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９年年底，我在香港，有记者要我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发表意见，我说哪有什么争论，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反对专制主义。在中国实行民主以后，当然会有左派右派。我就可能是一个左派，主张社会主义，但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没有什么左右可分。只有有了“自由”，才可能有“主义”，这样那样的“主义”。没有自由，什么也谈不上，一切“主义”除专制主义都来自“自由”。我差一点就同意把这段话发表，但是后来一个朋友叫我再看一看。一年多了，我才发现这场争论真是愈演愈烈，我幸好那时没有发表。
对我来说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甚至唯一的问题就是两千年相沿成习的专制主义。这一年我才知道新左派的看法根本与此不同。你对情况比我还了解得多，“梳理”也极清楚，我由此增加了许多知识。我觉得你的梳理对读者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由于上述我的基本观点，我不可能像你这样写。在我看来专制与自由之间是很难折衷妥协的。新左派在中国的出现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他们会取这样的立场，也是我所难以想像的。虽然他们的思想资源来自洋人，但是我仍然要说中国专制主义的根子实在太深。８０年代在北大教了一年书的詹明信Jamison对新左派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很大的作用。最新最大的代表人物毛泽东不但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渊源，而且其威所被，还成了欧美新左派心目中的导师。赫赫有名的巴黎６８年５月就是以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为精神领袖。而西方鼎鼎大名的萨特，就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文革的崇拜者，因为他用大民主“打倒”一切官僚，把大批干部、学生、知识分子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平等”、最否定“特权”的社会。
我不能要求你像我这样来看新左派，但是我希望你多少能把这一点点出来。老左派原则上否定定文革，但肯定五十年代，原则上主张对毛“三七开”，但新左派中至少有一部分（如崔之元）是基本肯定毛的，是崇拜毛的（洋人新左派更多）。你提到新左派有话语优势，而自由主义者则受迫害，这点我认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南方周末》点出汪晖反对国际资本，而又接收了李嘉诚的奖金，这一点我认为提一提也好。你的最后一页是在“和稀泥”了，但是我不仅不反对，而且赞成。因为只有这样，你的文章才有发表的“话语权利”。让读者知道你了解的东西，在我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只是我自己不会这样写而已（我已经说过，我个人只发表自己的见解，当然远不能畅所欲言，决不会介入任何争论的）。
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这话是毛泽东说的。就这一句话讲，可以说是“真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在凡人看可以说是“纯而又纯”了，但是毛泽东在看，还是不纯。尤其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理论家谁都不会主张“纯而又纯”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天然就是不纯的。自由主义这个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编入中学教材，在中国是臭名远扬的一个词。把这个词从政治范畴重提出来确实是我第一次在《顾准日记的记序》中，第二次是在《北大传统与自由主义》的序中提出来的。提出以后，虽然一下子引起了许多年轻学者的热烈响应，却马上（几乎是之即）引起了新左派的攻击，大意是自由主义为贪官污吏鸣锣开道，观点之鲜明，言词之激烈，我到现在才勉强有所了解，实际上还是糊里糊涂，你如能把这个背景弄清楚，对我（还有很多自由主义者）都将是很大的帮助。说官方或老左派能懂得新左派的理论是很难相信的，但官方确实又对之持优容态度。为什么这样？我也弄不明白，唯一的解释就是“心有灵犀上点通”了。不见《参考资料》只要是批评《新自由主义》的文章都大登特登吗？
关于我个人，我以为你写的有些溢美了，略删几个字想来你会同意的。“六四”以来１２年了，社会表面平静，其实下面变动很大。这两年当局对言论的管制越来越严。进入新世纪，自由主义者的末日快到了。然而，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必须补充一句，我说的春天也不过像郭沫若１９７９年讲的“科学的春天”中的春天那个意义而已。言论自由可以再上一个台阶，社会矛盾还是不断，自由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会抱不切实际的幻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