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lgllgg 兄在提到了遇罗克，就说说遇罗克冤案是如何披露出来的
冬夜来访的母亲
1978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的家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她就是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
王秋琳的到来，是因为苏双碧几天前(1978年11月15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文革”后第一篇为吴晗平反的文章。在文章中苏双碧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是‘四人帮’发迹时制造的最早的一桩大冤案，姚文元打着批判《海瑞罢官》的招牌，把和海瑞有一点‘关系’的人统统打下去，仅是这么一个文字狱，就在全国制造了成千成万的冤案。……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以批《海瑞罢官》为中心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冤狱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王秋琳就是看到了这段话，看到了要为与吴晗冤案有关的人平反的希望，才费尽周折找到作者苏双碧的家中。
一进门，王秋琳就直截了当地问苏双碧：“你在文章里说，凡是和《海瑞罢官》的案子有关的人都要平反。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那么，老百姓你们管不管？我的儿子是老百姓，也跟这个案子有关，是被枪杀的。他的事情你管不管？”
面对这位母亲，苏双碧的回答脱口而出：“如果真是个错案，按照党‘有错必纠’的政策，当然应该平反。”这一句话，点燃了王秋琳心中的希望，苏双碧清楚地看到了她眼中闪出的亮光。
王秋琳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早已准备好的信，是写给苏双碧，同时转呈《光明日报》的。信很短，只有三四百字，大体上讲了这样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遇罗克在姚文元发表评判吴晗的文章以后，写了一篇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的文章。第二，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批判反动“血统论”的。第三，遇罗克于1970年3月5日被枪毙，要求给予平反。
虽然这封信的原件已找不到了，但苏双碧不仅清楚记得信的大概内容，而且对其字体之清秀印象深刻。他后来才知道，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也是一位知识分子，曾任北京市工商联的政协委员和东城区人大代表，1957年由于为一名“右派”辩护，她自己也被划成“右派”。也正是在同一年，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也被划成“右派”。1983年5月，王秋琳去世，享年63岁。她的二儿子、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回忆说：“她是个无比刚强的人，对人总爱面带微笑，但内心的痛苦死后我们才从她的日记中知道。……母亲上下班每次经过工人体育场———宣判哥哥死刑的地方，都要把头扭过去，不去看那个地方。”
查找尘封的冤情
王秋琳来访的第二天一早，苏双碧就向《光明日报》的领导汇报了这件事。当时的《光明日报》领导，特别是副总编辑马沛文对此十分重视。随后，光明日报社给北京市公安局开了一份介绍信，内容是：“派本报记者苏双碧到你处查看有关遇罗克的材料。”当天下午，苏双碧就持这封介绍信、骑自行车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在查看了档案以后告诉苏双碧，遇罗克的档案并不在他们这里，而是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他们帮苏双碧给法院打电话进行了联系之后，下午4点，苏双碧又骑车赶到了台基厂附近的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说遇罗克，法院的工作人员都知道，纷纷说档案就在某间屋子里的某个墙角。一名工作人员带领苏双碧来到这间专门存放“文革”期间档案的屋子里，地上布满了尘埃，看来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问这间屋子里的东西了。在一个被尘封的墙角边，苏双碧看到了一大摞半人多高的材料，他数了数，一共24卷，这就是有关遇罗克的全部材料。那位工作人员帮苏双碧把材料搬到一张乒乓球台边让他翻阅，但由于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他只能粗略地翻阅一下，因此，他先看了最后审判的情况和一些检举信，看看到底是以什么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的。
虽然是粗略地一翻，但在苏双碧的脑子里就已形成了初步的印象，他认为这的确是一桩冤案，应当给予平反。
但是，仅凭初步印象是不能作结论的。第二天，也就是王秋琳来访的第三天，苏双碧找到他的同事张义德、赵绍平，三个人一大早又来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个人围着乒乓球台，用了整整一天半的时间详细地查看了遇罗克的档案材料。把50多次审判记录一一翻阅之后，3个人都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也都感到了心情的沉重。他们看到，一个头脑清楚、才华横溢的青年，仅仅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冠以诸多严重的罪名，直至最后被夺去生命。他们还从材料中看出，逮捕遇罗克的主要原因就是《出身论》，但因为这毕竟只是个观点问题，构不成死罪，于是遇罗克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纲”，直至成为“现行反革命”。在审判中，没有事实依据，预审庭这样告诉遇罗克：“你交待也要定罪，不交待也要定罪，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看透了你的罪行。”因此，在判决书上也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全都是各种抽象的罪名，如“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等。然而，就是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束了一个优秀青年的生命。20年后，当苏双碧忆起当时的感受，仍“觉得心里发麻”。
1979年1月，北京召开了后来被列为改革开放20年大事之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此会的第一阶段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在1月26日的会议上，马沛文发言时谈到“文革”的封建专制，特别提到了遇罗克，说这名优秀青年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无辜牺牲品”。他还在会上念了王秋琳、遇罗峰写给苏双碧及《光明日报》社的信，读了抄录的遇罗克的几段日记。其中一段，马沛文在20年后接受我们采访时依然印象深刻、脱口而出。遇罗克的日记说，“比如说，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著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败给了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
马沛文当时就在会上说，遇罗克的这种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1978年，报纸才开始批判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的错误，可是，在12年前，遇罗克这名青年就在日记中鄙视这种蒙昧主义了。“这样一位具有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的勇敢青年，这样一位善于独立思考、并有独立见解的优秀青年，竟然被当成不可饶恕的罪犯予以处决。这说明‘四人帮’横行期间，中国的社会是多么黑暗！”
后来，《光明日报》正式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为遇罗克平反。
北京市公安局对此积极配合，立即开始了认真的调查、平反工作。
还历史以真实
历史从尘封中显现出来。人们看到，遇罗克是无罪的，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以生命对抗强权、捍卫真理的英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揭开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文章刊出以后，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人却寥寥无几。是24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15000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为了这篇文章，年轻的遇罗克曾被揪斗审问多次。
1966年底，遇罗克又因《出身论》一文，再次为当权者所不容。
《出身论》针对的是社会上流布极广的封建血统论。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他说：“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他粗略地统计了“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的庞大数字，指出“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遇罗克坚信“重在表现”，坚信“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他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更有很多因出身而备受磨难的青年流着眼泪把文章读完。
同时，《出身论》也受到了血统论者的强烈抨击。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
在狱中，遇罗克实践了自己“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的誓言。几十次审讯，他从不屈服。当预审庭宣布：“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时，遇罗克凛然回答：“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预审庭说他攻击中央首长时，他理直气壮：“我认为陈伯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此外，遇罗克还曾当面指责预审庭：“这是什么时代？！(你们)还有点实事求是吗？”“把我没有的东西，强加在我头上，你们这样做不行！”
当听到审讯人员骂他“死反革命”的时候，清醒敏锐的遇罗克了解到了自己面临的危险。他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最起码的请求：“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他说：“我还年轻，还没有对党和人民有所贡献，死了不好。”他开始一遍遍地写检查，写材料，目的在于拖延时间。但是，他的请求遭到了冷冷的拒绝。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遇罗克遇害的第二天，在北京的街头曾出现“为遇罗克烈士报仇”的标语。
用手抄出来的历史
了解了真实情况以后，苏双碧等人开始为遇罗克的平反工作做准备。他们一方面把已掌握的有关材料提供给北京市公安局，作为重审的证据；另一方面，苏双碧开始就这些材料着手为报纸撰写平反文章。
此时，《光明日报》的领导觉得为这样的冤案平反，光靠写理论文章恐怕力度不够，于是报社又派出张天来、王晨两名记者开始采访写大通讯。张天来、王晨又到法院等有关部门搜集、抄录遇罗克的日记、生平自传，采访他的家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期间，有关人员转来了一张胡耀邦写来的条子。条子的内容大致是：现在社会上正在搞张志新的问题，这种案子现在比较多，据说《光明日报》也在弄，有一个典型，建议这篇文章先不要上。胡耀邦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为此，苏双碧手中的稿子停了下来。而张天来已写了大通讯的第一稿。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很多人都在读遇罗克的文章，很多人传抄遇罗克的日记和诗，甚至在一些正式会议上，都有人公开朗诵遇罗克的诗文。遇罗克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勇士，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了解和崇敬。
但人们也许并不知道，这些真实感人、鼓舞人心的诗文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呢？其实，它们全部是经过苏双碧、张义德的手，从遇罗克厚厚的24卷档案材料中，一字一句地誊抄出来并传播出去的。凭借他们的笔，依靠他们的口，人们了解到在身边曾经发生过怎样令人发指的冤案，人们开始懂得那个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罪名的遇罗克实际上是怎样的一位英雄。
被抄出的遇罗克的日记是从1966年1月到8月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早已为人熟知。
1966年2月15日，《文汇报》发表了《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一文，在日记里，遇罗克这样勉励自己：“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得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是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6月12日：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明证。
8月26日：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这些日记上的话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除日记之外，社会上还流传着遇罗克的遗诗，最著名就是那首《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逆风恶浪中的雄鹰”与”划破夜幕的陨星”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1980年，由于公安局已经做出平反的结论，北京出版社的《新时期》杂志找到了苏双碧，要求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报道。于是，苏双碧完成了那篇停下许久的文章。1980年6月，《新时期》第4期登出了他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1980年7月15日，《北京日报》再次刊发了此文。
在这篇文章中，苏双碧就占有的材料详尽介绍了遇罗克的“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讲述了他与恶势力不屈不挠的斗争，首次披露出一些蒙在积尘之下的历史事实。他以“逆风恶浪中的雄鹰”的形象赞美遇罗克的斗争精神。在文章的最后，苏双碧激情澎湃：“遇罗克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血没有白流。正是许许多多的张志新、史云峰、遇罗克式的革命先驱的血，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使他们看清了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狰狞面目。一个遇罗克倒下去，千万个遇罗克站起来；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上的怒吼，不正是遇罗克的心声吗？伟大的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大通讯后来主要由王晨执笔，也经过了几次大改。1979年秋天，王晨开始去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这期间，又因为上面有指示不宜过于集中地报道这一类事情，所以稿子一放就是一年。1980年的六七月间，《光明日报》社又请王晨执笔再写遇罗克。在劲松的那间小屋中，经过记者几个昼夜的连续写作，一篇新闻史上的名作终于问世了。
1980年7月21日、22日，王晨、张天来的长达20000字的文章《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更细致地介绍了遇罗克生前的事迹，以及他在狱中的斗争。他们将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比作“划破夜幕的陨星”。文章说：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恰似长夜的10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了的智慧之星。
副总编辑马沛文亲自为这篇长文写了编者按，编者按说：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下面这篇通讯描述的就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遇罗克如何被“毁灭”的悲剧。他的思想，他的才华，他的抱负，对国家、对人民该是多么“有价值”，如果能让他顺利成长起来，对我们的事业该是多么有用处！可是，在“唯成分论”风行的日子里，受歧视，遭打击，绝了他前进的路，最后，在现代迷信泛滥，封建专制猖獗的10年动乱中，这样一位异常优秀而又风华正茂的青年被彻底“毁灭”掉了。遇罗克能经受得住种种考验，“就是因为他始终信仰马克思主义，始终热爱社会主义。”今天，我们看着他感动人的事迹，看着他启发人的文章和日记，吟音他激励人的“乾坤特重我头轻”的一类诗句，该从这个悲剧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在文章最后的“附记”中，作者对遇罗克的亲属、难友、同学、朋友，以及所有提供了第一手素材的人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后来，遇罗克全家都与《光明日报》社的有关记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特别是苏双碧，他至今仍不能忘记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的一次“天真”的谢礼。
那是在遇罗克平反之后，遇罗锦也得到了平反，她从监狱里被放出来，得到了680元的补助。一拿到钱，遇罗锦就立即给苏双碧和张义德打电话，希望请他们吃一顿饭，以表示对他们帮助遇罗克平反的谢意。然而，苏双碧在电话中严肃地拒绝了她的好意。他说：“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我们从工作出发，可以帮你哥哥把问题搞清楚，帮他平反，但是如果吃了你的饭，就不好说话了。”于是，遇罗锦只好买来几块巧克力，专门送到报社，交给苏双碧和张义德二人，用她自己的方式表达心中最真挚的情感。
遇罗克的事迹见报之后，在社会引起了强烈而广泛的反响。一时之间，全国30余家报纸纷纷转载此文，新华社也转发了该文中的六七千字。遇罗克这个名字一下子为全国所知，同时也必将为后世铭记。
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了。1月6日，遇罗克被一辆囚车带进了牢房。于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血肉战”开始了。从逮捕到杀害，他们对遇罗克进行了八十多次的“预审”，想从他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以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口实。但是他们没有捞到半点证据，最后竟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
1月5日，对遇罗克进行第一次“预审”。当遇罗克走进预审庭时，他就声明：“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又说：“几年来，我没有办过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日扫记可以证明我对党的热爱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句句铿锵，字字在理。在以后一连串的审讯中，遇罗克表现出一个战士的高昂气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狱中，他给家中写过一个纸条，要求给他送东西。纸条上开了十几本马恩著作，还有鲁迅著作。谁知遇罗克的弟弟把书送去以后，被看守训斥一番。原来，狱中除了《毛泽东选集》以外，不准读任何书。
遇罗克总是鼓励大家抓紧时间学习。他凭着记忆，给同狱的人讲哲学史及哲学常识，讲辩证法、逻辑学，同时还讲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先驱的斗争故事。也讲历史上的反面人物蒋介石、戴笠的反动罪行。他还讲文学方面的知识，教难友作诗词。对于那些受迫害而入狱的人，遇罗克鼓励大家振作起来，乐观地生活，他还悄悄组织大家唱戏。然而，狱中规定：犯人是不许聊天和唱歌的。遇罗克为此曾多次被重铐、背铐。
多数的同狱犯人都很钦佩遇罗克。一次，由于遇罗克在审讯庭上顶撞了审讯人员，被铐了四十多天的背铐，吃饭和大小便都很不方便，难友们就主动地帮助他。
经过多次审讯，也找不到遇罗克的一点“罪行”，他们还是下决心杀掉遇罗克。这是遇罗克这颗年轻而善良的心所没有想到的。在第四十四次审讯中，当审讯人员骂他“死反革命”时，他听到了话音里的杀机。开初，遇罗克有些愕然，难道凭这点材料就能判死刑吗?但遇罗克很快就镇定下来，冷冷地说：“我还年轻，还没有对党和人民有所贡献，死了不好。”在之后的另一次审讯中，遇罗克提出了抗议：“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但当时怎能容许遇罗克辩护呢?他们当即宣布：“你的问题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给你定罪。”遇罗克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承认!”过了几天，遇罗克正式向预审庭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这个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就这样，在没有任何确凿犯罪证据的情况下，遇罗克被判处了死刑。
早在遇罗克写批判文章和写《出身论》的时候，一些好心的亲戚和朋友就劝他不要这样做，用“识时务者为俊杰”、“讲策略”等道理开导他。遇罗克回答他们说：社会的前进，总是需要付出血的代价。历史上，正是无数敢于舍身取义的仁人志士用他们的头颅和热血开拓了社会前进的道路。我能为真理而献身是值得的。
死，遇罗克并不感到畏惧。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读书计划上，还有几部著作没有读完，写作计划中，一篇数万字的《工资论》，有待修改，与朋友探索的社会问题，还没有争辩出令人满意的结果；而且，危害社会的极左思潮还在泛滥，祸国殃民韵窃国贼还在横行……路还长，事业正开端。未走完的路，只有靠弟弟、妹妹、知心朋友们以及千千万万的革命者继续走下去，未竟的事业也赖托他们去完成。于是，遇罗克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家人。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七绝 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清明未必生壮鬼， 乾坤持重我头轻。
临刑前，遇罗克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们：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原来，自从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被劳动教养，没有工资收入，母亲被撤了职，只有七十多块钱的工资。一家七口，就靠这七十多块钱生括。从那以后，遇罗克从来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以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有时母亲给他五元零用钱，他却说：“我只要三元就够了。”而这三元钱常常被用作买书。他在狱中穿的旧背心实在太破烂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哪里想的到，等母亲把新背心送来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
遇罗克就这样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遇罗克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血没有白流。正是许许多多的张志新、史云峰，遇罗克式的革命先驱的血，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怒吼，不正是遇罗克的心声吗?
伟大的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人生的一切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
我们这一代是贫乏的——精神的贫乏。精神的贫乏主要缘于历史感的丧失。当历史沦为论证现实存在合理性的工具，我们还有什么历史感可言呢？历史最基本、最简单的功能，应该是记忆，就是“拒绝遗忘”。然而，对脚下这片土地数十年前发生过的事情流过的血泪，我们便已经忘却了。看顾颉刚的《古史辨》，竟能知道大禹原来是条虫。神话一还原为历史，便显出它的真面目来，并且结论也可以理解，因为有现成的记录着的文献。而属于现在正活着，正春风得意着或者颠沛流离着的我的父辈们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眼里却已经如远去的神话了。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林昭、李九莲，还有太多太多被历史敲碎了梦想，因理想而献祭了生命的人，他们是平凡的人们中的一员，他们并没有宏文大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们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而他们所要的，就只是做一个真正的“人”，与别人平等的人，可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的人，就被无声地虐杀了。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度，这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历史？我们的脚下，是否还踏着三十多年前遇罗克们的血与泪，这青色的绿草下面，是否覆盖着三十多年前的骸骨，与三十多年不肯散去的冤魂？我们该如何面对历史？
面对“文革”那一段历史，我们确实应该忏悔，然而，没有回忆的忏悔是可笑的。首先必须是回忆，只有回忆，才有历史。忘却历史，历史的悲剧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演。在那个疯狂的时代里，一定还有一批像遇罗克、王申酉这样清醒、独立地思考着我们民族的命运，追求着自由、平等，而后在那个魑魅魍魉的时代里被折磨、迫害，以至被历史忘却的人。这些民间思想必须得到发掘和打捞。顾准、遇罗克这些终于浮上水面的英雄们的思想，是我们今天思考的坚实起点。这个民族遭遇了太多历史的惩罚，为遗忘历史付出过太大的代价。今天，不要忘却“文革”，不要忘却遇罗克们，但愿不是一个过于茫远的希望。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中刑监字第1310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华共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坐满了10万人。各个单位都必须有人来参加，看台上、田径比赛场上都是人。在一片高昂的口号声中，在万人高举的毛主席语录的红海洋里，19名犯人被推到主席台下的跑道上，每五个警察押着一个。所有男犯人全被剃光头，胸前挂着大牌子。
口号停止之后，主席台上的人开始宣判。他每念一个名字，就停顿一下，于是五个警察就把那个犯人向前推两步，拉住套在脖子上的绳索（防止犯人呼叫），强迫他抬头示众，然后把头压低下去。有几个犯人（包括哥哥）坚决不肯低头，就有另一个警察过来用拳头狠狠地捶他们的头。宣判词全很短，三言两语，最后全是这样一句话：
“该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个犯人全部宣判完了，主席台上那人说：
“以上各犯，均报请最高法院批准，验明正身，现在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话音未落，95名警察一起用力，一下子19个人全跪在地上。在几个迅速的动作之后，他们全被五花大绑地拖了起来。这时观众席上、运动场上，激昂的口号声又响了起来。犯人们被带了出去，有的已经吓昏了，被警察拖着，尘土带起几丈高。哥哥拼命地挣扎，他不肯低头，也不肯把带着铁镣的脚向前迈出一步，几个警察吃力地推他，这时候人们清楚地看见：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仍然不屈的奋斗着
我们纪念英雄，不希望热闹一阵子而烟消云散；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一个人在生的时候要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不要总是在他死后给他戴上桂冠；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每一个人自省——使遇罗克走上刑场，自己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单凭“四人帮”能杀死遇罗克吗???万一将来另有一个“四人帮”式的人物上台，在工人体育场上会不会再次出现一个盲目呼啸的海洋？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像他那样勤奋地苦读、勇敢地实践、冷静的思考、明确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