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化的共产主义和发展主义“理论”都救不了中共
年大六
——重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感言
毛时代，尤其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高举“三面红旗”的年代宣扬的“共产主义理想”其实就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区分的三种共产主义理论中的第一种：处于最低层次的粗陋的共产主义。
其基本特点是：以平均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平等空想的名义，强制“拉平”和操纵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自然趋势，以虚假集体或“一大二公”的虚假社会共同体（人民公社）的名义，限制和剥夺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任何可能性（最荒唐的公社一度取消了家庭，采取类似天平天国兵营男女分别编制的禁欲主义军事化组织模式）…… 等等。
实际上，毛的共产主义理论一直没有超越这个最低层次，文革中的五七指示就是粗陋共产主义理论的“绝唱”。
千万不要小看这种邪恶信仰的社会危害性，对于文明和文化，对于人类的智力和理性的发展，这种所谓“革命理论”的破坏性，从红色高棉掌权之后搞得“消灭三大差别”的惨绝人寰的“大跃进”中可以看到其极端形式究竟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研究红色高棉理论与毛晚年“继续革命理论”的关系，现在在大陆学术界还是禁区。实际上，波尔布特反人类犯罪集团骨干成员也是人，而且青年时代曾经是真诚为社会平等奋斗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为何会发展到杀人不眨眼的“红色恶魔”地步，其观念和人格究竟是如何异化的，怎么不应该认真研究，以防重蹈覆辙啊！
前工业化传统社会在面临现代文明冲击时，其中一向与世隔绝，因而心灵封闭、文化极端落后的广大底层社会成员极易产生上述狂热空想，经过毛泽东、波尔布特一类左翼极权主义领袖人物的意识形态加工，这种自发的空想就可能转化成为一种邪恶信仰（亦即把这种社会幻觉学理化、规范化、仪式化、神圣化等等），其意识操纵、文化蒙蔽和社会裹挟的负面精神力量不可低估。
现在中共上层极左势力煽动复辟毛泽东晚年的粗鄙空想理论及其祸国殃民的实践，也是因为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可以依托。而且这种极左复辟思潮和势力在党政军中上层颇有土壤，也意味着一旦得逞，中国社会难免发生军国主义或法西斯国家主义一类的对现代文明的大反动、大逆转。如果那样，中国的“毛泽东二次革命”将与曾经发生过的伊朗“霍梅尼革命”有异曲同工之恶。
从意识形态角度讲，逼退胡耀邦之后二十年，中共理论选择和建构方面的问题，从根本上讲，也在于实际上以右的极端——一种抛弃共产主义理想，首先是抛弃社会平等自由价值理想（也就是普世性民主价值理想）的粗鄙发展主义（以效率至上、经济决定论版本的生产力主义的名义，甚至直接以西方华盛顿共识之类“与国际接轨”的新自由主义的名义的所谓“务实”主义），实际上成了官方政治话语的“主旋律”。
这种思潮在八十年代不能说没有某种“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随着1989年对风波的镇压后非民主甚至反民主价值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崛起，粗鄙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转化成了转移民众对自身社会权利剥夺感的注意力，而服务于特权势力的文化蒙蔽性的观念力量。
粗鄙发展主义的根本特点就是从上述特权群体利益需要及其价值偏好的观点看待社会问题，把他们赖以暴发的社会结构化状态（尤其是其中的政治权力垄断状态）及其相应的观念集合虚假学理化、强制规范化、仪式化、神圣化等等，并通过对社会信息加工和传播渠道的政治垄断和行政操纵，制造了这一套虚假意识为构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唯一“理论基础”的变态文化和政治氛围。
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最近几年发表在网上的许多文章中都有不同视角和层面的分析和诠释，这里就不再复述。我只是强调指出，意识形态象其他社会观念产品一样，需要在竞争中证明其价值直觉感染力、社会解释力和社会自组织规范能力（比如其“得人心”，亦即渗透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社会知觉和解释中的范围和程度）。
从这个角度讲，粗鄙发展主义显然是一种失败的意识形态，这从其一套话语喋喋不休的炒作与灌输实际上起了激起大多数社会阶层逆反情绪的情况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