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在为明年的正式实施做最后的冲刺准备。然而，最近高法起草了一个足有560条之多的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其中的第249和第250条，在律师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第249条规定：“诉讼参与人经人民法院许可，携带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办案工具入庭的，不得使用其录音、录像、摄影或者通过邮件、博客、微博客等方式报道庭审活动”。第250条则进一步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严重违反法庭秩序，被强行带出法庭或者被处以罚款、拘留的，人民法院可以禁止其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之内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身份出庭参与诉讼。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可以建议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停止执业、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等处罚。
公允而言，律师“报道庭审活动”本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种即时的直播，也属于司法公开的范畴，尤其是近些年来，司法公开口号日盛，但各地法院对一些影响较大的公开审理案件，或以法庭座位有限为由，或以涉及国家秘密搪塞，刻意设置诸多障碍，使得“公开审判”流于形式。既然法院没有主动公开的诚意，律师利用自媒体“公开”以实现“阳光司法”看起来也就情有可原。然而，基于职业伦理，律师只能忠诚于法律和所服务的当事人，所以进行庭审“直播”时，也难逃“利己”、“片面”的指责，被认为有操控舆论从而干预审判之嫌。不过，在司法公信力严重不足的现实里，庭审直播这种方法，同时也具有公开倒逼司法公正的道义上的正当性。
因而，从道理上讲，对律师庭审直播进行适当地限制，也并非不可。然而，无论按照现行法律框架下对于司法权力资源的配置，还是依据《立法法》的相关精神，法院都没有资格和权力作出这样明显违反《律师法》的行为。依据《律师法》，对律师采取“暂停执业”的行政处罚，仅仅只能由司法行政机关来作出。因此，虽然只是一部征求意见稿，但越权、越位惩戒律师的违法性显而易见。何以如此？如果从头说起，还得追溯到1981年出台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是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凡是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的，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从那时起，“两高”获得了司法解释的明晰授权并一直延续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推移，基于部门利益而超越立法的越权解释却逐渐成为一大“公害”。
“谁来监督司法解释”，这是个问题，除高法自己废除旧的司法解释外，谁也没有改变或者撤销它的权力，这无疑反过来又助长了部门主义。尤为吊诡的是，去年，高法要求在2012年8月底前完成司法解释集中清理任务。但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依然出现了越权惩戒律师的“250条款”，可谓边清理边反弹。当然，有人呼吁司法解释应该更加慎重，更加守法一些，但某种意义上，囿于部门本位的纠缠和便利，高法实难以抵挡自我扩权的个中诱惑。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刚刚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后续的司法解释能否避免类如“250条款”般的越权解释，恐怕不敢轻易断言。
某种意义上，备受诟病的劳教制度其实也面临着类似的考问和困境。劳教制度存续半个世纪，与上位法冲突已无需赘言，废除已是命中注定，却至今执着地好死不如赖活着。一个不容回避的根由是，改革劳教制度异常艰难在于立法机关难以处理部门利益之争，因为制定取而代之的《违法行为矫治法》必须考虑“从更高层面解决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之争”。于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一个“250条款”，一个《违法行为矫正法》，前者是怪胎，后者又难产，都是部门主义结出的苦果。部门主义，俨然阻碍着司法向上的步伐，甚而蚕食着司法改革来之不易的成果。都说这是个转型的时代，变革的时代，但，部门主义历来就是变革的大敌，反对改革仿佛条件反射一般，一旦反对无效，便设置障碍从中作梗，“有利则争、无利则推、不利则阻、他利则拖、分利则顶”，并将手中权力用到极致，以至于有时候公然违法也浑然不觉。司法领域如今出现的“250条款”如是，劳教制度难废除如是，执行权移交行政机关亦如是，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剥离也如是……推而广之，社会、政治改革等其他领域也大抵如此，大部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等，莫不与部门主义的巨大掣肘有关。
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当我们重启改革，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甚至是当务之急，就绕不过去要瓦解部门主义。犹如一部电脑，没有杀毒软件，整个系统轻者不能正常运行，重者瘫痪。同样的道理，部门主义就是这个变革时代里的木马病毒，此毒不杀，注定危及改革自身。或可言之，若不瓦解部门主义，改革成果也可能归零。套用时下一句流行语，部门主义就是改革的负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