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富而不尊，富而不强
前面已经说过，国人心目中的所谓“崛起”，就是发家致富，并无其他内容。托毛泽东的福，“纲式思维”业已成了“国思”，也就是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过去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如今则是以金钱为纲。据说只要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那就“纲举目张”，“一切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只要发了家，其余一切自会水到渠成，GDP搞上去了，民族尊严就会自动提升，国际形象会自动变好，国际威望会自动具备，国力也会自动增强，什么都有了。
这种思维方式也未必如有些网友推测的那样，是过去穷急了形成的，它其实是中国生活方式形成的“普国价值观”。在国内，金钱已经成了衡量世间一切事物的唯一价值标准，有钱就有了一切，丧失金钱就丧失了一切。如今国内已经不再是“笑贫不笑娼”，早就进到了“羡娼”的高级阶段。有的青年女性在网上公开广告，申请二奶位置，直接就把不劳而获、不择手段致富当成了荣耀。
在国人心目中，既然国内如此，国际上当然也会这样。有钱就是大爷，没钱就是孙子。就是在这种心态驱使下，央视主持人芮成钢才会向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提问：“听说你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的钱？”没哪句话比它更能揭示暴发户那鄙俗、无礼、猥琐、龌龊的心地了。最绝的还是，这种散发着小人得志的恶俗铜臭的话，不但出自代表国家喉舌的“国嘴”，而且发话者竟然丝毫意识不到这话只能羞辱自己，羞辱自己代表的国家媒体，反而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自人类有史以来，这大概是最为宏伟壮丽的以耻为荣、以自辱为弘扬国威的壮举吧。
可惜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说：‘天的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合乎事实的。”在国内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拿到国际上来就成了令人作呕的伧俗了，因为并不是世上所有的人都是趋炎附势的势利眼。
于是中国人不能不无限懊丧地发现，中国确实有了钱，然而依旧没有尊严，没有光荣，没有威望，没有感召力，并未给她的公民赢得任何尊重与便利。中国的护照至今仍然是世上最没用的护照，除了一般人根本没听说过名字的国家或乱邦危邦外，上哪儿去都要签证（http://quailnest.blogbus.com/logs/49781650.html）。相比之下，中华民国虽然被中国不遗余力地围堵封杀，世界上却有一百多个国家允许其公民免签入境。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就连弹丸之地的香港，给予其护照免签优惠的也有145个国家，囊括了所有发达国家在内。
这就怪了：若说是鬼子搞种族歧视，则港台两地居民都是华人。若说人家嫌贫爱富，如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观光客比中国游客出手更大方？若说人家是嫉妒咱们，为何其他富国大如美国，中如日本，小如挪威、瑞士、奥地利、丹麦等等没有类似困境？若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未死”，是几时起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成了帝国主义？而且，当年德国日本是整个文明世界的死敌，战败后为何非但没有亡国灭种，还迅速迎来经济起飞，不但先于英法等战胜国进入繁荣，而且至今也比那两国富？
处于许多国人视野之外的，是世界上并不只有金钱才是财富的文明常识。王朔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名言广为国人传诵，可惜没有多少人知道，只有钱更是万万不能的。兴许，最可怕可哀的贫穷，还是“穷得只剩下钱了”。有钱的野蛮人比贫穷的野蛮人具有更强大的排斥力。像芮成钢那种“富措大”，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会有哪个文明人愿意与之来往。可悲的是，许多大陆人不懂这最粗浅的文明常识，因此非但无法理解香港人对大陆人的反感，还要由孔庆东带头，对港人恶语相加，于是就只能火上加油，越发促进香港的离心倾向。
据港大民研计划中心近日发布的民调结果，香港回归15周年之际，市民对中国国民身份的自豪感，比去年同期下跌4个百分点，只有37%的香港人感到自豪，是2001年以来的新低；港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跌至13年以来的新低，29岁或以下群组，更创历年新低。其实也用不着什么民调，光是“强国人”这一绝妙讽刺称呼的发明与流行，就足以说明暴发的野蛮人的排斥力是何等强大了。连同文同种、据说是“血浓于水”的港人都这个态度，您还怎么指望让“非我族类”的洋鬼子倾慕咱们？
这说的是国民形象，作为一个大国与富国，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国际威望又如何？甭说与二战中跻身“四强”、二战后一举收回沦陷50年的台湾、沦陷14年的东北、并废除了与除苏俄外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平等条约的中华民国相比，就连当年屡战屡败的积弱的大清都不如。
1909年10月11日，在经过紧张的外交谈判与必要的武力显示后，大清与日本签订了东沙问题条约，顺利收回已被日人强占的东沙群岛。1911年5月，墨西哥发生排华运动，当地暴民杀害抢劫华侨，排华运动并播散到古巴等拉美国家。清廷立即向墨西哥政府提出抗议，聘请国际调查员就屠杀惨案提出赔偿要求，并立即电令正在北大西洋海域游弋的重巡洋舰“海圻”号向排华最严重的几个拉美国家进发，8月中旬，“海圻”号驶抵哈瓦那，古巴总统被迫拜谒舰长，签订讨好华侨的城下之盟；清政府向墨西哥发出最后通牒，声称中国海军即将进军该国，迫使墨西哥政府就排华事件正式向清政府赔礼道歉，承诺偿付受害侨民生命财产损失并缉捕暴民。
就连统治因辛亥自爆而碎片化的中国、政令不出北京的北洋政府，也曾在1918年4月16日派巡洋舰“海容”号驶抵海参威，武装保护陷于俄国动乱中的侨民。北洋政府并紧急加派机车、商船，从陆海两路撤侨。“海容”号巡洋舰在海参崴时，多次派兵登陆，前往保护被当地人包围的华工。几次三番武装示威后，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大为减少。北洋政府还于是年8月22日派出2个团共4000人的兵力，分6批陆续开进西伯利亚，确保海参崴-双城子-绥芬河的撤侨通道。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中国外交官员不畏艰险，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护送，仅1918到1919 年间就抢运出3 万名被困华工。1921年初，海兰泡、伯力等地再度发生排华事件，北洋政府再度在6月份“派军舰江亨赴黑河，利捷驻三江口，利绥、利川赴伯利”，“专备保护侨民之用”（引自雪珥博客）。
这些壮举，“新”中国政府几时做出来过？自1949年以来，全世界排华事件此起彼伏，不绝如缕，印尼、缅甸、越南、柬埔寨、俄罗斯……炎黄子孙一次又一次被抢劫、被强奸、被屠杀，而伟大的祖国却视若无睹，甚至把越南侨民称为“越南难民”，听任他们在70年代飘满南太平洋。那时的口号是“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然而它们却绝对不是本国侨民的坚强后盾与可靠后方。伟大祖国为他们安排的命运，就是走投无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只能默默丧命异国。
如果说那时中国还一穷二白，需要“韬光养晦”，那么“撅起”之后又何如？
2009年2月14日，中国货船“新星号”在俄罗斯纳霍德卡港外遭到俄边防军“海岸”号军舰炮击。在返港途中，货轮因遭受重创而沉没，7名中国船员失踪。外国军舰击沉中国货轮，中国政府却甘之如饴，无只言片语谴责俄方放肆践踏国际公法的罪行，遑论要求惩办祸首并对受害人及其家属作出谢罪与赔偿。连道歉赔偿的要求都是租赁该船的香港吉瑞祥船坞有限公司提出的，堪称开创了世界外交史上之光辉先例。
2009年6月18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将集中销毁价值高达20亿美元的中国“走私”商品，并要求莫斯科市尽快关闭切尔基佐沃市场。俄罗斯中国浙江同乡会会长倪吉祥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表示，此举对中国公民造成的损失根本不止20亿元，总损失估计在30亿-60亿元之间。华商跳楼的跳楼，自杀的自杀。然而中国派出的的代表团却表示“支持俄方强力打击不法经营的做法”！
近年来，俄罗斯排华活动越来越猖獗、越来越频繁与惨烈，华侨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欺压、凌辱、毒打，而中方媒体却把这些事实隐瞒得严严实实，大力宣扬两国人民相互友好信任、俄罗斯中国年、中国俄罗斯年如何成功等等。就连被俄媒体公开报道的华人遭到遣返和不公对待的消息，也被中国当局视为“不合主流、唱反调”。哪怕是在华工因不堪俄国保安欺压而奋起抗暴之后，中国政府仍要侨民要以中俄两国友好大局为重，支持俄罗斯权力机关的执法行为！（详见颜昌海博客）
俄罗斯还可以说是中国惹不起的大国强国，“韬光养晦”的对象。可奇怪的是，就连历来慑服于“天朝”的周边小国弱国，如今也居然会竞相肆无忌惮地羞辱天朝，而天朝也就默默忍辱。这可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咄咄怪事，就连国力最弱的大清、北洋时代也如此，绝对是共产党领导下才出现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独特风景线。
用凯迪网友的话来说就是：“不占领几处中国的领土或岛礁，不抓几个中国的边民或渔民，不从中国搞几十百把亿的无偿援助，你都不好意思说是中国的邻国。”强占中国领土的日本、越南、菲律宾不必说，就连据说是“鲜血凝成的友谊盟邦”朝鲜，也敢派巡逻艇大摇大摆地驶入中国领海，绑架抢劫中国渔民。羞辱中国似乎成了一种时尚，一种竞赛。与赛者似乎都心领神会：方今之世，不爬到中国人头上去拉泡屎就不算好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今解），而这么做毫无风险可言，绝对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惩罚。就连虚假的抗议姿态，中国政府都未必会做出来。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悖论：毫无疑问，如今是中国有史以来国力最强大的时期，然而对外（不包括对台）关系却处于最屈辱卑微的时期，堪称“毫无国威的强国大国”。这就是中式撅起：极大增强了的综合国力有如冥币，根本就无处兑现。
五、中国国际形象为何如此糟糕？
中国的国际形象如此糟糕，主要是因为中国是硕果仅存的共产党大国。国内网友不知道，在文明世界，“共产党”这名称非常之臭，与“魔鬼”“邪恶”这类词几乎等价。一般人想到共产党国家，犹如想到当年的纳粹国家一样，觉得那完全是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恶政权。
昨天在国内网上看见，有人非常惊奇地通知大众，诺尔曼•白求恩在他的老家加拿大原来非常之臭，以致他家的人都把他当成了不可外扬的家丑。只是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加关系的改善，白求恩才开始被本国人当成救死扶伤的人道志士纪念。这则新闻本身，就暴露了国人压根儿不知道，在文明社会中，“共产党”这三个字是何等的臭不可闻。
由这种邪恶组织统治的国家，想在国际社会上有好印象，其可得乎？几年前CNN的记者 Jack Cafferty在电视述评中说: “They are basically the same bunch of goons and thugs as they were in the past 50 years.”引起爱国愤青大哗，以为那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严重侮辱，迫使CNN作了道歉。但卡夫提不过是说出了一般人的心里话罢了。那儿的they，说的是“the Chinese commies”，并不是泛指所有的中国人。
要说这看法完全是偏见倒也未必。有过1989年那场大屠杀后，要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就难了。至今犹记，1989年年底，所在国的电视台回顾过去一年的新闻，在放出坦克隆隆驶入长安街的镜头时，解说道：“这是一场入侵，一支军队攻占了自己的首都。这是一场战争，一个政府疯狂地屠杀自己的人民。”这话有如说是悲愤或沉痛，莫如说是无限的震惊与厌恶。一个国家的军队和政府竟会对自家国民干出这种事来，完全超出了鬼子的理解力与想象力。
六四之后又如何？中国总是隔三差五地爆出人权丑闻。刘晓波不过写了几篇没人看的文章，就被判了重刑。更别说新疆西藏反复发生的骚乱了。最令鬼子无法忍耐的是，连一个盲人，中国政府都有本事去迫害之。这种丑闻只可能不断强化鬼子的恶感。
另一方面，中国的外交官员（也就是被某个小白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无限忠诚尊称为“洋共”的人渣们）因为缺乏起码的文明常识与业务能力，专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在国际舞台上丢中国的脸。那位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世界几百年也不会出一个的前外长李大牙就别提了，中国政府的重大外交决策也威力无穷。1999年，中国因为马其顿同台湾建交，投票否决了联合国向马其顿续派维和部队。当时外国传媒都对此恶心到了极点，认为中国政府什么道义感、什么原则都没有，只是为了泄私愤，竟然不惜滥用大国权力，否决了一个纯粹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个人觉得，事实确实如此，毫无原则就是“负责任的大国”政府的独家商标，在这点上，中国连老大哥都不如——当年中苏虽然成了敌国，人家在联合国讨论驱逐中华民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议案时，可从来是投赞成票的。被中国政府无端干涉内政、辱骂了几十年的南斯拉夫也如此。
不幸的是，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从上世纪初就成了中国的国症，至今毫无痊愈模样。中国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外界承认自己的成就，更需要他人的尊重，却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以为尊严是可以靠金钱买来的。于是不但斥巨资兴办奥运会，而且无比慷慨地实行银弹外交。可惜大多数国人不知道，一个不知道尊重自己的人民的政权，只会让文明世界深怀厌恶，绝无可能赢得尊重，却相信了官媒以及疯子郎咸平的疯话，把西方普通人对中国政府的厌恶，看成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国际大阴谋。他们不知道，其实西方的政客与资本家都是“亲华”的，讨厌中国的是普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本能反射，与一般人对肮脏的厌恶心理差不多。
当然，鬼子也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后毛共与毛共社会的重大区别。但这对中国国际形象反而不利。在暗无天日的毛时代，中国在西方反而有许多同情者，那就是在西方媒体中很有影响的力薄儒们（liberals），这些人多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此语跟中国的“知识分子”涵义不同，大致相当于中国的“高知”吧。因为此语有政治上不正确之嫌，如今已不大用了，改为academics），亦即大学教授、名记者、作家等等。他们把对物质社会的幻灭逆反心理先投射到苏联，后投射到中国，幻想出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东方香格里拉”，报以无限单相思。我作博士后时的系主任与同事，在60年代都是死硬的毛分子，不但颇能背诵毛语录，甚至还看过电影《红旗渠》。但自中国和平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后，就连这批左派的好感也丧失了——他们的“隔河柳色更绿”的幻觉，不可能不被“举国尽是曼哈顿”的山寨美国图景打破。
除了社会制度引来的文明世界的天然反感外，低下的国民素质也能引起大众的恶感。如今西方的观光点特地针对中国游客，立起了中文告示，特别强调“请勿大声喧哗”、“请勿随地吐痰”，让我看了脸上热辣辣的。国人说话声音之大，似乎远超其他地方的华人。我在《台湾一瞥》中就讲过，在台中夜市，我们与一位大陆访客发生了轻微争论，周围的人却都吓呆了，人家似乎从未见过这壮丽景象。大陆人说话就跟吵架一样，似乎音量不到一定程度就没有表达能力。而西方大概只有意大利人与西班牙人有此爱好，但也远没到中国人的程度。
这些都是小事，更严重的问题是，国人似乎有一种引人厌憎的特殊本领。第一是喜欢犯法占小便宜，认为这么做才是聪明伶俐，不这么干就是猪头。第二是极端势利，有点钱就耀武扬威，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第三是粗鲁无礼。这些毛病结合在一起，很容易让中国人成为极不受欢迎的族群，走到哪儿都让人侧目而视。我想，港人对“强国人”的排斥与反感，多半是这些原因。连本族人都无法容忍，遑论异族？中国的邻国没有一个不将中国恨之入骨，这恐怕不完全是政府造成的。
外蒙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它先后当过中国和俄国的殖民地。论在那儿作的孽，中国人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外蒙是在大清时才首次进入中国版图的，但历来由蒙古王公统治，办事大臣也多是满人，汉族根本就不得往那儿移民，只是到了晚清新政搞改土归流，才鼓励汉族商人上那儿去，但没多久大清就垮台了。老毛子进去以后，扶植傀儡政权，在那儿忠实复制苏维埃暴政，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喇嘛就屠杀了十万人，而当时整个外蒙也就只有70万人。饶是如此，外蒙人却并不痛恨俄国人，却把中国人恨进了骨子里去。华商华工犹如过街老鼠，动辄被当地人暴打。您说这是咋回事？我看跟中国人的贪婪、怯懦、粗俗、势利分不开。最讨人厌憎的恐怕还是势利，就凭汉族对所谓“文化落后”的穷国流露出来的那种赤裸裸的鄙视，走到哪儿都只会变成过街老鼠。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文明世界极大地误解了中国。就连中国人自己，也至今弄不清中国的“国家”与西方的“国家”根本不是一回事。西方其实是按苏联的模式来拟想中国，却不知道中国与苏联内政或许一模一样，外交则有本质不同。其最本质的差别是，苏联是个对外扩张欲永无止境的邪恶的民族国家，而中国则是个内向的官僚阶级镇压本国平民的机器。就是因为这误会，某个小白才会在楼下卖弄聪明，胡喷什么“地缘政治”，让我看了就失去了写完此文的念头。
六、“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此话大陆人个个倒背如流，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对“国家机器”的理解，也是中南海制订一切国策的出发点。13亿人中，我只见过一位青年对此问题作了思索，他在《凯迪》问：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现在中国有什么阶级？只有两个，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国家就是权贵资产阶级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这话入木三分，一言道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它不是西式民族国家，而是官僚阶级镇压本国平民的机器。
这种国家机器的实质，是它完全是内向的，其要素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机器的硬件：军队、警察、法庭与监狱完全是为镇压人民，维护中共那官僚特权阶级设置的，官僚阶级靠它们来实现其统治的self-perpetuating。而国家机器的软件——法律，则是官僚阶级意志的单向体现。军队不是国防军而是“党防军”，或曰“防民军”，不是对外捍卫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支柱”，完全是为了镇压本国人民、维护中共统治而设，其对外功能仅在于震慑外国对中共统治的干涉与威胁，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本国国民利益毫无关系。而所谓“主权”也就是“中共任意统治本国人民的永久权力”的同义语，毫无对外内容。举凡中国政府提到这两个字，必然是觉得外国政府（或甚至是NGO）干涉了中共这一权力，与捍卫中国人民在国际上的权益（领土、资源、政治经济利益等等）毫不相干。于是每逢中国政府抱怨西方干涉内政之日，便是它爆出丑闻之时，其最新笑话，就是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抗议美国领事馆发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打破了中国政府对百姓知情权的垄断。
在我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对这种特殊的国家机器的功能与目的早已熟视无睹，见惯不惊，居之不疑，还以为全世界的国家都是这样的。可惜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说：‘天的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合乎事实的。”国人不知道，不但西方的国家不是这样，就连晚清与民国的国家也不是这样的，只是在中共执政后，才按照马列的“国家定义”，把中国改造成了阶级镇压的工具。
在未完成稿《中印边界冲突史话》中，我系统论述了东西方国家的本质区别。西方的国家是nation，也就是民族国家，它主要是为了保护本国人民的基本权益而设置的。其主权分为对内与对外两部分。对内是政府经人民授权而获得的统治全国的法律权利，其主要目的是对内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被强者侵犯，对外则是捍卫本国人民的国际权益，包括领土、资源、政治经济利益等等。它确如马克思所说，是私有制的产物，是家庭私有制放大到了国家规模；而所谓“主权”，也就是公民权利放大到了国家规模。因此，它在国际上是一个争利机构，其产权意识与利益意识都非常明确，不但边界划分得清清楚楚，不容他人染指，而且不惜动用武力或其他强硬手段，捍卫本国国民在国外的经济利益。一言以蔽之，政府的职能，就是保障国民的基本权益不受国内外强者的侵犯。
传统中国则只能称为country，不能称为nation，其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并非私有制在国家规模的放大。因为缺乏“权利”观念，朝野当然也就没有由它衍生出来的“主权”观念。因此，这种国家毫无对外主权意识，缺乏产权和利益意识，不但边界模糊不清，而且毫无国际平等观念，以为自家是“四夷宾服”的“天朝”，因而耻于与“藩属”争利，更将海外侨民视为叛逆，这才会在海禁初开时将关税自主权与领事裁判权拱手送人。对内，各级官员只有对上级的责任，毫无保障子民的权利不被强者侵犯的责任。而且，它的国家建构非常原始，缺乏控制各地区以及子民的一系列硬件设施诸如国军、警察等等。除了内地18行省之外，周边藩属地区如西藏、新疆、蒙古、满洲等地的主权不明，朝廷只享有模糊的宗主权。
这种原始的国家结构在与西方的民族国家狭路相逢后，其弊病便暴露无遗，构成了近代史上中外冲突的“内因”。在挨了一个甲子的反复痛打后，朝野才开始“悟今是而昨非”，幡然变计，学着搭建西式民族国家。朝廷不但建立了明确的主权意识，而且着手强化对内与对外主权，对内实行将西藏、蒙古、东北、新疆变为由中央政府派官统治的行省的“改土归流”运动，对外则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捍卫中国的领土与侨民的利益，这才有了上述收回东沙群岛，对墨西哥实行“炮舰外交”等壮举。
可惜这由“天朝”向“西式民族国家”的进化过程被辛亥蠢动腰斩了。1911年后的中国，从晚清的“已经具有明确主权意识，并自觉强化对内对外主权的正在成形的民族国家”，堕落为“具有明确主权意识，但因丧失对内主权而毫无国防能力，因而无法实施对外主权的瘫痪的民族国家”。而在1949年之后，中国则大幅度向传统“天朝”回归，堕落成了“具有空前强大的统治能力，但毫无对外主权意识的内向型镇压机器”。之所以发生后一背时转化，是马列的“国家学说”与传统的“天朝心态”综合作用的结果。
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毛泽东的知识储备除了传统文化糟粕之外，便只有肤浅的马列“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马列否认国家的民族性，否认民族利益的存在，代之以所谓“阶级利益”与“阶级性”，把国家看成是阶级镇压的工具。毛泽东接受了这一肤浅谬说，再加上“君临万国”的痴梦，便对内实行史无前例的残暴镇压，对外实行“国际统战”，把“阶级仇恨”与传统帝王心态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对“国际统战对象”效法裂土封侯的周天子，“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弃领土资源如敝屐，不但向周边几乎所有邻国包括小国弱国诸如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等拱手相让万里河山，而且效法明朝以厚币收买“藩属”，向亚非拉国家倾倒民脂民膏，还要洋洋自得地自夸：“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而对“国际阶级敌人”则罔顾国家安危输出革命，蓄意制造紧张局势，不断地在周边国家包括台湾海峡“搞搞震”，不但使中国沦为文明世界公敌，被关在联合国外长达22年之久，开创了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迹，而且几次把全国推到了核毁灭边缘。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未见过这种白痴皇帝，连晋惠帝都自叹弗如远甚。
后毛共与毛共的最大区别，在于遵循老邓“不要扛大旗，我们扛不动”的教诲，放弃了充当“世界革命中心”、“国际共运领袖”的痴梦。习近平已经在三年前把这基本国策改变说得清清楚楚了：
“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因此，相对于毛共，后毛共的国际外交战略确实发生了重大改变，不再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胁了。但就内政而言，卡夫提那话说得很正确：“They are basically the same bunch of goons and thugs as they were in the past 50 years.”这一脉相承之处，就是无论是毛共社会还是后毛共社会，本质上都是官僚阶级垄断了一切资源与权力的官僚社会，区别只在于信仰的有无。官僚阶级在丧失信仰后便唯利是图，一切行动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依归，从毛时代的奴隶监工，迅速蜕变为世袭的政治经济贵族。而国家机器也就相应成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工具”，其“内向镇压型”的特点愈发得到了空前的强化。“维稳”预算超过了国防预算，比什么都能更直观地表明了这一点。
因此，中国的所谓“国防能力”或许空前强大，但国人不知道，那是贴在门上的门神，也就是“秦叔宝尉迟恭在此，诸邪不得入内”，其功能是吓阻外国干涉中共的统治的，并不是为了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与国民的海外利益的。只要中共不觉得自己的统治受到国外武力威胁，就绝不会动用。
不幸的是，不但鬼子不懂这一点，就连国人也窥不破这玄机，以致以为中国真会为南海或东海的领土争端动武，令人啼笑皆非。至于个别白痴奢谈什么“地缘政治”，重复中共“强调周边的和平环境”的屁话，就更是令人耻于在网上论政了。
论国际孤立，如今的中国难道比得上过去唯一的共党国家苏联？论综合国力之强大，今日中国又岂是40年代初才基本实现工业化的苏联可比的？可苏联自成立以来，就从未停止过避实击虚，吞并侵占邻国领土，在西线斩获无数：侵占了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芬兰、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的大片领土；在东线也同样斩获无数：侵占了唐努乌梁海、千岛群岛、日本北方四岛，化外蒙为殖民地，就连新疆也一度沦为苏联殖民地。万恶美帝或其他强国为这些弱小国家打抱不平过没有？莫非拱手相让万里河山，竟是“地缘政治”不成？
这就是西方对中国的最大误解：把中国当成了前苏联，却不知道俄罗斯的沙文传统永不变，斯大林的“国际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俄罗斯沙文主义，其要旨就一句话：“苏联的国家利益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所谓“世界革命”成了苏联扩张帝国的绝妙借口。而中共过去由一个怀着“当上全球教主兼共主”之梦的疯子统治，现在则由历史上最大的贪官集团把持。连最清廉的习近平家族在国外的资产都高达29亿美元之多，遑论他人？这种贪官统治的国家，念兹在兹的只会是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不变，岂还会顾得上国家利益，遑论为捍卫国家利益对外用武，为自家统治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正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误解，BBC才会以己度人，用当年大英帝国的发家史类推中国，拍出那腾笑万方的The Chinese Are Coming的闹剧丑剧笑剧来。我当然不认为海外华人个个是天使，相反，上文已经强调指出，许多国人的脾气很烂，某些毛病诸如动辄撒谎、欺骗、犯法占小便宜等等，不能不让异族深恶痛绝。但若把他们当成当年的西方殖民者，则完全是指鹿为马，过分恭维了中国以及中国人。
过去我与土土007网友讨论时，曾指出近代帝国主义与古典帝国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古典帝国主义诸如亚历山大帝国、凯撒帝国、拿破仑帝国是统帅个人的冒险事业，而近代帝国主义则是全民的冒险事业。大英帝国的建立就是这种“百姓推着政府走”的全民冒险的结果，并不是由某个野心勃勃的领袖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建立起来的。
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大英帝国的建立非常肮脏血腥，黑奴买卖比起其他犯罪行为来还算是小菜一碟了。早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英国就鲜明地表现出了以抢劫立国的海盗国家的特点（大概是他们的维京[Vikings]血统使然吧）。其时的风云人物弗兰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就是由伊丽莎白一世授予爵位的臭名昭著的海盗。也是女王政府，此前曾授予这位海盗以“私掠许可证”（ Letter of Marque and Reprisal）。
根据英文维基百科的解释：“私掠许可证批准一个人（称为‘私掠者’）攻击并俘获敌人的船只，将他们带回（本国的）海事法庭受惩并出售。带着私掠许可证在海上为获利而巡航，被看成是一种将爱国主义与利润结合在一起的光荣的召唤，这与未获执照的海盗行为截然不同，后者受到普遍的咒骂。”
所以，是大英发明了这种“将海盗合法化”的龌龊勾当，政府成了与海盗分赃的窝家与后盾。在政府的批准与鼓励之下，德瑞克多次成功袭击了西班牙船只以及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抢劫了无量金银财宝、黑奴等等（重要更正：我曾在旧作中说，黑奴买卖是西方商人长途贩运从非洲酋长那儿买来的货，这不完全正确。德瑞克就是个绑架并贩运西非黑人的奴隶贩子）。1580年，当德瑞克完成了环球旅行回到普利茅斯之后，他如约将抢来的金银财宝的一半交给了英国政府，其价值竟然超过了王室的岁入。为此，他成了英国人世世感戴的民族英雄。英国人不但在他的家乡立起了雕像，而且还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把他吹成了爱国主义的象征。英国甚至有个民谣《德瑞克的鼓》：
Take my drum to England,
hang et by the shore,
Strike et when your powder’s runnin’ low;
If the Dons sight Devon,
I’ll quit the port o’ Heaven,
An’ drum them up the Channel
as we drummed them long ago.
硬译如下（若有误译，欢迎指正）：
“把我的鼓拿到英格兰，
挂在海边，
当你们的力量减退时就敲它。
如果强盗出现在德文郡（位于英格兰西南部），
我就会离开天堂的港口，
敲着鼓把他们赶过海峡，
就像我们多年前干的那样。”
由此可见，这个具有官方执照的“海盗爵爷”完全成了激励英国民气的象征。而且这精神感召力还远达大洋彼岸。美国加州有若干地方、街道与学校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直到2009年，美国还拍摄公映了一部电视影片《德瑞克船长不朽的航行》（The Immortal Voyage of Captain Drake）（请参看英文维基百科有关介绍）。
在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不久，伊丽莎白一世批准了英国商人向印度挺近，于是由渴望发财的平民先在海外开疆拓土，建立殖民地，再由政府接管的近代帝国主义实践由此开场。整个印度次大陆都是东印度公司这家私有企业征服的。这家私人公司有自己的军队，以武力征服了印度各种各样的土邦，再以自己的行政机构代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完全由一家私人企业统治的奇观。东印度公司不但获得母国政府的特许证，完全垄断了印度次大陆的贸易，而且还向中国大量出口鸦片。东印度公司拥有的铁甲舰“涅墨西斯号”（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大显神威，击沉了中国的大批战船以及林则徐向美国人购买的商船“堪布里奇号”。直到该公司的胡作非为激起了1857年的所谓“印度叛乱”之后，迫于国内舆论的愤怒抨击，英国国会才立法剥夺了该公司享有的一切行政权力，以及在印度的财产包括其武装力量，由女王政府派出的官员接管（请参看英文维基百科的有关介绍）。
当然，我也曾在旧作中区分过“文明帝国主义”与“野蛮帝国主义”，前者包括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主要侵略的是没有明确国家归属的土地。我还特地指出，直到近代，所谓“印度”不过是个地理名词，非但不是nation，就连country都不能算，非洲和美洲殖民地就更不用说了。而且，文明帝国主义还讲究信誉，其海外侵略行径在国内受到一定的民意束缚。相比之下，野蛮帝国主义如苏联、日本、德国则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什么兽行都干得出来，什么荣誉感都没有，签订了条约就是为了撕毁之。国人不知道区分这两种帝国主义，将所有的外国甚至从来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捆在一起骂，完全是无知的表现。
但尽管有这些重大区别，文明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家史仍然充满了肮脏、血腥与罪恶。把中国类比于前苏联那样不断扩张的邪恶帝国固然大谬，将中国类比于大英帝国也照样荒唐。请问华商、华工们建立起了什么殖民地？何时得到过政府以武力为后盾的支持？又获得了哪个国家的贸易垄断权？正如中国驻俄使馆对华商宣称的：使馆是为国家服务的，不是为侨民服务的。他没有说的只是，中国人所谓“国家”，就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歧视迫害侨民，将之视为叛逆，历来是天朝的传统，到了毛时代，侨民就成了“特务”与“阶级敌人”的同义语，此所以毛共政权要笑看红色高棉将华侨屠杀罄尽。如今“负责任的大国”虽然再不敢公开视侨民为阶级异己分子，但仍然毫无“政府必须为海内外人民负责”的起码观念。秦晖教授在近作中就指出了，中国政府乃是世界上权力最大、责任最小的政府，连在国内都如此，而况国外乎？而没有政府作后盾，“殖民主义”还怎么可能搞得起来？
八、结语
本文不是鼓吹中国走西方列强的老路向外扩张，也不是纠缠历史旧恨，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想澄清一个最明确无误、连盲人都不该错过的事实：中国根本不是西式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内向型镇压机器，统治者的着眼点永远向内，关心的是死死霸住那财源滚滚的“聚宝盆”（或阿拉伯神话中的魔术桌布），子子孙孙永宝用，世世代代传下去，绝不许任何人打破现存利益分割方式与格局。因此，除非当局感到政权有被外力推翻的危险，则中国绝对不会对外用武。所谓“共军”不是捍卫国家利益的工具，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柱石”，是为了中共政权确保不被国内外“阶级敌人”颠覆而设置的。这就是“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现代诠释。
明乎此，则不难立即看出，所谓“皇汉子孙”等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完全是哭错了坟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连民族国家都不是，“民族主义”往哪儿贴？
明乎此，则也不难立即看出，中共给自己制造的一个人为的制度性危机，就是假冒民族主义者，大肆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哪怕是白痴，也该知道被中共在过往30多年中煽起来的浮嚣民气构成了雄厚的政治资源，只待党内军内野心家去开发利用。当“民族主义高调”引发或激化了对外冲突，而怯懦苟安的卖国政府在危机中本相毕露之日，也就是军内少壮野心家们大展奇才之时。对此不祥前景，我已经在2001年写的预言小说《当中国取代美国成了龙头老大……——公元2093年中国大事记》中警示过了。
（全文完）
