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中杰：没有规则，就没有自由
苏中杰
这是“现代人文幼儿园”的题目，但这个题目对于中国大批有关专家学者来说，不得不谈一谈。
根植于没有步入现代文明的中国，文化基因和思维方式中，有许多难以改变的东西，即就是到发达国家留洋一圈，也未必能根除。正因如此，中国许多经济学人难有现代文明人的思维来接受人类文化的进步成果，便表现出许多鄙陋可笑的特点，其中的一个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浅薄浮躁。经济学在现代文明世界，是博大精深的，也是通俗易懂的，但是，没有全面而深刻的理性思维，是学不好的，没有普世价值观，同样是学不好的。这二者是学好经济学的基础。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是 一大批“精英经济学家”，缺的就是这两个基础。他们抓到一鳞半爪，就自以为有了大学问，带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功名欲和求得千万观众的喝彩欲， 在政要和民众面前炫耀和卖弄。而承受千年文化封闭和窒息的政要和民众，在历史和现实的困惑中，对新鲜的东西难免有一种本能的、天真的好奇与渴求，经他们这一炫耀和卖弄，就把他们当成中国的“精英”，并作为“国宝”来让其参与国是，传媒当成明星来宣传，特别是被一些进步的、有好影响的传媒在不懂之中瞎捧大 捧，结果误国害民，大上其当。“市场经济”，就是由这批浅薄浮躁的“精英经济学家”在扭曲中进行搬弄，从而俘获政要和民众，最终误国害民的。
我们不是不想要市场经济，不但想要，而且十二分地想要。但是，不是一边在宣传上喊口号，一边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让权贵们快速暴富，市场经济就来了，而首先要弄明白市场经济是什么，如何实现之。市场经济是需要严格规则的，只要市场而不要规则，不只是口头上的扯蛋，而且是纵恶酿祸。这个规则就是民主。可以说， 没有民主，就没有市场经济。而还可以这样说，有民主，必然有市场经济——谁见过民主制度下不搞市场经济的？所以说，有多少民主，就有多少市场经济。道理相 当简单，只要不是脑残者都可以明白：市场经济是讲规则的经济，民主就是其必然的规则，而且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规则须臾不可分离。即就是在民主规则和市场经济 都高度发达的阶段，制度都需要随时建全和调整。美国的赫维茨、马斯金以及迈尔森三人之所以能荣获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为他们在机制设计理论 ——对自由贸易的制度建设——上面取得显著成就。
然而，在民主建设毫无踪影的中国，“精英经济学家”却要搞“市场经济”，实现自由竞争——来一场不要规则的经济游戏。这场游戏的实质必然是，在一个所谓的自由的平台上，让有权者自由地对付无权者，让垄断者自由地压迫非垄断者，让富贵者自由地掠夺贫贱者，让上端自由地控制下端。一句话，没有任何程序公正和机会平等可言，完全是让拿刀的自由地砍杀赤手空拳的。结果如何？眼前的现实便是：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盗走了百分之八十多的社会财富，把许多底层人逼到了绝路，社会极不安定，充满危机。
这样的结果，以“市场经济”为改革 目标的“精英经济学家”当初想到了没有？关于这个问题，拾起张维迎、张五常和厉以宁之辈来谈，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本来就是权贵的师爷，赤裸裸地为权贵的血腥掠夺出谋献策，或找理论根据，有目共睹，早已被世人唾弃，说起来没有价值。
有思考价值的是吴敬琏辈。此人不能说坏，但酿造坏结果的能量可非同一般，且又被所谓的“自由派”认可，就不得不引人注意了。据说，此翁早期并不主张搞市场经济，后来出现了一个“闪婚”般的突变，极力鼓吹“市场经济”了。对此，笔者还未核实资料，暂且不论。可是，他头上“吴市场”的桂冠早就有，而且光芒万丈，是谁都看到了的。仅凭这项桂冠的名称，就可能知道他的 “学术”本质——对于市场经济，只求交易开放，不讲交易规则——民主法制，否则，就得不到这顶具有极端称谓的桂冠了。这就是说，他在设计上，根本没有对于 规则的谋求和筹划。这个，我们也可以从他的大量文章中看得出来。他大量的文章，与其说是学术探索，不如说是政治宣传，其宣传内容和逻辑方式，只有一个—— 以邓小平讲话开道，言说市场经济之必要，且具有官方话语那种令人难闻的味道。既然既无学术品位，又无人本情怀，为什么体制内外都能接受他呢？为什么人们提起张维迎、张五常和厉以宁之辈就如同闻到**一样捂着鼻子走，而他为什么很香呢？原因无非这么几条：一，他的市场经济理论中，没有限制权力的规则设计，给以权掏公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便首先得到权贵的认可。二，他以否定计划经济为宣传内容，正好迎合了对计划经济深恶痛绝的自由派的感情，而天真幼稚的自由派对 “经济改革能推动政治改革”的诱骗深信不疑，又不明白，搞没有规则的“市场经济”，将会步入什么样的深渊，同时，想从体制内寻求知音，便把他拉入自己的营垒，而且敬奉起来。三，这个人的人品不坏，不像体制内的其他学者那样黑心烂肠子，所以当权贵们掠夺太过分的时候，他也有点看不过眼，于是嘟啷几句，尽管是无力的呢喃，但是体制内稀有的声音，便博得大家的好感。特别是支持出版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能让自由派感到他是朋友。
正因如 此，他的负面能量相当强大：既有体制内强大的话语权，又有体制外自由派呐喊助阵，齐心开道，从而在没有任何规则保证的前提下，配合权贵的残酷掠夺，把“市场经济”推向邪道。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事实上来看中国问题，“市场经济”几乎已是“权贵掠夺”的同义语。而此时，赞扬“市场经济”，客观上等于赞成掠夺，而可悲的是人们并不知晓，连一些知名的、影响全国的大报大刊都在大唱赞歌，所以，吴老先生说要“完善市场经济”，尽管语焉不详，不知如何“完善 ”，但人们还是期待着，直到经济社会矛盾全面恶化。
近两年，吴敬琏使用习惯了的思维方式和官方话语，以否定计划经济和今昔对比为论据，写了不少赞扬“改革成果”的文章，可以作为央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宣传提纲，显然是在为“吴市场”招魂。同时，他也有所醒悟，写了不少搞法制的文章，被其粉丝们称为“吴法制”，得到了金光闪闪的第二顶桂冠。不管是醒悟也好，还是形象修补也好，都晚了：对于其个人，历史的必然评价不用说了，对于民族 的命运，情势更加严峻，我们都更在忧心之中。
另一个有思考价值的人是茅于轼。他有勇气，以敢言闻名，在不少重大政治是非的表态方面， 他都能挺身而出，从中可以看出他反对极权统治的坚定性。另外，实践方面，他在山西向农民搞小额贷款，颇受好评。这两方面都是可贵的，值得尊敬的。他作为社 会活动家，我们应预以充分肯定。可是，他一旦进入自己的经济学，面对社会经济现象来发言，其思维之混乱，价值之颠倒，让人“不忍卒闻”。什么“只有富人得 到保护 ，穷人才有可能变富”啊，中国的富人迅速大富是因为 “市场是变化多端”啊，提出“保护富人”口号是为了“避免动乱”啊，中国的房价高不是因为市场垄断，而是因为中国土地价格高啊，还有粉饰房产商（在中国谁都知道是官商）的言论，等等，都遭到大片骂声。为此，他近期写文章，大谈中国人的劣根性和道德水平，对遭到的骂声进行迂回反击。其实，他没有找出自己挨骂的原因——自己没有从民主制度和公平规则的有与无上来分析中国问题，往往把理想中的市场经济当成现实中的市场经济，把虚拟中的自由当成现实的自由，把没有 公正可寻的现实当成公正的现实，从而把不合法的当成合法的了，把掠夺当成合理分配了，把不正义的当成正义的了。但是，不少人以他的可敬之处掩盖他的胡说， 用其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亮光，来替代他作为经济学家残破，为其思维混乱辩护，以支持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教条主义，危害也不小啊。
写到这里，我想说句很不中听的话：别看那些人名气那么大，地位那么高，其实都是脑残者。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没有规则是无法实现的。——这个道理对于整天忙于生计的平民百姓来说弄不懂，是正常的，但专业人士搞不明白，只知搬弄这个术语，不是脑子进水了吗？可悲的是，这些脑子进水的人竟成为中国改革大计参与者！不是有人称中国改革为“跛脚改革”吗？那么，这些脑子进水的人不正是“跛脚学者”吗？还有一个可笑的事，吴敬琏面对社会批评“精英经济学家”，竟斥 之为“民粹主义”的“反智”！哈，作为*残者，就他那点“智”，在现今的亮晒中，人们就对之笑开了，还用得上反吗？从“吴市场”到“吴法制”，其中一个“ 现代人文幼儿园”的问题，他用了近20年！人们批评吴敬琏参与什么“独立董事”，他反批评的理由竟是他参与的是国有企为“独立董事”，所以不会有问题。多弱智的理由啊！
其实在中国，有思想能力的经济学家还是有的，比如秦晖，何清涟，卢周来等，他们在“市场经济”甚嚣尘上的90年代中期，就看到了现实的严峻和未来的危机， 并尽力反驳“精英经济学家”，强调市场规则。可是，他们进不了主流话语圈，影响不了这个当时走红了的经济学界。而国内有自由派力量的名报名刊，总把张维迎、张五常、厉以宁之流推到台面，每逢经济问题，就当成大师，又是采访，又是登彩照，而让秦晖，何清涟，卢周来等一些人难以说话。90年代中后期，支持这 些有思想能力的经济学家以挽救危局的传媒，只有当时周实先生主编的《书屋》。独木难支啊……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你的意思是先建立民主制度，后搞市场经济？这个“先”与“后”的问题，记得有人提出过，还在报上搞过相关调查，但是让“用经济自由推动政治民主”的选择压下去了。实际上，在一个清醒的制度设计者面前，不存在“先”与“后”的问题。每一项经济改革，都应有相应的制度防贼措施，这就是立规则，这就是“放开”与新规则同时出台，总不能是竞赛已经开始了，比赛规则还没有吧？这多荒唐啊？可是，事实就是这么荒唐！比如“经营承包”，“产权改革”，有几条硬碰硬的防贼措施？结果名为改革，实为掏公。如果这两项改革之初防贼措施能规则化，并有实效，那就是民主在渐进，有什么哪“先”哪“后”之 分？可惜的是，在我们的“精英经济学家”眼中，二者是不能并行的，而且谁提防贼措施，就攻击谁。其中最突出者是张维迎之辈，公开主张掏公是首要的改革任务。
也许还要人要问，你说在经济改革中搞防贼措施，能行得通吗？我说现在是根本行不通的了，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权贵阶层还没有形成如此强大的利益集团，改革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决策者也拿不出具体的主意，而社会道德远比现在要好，下岗潮初起，提出维护国产的强硬措施，是上下都会支持的事。可是让“精英经济学家”的先经济（实际上是先掠夺）后民主给压下去了。
也许有人会为吴敬琏辈辩护，说吴敬琏当初并不是没有想到法制，只是不方便提出来而已。我说，你心疼吴敬琏可能是一片好心，可是这个理由就把他弄黑了。吴敬琏要是明白没有法制规则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那么他必然明白这样的伪市场经济将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既然对灾难性后果明白，还在片面地鼓吹， 那不是包藏着祸心吗？本文认为他没有那么坏，只是不懂而已，而他的大量言论，总是不遗余力地让他的“吴市场”桂冠越来越亮，就证明他不懂，此种辩护者就不 要害他了吧。脑残者干了坏事，但不一定是坏人。
如今，重复这个话题只能让人痛苦，意义何在？“精英经济学家”的表演，历史已为他们录像拷贝，用不上笔者的这些文字。所以，只有一点：咀嚼教训的苦涩，或许对明目启智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