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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孙志:华国锋的晚年生活

记者孙志:华国锋的晚年生活

 


 


    华国锋淡出政坛以后,居住在在北京西皇城根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内,这是原先清代的礼王府。他与夫人韩芝俊在小院内及外墙根种了不少的树、花和菜,葡萄、海棠、桃树长势都很好。他们自享其果,自得其乐,还会拿出许多分给工作人员和警卫队的战士,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许多中国的中老年人,都还记得被尊称为「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华国锋,而对於八○后、九○后的年轻一代,这个名字已经非常陌生。记者年初到京郊门头沟,一个农家饭馆里,并排悬挂着毛泽东和华国锋的画像,非常醒目。这基於草野的怀念方式,提醒一段中国人不应忘却的历史。


    华国锋一生忠诚於毛泽东。每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纪念日,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华国锋都要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鞠躬致敬。而「毛主席纪念堂」,正是他亲笔题写的。


书法自成特色


    华国锋一直享受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待遇,但他深居简出,最大的爱好就是研习书法,他的书法端庄稳重,自成特色。近年来的作品多被人收藏,拍卖行情日渐看好。华国锋的会客厅中,悬挂着一张条幅,是他在二○○六年八十五岁时写的,斗大的两个字「清静」,大气从容,很见功夫。评论界对其作品多有赞美,故上门求字者络绎不绝。


    据说,这些年,华国锋到过不少地方,但去得最多的是农村。离开政坛近三十年,他仍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欢迎。有一次,华国锋在湖南张家界风景区内,被几位大学生认出,众多游客自动站成两排,向华国锋致敬。「这样的场景,并不全是由於群众对高层领导人的神秘与好奇心理所致,也并不是所有的退位领导人都能享受到的。


    华国锋对自己的退位也表现得从容、大度。据北京资深政坛人士回忆,华国锋是在毛泽东身后,最早身体力行,实践民主、宽容风气的领导人,在他任党主席时期,虽然不同意否定「两个凡是」和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但他未因此压制、打击或处理过一个人。

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因此,与利益相比,更危险的其实是思想。 —— 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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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东兵访原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

历史几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毛主席在逝世前,江青也是在找毛主席的晚年著作。她其中的一个借口就是列宁的老婆保管着列宁的全部著作。”华国锋说:“当时我们的理由是毛主席去世和列宁去世的情况不同,克鲁普斯卡娅也和江青的地位不同而拒绝了她,江青和我大闹,实际上也是和党中央大闹……”

    这是华国锋惯有的把戏,那时他自认为自己就是中央,他就是所谓毛泽东的接班人,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以他自己的话和理由为准则的。他不把江青这些人放在眼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我说:“正如列宁去世以后和以前他的夫人和斯大林闹翻一样,斯大林去世时也和当时的领导人闹得不可开交了。当时斯大林的女儿就一口咬定斯大林是被人害死的,她不可接受一个昨天还活生生的领袖会在一个晚上而变得不相认了。他们都是在害病严重的时候连话都不能说了,以此给后人留下了无数解不开的故事。但是,无论是列宁的继承人还是斯大林的继承人都没把他们的夫人和家里的亲戚怎么样,无非是坐冷板凳罢了。唯有你这个接班人把江青抓了起来,在一个昼夜把她翻了一个个儿,成为人民的公敌。这个气魄和胆量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吧?我常常在想,如果毛泽东当初知道或发现你们要这样做,老人家究竟是什么态度呢?还会认为你是一个老实人吗?”

    华国锋听了哈哈大笑:“历史是从来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因为历史总是后人来写的,历史既不会重复也不会重演,我们绝对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昨天的一切。也不能用自己的想象来强加在历史人物的身上。我当时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得到了全国和全党的公认,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政治斗争真正到了关键时刻的时候,很难区分谁的行动就是绝对合适,谁的行动就不完全合适。如果等到了江青他们主动行动对待我的时候,我还能再站出来吗?在政治斗争中,只是考虑最后的效果,而不应该事先有什么限定的框框。”

    我马上说:“邓小平他们一定要把你搞下去,大概也是出自你这样的考虑吧!”

    华国锋张口结舌,好半天没吱声。后来他对我说:“你的许多见解,说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好听,但是仔细回味,你的话很有道理。我爱看你写的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我和一些人提起你的作品来,都对这一点表示欣赏。你是一个敢于讲话的作家。但是,你也要充分地理解当事人所处的条件和环境,不是象你写书那样的简单呢。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文呀。”他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了很久才弄清楚他的意义……

    是的,当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决定了自己的接班人的时候,绝对不是政治生活正常的标志,而是人民民主生活的倒退。即使最伟大的领导人也不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接班人,而应该由党和人民来决定他的事业究竟该由什么样的人来接班。这已经成为今天民主政治的常识。对他的这种至今不改的自我陶醉和吹嘘,我只能报之以沉默。他足不出户,也不介入当前的政治,自然远避开了改革、开放的是是非非,每与人谈起当前的问题即牢骚满腹,也不见诸文字。他讲到某要员的时候,说他是“搞小聪明的专家”;谈到另一位政治家,则说他在上层“从来就没有好感过,这样的人怎么会进入中央政治局”。随抛随洒的许多惊尘骇世之叹,就那样地随说随丢,象风一样地没有了踪影。

    他不时地对我说:“还是你们作家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无拘无束,流芳百世。” 我反唇相讥道:“但是充满人生感悟和洞察尘世的作品,固然深奥费解,却被某些人视为危途。大多的历史作品,都是写愚民、谈酷吏、骂冤狱、颂义师、贬方正圆滑、讽溜须拍马,也有反其道而行之者的,作家们过去的结局怎样,你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吧?”

    我看到华国锋毫无反应,似乎这一切与他已经非常遥远了。这也难怪,所谓的大人物,从来只是关心他们自己,哪里会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命运挂在心上呢?即使有朝一日站出来大发其慨,也不过是为了对付他们的对手而做的一种廉价的宣传罢了。君不见历史上那些多如牛毛的《宣传提纲》和《形势教育》,就象万花筒似的照出了历史上多少骗子们的嘴脸呀!

    在离开华国锋以后,我常常在想,历史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人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所谓“英明领袖”和“毛泽东的接班人”呢?这个历史的玩笑今后再不能开下去了呀!不过,他的一句话我是非常赞成的,那就是:“历史需要有胆识的人来写”。不过,这句究竟是出自谁口呢?是眼前这位已经变得无害且有益的老人吗?我和他谈话的时候,始终总是望着他,回忆着过去他那轰轰烈烈的场面,多么象一出精彩的活剧啊!历史舞台上匆匆来去的过客,究竟给人们留下了什么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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