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反华势力对新中国抱敌视态度，瑞士记者斯塔奇慨叹——
西方对中国所知的确太少
现代篇·引子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短短的20年中，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巨大的改观：中国人从“蓝蚂蚁”变成了有活力、高尚的人，中国社会则从“地狱”变成了“美好新世界”与“道德理想国”。那么，西方对中国的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变化？(1949-1978年)
“6亿中国人穿着同样的制服”
西方对中国是“地狱”的看法，是想象多于现实
20世纪50年代初，由西方媒体所构造出来的中国美好形象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从香格里拉变成了“人间地狱”，中国人成了6亿“蓝蚂蚁”，穿着同样的衣服，说同一种话，做同一件事。
在论述方面，“蓝蚂蚁”的描述最具影响。1955年吉兰的畅销书《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虽然承认现在中国人已经不挨饿了，承认中国已经开始了真正的工业化，但又认为中国的经济进展是以人性为代价的。“人们不管走到哪里，都穿着蓝布衣服……6亿中国人都穿着同样的制服。”“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顺从，最后变成一群绵羊，或者说，一座蚂蚁山。”令吉兰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一比喻也影响深远，很快成为五六十年代西方一个热门话题。
如果说“蓝蚂蚁”是西方对中国国民的典型概括，那么“地狱”一词就被西方某些敌对势力用来形容中国的整体社会。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舆论报道中，常见这样的描写：中国落后，缺吃少穿，人民不仅在精神上受到“洗脑”，在物质上也极度缺乏。
在美国媒体看来，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用强迫手段进行的疯狂社会主义运动。西方反华势力还叫嚣，共产党的这些措施造成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饥荒”。这是美国媒体从中国建国开始不断重复的一个主题。在抗战中积极塑造中国形象的《时代》杂志，从1953年到1956年，不断重复的话就是，“中国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忍饥挨饿”，“红色中国饥荒遍野”。在中国并没有出现饥荒的情况下如此报道，可以想见，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真正出现灾荒的情况下，中国在西方某些人眼中就更成了“人间地狱”。
事实证明，西方对中国是“地狱”的看法，是想象多于现实，是他们极端仇视共产主义的表现。
“龙，你究竟是一种什么怪兽？”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给西方的感受是中国龙真的“醒了”
从1890到1940年，西方不断有文章和著作说中国这条巨龙正在苏醒、已经苏醒、正在摆尾、重生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给西方的感受是中国龙真的“醒了”。巨龙觉醒的军事表现就是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出乎意料地粉碎了美国的进攻，给西方人全新的震撼。而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文革”，都被看作是中国龙“苏醒”的标志。
面对巨龙的觉醒，西方国家感到惊惶失措。一幅美国的漫画画了这样一个内容：一个美国人惊惶失措地站在一条巨龙身前，龙身上写着“红色中国”(英文)，标题是《怎么才能同一条龙保持友谊呢？》在1964年10月中国原子弹爆炸后和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时，西方公众形容中国为“一只孤独的狼，氢弹在握，仇恨在心”。
瑞士记者劳伦茨·斯塔奇的著作最能代表这种心态。1964年夏天，他曾在中国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采访。回到西方后，他告诉西方的是，“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咄咄逼人，我们西方对中国所知的确太少了。中国的象征龙，具有某种深远的含义；这种未知的怪物，一旦突然面对面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会令我们惊恐万分。龙，你究竟是一种什么怪兽？”
“东方人是可怕的战士”
“赤祸论”与龙的形象、与“蓝蚂蚁”的论点相结合，进一步加深了西方的恐惧感
西方认为，红色中国蕴育着“可怕的力量”，随时可能释放，就像西方历史上经历过的匈奴人、蒙古人、伊斯兰扩张一样，红色中国可能会制造同样的灾难，“赤祸论”由此而来。
宣传“赤祸论”最多的莫过于美国人。伊萨克斯在《美国的中国形象》一书中说，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美国人总是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中国和中国人的守护者和恩人。了解了这个历史传统，就不难理解美国人在被新中国“扫地出门”时的心情。“丢失中国”、担忧与恐惧的结合在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麦卡锡运动，许多“中国通”因被指责为“共产主义间谍”而遭到迫害。而运动的结果则增强了美国公众的危机感和挫折感，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中国观念。
朝鲜战争或多或少加强了西方人“赤祸论”的观念。美国人在痛骂中国“忘恩负义”之时，开始担心中国的威胁。美国一位众议员说：“我无法把东方人想象为可怕的、强壮的、能干的战士。1951年在朝鲜，我第一次相信它。”
“赤祸论”与龙的形象、与“蓝蚂蚁”的论点相结合，进一步加深了西方的恐惧感。与龙结合，说明红色中国已经不再是积弱的中国，不再是东亚病夫；而6亿“蓝蚂蚁”，则完全可能变成敌视西方的“怪兽”。
“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
美国地位的衰落，让美国人改变遏制中国的政策，搞对华缓和
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种重新认识中国的趋势逐渐向西方展开。就在美国媒体还在长篇累牍地宣传中国是“地狱”的时候，法国著名作家西蒙·波伏娃出版了《长征》一书。1955年，波伏娃来到中国，对中国的亲身观察使她对以往的媒体宣传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吉兰的“蓝蚂蚁”说法既无新意又多偏见，中国的物质成就为个人幸福提供了保证。以《长征》为标志，西方开始重新美化中国形象。
尼尔伦夫妇1958年初在中国访问，正好赶上“大跃进”，他们眼中的中国到处是人民热火朝天工作，到处是成就。回国后，他们将观感写成了书，惊叹在中国发现了一个“美好新世界”。这本畅销一时的著作，在改变西方的中国观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可以说，到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中国观念已经起了重大变化，但美国的中国观仍然停留在50年代初的状态，这也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麦卡锡主义让美国人对共产主义闻风色变，朝鲜战争中美国伤亡13万人，100年来第一次尝到战败的滋味；而越南战争则直接带来美国地位的衰落。正是这些，让美国人改变遏制中国的政策，搞对华缓和。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向正常化迈开了一大步。美国人对中国的美好印象达到了一个高潮。
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建交这段时间，赞美中国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即便在精神领域，中国也一跃而成为“道德理想国”。美国演艺明星雪莉·麦克兰妮说：“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
在把中国描述为美好新世界的同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形象也有了极大的改观。毛泽东成了“现代游击战之父”、最重实效的战略家。而中国总理周恩来，也受到美国人的广泛赞扬。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对周恩来流露出极大的敬意，说“恩来”译成英文是“恩惠降临”之意，这个名字很能概括他的风度和气质。
现代篇·结语
“蓝蚂蚁”、“地狱”、“赤祸论”等看法，无疑是西方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偏见，也与当时中西交流不畅有莫大关系。正如费正清在他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所总结的那样：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知识是一片空白”。当时，由于西方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和中西敌对态度，中西文化交流一度停滞，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以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
20世纪50年代中旬到60年代初，随着交流的增多，西方的对华观念逐渐发生改变。到60年代中期，随着越战的进行和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西方人更多地思考资本主义本身的缺陷，寻找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的形象随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改变世界的一周也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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