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乐观主义来源于信息屏蔽
原载《联合早报》
12月10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发表文章《金融危机给广东上了生动一课》。大体意思是，外向型的简单加工产业承受不了海外市场的风吹草动。越是经济危机，越是要迎难而上。汪洋的文章里说：“困难面前，关键要有信心、沉住气。要善于听取意见，但不要被议论左右，不要自乱阵脚。今天的困难压不垮广东，广东一定能战胜当前的困难！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来自于改革开放30年打下的坚实思想、物质和体制基础，来自于广大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锻炼出来的拼搏能力和经验，来自于过去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来自于广东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强大动力，来自于中央和省区市出台的一系列拉动内需的重大举措。”
说来说去，就是汪书记到广东后推行的“腾笼换鸟”政策一定不能丢。实际上，之前8日在《人民日报》上，11月14日在《南方日报》上，我们的汪书记已经两度放出如此喊话。其背景，无外乎在内外交困之下，以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经济已经糜烂到即使有省委书记的全力推动，基层官僚也实在没有动力和能力跟上的地步。这时候的喊话，一方面为基层官僚也为自己鼓劲，一方面则再次表明立场：汪洋在广东政绩全系于是否能推进“腾笼换鸟”。
“腾笼换鸟”
类似于“腾笼换鸟”的政治表态，并不新鲜。此前的说法是，“从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转变”，或者简称“增长方式转变”。实际上，1988年以来，每逢中国经济处于谷底时，这种说法就会常见报端。但直到现在，都不能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了什么本质改变。实际上，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目前的这种内需不足，投资推动，外贸加持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党国唯一的路径。
分析过去十年来的中国政治文本，腾笼换鸟实际上有两个有所关联，但又不尽然相同的含义。最早，“腾笼换鸟”出现于98年之后的“经营城市”热潮之中，当时的说法是，居于城市核心地区的工厂、企事业单位、学校。应该腾出自己的土地，为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让路。
而目前这种“赶走低附加值企业，引进先进企业”的含义，最先是主政浙江时期的习近平提出的。目前能查到的是，早在2005年，习近平就开始在浙江推行以“腾笼换鸟”为核心口号的所谓“八八战略”。但从2003年习近平入主浙江，到2007年调往上海，浙江并没有在这条“腾笼换鸟”的路上走很远。本轮经济危机之中，浙江也是重灾区，只是被媒体报道得较少而已。
而汪洋到广东以后，也迅速提出了同样的理论。我们不清楚这是否有与习近平相呼应的动机在内，或者只是因为，作为外向型经济的重镇，广东和浙江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以至于汪洋也不得不提出同样的施政纲领。（实际上，汪洋在重庆时也曾用过“腾笼换鸟”这个词，但当时主要是为重庆大干快上的城市建设寻找理论依据）。
在中共本届政治局委员中，汪洋是相对个性鲜明，对媒体友好的个体。汪洋本人是否有更进一步的政治野心？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无论是安徽、重庆还是广东，汪洋一直以一个改革者的身份出现。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之下，改革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汪洋一直都紧紧地抓着这个标签不放的。食品厂工人出身，一直走团干、党政干部路线的汪洋学历不足，并不具备充足的工具性知识。从他的简历来看，汪洋一直不是他所提出的改革措施的具体实施者，亦即美国大选中所谓的缺乏行政经验（lack of executive experience).
改革者与施政者
吊诡的是，中国的历史一直在证明的一点是：在对上负责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凡是失败的改革，其实际发起人与往往并不具备执行能力，但改革的推动者却掌握着实际的人事权力。
以熙宁变法为例，王安石执掌相印，又获皇帝全力支持；但却无奈于宋朝的强大士人传统。他不得不大力拔擢在原有体制中较为边缘的“新党”——实际上，面对几乎整个官僚集团的反对，王安石除了任用愿意效忠于己的人以外，也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而那些以“变法”为唯一政治资本的改革家们，如吕惠卿等人，即使在新法执行中遇到问题，也不可能将信息完全地反馈给王安石，因为变法，并且变得好，是他们得以升迁的唯一途径——说王安石任用奸佞，倒不如说，是体制决定了这种逆向选择。
更好的例子是大跃进与三面红旗的失败。实际上，我党的双首脑制更扩大了这种对抗的几率。党的书记负责路线、方针、政策，并同时掌握人事的最终裁定权，但却由行政首脑负责具体事务。在1954年之后，当毛的改革思路遇到中央层面的行政官僚们有形或无形的抵制之后，正是他自己的振臂一呼，才获得来自地方书记的一呼百应——因为毛是人事的最终裁决者。
大跃进本身自然不可能成功，但其能绵延3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无法恢复的原因，恰恰在于，地方大员们一方面向毛汇报各种好消息，一方面却不断向中央的行政官僚们汇报坏消息。这种持续的信息屏蔽，恰恰是导致毛与刘从判断不一致，到彻底分裂的根本原因。毛说一根指头和九根指头，刘说三七开；毛说形势大好，刘说一片漆黑……
革命乐观主义来源于信息屏蔽
从这个意义上分析，毛的在大跃进时期表现出来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现在的汪洋书记并无二致。这也是为什么普通人都能够从得到的信息判断出腾笼换鸟政策才是珠三角从去年底开始加速走向失败（其必然失败是毋庸置疑的）。而汪洋依然能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即使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他会依然判断，“困难只是暂时”的。不触动政治体制的前提下，我们的改革，依然是以行政升迁为诱饵的。这就导致了，任何真正的改革者，即使从一开始判断失误，也无法从反馈信息中纠偏，而只能在官僚体制内部的正反馈中一条路走到黑。
另一方面，与行政官僚发动的改革不同，一旦技术官僚们掌握了一定意义的话事权，因为面临着同样的信息屏蔽，他们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上，只能完全依赖于自己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说，年初国务院系统与行政系统在压制通胀上的分歧，也来自于目前的国务院官僚，对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的通胀，有着太恐怖的回忆。他们本能地要不惜一切手段压制通胀，最终，这种宏观调控把中国经济从过热迅速引向过冷。
当然，即使技术官僚们经验上与行政官僚们有所不同，其起点和利益诉求是一致的——他们自己也是欺骗信息的来源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方面能看到，技术官僚们慌慌张张地推出增加出口退税、降息、暂缓新劳动法、4万亿，甚至“司法救市”等明显是辅助现有低附加值企业的政策，一方面我们的汪洋书记依然在高喊“政府不能拯救落后生产力”的原因。在顺利的时候，技术官僚和行政官僚获得的信息是无差别的，只有在危机时刻，这种工具和信息上的差别，才会带来如此迥异的主张和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