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可以运用舆论的力量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监督，使之沿着社会共同的道德准则运行，是谓新闻的监督作用。美国的新闻监督体制是卓有成效的，他们主要利用调查性报道和揭丑新闻对社会进行监督。我们所熟悉的“水门事件”以及最近的安然安达信事件都是美国新闻界监督的结果。虽然美国的国家制度、媒体体制和我国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不同社会中的新闻运作规律还是有其共同之处的。本文试图对美国新闻监督体制的思想传统、体制保障进行分析，对其长处进行总结，力图能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一
一些美国学者指出，与西欧媒体较少报道坏消息相比，美国媒体据说有报道坏消息的癖好，“多数新闻记者是社会自由主义和改革派人士。那种向公司、政府、警察、军方和社会其他权利中心的权力和权威挑战的新闻吸引着他们。他们的新闻主题是权力被贪婪的商人、沆瀣一气的政客、傲慢的官僚、施虐狂的将军、残暴的警察等滥用。他们把穷人、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劳动阶级描绘成官方的愚蠢、极度的贪婪和高级官员的冷漠的牺牲品。他们宁愿从自由主义的、具有改革倾向的和公共利益集团获取材料，对政府、公司和科学界的材料持怀疑态度。大多数新闻具有坏消息的癖好”。这种癖好的形成当然不能简单的归于单个新闻记者的个人倾向，而是源自于美国新闻思想的某些特征以及新闻实践多年来形成的传统。在美国传统的新闻价值理论中，以及美国学者所普遍认可的新闻定义中，我们都不难发现新闻监督体制得以生发的沃土。
在美国新闻史上，李普曼在其1922年出版的名著《舆论学》中首次提出“新闻价值”这个概念，并且明确提到突发事件、地缘接近性、个人影响与冲突等新闻价值要素。60年代，西方学者再一次掀起了探讨新闻价值观念的高潮。其中，对后来研究颇具影响力的是约翰·格尔腾（Johan Galtung）和玛丽·鲁基（Mari Ruge）。他们考察了“事件”变成“新闻”的奥秘，并论述列举了新闻的12个要素。 其中，第12个要素便是“涉及负面影响：其后果愈是消极的事件，愈有可能成为新闻。”[ii]至此，在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中，基本一致的新闻价值理论和新闻价值标准已经明确的形成。
关于这种传统的新闻价值标准，美国新闻学者少有五因素说，多则有二十因素说。尽管在新闻价值标准的具体表述上有多与少、轻与重、先与后之分，但他们在主要标准上还是相当一致的。冲突性就是其新闻价值很重要的一部分。美国新闻界认为，冲突性是对“反映人们或机构之间相互交锋的事件”的报道。冲突性之所以具有新闻价值，是因为“这里的法则是和谐等于平淡，而竞争就有了新闻价值。”许多美国新闻记者是善于运用冲突性标准来报道新闻事件的行家里手。他们善于嗅出觉察蛛丝马迹、善于扩大战果、善于表现冲突。也正是这种对于对抗和冲突的极力追求，直接导致了美国调查性报道和揭丑新闻的繁盛。
美国新闻监督体制的思想传统还来自于其新闻理论界对于新闻定义的认识。这种认识同样可以追溯到李普曼的《舆论学》。在《舆论学》中，他谈到：新闻“是四处探索、永不停息的探照灯，它将一幕幕的黑幕曝光。”当然，黑幕中的事情常常是故意隐瞒的，以使公众无法在白天看到它。从事调查工作的记者职责永远是将某些人的秘密行动曝光。
2 0世纪30年代初期《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城市版主编斯坦利·沃尔克（Stanley Walker）提出的新闻定义对美国新闻界也有着持久影响。他说，新闻有赖于3个W：“Women(女人)、Wampum(钱财)和Wrong-doing(坏事)”。在他看来，新闻报道只看重两性、金钱和丑行，这可以算是典型的美国式新闻定义。尽管沃尔克提出的经典定义距今已近百年，新闻传播的手段、规模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个“经典”对一代代西方新闻工作者和年复一年的新闻实践的影响，至今仍然不容忽视。以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专用新闻教科书《新闻报道与写作》为例，该书作者麦尔文·曼切尔教授（Melvin Mencher）认为，即使是在大众传播的今天，沃尔克的定义仍然是真理。
在美国新闻界的新闻实践中，也已经形成了一种舆论监督社会的传统。这种传统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普利策所厘定的“新闻揭丑”思想。这种“新闻揭丑”思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式的舆论监督思想——已经成为了美国新闻思想的主流话语传统。
普利策毕生的办报宗旨就是揭露社会弊病，以扩大发行量和推动改革。揭露社会弊病这一新闻手法是众所周知的，但谁也没有像普利策那样运用得如此坚定、巧妙和有效。他的报纸洋溢着崭新的生命力。人们说，这种生命力就是普利策创立的“煽情主义”（Sensationism）。在接管《快邮报》后，普利策宣布：“《快邮报》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不为任何政党谋利……，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弄虚作假。要坚持原则，拿出主意，唾弃世俗偏见和党派偏见。”
普利策在接收《世界报》后更是充分贯彻了他的这一“揭丑思想”。他宣布：“在我们这个日益繁荣的大城市里，需要这样一种日报。这份报纸……将多刊登新世界的报道，少刊登旧世界的报道。它将揭露一切诡计和无耻，抨击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它将以真实诚恳的态度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在普利策眼中，世界是一个耸人听闻的空间，他认为：“既然神圣的上帝允许那些事情发生，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加以报道的呢？”他深信罪恶在于掩盖事实真相。
当然，普利策之于美国新闻监督体制的贡献决非仅此而已。他捐赠200万美元创办了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设立了“普利策奖”，成为了“新闻与文化使命”的代言人。使得这种“揭丑精神”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传统。为全世界新闻界瞩目的普利策新闻奖每年4月份揭晓。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提名作品昭示的就是美国新闻报道以负面报道为主的“揭丑”传统。
二
美国新闻界之所以可以在舆论监督上发挥很大的作用，主要得益于对新闻自由的制度保障。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能够成为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是以对新闻自由的法律保障为基础的。“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 [iii]
“国会不应通过任何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的法律”——1791年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了新闻出版自由。大众传媒机构依靠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成为对政府、国会、法院三个机构行为进行监督批评的“第四个权力机构”。
第一修正案颁行之后，联邦政府机关有四次受到新闻自由的极大威胁。他们为了限制新闻自由做出了很多努力：1798年制定了异己和暴乱法、1918年的间谍活动法案、1940年的史密斯法案。这些法案出台之后，新闻界都为了维护自身的全力进行了抗争，直到1964年的“《纽约时报》与沙利文案”，随着美国最高法院的介入，才给了新闻自由以最大的保护。
在《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中，一个民权组织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关注他们高涨的声音》的整版广告。广告谴责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为镇压要求民权的和平示威包围了一所黑人学院的校园。广告还不点名的指责了某些“南方的违法者”。广告称，这些“违法者”曾经用炸弹袭击了马丁·路德·金的家，殴打了金本人；七次因为“超速”、“闲逛”和类似的“罪行”逮捕金；最后还指控金“做伪证”。而这些加诸金身上的指责是完全错误或部分错误的。
虽然广告中没有点名，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公共事务专员L·B·沙利文还是因此提起了诽谤诉讼。他认为，该广告指的就是他本人，因为他是事件发生时负责警察工作的市专员。而且，他还辩称，因为广告将他指为“南方的违法者”，所以公众对他产生了误解，不仅认为他应该对包围校园和数次逮捕金博士负有责任，还进一步的将广告列举的其他违法行为联系起来。在法庭上，若干蒙哥马利市的市民也对其主张作证。法院最终接受了沙利文的主张，要求《纽约时报》向其支付50万美金的赔偿。
这场诉讼的结果导致《纽约时报》公司一度在亚拉巴马州停止其报纸的发行，并被强加50万美元的巨额赔偿，面临公司财政力量的削弱。而且，更深一层来说，这个判决将给《纽约时报》的座右铭——任何新闻都适于发表——带来很大的伤害。为了避免这些负面结果的出现，《纽约时报》坚持对这个判决进行上诉，认为这则广告应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在州最高法院，法院根据普通法上关于诽谤的规则进行裁决，驳回了《纽约时报》的诉讼请求。然而，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不利于《纽约时报》的判决，认为将沙利文等同于广告中人物的证据不足。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纽约时报》只是犯有疏忽之罪：在刊登该广告的时候没有根据自己的新闻档案核对广告中提到的事实。而仅仅因为媒体一时疏忽发表了有关政府官员的诽谤性材料就对媒体加以金钱裁决妨碍了对公众关心事件的辩论。最高法院认为，鼓励对于公众关心事件的充分辩论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中心内容之一。为了充分保证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实施，最高法院制定了以下原则：除非政府官员能够“明白无误的和令人信服的”证明有关陈述带有恶意，否则，就算媒体上发表了有关该政府官员行为有关的诽谤性谎言，该官员也不能因此而得到补偿。也就是说，只要不是怀有恶意或者有意为之的话，某些虚假的以及诽谤性的传播内容同样被宪法所保护。而之所以要做出这样一个规定，最高法院解释说，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护公众监督政府官员的权力。
美国法律保证了媒体的新闻自由，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但是，为了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可以得到确实的贯彻，新闻界自身的自律也是很重要。
美国新闻界十分注重行业自身的自律，其最大的职业特点就是奉行陈述事实和发表意见分离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实行新闻报道部门与新闻评论部门分立，文体和版面分离。《纽约时报》就坚持一种他们所谓“教会”、“国家”与“会计室”分开的原则。其中，“教会”指的是《纽约时报》的社论版，新闻评论在行业内扮演着媒介监督者的角色；“国家”指的是《纽约时报》的新闻版；而“会计室”指的是《纽约时报》的经济管理。
除了行业自身的自律规定之外，美国新闻界还有来自于行业外的监督组织、专业组织以及新闻委员会的批评。
一个名为“媒介研究中心”的行业外监督机构自从1987年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把抵制自由主义偏见的政治平衡带入国家的新闻媒体中；很多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试图积极地考虑设立新闻委员会来仲裁记者和他们所报道的人所引起的纠纷；还有来自于专业组织的批评，专业组织认为，新闻工作者在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力方面面临问题时应提高自身的技能并用于面对法律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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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kinder 于 2008-7-16 08:50 PM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