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孰优?
思想自由
1．思想自由的涵义
古希腊的伊索说：“思想是神赐于人类的最大礼物。思想比所有力量更有力，比最快的速度更快”。柏拉图强调沉思生活比实践生活重要得多。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生活高于实践生活，最高级的幸福在于沉思。黑格尔说：“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
思想的天性就是自由。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就是说一个不能自由思考的人不配称人！思想自由，即思想绝对自由，爱想啥就想啥。人是思想的动物，思想自由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权利。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思想自由是人固有的权利，人可以放弃一切，唯独思想自由的权利不能放弃；压制人的信仰、观念或言论是侮辱人的尊严否定人的本性”。
帕斯卡尔说：“人的最大尊严是思想，人最大的欢乐也是思想”。因此，人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思想的权利被剥夺，人最大的痛苦也莫过于思想被压制。所以，思想自由的实质就在于当权者不同意、不赞成、不接受的思想能否得到自由表达。思想自由是一种消极自由，只要取消权力的强制，便能立即实现。
2．思想自由原因
思想自由源于理性平等，理性平等是人人平等原则在精神领域的体现。理性平等指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理性判断是非，他只需听从内心的招唤，不需服从任何他人的意志。理性平等意味着任何组织与个人无权宣布自己垄断了真理，别人只有服从的份；意味着任何个人与组织总结出的真理并不比普通人总结出的真理应处在特殊的位置上；意味着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权破坏思想言论的自由传播，搞愚民政策；意味着人都会犯错误，没有什么“永远正确”、“始终代表”的个人和组织，任何人无权对他人的思想行使领导权。
讲思想自由要反对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自以为掌握绝对真理会破坏自由平等的交流；就会否定他人自主权，搞一言堂。人人都有思想自由，都有反对国家的“指导思想”的自由，都有反对一种理论而创新自己理论的自由，各种意识形态具有平等性！
李大钊认为任何思想都有传播的自由，即使这种学说是异端邪说，也不应该加以禁止。因为只有把它公布出来，大家才能认识到错误，人们才不去相信他。若是把他隐蔽起来，易导致被人误信的危险。所以，“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禁止思想是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
人不可能只是永远正确地思维。人也不可能因为“错误”而不去思维。“错误”是思想自由的题中之义。自由思想恰恰意味着人有“错误地”思想的权利。正是一系列的谬误、失算，才构成一部人类思想史。那些不允许人们犯思想错误的人，他们的头脑中其实也充满着错误。惩治“异端”，从根本上说就是否认异已者有思想的权利。
权利意味着人有选择“错误”的自由。如果说“自由就在于坚持真理”，那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就连希特勒、秦始皇也认为自己坚持“真理”，如此以来，捍卫思想自由的斗争就毫无光荣可言了。一切不宽容与偏执狂的要害在于顽固地“坚持真理、讨伐错误”。不宽容指的是不能容忍人类思想中必然包含的“错误”，酿成一幕幕悲剧。
毛泽东提倡“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当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其实就是不要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就是指个人有权坚持自己的“错误”信念的权利。个人有权犯“错误”，有权坚持“错误”，有权拒绝被大多数人视为“真理”的思想。这是他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预。他信奉一个上帝也好，许多个上帝也好，或根本不信上帝也好，只要不触犯别人的生命、财产，他就是无辜的（杰斐逊）。
每个人都有自由思想的同等权利。在这个世界上，正确无误的思想并不等于一切。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真理”本身，而是“为真理而斗争”的权利。追求真理的权利比恩准的“真理”更宝贵。权利并不必然意味着要求权利的行使必须导致真理。权利并不意味着只有掌握真理的人才有权进行思想。权利不是认识论范畴。只有运用自由意志，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进行选择，只有不断地犯错误，人们才能最终经过比较去选择真理、正义。更重要的是，不论是否正确，只要是人们心甘情愿的选择，那就值得尊重，那就足够神圣、庄严，那就是天经地义，不可侵犯。因为没有什么比理性的自由选择更彰显人为万物之灵的可贵与尊严。即使是一个囚犯的犯罪念头，也比天堂里的不假思索的“永远正确”的状态要高尚得多。
有些人认为自己受批斗、遭审查，是天大的委曲，冤哉枉也，而别人罹文祸则是因为世界观有问题，是因为“误入歧途”，因而罪有应得。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俞平伯、马寅初、张光人（胡风）、彭德怀、刘少奇、吴晗之所以被认为蒙冤，不是因为他们的“正确思想”被批判，而在于他们的“思想权利”被剥夺。假设他们的言论果然是谬论，假定大跃进和多生育是无比正确的政策，难道就应当把他们打翻在地吗？
人类历史上有过太多的大规模的清除“异已”和铲除异端邪说的运动。大多数知识分子往往不遗余力地投入那个时代的斗争。他们对此驾轻就熟，对某些“套语”永难忘怀。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沉渣泛起，旧病复发。事实证明，当社会大多数成员万众一心地对少数人群进行斗争时，当社会出现“一边倒”、“舆论一律”的时候，往往是思想贫乏、语言单调的时候，因而也是人人自危、最无生机的时候。它把人心中最卑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死神召唤出来。各种不实之辞、一窝蜂的谩骂接踵而来，冤案也由以造成。错误思想之为害，远逊于对“错误思想”的围剿造成的道德良心泯灭之为害。人类思想信念本来是一个最为丰富多彩、五彩缤纷的领域，为什么要让这个领域只有一种意见、一种声音呢？只有一种鲜花开放，不是最单调，最令人厌恶的吗？知识分子永远不应当去做思想领域的消防队，不做某种教义的传声筒。他应当尊重别人的良心自由，一如尊重自由的良心自由。
3．思想自由有利于创新
思想的全部力量在于比较、批判和创新。没有思想言论自由就没有创新。一切新的思想、新发明、新创造的产生和完善都需要自由宽松的环境，对自由的任何损害，都会使创新受到束缚甚至扼杀。据梁启超观察，西方近代政治、学术之飞速发展，不过二百年，胜过中国几千年，原因是思想自由。数学、物理学进步最快，因为在这些领域中自由发表意见，无所顾忌；政治学、伦理学、宗教学进步缓慢，原因是“为古来圣贤经典所束缚，为现今政术风俗所牵制”。他的结论是：“思想之自由，真理之所从出也。”
任何创新，必然是对既有成果的挑战，必然是对过往信条的否定，必然是对公众公认秩序的撼动，也必然是对原定规则的触犯，因此，也必然会引来一大堆争议，而且极有可能形成包围，构成围猎或者围啄。一个自由人，他必不肯人云亦云地随大流而上下起伏，他定对任何现存的规范准则都要反思和追问。越有思想的人对自由的要求程度越高，因为他们越能看清现实的牢笼。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争议的创新不叫创新，如果一种创新一旦现身就远近都接受，那一定是利用了权势，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
教育要注意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思想自由的权利，不要去限制和束缚学生的自由思想，否则就必然会扼杀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有人曾做过一个实验，实验者将跳蚤放到一个透明的容器中，在上面加一个透明的盖，跳蚤出于本能，自然要跳，但每次跳跃总会碰到盖子，几次碰壁后，就会自己控制跳的高度，不再碰壁。这时实验者进一步降低盖子的高度，跳蚤在经过几次碰壁后又会适应，跳的更低一些，以保证不碰到头。实验者就这样逐步将盖子降到极低，最后使跳蚤无法跳。经过一段时间后，跳蚤就放弃了跳跃的欲望，不再跳了。这时，实验者将跳蚤放在完全自由而宽敞的空间，结果，这个跳蚤已经不会跳，它只会爬了。
人类创新能力的大小，与跳蚤弹跳的高低是一个道理，如果没有广阔的自由空间，它就必然会日渐萎缩，最终丧失活力。所以，倡导创新，必须首先解放思想，去除思想上的一切束缚；充分保障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特别是要充分保障创新所赖于产生的思想自由、以及作为思想外在表现的言论的自由。
一个社会需要无数思想、理论的共存、碰撞、争鸣才可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李大钊说“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容他真实的尽量发露出来。于人生都是有益，绝无一点害处。”美国二亿多人口，二亿多思想。自己想自己的事，自己为自己奋斗，自己发自己的财，自己保护自己。只要遵守法律，你爱干什么干什么，爱说什么说什么。美国兰德公司有一条著名的宗旨：“保护怪论”。怪论往往过一段时间就可能变成了真理，变成了财富。
1998年克林顿在北京大学时说：“不同政见是美国强大国力的重要组成部份”。1999年春，克林顿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讲话：“财富要靠思想来创造，如果中国人不能自由交换信息，如果中国不打好竞争全球资本所需的法律和政治基础，如果其政治体系不能获得由民主选择产生的合法地位，那么，中国成功发展的可能性就将大为降低”。2002年布什在清华说：“在美国你可以支持政府的政策，同时你也可以公开的毫不掩饰地表述不同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