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这个犹如炸弹一般引爆了公众神经的奶粉事件被揭露之前，人们早已在为自己每天所吃的东西是否安全感到担忧了。从快餐中的苏丹红到火腿中的敌敌畏，再到各种添加剂和假药。面对这样的局面，向来笃信“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如今简直不知道如何安放自己的嘴了。
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庞大的社会体系会在何时何地把你置于一种致命的危险境地之中。于是一种精神的持续压力和恐惧成为今天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常态，在奥运场上所表现出的那种极度狂热的民族自信，此刻，在遇到一包毒奶粉的侵袭之后化为泡影。
如此貌似强大的我们，此刻又为何如此脆弱，脆弱到无法保护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脆弱到无法保证一个社会持续发展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彼此信任和安全感？这究竟是为什么？谁又改为这一切负责？
新闻报道已经将拘捕当事人和撤销官员的消息公诸于众，作为暂时的安慰剂，安抚公众焦虑和愤怒的心。但是，如果问题的根子不是几个官员或者企业负责人个人的意识病变的话，那么即使拘捕了整个中国奶制品行业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个国家的制度和道德的根已经腐朽了。
制度的腐朽在于，这个依靠权力高度垄断的庞大的官僚体系运行的制度，始终缺乏必要的人性。它始终依靠一套合法性修辞背后的逻辑来生存和运行，始终通过权力的垄断来维持对利益格局的绝对控制。强大的制度惯性使得每个进入这个制度框架的个体，无论他在私人空间里表现多少的温情脉脉，当他面对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他者时，只能是冷漠无情的，只能是一种工具的关系，是一种控制关系，而不可能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一种基于权利与责任的契约关系。即使某个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再强，当他面对这种庞大的制度惯性所熏陶出来的整个社会潜规则时，也是无能为力的。前赴后继的山西省长们，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么？
我们的社会及其公民至今没有获得出生证。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还能指望平衡和公正吗？还能指望这个制度为我们提供最基本的安全和人性的关怀吗？
法治的口号已经喊了许多年。但是，以毒奶粉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公共安全危机事件表明，法治意识在今天的中国还远远没有扎下根。法律依然只是政治的人质，是一套修辞，是一个神话，从来都没有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因为，在这个制度的最核心地带，强迫性的意识形态依然不可一世，法的精神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始终只是在行政上进行修修补补，而不是把基于个人自由和公共民主的法治逻辑作为国家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可靠根基，那么，必定还有更多的生命被这个巨大的制度机器所吞没。
至于道德，人们早已用沦丧殆尽来形容。如果说制度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刚性轨道，那么道德则是润滑剂，是内在的精神律令。可是，如今这个被传统儒家强调为最高准则的道德律令，早已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了。君子式的人物，如今只能出现于丹所炮制的《论语》心灵鸡汤里，为芸芸众生提供一丝虚幻的慰藉。实际生活中却是小人遍地，物欲横流。别人永远是自己的工具，情感也是利益的筹码。
转型期的价值混乱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我始终觉得根子依然在于我们社会制度的道德性的彻底匮乏。本来，这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制度也是高度道德化的，道德教化始终是核心命题。但历史已经表明，要求禁欲的革命最终却荒淫无耻到极致，要求做道德楷模的新制度最终却成为道德沦丧的温床。从根子上，这个依靠暴力建立起合法性的制度是建立在对生命的摧残和对人性的毁灭的基础之上的。在它的逻辑下，道德只能是工具，或者一套华丽的修辞，是思想的驯化，而不是一套发自拥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人内心的信仰体系。其结果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能是泯灭人性的迫害，只能是摧毁人伦的恐怖。一个根本上不道德的制度就这样摧毁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土壤。
改革后的制度并没有改变这个核心的结构。它只是用金钱和利益的动力取代了革命乌托邦的豪情壮志。于是，把人当作革命目标的那个时代虽然终结了，但把人当作赚钱机器的新时代则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为什么，面对频繁发生的矿难、环境污染、传染疾病、药品和食品安全等大规模公共安全事故，资本集团和官僚集团可以熟视无睹，依然我行我素。即使某些当事者被撤职法办，也无法保证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件。即使今天查了毒奶粉，那么其他成千上万的产品呢？谁敢保证这些不会成为另一个炸弹？因为，当制度和道德双重腐烂的时候，疲于奔命的治标之策显然是无济于事的。
只有把个体的自由和权利真正作为制度的核心，只有从通过制度的重建来恢复道德的纯洁，重建基于现代文明准则的信仰体系，从而为这个社会培育足够强大的公民力量，使之能够与国家和资本进行平等的协商，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对公共利益的侵犯。然而，鉴于中国转型的巨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腐朽的制度核心注入健康因子的过程显然是漫长而痛苦的。毒奶粉事件以及过去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无数个此类事件，都必将是我们为了“中国奇迹”这个巨大的荣耀而付出的代价。
── 原载 作者博客
Saturday, October 2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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