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从康熙帝起，就有志于整顿吏治，大煞贪风，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乾隆时，执法更严，屡兴大狱以惩贪污，但贪风愈惩愈炽，无法收拾。其原因就是因为乾隆帝弘历的奢侈、和（王申）一类贪官的擅权，众多官员为求保身就必须设法贪污，以便向掌权者多行贿赂，以为自全之计。结果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到了不贪污就无法当官的地步”
这段文字很有深刻的意义。清代诸帝和明代比，从平均水平上应该说是要高出不少的。明代自成祖之后大都笨蛋或混蛋，而清代则多精明强干的皇帝。清代十朝，顺治、康熙、雍正都还是有许多可圈可点的长处；便是到了末叶，还有咸（丰）同（治）中兴的。便是到了最后的光绪帝，应该也说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乾隆差点，是个败家子，和历史上的其他皇帝比，却也不失为一个中等的主儿。可有清一代却自始自终受着各样的问题所困扰，关键的有两个，一是民族问题，二就是这个吏治。
当然清代不幸适逢近代史正处于波澜起伏之大的历史变革之格局中，它的兴亡恰好也和这个大格局的动荡平行发展，因此倘若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它的兴衰成败，也有了许多不由自主的因素于其中，而且似乎这种外部的原因在这个王朝的兴衰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我们研读清代史，要考其兴亡之内在根由以资来者鉴，当然就首先有必要从它们内部挖掘起。
前面说了，清代的皇帝虽然并不算差，却受了民族问题和吏治的影响至深。从大的王朝上看，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真正的算是为外族所统治的。元朝以马上得天下还想以马上治之，所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到百年到了元顺帝那就被逐回大漠。这么短的时间，诸多问题甚至还没暴露王朝就已经完蛋，所以元代史可资后者鉴的不多，甚至就不被包含在大王朝之行列。而清朝却不同了。统治中国前后三百余年，不可谓不长。而且这是一次成功的中华民族由被征服到把征服者同化这么个历程，因此研究清史，无疑十分有意义。
关于清代的民族问题，已经有比较多的文章探讨。而关于清代吏治，据说近期国内正上演《雍正皇帝》一剧，而雍正皇帝之清理吏治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康熙一朝尤其到了中期以后，失于宽舒，结果到了末年，吏治损坏已极。雍正短短的十三年统治，却能力挽狂澜，使得到了弘历继位时，吏治已经颇有好转。
然而乾隆却和雍正大相径庭。雍正刚愎果敢，色厉行严，自己也是行躬事笃， 而乾隆却是好大喜功，浪身于声色犬马的一个浪荡子。搞什么十全武功，把历经顺康雍三朝百年积累下来的一点家底当的干干净净。而更有甚者，就是在大兴文字狱之外，养了这么个和绅。
关于乾隆和绅的许多传闻，这里不谈。然而和绅所以那么骄奢极欲，自然是乾隆所纵容出来的。而和绅者，至多不过是一弄臣而已，所谓弄臣，充其量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个玩物。在专制王朝里弄臣宦官而至于干政譬如东汉末和明季末， 其所由来无外乎出于一、皇帝暗弱无能；二、皇帝有所乖癖，譬如好仙丹道术长命药方或贪婪暴戾无度。换言之，皇帝失其端，则必有弱点而容易为弄臣贼子所把持操纵。这是专制王朝将权利集中于一人之手所断断逃不出的历史定律。而乾隆自然也如此。
乾隆虽然也对清吏治不留情面，然而自己却本身是一个浪荡子，穷奢极欲，十全征伐再加六下江南，虽然中间也有那么点正经办事的样子，却总的是损多益少。再加自己贪财而好听好听话，自然就要为和绅这样的人钻了漏洞。和绅满足了乾隆的虚荣与欲念，而乾隆则成全了和绅的无底欲壑之满足。而和绅一旦成了实际的操纵朝政的二皇帝，下层官员要想获得晋阶等，必要经其手，为此则必须先要满足他的欲望；要如此则自己自然先须要贪，如此下去，吏治自然就要一坏到底了－－可见从这个角度上看，吏治之坏，其所由来还是在上头。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个道理。而我们看在专制时代，大多数成功的清吏治的举措大都是直接由精明强干之皇帝亲自发起，自上而下清理之，譬如雍正，而不是反向。在那样的时代里，如果自下而上，那就不是什么清吏治了，而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了，那样的下场，就只有王朝的覆灭了。
这个道理，尤其是那些治国者，看来是不得不要十分清楚的。
当今之吏治诸多问题，不可谓不严重。买官卖官、官官相护、贪污腐化之状况之严重，及由此导致之人心之愤愤，便是从见诸报道之有限纪录，也已足可见一斑。虽然，要根治这样的贪污腐败，只有从制度入手，彻底根除封建之余孽，走上法制法治监督之轨迹，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仍可以从前人的这些经验中汲取诸多教训。以前北京市市长陈贼希同为例。陈希同官居于京都第一要职，他要贪，则首先自然必须要精心营造贪污之环境，培育贪污之爪牙。是以才有王宝森之存在可能。倘陈贼不贪，而王贼独贪，必至于要日日提心吊胆，必至于风吹草动也要心惊肉跳，必至于要神色日慌而杯弓蛇影，又如何能端坐于大小会上去宣讲反腐之条例而能脸不变色心不跳呢？可见，王贼之贪也，必非其一人而已，必有第一把手之陈贼容其贪；而陈贼所以能容其贪者何？必在于王贼能成自己之贪也！所以说狼狈为奸，捉奸必能捉双，古今不易之理。
在专制之世，吏治要清只好寄希望于有明君出世。君若昏贪暗弱，则下边再要作清理吏治之努力，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而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要清理吏治， 当然主要还是要靠严肃法纪，森严法制，严格监督。但在我们还没全面走向法制化之今天，单靠法制恐怕还是不行的。那就还需要能加上领导自身的清明。自身要廉洁奉公才可能办到。由上述分析，则这首先必要从最上头作起，层层而下，才有可能办好。当头的不要有什么不好的乖僻邪好，以身作则，否则“上乖则下淫”，上头的一点点毛病，到了下头都要无限放大，最后必至于无可药救。这一点，清代殷鉴不远，不可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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