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女工工资高过巡长(zt)

1927：女工工资高过巡长（修改版）
——旧中国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

                                
   在被称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重头戏”《八月一日》中，有句台词，是贺龙在决心跟党走的时候，向周恩来说的一段话。贺龙说：“这些年打来打去的，军阀还是军阀，贪官还是贪官，老百姓呢，到头来还得过苦日子”。
   那么，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
   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尽管“是劳苦大众的痛苦呻吟”，但仍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
   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
   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
   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
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
   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
   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
   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
   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
   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NO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爷爷的名作《寻乌调查》：
   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爷爷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将中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没有意义的文章

银元时代生活史　　这本书朋友给我推荐过，说是很好．作者作为当时的名医相当有钱，但每天上午固定两小时只给穷人看病，费用随意．

是啊，楼主的意思就是这些造反的人都是脑残。

看到“翻身做主人”这句话投奔共党的人，不是脑残是什么？还要加点匪性在里面。

看过老舍的《骆驼祥子》么？那年代，巡警是没人要干的最低贱的活，你这篇文章没什么意义！

好好看看楼主提到那本书再说什么意义不意义吧，那本书可没有拿什么巡警说事，而且那本书还是合法出版物。

没仔细看，不过似乎没有讲到农民吧？当时应该和现在一样农民占人口的绝大部分

按照楼主的计算，一斤猪肉0。28元。一个女工一个月14块大洋能买50斤猪肉。换作今天。一斤猪肉卖15块，也就是说当时一个女工一个月也就赚RMB750, 我还没算被厂里扣了一半的工钱. 这么算算, 当时女工也够苦的啊. 呵呵.

 

 

呵呵，那这么好的生活，老百姓还造你的反，不是说明你越活越抽抽吗？我对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存疑。顶楼上。

楼上的对红军和共军的人员构成不清楚吧，造反的主体是山区的农民兄弟，基本没有工人

没听说旧社会饿死人，只有在新社会饿死人。

那本书我是没看过的

反正我知道的是，那么美好的生活还是给毛等一帮子共党反了

 

只不过刚开始暴动，城里敌我力量悬殊，才转入农村的

我看到的史料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这是假的，那我无从了解，见谅

另外，不是我拿巡警说事，是楼主的标题拿巡警说事，我说的也是老舍先生小说反映的情况，那时候巡警是没人干的低贱活

这本书是非常值得一读的，里面有非常翔实的数据，均为有据可寻，是一个老中医的生活札记（名字忘了，应该姓陈。。。）

就先单纯看LZ的节选吧，说的非常清楚，女工的工资比巡长（并不仅仅是巡警）、卫生局科长都要高。。。结合今天来看，至少可以知道当时的公务员与普通群众收入的对比情况吧。

当然，30年代的民国处于军阀割据的时期，封建意识还是相当的浓厚。该文对于当时公务员的“灰色收入”的具体介绍很少。其实也是显示其严谨的地方（既然是“灰色”，就无据可寻了）。但至少，该书很详尽地介绍了当时的民众的生活，而且让人知道那其实并没有像共党后来所描述的那么民不聊生。

由于军阀的割据，当时国内的地区差异也相当的大，比如在10年前，我问过很多当时广东的古稀老人，他们觉得什么时候最好。他们给我的答案几乎一模一样，“陈济棠时代”——那时候几乎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其实，该书最显著的一个观点是——日本侵华，把中华民族推向了苦难的深渊。。。

共党在30年代是在野党，其理论基础来自马列，在当时也是非常先进的思想理念，也作出了对当时残留的封建意识的批判与斗争。很多当时的报纸都能够看到共党在呼唤民主与自由。但是，如果没有当时日本的侵略，当时势单力薄的中共，的确无法顶住蒋介石的围追堵截。。。

虽然，当时的马列思想的确有其特定时期的先进性，可是经过整个人类这么多年的共同发展，已经验证了马列思想的必然失败——从纯经验主义上看，全球的赤潮已经渐渐消亡；从现代伦理学、哲学等方面看已经发掘出了其失败的根源（不要以为光是西方思想家这么看，国内也有不少的思想家、伦理学家著书并就此进行详细论述。当然，你也可以去证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