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莉藜
这个佶屈聱牙的题目，其基本字符取自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充分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的本质区别》，作者是曾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现任吉林省高院院长的张文显教授。佶屈聱牙不是张院长的错，只是笔者偷懒，不想另拟新题，随手搬动一下字符位置，权作本文题目。张院长官人官腔，以祈使句指令小民去“充分认识”；笔者则只代表一己管窥，即使有“认识”，也只是不充分的认识。想来与本文内容还算贴切，至于是否上口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张院长的文章发表在“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即将谢幕之际，文章的立意就着吴邦国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生发开来，既是大会献礼，又是个人表忠，吹拍的分寸与火候拿捏得十分精当。文人无行，官宦乏德，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张院长（教授、博士）亦文亦官，无论是德还是行越过了红线，我们似乎都可以宽容地给予理解。
清季以降，国门开而欧风渐，国人始知家天下之外尚有“巴厘满”（Parliament——议会），有“伯里玺天德”（President——总统），有“投匦公瘵之法”（选举）……国人睁眼看世界不意加剧了刀笔吏们的工作强度——他们再不能像先辈们那样只需山呼 “吾皇万岁万万岁”就万事大吉了，还要捎带着咒骂 “西夷该死真该死”。不单要“颂”，还要“咒”；不单要“立”，还要“破”；不单要事君，还要愚民……这么多虚虚实实的动作一气呵成，恍如行云流水，不能不说是一场高难度的政治杂耍。
张院长在立法议政的百忙之中想必也深受撰写这种又颂又骂的文章之苦，一忽而作婉转鸣禽状为中国特有的人大制度怡然欢歌，一忽而作獠牙猛兽状对泰西民主制砉然撕咬。这种不同角色的幡然切换不经过长期的修炼很难如此圆熟。然而，拿政治当杂耍，就很难不让人看出破绽。譬如张先生文章中试图臧否的四个方面——1）人大制 vs. 议会制、2）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vs. 三权分立关系、3）人大代表vs.议员、4）中共与人大的关系 vs. 西方政党与议院的关系——就颇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
关于人大制优于议会制，张先生其实并没有拿出什么让人信服的理由，只是照抄了一段《宪法》里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刚巧，《观察》不久前刊发了叶光庭先生一篇的文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其中谈到这句话的猫腻。笔者也依法照抄如下：
奥妙就在这里了！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是哪里来的呢？宪法规定是由“民主选举產生”的，可是在实际操作上，人民代表都是由上级指定的，人民只有画圈之份，没有自己直接推选之权。在人大开会期间，对政府的一切决策，代表们也只有举手通过之份，而没有否决之权。
叶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和判断无疑是准确的。我们还可以质疑这个所谓的“根本制度”有没有法律依据，倘若没有就只可能是强加给全体国民的。还好，这个问题不劳张院长回答，中共元老董必武早在1951年就作了回答。他说：“我国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革命直接创造出来的。不是依靠从前任何法律规定而产生的。”那年头，讲革命还很光荣，所以董老直言不讳地说，这个根本制度是非法的、革命的产物。
一个非法的、暴力革命建立的制度为什么会优于合法的、民选的制度呢？张先生的逻辑是：中国的人大是为人民依法履行职责，而西方议会的议席往往是各个政党、各个利益集团、各种社会势力政治分赃的结果，议员们为了各自党派的私利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且不说“为人民依法履行职责”有几分真实性，单说张先生对于西方代议制的理解，如果不是完全无知（张先生是法学博士，该不会如此无知），那一定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胡搅蛮缠。代议制的优势之一就在于代表不同阶层、团体、政党的成员通过议院这个平台进行博弈，均衡各方利益，并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事务。倘若不计张先生所用的那些词语的强烈贬憎色彩，所谓“分赃”，所谓“党派私利”，难道不是体现了一种比政治、经济成果独揽，一党独大，其它派别不得染指的独裁政治更先进的制度模式吗？
关于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和西方三权分立的关系的优劣，张先生认为：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愿，通过制定法律、作出决议，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并监督和支持“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保障各国家机关协调有效地开展工作，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实行 “三权分立”，权力分别由议会(国会)、政府和法院把持。有时候这三个机构由一个政党控制，有时候由不同政党分别控制。它们经常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争吵不休、互相扯皮。张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又祭出了“人民意愿”、“人民利益”这样的旗号，但他试图说明的要点其实只有一个——独裁优于分权，一党优于多党。让人颇感蹊跷的是，张先生本来要谈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怎么突然绕到了党的领导问题。其中的原因，恕我作一大胆推测，不是花天酒地的两会生活冲昏了头，就是长期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已经使他失去了区分这些一般概念的逻辑能力。
关于人大代表与议员孰优孰劣，张先生写道：“我们的人大代表是由人民选举产生，” “来自人民、生活在人民中间、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人民性是人民代表的内在品质。”前一句是习惯性谎言暂且不用管它，后一句也是变着法儿忽悠一般民众。
仔细观察人代会的人员构成，我们不难通过细节找出魔鬼。平日高高在上的中共当局主要领导人物、各省市自治区重要领导人物，一到召开两会，便摇身脱官为民，成了人大代表。胡锦涛潜伏到了江苏团、温家宝潜伏到了甘肃团，连军头郭伯雄、梁光烈也不甘寂寞，混迹于共军代表中分一杯权力的羹汤。
纵览参加今年人代会的近三千名代表名单，没有官职在身的代表少到可以忽略不计。为节省网络比特，仅列出人数较少的海南省代表及其堂皇名衔为例：
海南省共有代表19人。除去潜伏其中的一名国务委员，空降的两名北京官员，还有16人。这16人中，高到省长、书记、高院院长、人大主任，低到县长、县委书记，统统都是官员。在这达官贵人们摩肩擦踵、觥箸交错、莺歌燕舞的权力宴席里哪里有什么“人民性”“广泛性”的存在！
相对于亦党亦官，只在开人代会时假扮几天“人民”的中共人大代表来说，西方议员才真正具有人民性和广泛性。至少他们是人民用选票选出来的，而不是由无限期坐庄的执政党指定的。诚然，如张先生所言，西方议员是某党某派的代表，但即便如此也比一党一派的代表要好，更何况人民赋予他们做代表的权力，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党派归属，而是首先考虑他们能否体现人民的利益。
论到中共与人大的关系，张先生的理论是：中共是三个代表，所以中共是天然的唯一的执政党。中共领导一切，自然也领导、监督人大。这里以唯物主义为信仰的张党员无节制地把他的党神化，结果反倒把自己忽悠进了唯心主义的泥潭，好像这个劣迹斑斑的党摇身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无远弗届的上帝。敢问这个党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既然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代表大会却又要受党的领导，这样绕圈子还不如直接说“一切权力属于党”来得明白易懂。再问，这个党的权力边界是什么？它领导一切，监督一切，谁来监督它？如果连人大都不可以监督它，而只能受他的领导和监督，那么它是不是有点儿太法力无边了？
关于西方政党与议院的关系到底有多不堪，张先生没有多说。只提了一句话，西方政党 “为了获得议席而迎合选民的需要或迫于选票压力而奉行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的机会主义”。不用说，张先生胡乱派发的“机会主义”帽子是戴错了地方。撂下这个颇具偏见的价值判断不论，这句话还是透露出了真正的民主政治的一些特质——为了民意，某一政党必须调整自己的指导思想；为了民意，也必须完善自己的政治纲领。这样的调整和完善策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呢？难道非要像中共那样为了实现称霸世界的理想，不惜饿死数千万中国人也要出口粮食救济更穷的把兄弟；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不惜让中国在政治上沦落成现代社会的野蛮部落——这才不是机会主义？如果中共真的要为自己没有搞“机会主义”而自豪，那还是先请它为自己绑架了人民，践踏了民意而自责。
作为本文的结论——恕笔者再次偷懒——我从张先生的雄文中抄出一段话：
“中共利益集团是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中共利益集团产生，向中共利益集团负责，受中共利益集团监督，依靠中共利益集团支持。”
这段话里凡有“中共利益集团”的地方原文都是“人民代表大会”，笔者把它一一替换之后，发现这才真正切合中国的实际——人大不过是中共试图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的一个幌子，幌子背后是这个政党欲壑难填的权力欲望和操控一切的独裁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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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1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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