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09-23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很大的改善。唯独主流媒体和公民权利没有进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权力与资本的勾结在变本加厉。
人们在事发多年后才知道，许多少年被诱骗去山西黑窑做奴工，是因为有官场保护伞。人们事后才知道警察与民众之间以暴易暴，闹出人命。普通中国人不是万不得已不会去医院看病，因为那里的服务质量令人摇头，收费标准又完全脱离中国的国情。个体工商户和小企业见了电信局就像老鼠见了猫，因为电信局有伸缩自如的霸王条款。
令人发指的大头娃娃奶粉事件落幕后，三鹿毒奶又登场了。
三鹿公司明明3月份就接到消费者投诉，6月份就有儿童肾衰竭的举报，为什么要拖到9月纽西兰总理出面劝说后才开始发布消息呢？
人们不禁要问：面对种种乱象，中国的媒体到哪里去了？质量检测管理部门哪里去了？消费者协会到哪里去了？人大代表到哪里去了？
如果连攸关婴儿生命安全的问题都被视为敏感问题，如果连呼吁媒体跟踪调查都是极度奢侈的心愿，那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是不是天方夜谭？
中国媒体抛弃了国内民众
由于媒体与基层群众的话语权完全脱节，主流媒体基本上担当的是弘扬官方“主旋律”的功能，既不能报道各个阶层的生存状况，又不能扮演公众与政府、企业之间理性对话的平台，更谈不上担负公民教育的使命。
可以说中国主流媒体基本上放弃了本国受众。由于国内完全没有宣泄渠道，中国大批受众将注意力投向境外媒体，完全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另一方面，中国的许多环保公益组织也在夹缝中生存。大批反映中国各基层现状的国情调查报告，被迫流向国外大学和基金会。
好人做好事战战兢兢，这是精英的尴尬，也是国家的危机。
中共担心西方输出颜色革命，干涉中国内政。这点可以理解，也应该警惕。但是如果人民可以在本国成立环保组织、慈善机构，可以在国内自由募捐开展环保、慈善活动，自然也就不会一面倒向外国基金会。如果人民在本国媒体可以畅所欲言，人民也就不会一面倒向外国媒体，许多触目惊心的灾难也可避免。
需要有公信力的民间组织
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仅仅体现在它拥有多少形象工程，还在于它的国民手中是否有权（监督权力、遏制腐败的公民权利）、有钱（促进繁荣、扩大内需的消费能力）。可上九天揽月的前苏联骤然崩溃，其教训殷鉴不远。
一个成熟稳定的国家不仅要有强大的政府，也要有强大的民间社会。一批有公信力的独立民间组织存在是国家的福音。拉萨暴乱期间，西方反华势力疯狂叫嚣抵制奥运圣火，是中国网民排山倒海的强大压力，才使西方对华刮目相看。这些网民才是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者。
四川地震期间，40万志愿援者奔赴灾区捐款捐物、奉献大爱，抚慰受难同胞的痛苦，也减轻了政府的压力。千篇一律打击民间健康力量结社，只会扼杀国家的生机。愚民只会产生暴民，不会有真正的和谐社会。
中亚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根本原因在其内部：一、特权阶层任人唯亲，世袭严重，腐败猖獗，人民没有政治参与的机会；二、贫富差别扩大，阶级矛盾激化，人民对统治者完全失去信心。中国是否应该引以为戒？
环保、劳工、助学、扶贫、救灾、慈善领域的公民结社，不但不会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相反可以培养公民的优良美德、减轻政府负担，促进国民身份认同，净化社会风气。
好人可以堂堂正正做好事，好人有好报，这样的社会就会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权力不受制约，腐败无孔不入，这样社会就会恶性循环，危机四伏。
民权赤字导致管治危机
一个没有公民权利的社会不可能是和谐社会。从非典、松花江水污染、太湖蓝藻、禽流感、蓝耳病、山西黑窑奴工、阜阳大头奶粉、手足口病、瓮安事件，到襄汾溃坝、三鹿毒奶，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令人窒息。中国近年来出现的管治危机，不是由于敌对势力的破坏，而是由于民主的赤字、公民权利的缺位以及社会纠错机制的瘫痪造成的。
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刻 。官方主导的信访机制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管治危机，就要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还给人民，让人民拥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让人民组建属于自己的消费者协会，选举自己的民意代表，由人民主动监督政府和企业，而不是仅仅靠政府层层发布通知治国，更不是由政府以左手监督右手。否则，所谓权力的制约只是纸上谈兵。
厦门为PX污染项目理性游行、上海市民为磁悬浮项目温和散步，证实了中国人民是温良恭俭让的良民，决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暴民，事件的圆满落幕也说明了政府与民间也可以理性互动，可以学习民主、学会妥协。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慈禧太后去世100周年，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历历在目。1998年中国政府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十年过去了。还要等多久，人民何时才能当家作主？台湾在看，大陆13亿人在看，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作者 阮永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