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流”谈起
从“主流”谈起——文化选择机制结构分析之我见
年大六
现代社会是功能分化社会，以从事艺术创作为职业及其生活方式的独立知识分子当然具有无可替代的社会和文化功能。现代文化的多元主体性和自由个性不断自我调适和重建，离不开独立艺术家及其追随者对人类感知方式坚持不懈地探索和符号建构。
生而为人，在我们的生命活动与他人、与其它生命形态的关联和互动中，通过科学和数学一类的活动建立种种抽象符号化的关系形式，对现代人来说尤其重要乃至必不可少。比如谁也不可能不跟货币打交道，而以货币为中介的交往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严密规范的抽象符号体系（还记得马克思的“抽象劳动”等概念吗）。
但是，人类不可能靠这种抽象的符号体系来理解和把握与人的生命活动自主性及其所谓幸福感息息相关的更深层的涉及到主体间、生命间精神或信息“根系联结”状态。
这种抽象的符号体系无论多么发达和“完备”，也不可能替代个体感官及其衍生器物对世界的直接感知（选择性地接受种种信息数据流模式）和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和感悟。人类的感知方式不仅有历史地建构的概念或符号显析性和文化传统性一面，而且有同样历史地形成的亚文化乃至反文化群体和个体的文化变异性一面。维持这两者之间的动态均衡或复杂性自组织增长意义上的张力是富有生命活力的文化系统基本秩序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主流”何以成为主流的？
在正常的文明社会（更不必说现代文明社会）中，艺术系统是有着相对独立的自组织逻辑的“流运动体”，所谓主流是社会自组织复杂性机制“自然”选择（文化选择）的结果。
而在权力总体化社会（就是“极权”社会），政治全能，艺术并非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所谓官本位、行政统治、泛政治化等）。因此艺术中的所谓主流就是因为政治全能选择机制而成为主流的。
盛唐时期唐诗的主流如何“流变”？那些影响最大的诗人并非政治权力选择的结果，大部分都是在政治上边缘化（“体制外”）的，后来有的诗人（如参加黄巢新政权的皮日休）干脆就是政治反对派、造反者（当然这种情况很少，正如仅仅因为诗名成为政界“大腕”也很少）。这是很发人深省的。
文明有自己的结构性特征，古今中外相通（不是“相同”）。中国历史上几次文化原创性勃兴（文艺复兴）高潮都是有社会和文化的结构性原因的，集中表现为社会的权威性资源占有和分配结构——也就是基本政治制度与社会自组织趋势的耦合、匹配的良性状态。经济往往是受它限制的，当然经济也有相对独立的一面。这也就是“势”和“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而一切文明社会的权威性主要来自表现为习惯、习俗、风气、时尚和约定俗成的文化指令体系——所谓“道统”，亦即最基本社会交往和互动关系的规范系统，也就是广义的伦理规范系统。
把构成社会技术条件的工具性知识及其运用（所谓物质生产力）抽象为社会结构流变的唯一“终极原因”显然站不住脚。
社会结构化的动力因是多元、并行、弱等级和“动态核心”、亦即动态多中心随机转换的自组织复杂性状态（并非线性因果链，而是回环递归涡流运动体）。
社会结构流变也非不可逆（并非越来越进步），而是与环境（首先是文化力量互动的环境）相对匹配意义上的适应或不适应。自主适应最大化是文明生命最深层的合目的性动力因。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目前看来最好、最具有解释力和价值直觉感染力的文明广义进化过程的大体的分析模式。一口气说了这么一大堆，供参考，欢迎质疑和讨论。
涉及到历史本体论探索问题，李泽厚曾经有“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的构想。不是不可以，但关键在于怎么理解人类经验？作为“吃饭动物”的经验？显然不行。只能是作为“说话动物”、“自主行为动物”。这里的“说话”是广义，指符码体系化表达、沟通（对象显析化“通灵”）和交往能力。
人类是生物行动者、文化行动者和社会能动者“三位一体”本体。
甚至高智能动物的社会行动也是都要涉及社会的权力关系的，人类更是如此。打嗝放屁不涉及权力关系，因为不是有意识的活动。只要有意识的活动就要涉及权力关系。
概念逻辑化的意识活动不必说，就是意象、意向性的前意识活动也要涉及权力关系——比如社会流行的审美趣味、感受方式等。为何唐人看女性以丰腴为美，今人却以苗条为美？还不是文化选择权力渗透进了一般人审美意识的结果？
文化选择权力总是要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才可能起作用的。人们通常说的“制度”也离不开资源基础。那么资源是指什么？是物质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仅仅、不首先如此。
那是一种配置性资源，亦即体现人对自然物支配的资源。人首先要能支配人，才可能支配物，而不是反过来。人怎样才能支配人？拿铐子铐着，用绳子牵着？那是机械性支配，连动物都不如。占山为王的动物支配别的动物也还是需要通过行动（首先是暴力，但不仅仅是暴力，也有智力）来建立自己的权威的。
权威是什么？首先是精神和智力意义上的权威。像对爱因斯坦的理论，你不服气行吗？这种权力是人家内心服你，精神上追随你意义上的自主内化的支配性关系。
人支配人的权力关系，在社会的文明状态中，主要是靠权威性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关系实现的。盛唐时权威性资源主要是道统意义上的社会行动正当性、合法性资源。而当时的道统真正具有多元多样化传统资源互动的特征，儒释道三家互动，韩愈“辟佛”是后来的事。开国统治者血统就是混血型的，对多元文化持开放姿态，兼容并包，很少“范式”成见。
而且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良性互动很流畅、大体上不隔。朝廷当然有规矩，但规矩的政治性程度或者范围不大、而且颇为可塑。像性观念、性交往风气就颇为“自由化”，白居易的弟弟的大作《天地阴阳大交合》可不就是“不打自招”！
青年举子尽然搞什么男女裸体春游，岂非“聚众淫乱”？但“权威”方面无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时两眼都闭上，叫做“不痴不聋难做大家翁”。
当然也有慷慨激昂卫道的，但没有搞“扫黄打非”，因为搞不起来，最高决策层认为“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当然心血来潮翻脸后来也有。
总之那时统治者相当“天真活泼”。政治权力对日常生活领域干涉很少，就是大体听任社会自生自发形成的风气、风俗、时尚、潮流在那里起“文化领导权”作用。
像发表诗歌，绝对不经任何审查；发表后的“文学评论”也几乎完全自发。谁是主流、大师全看社会上自由流行的反应，好作品不几年就辗转相传到今天新疆、日本等地方的有的是。主流就是这样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