人心，必然威胁到我的权力基础。一名志愿者告诉廖亦武，正当他们在全力救助灾民的时候，一天晚上，他们的帐篷被包围，“几十个全副武装的特警闯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们二十四个志愿者全部逮捕。电筒光乱晃，冲锋枪抵着脑袋，我本来朦朦胧胧，快入梦了，可额头一碰冷冰冰的枪口，也不由自主地惊叫一声。”志愿者为死难学生竖立的纪念碑也被砸成碎片，一名拣了一块碎片收藏的学生家长遭到特警的痛打。中共从来都是武装到牙齿的，士兵的枪对准灾民，对准志愿者，对准所有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中共知道枪杆子是他们惟一的依靠，他们的政权便是来自枪杆子，而不是来自选票和宪法。
四川大地震也是一块试金石，中国知识界的卑贱与高贵，让人看得一目了然。“文化大师”余秋雨撰文威胁灾民不要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遂有“秋雨含泪”之新成语；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作词安慰死者“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遂有“兆山哭鬼”之新成语。而以海归的身份回到故都的作家刘再复，俨然也是一副政府发言人的口吻：“现今中国政治、文化确有进步。拿这次四川地震后的救援工作来说，……政府以人为本，救助有力、有序、有效，不仅动员国内社会，也动员国际社会，一切公开于世界的眼睛之下，媒体的开放度与工作的透明度均前所未有。国家领导人对人民疾苦的关怀也是真诚的。这种进步反映出现今治国的大思路是对的。这不是斗争哲学的大思路，而是和谐哲学的大思路；不是‘有了政权就有一切’的大思路，而是‘有了人的生命就有一切’的大思路。大思路对了，一切困难与冲突都可以克服。大思路对了，中国就会一天天好起来。”在中共官场上曾经官居四品或五品（社科院文研所所长）的刘再复，流亡海外十九年之后突然说一番这样的话，应当不是因为幼稚，而是故意的献媚。拿今天与当年铁板一块的毛时代相比，确实有所进步，但正如学者康正果为廖亦武所写的序言中所论，这当然不是中共自身的进步，而是民间社会自身的发展与成长。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共并不是不想照搬毛时代的做法——封锁消息、拒绝外援等，只是互联网上信息的迅速传播和民间社会的压力，让中共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暂时做一点退让。官方的松动不足半个月时间，便又立即驱赶西方记者、盘查各地志愿者和NGO机构、打压维权的死难者家属了。
不这样做，就不是共产党了。那么多无辜的孩子死于贪官和奸商合作修建的豆腐渣工程，他们的父母从未得到合法、合情、合理的“说法”。温家宝倒是三赴灾区看望学生，灾区的学校则教育孩子们要学习“感恩”。就在温家宝流出他那著名的眼泪的时候，上千名死难孩子的亲属却被全副武装的军警阻隔在远处，无法到他跟前来“告御状”。刘再复重视温家宝的眼泪，却忽视死难孩子的父母的眼泪，难道温家宝的眼泪比普通人的眼泪更为珍贵吗？也许温家宝的眼泪就是刘再复所看重的“贵族”的眼泪吧！然而，对于温家宝的眼泪，遇难学生家长的评价与刘再复的评价宛如天壤之别：“有家长给温总理下跪，温总理当众表态：一定要追查到底，给死者和生者一个交待。可后来呢，没啥交待。四川电视台播放救灾新闻，温总理是重头戏，汗也流了，泪也流了，就是没有他在废墟上的表态！……”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官员和商人自动地承担责任或被动地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是一个盘根错节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温家宝当然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对死难民众的同情可能真诚吗？倘若真诚，胡锦涛、温家宝以下，中共的各级官员为何不引咎辞职呢？相反，地震一年多之后，四川当局悍然逮捕并开庭审判搜集地震死难学生数据的维权人士谭作人，甚至将赶到成都作证的另一名数据搜集者、艺术家艾未未拘禁在宾馆中，并安排便衣警察暴力殴打之。孩子们的生命轻如鸿毛，死了也是白死，难道这就是刘再复所谓的中共改弦易辙之后“有了人的生命就有一切”的大思路吗？
余秋雨、王兆山、刘再复们的沉沦与卑贱，反衬出廖亦武的升华与高贵。廖亦武的作品，应当被更多的同胞以及全世界的读者所知晓。近年来廖亦武在西方文坛逐渐受到瞩目，正如美国权威文学杂志《巴黎评论》的主编菲利普•古瑞文所评论的那样：“廖亦武的写作，在当今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他将逐渐被西方读者熟悉，并与西方历史上的大作家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果戈里、奥威尔和拉伯雷相提并论。”在我看来，包括这本《地震疯人院》在内的廖亦武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称之为“见证文学”。此种“见证文学”在全面溃败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使得中国当代文学不至于真的“一无所有”；而以生命作见证的廖亦武，亦如旧约中那些被羞辱的先知一样，固执地将一曲痛彻肺腑的哀歌从今时唱到永远。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