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旗帜鲜明地否定仇和
旗帜鲜明地否定仇和
盛大林
仇和何许人？江苏省宿迁市市委书记也。此前，他曾任宿迁县县委书记、宿迁市副市长。在此三任的七八年间，他坚决治理社会治安，铁腕掀起反腐风暴，强力推进城镇建设，大胆进行国企改革。为了筹集建设所需的资金，他强行扣除每个财政供养人员10％的工资，连离退休人员也不放过。为了快速推进城镇建设，他在强制拆迁上“毫不手软”。他卖国企，卖学校，卖医院……短短几年的时间，宿迁确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江苏省的一位领导甚至说仇和办成了按常规方式50年也办不了的事儿。（据《南方周末》2月5日报道）
凭直觉，仇和是一个难得的“好官”。论道理，仇和改革的大部分具体政策，我也赞同。看成果，宿迁的变化也不容否认。但我还是要说：宁可不要仇和！
否定仇和，因为宿迁没有民主。虽然报道说他最早在全国完成了“任前公示制”、“公推竞选”等建设民主制度的试验，但在“个人权威”之下，会有真正的民主吗？“任前公示”也好，“公推竞选”也好，如果没有他仇和的首肯，能进行得了吗？据报道，他在欧洲考察期间，发现栽了树的城市广场怪好，立马打电话回宿迁要求也建一个。他要在3年内将城镇化水平提高20％，强制要求乡镇沿街的房屋都要改建为贴白磁砖的二层楼房，舆论哗然，领导班子中也有不少成员强烈反对，但他“执意上马”，并给每个乡镇下达任务指标，限时完成，他在常委会上宣布，“我也不强求你们统一思想，但我看准了的事，就要干。”——他一个电话就“必须要办”，他“看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干，这有“民主”可言吗？
否定仇和，因为宿迁没有法治。为了城镇建设大跃进，他大搞强制拆迁。他常常亲率公检法及政府各相关部门，铲车吊车开路，顺之还则罢了，逆之则“自食其果”。“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来，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为此，这个妇女至今还在上访。在“强势发动、强行入轨”的过程中，仇和承认“确实伤害了一些人”，但他又说，“放在当时大乱需要大治的背景下，这样确实有效，老百姓也拥护。”仇和可知道什么叫“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仇和可知道，在法治社会中，即使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政府也不能非法侵害个别人的合法利益？法治当然重视实质正义，但法治更加重视程序正义。然而“仇和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这哪里还有半点法治的影子？
否定仇和，因为宿迁党政不分。在宿迁，国企改制、城镇建设、社会治安等各种行政事务显然都是在仇和的直接领导之下。在洋洋数千言的报道中，连宿迁市市长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大家应该记得，在中纪委关于程维高问题的通报中，列举了数条程维高所犯的错误和问题，其中第一条就是：“插手行政事务”。看看仇和的行为，岂止是“插手”，简直就是“大包大揽”、“一手遮天”！ 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而仇和在宿迁的“独断专行”怕是连他自己都不会否认。一句“我看准了事，就要干”足以说明问题。十六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很显然，建设民主与法治，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中国发展的大原则、大方向、大道理。然而，仇和及其宿迁的做法显然与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也许有人要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仇和也把邓小平“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话作为“尚方宝剑”挂在宿迁的交通要道口，为自己撑腰。但这句话本身也有局限性，严格地说，它也带有一定的“独断专行”色彩。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的那种做法应该说是合理的。但时至今日，在明确提出建设民主与法治并已渐入正轨的情况下，则不能总拿那句话当挡箭牌。要民主，就不能“不争论”；要发展，但要着眼于长远。
曾记否，已被判处死刑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任阜阳市委书记时，曾“力排众议”，非要建个国际机场，还要建“亚洲最大的休闲娱乐中心”。当时的王怀忠也像现在的仇和一样说一不二，而那几个大项目显然也是王怀忠“看准了的事”，所以非干不可。尽管我相信，那都是王怀忠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但我也相信，王怀忠当时肯定也认为那是可行的，绝不至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不都是“不争论”的结果吗？
当然，现在看来，仇和的种种举措，大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发展才是硬道理”，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呢？然而，“发展”有短期和长远之别。诚然，宿迁的社会比以前安定了，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依靠“清官”和“人治”而取得的。在这种政治生态下，仇和如何保证自己的头脑永远清醒、每一项决策都科学？在宿迁，谁来监督仇和？仇和离开宿迁后，他又如何保证自己的继任者不是又一个王怀忠？中国历史上向来也不乏“清官”，但事实证明，代不乏人的“清官”永远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甚至某个地区的命运，“明君政治”、“清官政治”的成效从来都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而只有民主与法治才能保证长效、可持续的发展。从长远来看，不时出现的“明君”和“清官”甚至不利于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因为他们不断地强化老百姓对“清官”和“明君”的期待——对于有着几千年人治和专制传统的中国来说，这种社会基础也正是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巨大阻碍。
宏观错了，微观便不足论；我们最需要的是好制度，而不是“清官”。所以，虽然仇和干了很多实事、好事，甚至得到了大多数宿迁人的拥戴，但我仍然要从总体上否定他——旗帜鲜明地否定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