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虚火旺的民族主义
五名网络与媒体时代下的知名博客与电视评论人，最近合写了一本《中国不高兴》，在国内外舆论界吸引了不少眼球。
在金融危机以及中西方较劲加剧的背景下出版的这本书，高呼中国要“持剑经商”，与西方“有条件的决裂”。其中有的文章认为金融衍生品是西方“粉碎中国工业化成果”与阴谋操控中国的工具。面对外部的"欺压凌辱”，中国要有改造世界体系、领导世界的雄心，要明确“惩罚外交”概念。
此外，一大批公开支持中国走西方市场经济道路，或者赞同西方式民主人权的国内精英：龙永图、厉以宁、林毅夫、樊纲、钱钟书、王蒙、王朔、王小波夫妇……从经济界到文化界，从官员到体制外知识分子，都成为“不高兴”作者们炮轰的对象。
猛烈的措辞以及刺激性的言论，使关于《中国不高兴》的争议在互联网上迅速燃起，反对者对它的回击力度丝毫不逊色于该书对国内自由主义学者与知识分子的攻击。不过，从这本书的策划操作看来，产生对骂正属于它追求达到的效果之一。香港著名媒体人闾丘露薇就在她的博客中不具名引述其中一名作者对她说过的话：“ 这是一种手法，出版针锋相对观点的书，然后打来打去。”
以情绪化的对抗姿态作为卖点，这在书名中尤其一览无遗。所谓“不高兴”就是情绪用语，而非理性措辞。
实际上，这些年来每当中国社会高调张扬民族主义时，晃出来的往往不是民族主义精神，而是民族主义情绪。在2005年中国从南到北爆发反日大游行，愤怒的民众呼号抵制日货口号、砸专售日本产品商店；去年围绕拉萨动乱与奥运火炬传递的风波，中国民众发起抵制家乐福的号召，这几次大规模的民众活动，都引起国际甚至国内知识界对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上扬的警觉或批评。
中国青年不只一次表达过愤慨与委屈：为什么美国、欧洲的民族主义是正面形容词，到了中国就成了贬义词？
问题的症结恐怕还要回到国内。
本报专栏作者、中国观察家郑永年曾做过分析，学理上，民族主义是表现在外部事务的国家主权原则和表现在内部事务的人民主权原则。在中国，建立主权独立国家的问题早已解决，反之人民主权始终是名义上存在，实际上难以体现。
民族主义找不到切实的依附点，所以呈现一种“虚火旺”的特征。对国家对外政策与西化发展不满的人们，他们的愤怒无处发泄，于是找其他靶子——可以是大部分员工与商品都来自国内的中国家乐福超市，或者被判定为亲西方的精英群体。
郑永年最近对本报说，《中国不高兴》的对象不是美国，而是针对国内不同利益群体，是对人民主权诉求的变相表达。
民族主义是一层外衣，利用它的掩护较可以理直气壮挑战现有政策。
当中国出现经济危机，30年高速增长的态势首次发生逆转的此时，可以预见的是，2009年国内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争执，将与地方上的群体性事件一样呈上升态势。
此时，政治力对言论的有形与无形限制，不会对思想的理性辩论产生有益作用；物质主义洪流的诱惑则是另一种风险。像《中国不高兴》就让不少人察觉到商业炒作的动机，最终什么人在谈的究竟是什么，呈现在大众面前的，可能都模糊不清，意义被消解，不同群体的情绪却被推得更高，离理性讨论更远。
《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