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主席做了重要讲话，重申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再次吹响“中国2020年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集结号。
当今世界经济体系走向“三极化”。拥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国家，如美国、瑞典、芬兰、日本、英国、德国、法国、韩国、以色列、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亦即创新型国家；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巴西、尼日利亚、赞比亚、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埃及等国家。创新型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发达国家，将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竞争优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创新，历届国家领导人都把创新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2006年，胡锦涛主席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党的十七大报告列入国家发展优先方向。当此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社会全面转型之时，中央政府再次紧锣密鼓推进自主创新，具有深刻的背景。
其一，创新立国，创新强国。
人类已经走过了渔猎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到达知识经济时代，很快将进入创新经济时代。世界未来的竞争，是“三大竞争”：创新思维的竞争、知识产权的竞争、创新体系的竞争。一国的贫富源于创新的贫富，一国的实力源自创新的活力。美国饮食简单，没有“舌尖上的中国”那样丰富灿烂，但美国一包薯条、一根鸡腿、一瓶饮料，都做成傲视全球的世界500强企业。美国三片（芯片、薯片、好莱坞大片）风靡全球。英国作家J·K·罗琳畅销书《哈利·波特》，从小说到电影，再到一系列衍生产品，靠的就是卓越的创新思维及其著作权。一个国家有无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创新体系的新极经济圈，决定这一国家的兴衰。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崛起，生产力充分解放，就是创新立国、创新强国的生动实践。
其二，大国博弈，创新制胜。
在当今世界多极化时代，“握手互掐”成大国博弈模式。握手是为了利益双赢，互掐是钳制对方。对话着眼于前者，对抗则围绕着后者，根本是为了自身利益。长期以来，中美关系磕磕碰碰，中欧关系暗潮涌动，中日关系从根本上未改善。西方国家一直在军事上围堵中国，在高科技上限制中国，意图使中国处于战略劣势和发展困局。中国和平崛起，唯有自主创新、发奋图强一条路。
在金融危机中，缺乏实业的国家受到冲击最大。危机过后，制造业成为下一个世界大国的重要砝码。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次提到中国，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将新能源产业拱手让给中国或德国。美国回归制造业，将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原有优势，直接形成打击。西方国家一直阻挠中国向高端产业科技发展，以免威胁其既有优势和既得利益。中国引进技术虽有必要，根本还要靠自主创新，引进吸引后也得进一步创新，是中国产业科技升级的必由之路。此外，在新兴大国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弱化、科技创新基础依然薄弱的现实下，“创新型增长”战略是新兴大国选择性竞争力。
其三、经济危局，创新突破。
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三困”。国内人力成本上涨，人口红利优势逐步消失；产能严重过剩，过剩的产能都是落后产能，而落后产能需要技术进步、技术提高来进行调节；品牌缺乏影响力，中国企业拥有的国际知名商标较少，含金量和影响力普遍不足，甚至忽略品牌价值对企业发展的贡献，产品设计普遍缺失工业美学导向。
花旗银行分析称：下半年最大的变数不是欧债，是中国经济。出口、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的三大马车全面缓行，中国经济已到了近30年最危急时刻。经济增速一放缓，内部矛盾就会相继暴露，继而爆发。表面华丽的经济锦衣，掩盖了多少汹涌的火山。长期吃兴奋剂的后果，资源消耗殆尽，只见满地水泥砖。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亟不可待。
其四、企业精神，创新引导。
中小企业遭遇越来越多的“成长烦恼”。从“跑路”企业群体结构分析，资金链断裂的主因不仅因为“成本高、用工难、融资紧、利润薄”，也是实体经济的泡沫化。不少企业家陷入赌徒式发展困局，用高杠杆将实业作抵押，四处投资房产和其他产业，或涉足民间借贷，原实业资本被大肆抽逃导致资金链严重紧张。在国家银根紧缩下，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触即发。
战略空想、产业空心、资本空转是沿海民营企业危机的关键所在。一般制造企业利润在10%，甚至更低。企业家被楼市暴利、投机暴发、高利贷高回报刺激下，利润不在20%以上，已提不起投资兴趣。
实业是国民经济的根基。通过宏观调控，让企业家回归实业，以创新求突破，把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创造，提高产品附加值、企业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其五、国家形象，创新领舞。
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主要包括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软实力”包括政治文明、民族凝聚力、公民素质、先进文化、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是综合国力的基础。但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仅比较经济规模，而且要看综合实力和现代化水平。在民主法治建设、公民社会培育、社会综合管理、高新产业发展、教育文化振兴、时尚产业突起等方面，中国都写满了要追赶的“功课”。
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路在何方？中央高层、国家各大智库、各路专家运筹帷幄。国家创新战略提出六个途径：科技优先，自主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人才发展机制，优化创新环境，扩大科技开放合作。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把创新突破口定在“科技体制改革”。这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创新举措。但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看似是科技领域的提升，其实更是一个国家的全面革新，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常常是“工夫在诗外”。
中国创新的“诗外工夫”在哪里？不妨先看中国创新存在的不足和瓶颈。
一、不足。
中国创新投入不足，国家的研发投入即R&D支出占GDP的比例不足，科技进步贡献率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国家对外技术依存度高，创新产出不足。中国在创新中，更为不足的是发明式创新不足。创新的特征是“独一无二”，即纵向上看是“前所未有”、横向上看是“与众不同”。中国科技独创领先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
两年前，中国一所院校研制出了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Tianhe-1)。当时官方媒体高奏赞歌，称之为自主创新的胜利。不过国内一些顶尖科学家很快就评价，这项创造不过是一个宣传噱头。而且，很快就爆出内幕称，制造天河一号所用的芯片几乎全都是由英特尔(Intel)和美国电脑动画公司英伟达(Nvidia)制造的。
中国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伟大发明的发源地，包括四大发明。然而今天，更著名的身份却是全球造假大国、以及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主要避风港。在清洁能源、空间技术、基因测序和超级计算机等领域的渐进式创新方面，中国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就。然而这些技术中，没有一项是中国自主发明的。现实情况依然是，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约90%产品的知识产权是由外国企业研发和持有的。中国科技开发战略的主导思想之一就是：继续将重点放在“以市场换技术”。但事实证明，真正的核心高科技依然难以引进，并常常被西方国家掐脖。
二、瓶颈。
温家宝总理在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而且“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为了解决这些弊端，国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和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蓝图，计划到2020年让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到2050年成为“科技强国”。中国科技研发投入已连续多年以每年约10%的速度递增，去年研发支出接近154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4000亿美元）。
然而国际分析人士指出，实现创新目标主要障碍之一，是中国政府坚持通过行政指令激发创造力，命令人们要有创新能力，并向某些项目大举投资，结果却往往发现它们成了沉重的包袱。由于官场腐败严重，科技官员也不例外，中科院以项目名义发近亿元福利，八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只见投钱不见验收。其他科技投资项目，也难免存在灰色地带和权力寻租。腐败痼疾、教育僵化、学术造假猖獗、急功近利、专利成果量大质平，以及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禁锢，都是中国创新力不振的病根。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指出：“中国要想赶上西方，就必须解决创新体制中一些严重的问题——更不要说超越了。中国科学家和科技领域的管理者，承认中国在许多领域存在严重的问题，如科研创造力、造假和舞弊、研究经费问责制度欠缺、国家科研活动管理制度十分混乱、高等教育学术研究评价体系错乱，高质量科学家和工程师供应严重不足。”
世界创新型国家的实证结果表明，政治文明、市场化程度、法治水平、创新教育和贸易制度，是国家创新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创新型国家的奥秘有三：其一是这个国家的民众个体，是否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观念；其二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群体，是否有自由的创新文化和创新氛围；其三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是否有科学的创新方法和创新机制。
建设创新型国家，政府推动、巨资投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削足适履，桎梏重重，何能长袖善舞？创新，无不源自人的创造灵感，在自由宽容的环境和心境中蓬勃生发。因此，科技体制改革，必须放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视野下，才能凸显其推动作用。在科技体制创新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创新，完善民主法治，营造充分自由、阳光透明的创新环境，才能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惟其如此，中国也才能像美国一样，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纷至沓来，海外优秀留学生也将踊跃回国创新创业，实现美好的“中国梦”。
民无选票，国无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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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chibaa 于 2012-9-6 13:11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