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政与犬儒合谋历史当中的中国基督徒
在中国，反对基督教运动既“非基运动”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但彻底实现这一目标是在1949年以后。近日，王怡的网文《1957年的基督教右派分子们》对这一事件有着详细的记述。与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所经历的苦难与不幸相比，中国的基督徒受迫害的历史则更为长久。而且其特殊性在于，“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古拉革”归来，在他们浩如烟海的伤痕文字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一篇关于宗教迫害的文字。在国家，政府对这一巨大的历史迫害事件的暧昧姿态中，我们可以窥视到宗教在政治现实中尴尬处境，而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说，它意味着更严重的问题与挑战，它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国家以及人性当中的黑暗地带：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们，不管自身经历了多少苦难，对宗教的敌意的一如既往的。不仅这样，无神世界的人们脸上写满了骄傲与愚蠢，以为就此可以与国家一起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194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同时，多数知识分子和民众也乐于看到看到以国家的形式清除“宗教迷信”。1950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部分宗教界人士，提出了发起“三自革新运动”，随后，“三自筹备会”为首的吴耀宗起草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一文（三自宣言），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该宣言及时1500多人的签名名单。1951——1952年，所有在华的传教士递解出境。1954年，“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三自运动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文革浩劫。在这场运动中，绝大数中国知识精英们旁观了这无场迫害，这也成为他们自己灾难来临的前奏。在1950年6月至1953年12月，中国基督徒至少56，000人被监禁，10，690人被处决，还有更多的无法统计的受害者。
1957年开始，在三自运动中扮演了旁观者或支持者角色的中国知识分子们（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连同“三自教会”一道，成为国家的敌人。在这一过程中，大约2230多名教会内的右派分子被处决，这个数目不包括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而被杀害的教会人士。至此，“三自教会”，这个彻底依附政府，完全放弃圣经真理而接受政府和现实政治目标控制的宗教组织彻底被摧毁了。
在极权主义面前，中国三分之二的基督徒参加了三自，这在信仰的历史上仍然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但另一方面，到1957年以后，在中国扎根2000余年的儒家传统和士大夫精神又如何呢？难得发现一个顾准，发现一个遇罗克”王怡写到。从三自运动一开始，就有大约10万左右的独立教派的基督徒，以不合作，不服从的态度走向家庭教会，抵抗思想统一改造。对上帝的信仰，成为这一批基督徒在极权主义面前勇气的来源。在中国，暴政与犬谋合谋的历史中;良心的胜利，更多的是信仰的胜利。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们不同程度地选择了妥协的。而被自由知识分子所推崇的义无返顾的抗议者林昭，她首先是一名基督徒。她狱中血书中写到：“在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然而林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谢善模，等一大批为义受苦的中国传道人，成为中国基督教信仰和良心自由的见证人，也成为与中国人民一道受难的见证人。特别是中国的“以巴弗”吴维尊，新中国以来所有那些被我们挖掘出来的，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和思想者在吴维尊的对比下，无不相形见绌。吴维尊的胜利，是中国当代历史上对犬儒主义的唯一一次胜利，也是信仰精神对世俗主义的一次彻底胜利。在这里，我愿意引述一位我所尊敬的另一位中国基督徒学者对他的评述：
吴维尊（教名“以巴弗”）生于1926年4月，1941年5月信主重生。1946年秋至1949年初，吴维尊在“中华神学院”学习。1949年初，他开始在上海守真堂作实习传道。1949年10月起至1957年，吴维尊在上海作了8年中学教师。这8年中，他成功地收住了自己的信仰，守住了自己的“红豆田”。在“全国人民 ”和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这位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在那个时代就说出了今天世俗自由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当虹口区政府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史”并每一个人写总结报告时，维尊经过祷告写了一句话：“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1957年夏天，吴维尊因为婚姻的关系从上海调至天津工作，不久因为“宗教迷信”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劳动。自50年代后期，吴维尊开始以复写纸写“主内交通”的文字，寄往各地。1964年7月30日，吴维尊被捕。从此，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这一原则他在地狱般的监狱里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由于这种坚持，1967年2月，法院下达了对他的判决：无期徒刑。他收到判决书后，心中非常平安，充满感谢。不久，妻子与他离婚。在监狱中，因为争取吃饭谢恩的权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维尊又回到大囚室，坚持禁食七天后，他被带到一个空室，几个管理员反拧了他的手臂，后面一个人按着他的头，把一个铁器塞进他的口中，强行插下胃管，把食物灌进他的胃里。这个过程难受极了，但维尊丝毫不反抗。灌完后，胶管一抽去，铁器一取出，他就站起来，举目大声感恩说：“感谢天父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 他在所长和众人面前，作了感恩的见证。后来，监狱管理员只要硬往他口里塞窝头时，他总是举目望天大声说：“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
在那些年月里，吴维尊可能是几亿中国人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连犬儒主义的假装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当然暴风骤雨般临到他，但是他不仅不恨这些凶手，还为他们祷告。1970年9月10月间，当局对他再次正式提出两个“简单要求”：1、吃饭前不祷告谢恩；念毛主席语录。他立刻很明确地回答说：这两个要求，任何哪一个，他都做不到——因为把毛主席当作神来敬拜、把领袖放在最高位置，是神所厌恶的；而人“万岁”是不可能的，连活100岁也很难，毛主席决不会“万寿无疆”、而是“一寿有疆”的，我为什么要说不合神旨意的胡话？
70年代末期，天津系统在宁夏服刑的200多个无期徒刑犯人中，只剩下吴维尊一人了。但吴维尊坚决不去申诉。81年春季，宁夏高等法院的减刑裁定将他的无期徒刑已被改为有期徒刑6年，即再过6年后他即将被释放。然而，更惊心动魄的冲突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犬儒世界与基督世界的冲突。高等法院的裁定书认为，吴维尊“确已悔改”，因此给他减刑。而吴维尊坚持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任何悔改：“悔改”就意味着自己要把主过去交托他要他作的事当作“罪行”，那是污辱主，抵挡神，因此坚决拒绝出狱。 1987年5月28日，他被迫出狱之日，写了“出监日呈文”，致信区高级人民法院，呈文中再次申明自己没有“悔改”的事实。他说：
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述说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的，或有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它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长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心志，吴维尊决定“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这个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心悦诚服”的态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另一个方面，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着下列两个意义：（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二）因此，81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
出狱后的吴维尊就成了“监狱墙外的无期犯人 ”。2002年12月21日上午，吴维尊在宁夏银川监狱范围内的住所内安祥离世。
为此，王怡写到：“在1979年，知识分子们巴不得平反，补发工资。一些老右派，用当初歌颂毛泽东的热情，转而歌颂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而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却出人意料的拒绝出狱。……至少在他面前，没有一个右派可以说，你之所以没有屈服，是因为你受的苦还不够。我想也没有一个民主斗士或自由主义者可以说，基督徒右派吴维尊为中国人留下的，不构成自由概念的一部分”。在暴政面前，人仍然是有尊严的。但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中，只有像吴维尊这样的基督徒活出了人的尊严。“人在尊贵而不自知，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诗篇-49-20），吴维尊，为我们在神面前活出了尊严，并且也为我们在神面前为人尊严献上了感恩。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还没有从无神论传统中走出来，也没有认识到基督教信仰在一个专制传统国家里所具有的价值。也许，重温一下被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奉为自由主义大师们的话，是有意义的。在考察过美国民主之后的托克维尔说：“当一个民族还缺乏宗教所熏陶出来的自我驾驭能力的时候，这个民族还没有为民主的来临做好充分的准备”。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说：“除了依靠法律，自由和还需要宗教和良心的支持。那些对神和人格神哪怕是恶魔一样的神缺乏信仰的民族，那些有着严格等级制度，财产观念不发达的民族，却是自由生长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