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条老闻让我想起了这个系列的文章，那就是司徒雷登落葬西湖畔。我对司徒雷登所知甚少，当然，比较早的时候关心这个名字是因为红太阳的雄文《别了，司徒雷登》——一篇据说是标志着中国人站起来的文章。这件事情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在看到这条新闻的同时，我只想到一件苏联往事：1988年，苏联为托洛茨基、布哈林这些人“平反”。这两件事情，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殊途同归的，是两个合法性基础的丧失。
什么是“合法性基础”，我以为是民心或者说民意。奥巴马阿扁马统们不需要考虑合法性基础，因为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选票就是基础，就是民意，就是“天命”，周武王、朱元璋不需要合法性基础，第一，他们不知道，第二，他们有自己的天命，比如某颗星的位置，比如阴阳金木水火土之类，比如某个神职人员的一句话之类的理论——这个理论在当时，比民主在现在的合法成色、认同率还要高。但用枪打下天下的，不能以枪治理天下，这就是“合法性基础”。
苏联的合法性基础不在外而在内。俄罗斯帝国庞大的家底，甚至在一战的时候都没有多大损失——对德的东线战役拉锯，耗竭了国内的民力，却很难说德国能在东线上占多大便宜——相反，正因为俄国巨大的压力，让小毛奇抽掉了施礼芬计划里最关键的几个师，直接导致马恩河战役的失败，让西线也陷入僵持。无论哪次大战，德国的运输、动员、装备实力强于俄罗斯，可尽管斯大林的“威名”远远超过尼古拉，但小胡子却直接威胁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而一战时候这两个地方却都在遥远的后方——因此，俄罗斯从来没有灭国的威胁，从蒙古人之后，俄罗斯就不惧怕任何外部敌人了。无论是在西欧或者中欧聚会的刚从西伯利亚流亡地出逃的斯大林托洛茨基，还是知道自己放着德国外交部的金马克，坐着德国秘密警察安排下火车回到帝国的列宁，苏联共产党在布尔什维克时代很少把关注焦点放在帝国主义们的头上，外国，是俄罗斯流亡者们的庇护所，也是，苏共，在布尔什维克时代，主要的敌人是国内的沙皇和各种各样的反对派。被苏共干掉的反对派们包括，沙皇、临时政府，崩德，铁路工会，军事反对派，托派，季派，联合反对派，最后是布哈林李可夫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联盟阴谋集团”，当然，还有谁都可以算上的富农和资本家。
兲朝的合法性在外不在内。与强大的俄国相比，从宋朝以后，中国基本就是人见人欺的国家了。辽、金、蒙古，谁都玩中国人玩得很爽，爽到满清坐了将近300年天下，中山先生仍然需要号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1840年后，比草原民族更厉害的洋人来了，即便日本，都有大爽一把的决心。因此兲朝很早就“以外御内”，不晚于二大吧，就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之类的目标了，流窜到西北，逃命的时候仍然不忘喊出北上抗日的口号——日其实就在福建台湾和东北，往西北走，倒符合“曲线救国”的政策。到了美国打下日本，全面内战爆发，仍然不忘煽动反美情绪，找个妞让美国兵强奸、不食美国奶粉之类的猴戏不断，一直到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再往后，连老大哥也反对，反帝反修，同时与俩超级大国对着干，实在坚持不住了，总算想起老祖宗远交近攻的手腕来，及至苏联崩溃，又拿出了反和平演变的大旗，反美，反日，韩国人说孔子是韩国人，cnn制造假新闻，法国人支持西藏独立，等等等等，当国内问题焦头烂额的时候，举出排外大旗，无往不利。直到今日，毛粪们喜欢拿两弹一星说事，归根究底，仍然是“站起来了”的合法性基础的孓遗。
当然，这些“合法性基础”都是虚假的。苏联那么多反对派，最终只是在枪口下和刑讯室里存在过，兲朝再排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威胁不在海外，而在二元体制、腐败，低效率这些“兲朝特色”的崩溃导火索内。僭主和他们的继承人，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兲朝，始终不能避免的问题，仍然是面子与实际的精神分裂。
苏联以整理国内各种问题而起，反对各种“反对派”，但始终没能理顺国内问题，最终分崩离析，
做了这些事情，不论对或者错、正义或者不正义，仅仅从维持政权的角度来说，其实都是有问题的。苏联所谓的反对派，只是对心怀不满的人，与苏联布尔什维克本来就是“同路人”，对沙皇、临时政府不满的理由是共同的，只是道路后来不同而已，（当年也有“同路人”一说），对政府不满的人全世界、哪个朝代都有，但苏联却以镇压、肃反扩大化起家，只是制造了更多的敌人。但苏联没有意识到，这正是自己的立国之本，或者，这个就是苏联的国家本身，用第三国际的定义来说，国家就是军队监狱法庭警察——这不是国家的“一般”定义，而是第三国际国家的具体定义。当戈尔巴乔夫意识到问题不对，这样的国家太恶心太变态，需要“改革”的时候，给托洛茨基布哈林平反，那苏联自然不会持存了。
兲朝以排外起家，但其实兲朝自己也很清楚，兲朝自己也不过是原先某个大国在中国实际代理人而已，几十年之后，兲朝也知道，自己其实不愿意也不可能离开“帝国主义”，与此同时，兲朝还遭到了苏联的最后那个诅咒，于是兲朝身心分裂地更高的高举本来就已经高举的排外、“站起来了”的大旗，却发现不光自己的老婆孩子二奶小三们和“退身步”都已经安排在帝国主义，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矿井之下，车间之内的民工们的命运，也与帝国主义紧紧联系起来。至于自己的在商界的伙伴、学界教授专家乃至自己的招商指标，GDP目标，说到底都跟洋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在这个时候，恰当的流几滴眼泪，在联合国上或者其他帝国主义的地盘上喊喊普世价值，民主之类的口号，不也是很合适么？这也是工作需要嘛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兲朝故意“忘记”了《别了司徒雷登》，让司徒雷登归葬西湖之畔——同样是这个西湖之畔，当年似乎还有写《别了司徒雷登》之人的行宫。
身心分裂的兲朝，其结果不会比肉体分裂的苏联更好。可以预料，兲朝的后世与苏联的后世俄罗斯完全不一样，苏联的封闭状态，可以制造出阿布、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样的寡头，以及普京那样的新僭主，而兲朝早就被外国渗透，身心分裂也让自己丧失任何公信力，兲朝的后世，无论是军阀还是财阀，将会和兲朝的自己“当年”一样，最多不过代理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